[本节大部分根据霭氏以前所作的《性的教育》一文，即《研究录》第六辑《性与社会关系》的第二章。一九三二年，译者应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之约，曾将此文译出，交协会书局作单行本印行。]
我们在上文看到婴儿期与孩童期的种种生活表现里，性的表现有时候好像是不存在似的；有时候见得存在，又往往很模糊；有时候虽不模糊，我们却又不宜把解释成人的性表现时所用的方法来解释它们。
因为有这种种情形，所以就是比较善于观察的人，对于这时期里的性生活所表示的态度与所主张的政策，也往往很不一致；至于不善观察及观察错误的人，一听见婴儿及孩童也有性的生活，就不免谈虎色变的人，可以搁过不说了；好在到了今日，这种人已经是一天少似一天。在所谓善于观察的人中间，有的觉得在正常与健全的孩子身上，找不到什么真正的性表现；有的认为不论孩子的健康程度如何，不论有无神经的病态，性的表现总是有的，不过在方式上很有变化罢了；还有第三种人，一面承认这年龄内性生活的存在，一面却说这种过早的表现是不正常的，至少，精神分析派学者朗克的比较后来的立场便是这样。他在《近代教育》一书里说：“性现象对于儿童，是不自然的；我们可以把性看作一个人天生的仇敌，并且打头便存在，仇敌是不能不抵抗的，并且得用人格的全力来应付。”朗氏这种见地，倒可以和文明社会里以至于原始文化里的一个很普通的态度互相呼应，不过若专就儿童的性生活说话，这见地是否适用，却是另一个问题。
我以为对于儿童性生活的应有的态度是一个保健的态度；健是目的，保是手段，需要做大人的随时随地的注意，但是注意的时候，却又应该谨慎地出之，不要让儿童注意到你在注意他。童年的性爱的冲动往往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大人注意不得当，就可以化不自觉的为自觉的，这种自觉对儿童并没有什么好处。儿童自有其不自觉的性的活动，保健的任务不在呵斥禁止以至于切心于责罚这一类的活动，而在使这一类活动对于本人或对其他的儿童不发生身体上的损伤。保健的任务无疑的是母亲的任务；做母亲的，除了上文所说的以外，似乎还应当注意一点，就是不宜过于表示身体上的亲爱，因为这种表示对于神经不大稳健的儿童，难免不引起一些过分的性的情绪。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儿童一般的天性与个别的性格，应该精心了解。一般壮年人不懂年龄与心理发展的关系，往往喜欢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感觉当作儿童的感觉，即自己在某种场合有某种感觉时，认为儿童到此场合也会有同样的感觉；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儿童有许多活动，在大人看来是有卑鄙龌龊的性的动机的，事实上往往是全无动机可言，更说不上卑鄙龌龊一类的评判；儿童之所以有此种活动，一半是由于很单纯的游戏的冲动，一半是由于求知的愿望。这种见解上的错误近年来也很受精神分析派的影响，这一派的一些不严谨的学者，侈谈童年性现象的结果，不免使这种错误更牢不可破。
一件很不幸的事是：研究儿童心理的学者所有的知识经验往往得之于神经病病人的研究。朗克在《近代教育》一书里说得好：“一切从研究近代式的神经病态得来的一般结论，是必须经过郑重考虑之后才可以接受的，因为在别的情况之下，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朗氏又说，今日的儿童并不等于原始的成人[演化论发达以后，一部分的生物学家，尤其是德国的海克尔（haeckel），创为“重演论”（theory of recapitulation），以为个体发育的历史就是重演种族进化的具体而微的历史，更进一步而有人认为今日的儿童可以比拟原始时代的成人。在十九世纪的末年，他们在这方面还出过好几本的专书。这学说大体上是有几分对的，但若过于刻画，至于把文明社会的儿童和原始社会的成人完全等量齐观，那就很有问题了。]；我们在实施教育的时候，那教育的方法与内容，最好是不过于固定。
性知识的启发固然是一个不容易讨论的问题，但教育界一些最好的专家，到今日至少已经承认两点：一是这种启发应该很早就开始，性知识的一般基本的要素应当很早就让儿童有认识的机会；二是主持这种启发的最理想的导师是儿童自己的母亲，一个明白而真能爱护子女的母亲也应该把这种工作认为母道或母教的最实际的一部分。我们不妨进一步地说，只有母亲才配担当这一部分的工作，而可以担当得没有遗憾，因此，母亲自身的训练便成为儿童健全发育的一个先决与必要的条件。持异议的人有时候说，这种启发的工作是有危险的，儿童对于性现象的态度，本属一片天真，毫不自觉，一经启发，难免不使它的注意故意与过分地集中在性的题目上面。这话固然有几分道理，但我们也得了解儿童心理自有其一番自然的活动，揠苗助长当然不对，把这种自然的活动完全忘记了，也有它的危险[孟子在《公孙丑》上篇里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这一段话译者认为是教育的最好的一个原则，一般的教育不能不用它，性的教育当然不能自外，以前的人对于性的教育，失诸不耘苗，今日我们应避免的错误，却是揠苗助长。]。一个儿童想知道婴儿是怎样来的，这样一个愿望并不表示他已经有了性的自觉或性的意识，乃是表示他知识生活的进展，婴儿的由来是一桩科学的事实，他想发现这事实，是情理内应有的事。年岁稍微大得一点，它更愿意知道异性的人，在身体的形态上究竟和他自己有些什么不同，这种愿望也是一样的自然，一样的不失其为天真，这一类自然的好奇心，是应当而可以有简单与合理的满足的；设或得不到满足，而所得到的是大人的两只白眼，或一番呵斥，那其结果，才真足以唤起一些不健全的意识。儿童从此就乖乖地不求这一类问题的解答了吗？当然不会。他公开的得不到解答，他就暗地里设法解答；等到暗地里设法，不论设法的成败，也不论所得解答的对与不对，一种不健全的性意识便已经养成了。
母亲所授予子女的性知识应当完全不带任何正式与特殊的意味。就通常的情形说，母子的关系总是很自然、很亲密的，在这种关系之下，一切生理的作用都可以成为问答与解释的题材，而贤明的母亲自然会随机应变，而应答得恰到好处；所谓随机，指的是有问题时加以答复或解释，所谓恰到好处，指的是视儿童的年龄与好奇的程度而决定说话的质量，无须讳饰，也无须解释得太细致。性与排泄一类的问题，应当和别的问题同样的简单的与坦白的作答，而作答的时候，更丝毫不应当表示厌恶或鄙薄的神色。家庭中的仆妇当然不足以语此，她们鄙夷性的事物，对于粪便的东西，厌恶之情更不免形于辞色。但是一个贤明的母亲对于子女的粪便是不讨厌的；而这种不讨厌的态度却是极其重要，因为在形态上排泄器官和性器官是近邻，对前者的厌恶态度势必牵涉而包括后者在内。有人说过：我们对于这两套器官应当养成的一个态度是：既不以为污秽而憎恶，也不以为神圣而崇拜。不过，完全把这两种器官等量齐观，也是不相宜的，双方都很自然，都毋庸憎恶，固然不错，但是双方的意义却大不相同；性器官的作用，一有不当，对个人可以酿成很大的悲剧，对种族可以招致很恶劣的命运，所以在性器官的一方面，我们虽不用神圣一类的字样来形容它，我们也得用些别的一针见血的形容词。
早年性教育对于成年以后的价值，我们从几种研究里可以看出来。戴维斯医师的范围很广的研究便是一例。戴氏把已婚的女子分做两组，一是自以为婚姻生活愉快的，一是不愉快的，她发现在愉快的一组里，幼年受过一些性的指点的占百分之五十七，而在不愉快的一组里，只占百分之四十四。汉密尔顿医师研究的结果和戴氏的不完全符合，不过汉氏的研究资料比戴氏少得多，怕还不能做定论。但汉氏的研究里，有一点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就女童说，性知识的最好的来源是母亲；凡是幼年从母亲那边得到过一些指授的，结婚以后，百分之六十五的性关系是“相宜的”，但是在“不相宜的”一组里，受过这种指授的，不到百分之三十五；若性知识的来源不是母亲而是伴侣，或其他不正当的性的讨论，则“相宜”的例子降而为百分之五十四；还有一小部分的女子，其性教育的来源是父兄而不是母亲，则其婚姻生活也大都不愉快[两位医师的作品已再三征引过，见以前的注文。汉氏所称“相宜”与“不相宜”原文为adequate与inadequate；如此迻译，盖取“宜尔室家”一类语句中宜字之意。]。
上文讨论的要点是，儿童的单纯而自然的发问，不提出则已，一经提出，便应同样的单纯而自然地加以答复；如此则在他的心目中，性可以不成为一个神秘的题目，而他的思想的发展，既不至于横受阻碍，他在这方面的情绪，也不至于启发得太早。若有问不答，再三延误，把童年耽搁过去，就不免发生问题了。要知在童年期内，此种性的问答，偶一为之，是很自然而很容易的，一到童年快过的时候，不特做父母的觉得难以启口，就在子女也轻易不再发问，而向别处讨教去了。
至于裸体的认识也以及早取得为宜。假如一个儿童在童年发育的时期里，始终没有见过异性儿童的裸体形态，是可以引起一种病态的好奇心理的；再若一旦忽然见到异性成年人的裸体形态，有时候精神上并且可以发生一个很痛苦的打击。总之，两性的儿童从小能认识彼此的裸体形态，是很好的一件事。有的父母，在自己洗澡的时候，总让年纪小一些的子女一起洗，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这一类简单与坦白的处置，一方面既可以展缓儿童的性的自觉，一方面更可以预防不健全的好奇心理的发展，确乎可以避免不少的危险。我说这种处置可以展缓性的自觉，因为我们知道，在实行小兄弟姊妹同浴的家庭里，男女儿童往往并不理会彼此形态上有什么显著的不同。我以为凡是足以展缓性的自觉的影响，都是对于前途的发育有利益的影响，而凡是足以引起神秘观念的做法都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这是目前聪明一点的性卫生学者都已了解的。
不过我们要记得，到底怎样对儿童的态度才算真正贤明的态度，一时还不容易有定论。近来的教育家就儿童的心理说，与其说父母视生活的需要而陶冶其子女，毋宁说子女就其自身的需要而陶冶其父母，这话固然不错；不过我们要知道，子女对父母的这种陶冶的功夫也并不容易，一方面儿童固然有他的个别的需要，而另一方面社会传统的种种生活习惯也始终自有它们的力量，不能抹杀不管，所以，怎样正确地看待儿童的地位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童本位的教育虽势在必行，但确乎是很难实行的一种教育，特别是在今日。一方面，以前固定的成套的集体的教育既不适用；而另一方面，儿童的发育的程度又不足以使它有成人一般的自我制裁的能力；所谓难行，就因为这一点了。朗克在《近代教育》里说：“今日的儿童所必须经历的儿童时期，事实上比人类有史以来任何时代里的儿童所经历的更要见得危机重重。”
因此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即在一般已经改进的状况之下，我们依然可以遇见所谓“困难”或“有问题”的儿童，目前教育心理学家径称此种儿童为问题儿童。不良的遗传与环境依然会产生这一类的儿童。目前将次流行的一些比较开明的见解大体上也许已经很够做一种指导，来应付这一类的儿童，而无须乎特别向专家请教；但对于一些特殊的例子，专家还是少不得。所以近年来英美各国社会对于问题儿童的种种努力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这种努力逐渐把问题儿童看作医师、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与社会工作者所应协力注意的对象，而不再以“顽皮”“怙恶不悛”一类的形容词相加，从而掉头不顾，也是很可以令人满意的一点。一九○九年，美国芝加哥城，因慈善家德茂夫人（mrs．w．f．dummer）的高尚和慷慨的公益精神，设立了一个少年精神病理研究所（juvenile psychopathic institute），请了这方面的专家希利（william healy）做所长[希利是这方面最有权威的专家，他的著作很多，最著称的是一九一五年出版的《犯罪行为者的个人》（the individual delinquent）。]。到了一九一四年，这研究所又改组为少年法庭（juvenile court）的一部分。这可以说是儿童生活指导所一类的社会运动的发端了。从此以后，各国的大都市里渐渐地都有这种机关的创设，大抵机关中总有三个专家，通力合作，一是精神病学家，二是心理学家，三是社会工作者。有时候一个懂得精神病理学、儿童心理学与社会工作者的医师也许够了，并且还简便得多；不过这样一个全才的医师是不容易寻到的，即使寻到，他又有他的繁忙的医务，不肯弃彼就此。无论如何，儿童指导所的事业目前正在继续发展、方兴未艾之中，它很可能一本心理与病理的学识为指归，而不依附任何学术的派别[霭氏于此大概暗指精神分析的一派与其他偏重暗示与催眠一类方法的人。因为近来在西洋各国，靠精神分析的招牌而大走其江湖的人很多，所以霭氏有这句话。]，果然如此则无论它如何发展，我们总是欢迎的。纽约的儿童指导所的规模是极大的；伦敦的儿童指导所成立于一九三○年。
儿童指导的事业所引起的研究工作前途对于人类流品的认识，也许可以促进不少。医学界对于所称“流品学”或“体质学”（constitutionology），即研究人类身心品类的专门之学，很早就发生兴趣，因为这种研究不但于医学有利，与一般的生活也有莫大的关系。不过一直要到最近几年，这方面研究的资料才归于切实，而流品学在科学上的地位才算站稳。我们甚至于可以说，一直要到一九二一年，等到克瑞奇默尔教授（prof．kretschmer）的划时代的著作《体格与品格》（physique and character）问世以后，流品之学才算真正放稳在一个科学基础之上；固然我们也承认这门学问目前还幼稚，而还在发展之中。
我们从广处看，我们可以说，性的启发与性的教育对于今日文明社会生活的意义，要比以前任何时代为大。春机发陈期以内的性的启发与其应有的仪节是一向有公认的族类的价值的。在中非洲以及别处的许多民族里，即我们多少错认为“原始”[“原始民族”的称呼，自从一九一五年起，比较科学的人类学者与民族学者大都已经改用“单纯民族”的称呼。英国社会学家霍布豪斯（l．t．hobhouse）似乎是最先提出这称呼的人。]的民族里，这种启蒙的仪节不仅是一个神圣的典礼而已，并且确乎是进入成年生活的一个实际的准备。儿童到此年龄，也许已经熟悉性是什么，也大抵确已认识性是什么，因为在以往的游戏生活里，性早就成为一个主要的题目，而在大人的心目中，这种游戏也认为是无伤大雅而加以放任的。不过一到春机发陈时期，他们就另有一种严重的看法了。性不只是个人的事，也是社会与民族的事，个人有需要，社会与民族也有它们的责成，为这种责成计，青年男女不能没有相当的准备，于是乎一种可以叫作道德教育的训练就不能没有了。这种训练往往是很短期的，也很干脆的，受训的人一面也许在身体发肤上，要受一些故意的毁损，也许生活上要受严密的隔离和多方的禁忌，一面老辈就把对于团体生活应负的责任以及部落流传的种种神秘的事迹传授给他们。经此训练，一个儿童就变作一个成年的男子或女子，而从此也就有他或她的新的社会地位、新的权利与新的责任。这无疑的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至少在比较原始的生活状态之下，这已经是再好没有的了。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很不幸的，这种制度的遗迹，不是已经消散到一个无关痛痒的程度，便已经等于完全消灭，无迹可寻。[中国古代男子的冠礼与女子的笄礼显然是此种启蒙制度的遗迹，见《礼》经《士冠礼》《士昏礼》《冠义》等篇。士冠礼是适用于士以上的各级的，包括天子的元子在内，而别无他种的冠礼，可见它是很普遍的一种礼节，此种普遍性多少暗示着它的古老性。《士昏礼》说：“女子许嫁，笄而礼之，称字，祖庙未毁，教于公宫三月，若祖庙已毁，教于宗室”；此数语最能表示笄礼是从更古远的启蒙仪节蜕化而来的。《士冠礼》的祝词说：“弃尔幼志，顺尔成德”，足证此种仪节的最大的效用，是在宣告一个人已经从童年进入成年；可惜文献无征，存于今日的，只是一些祝礼之辞，其他节目已无可考见了。]
到了今日，西方人忽然醒悟，觉得这种制度上的损失是不幸的，而正在想法挽救。不过我们当然不能复古，而必须另外想些办法，而在想法以前，我们先得把我们目前所经历的文化的性质考察一下。[霭氏在这一段文字及以下两三段里所有的动词用的都是已过的时态或适才完成的时态，译者的改为当前的时态，一则因为觉得霭氏对演变中的教育制度不免过于乐观。]
在目前文化的发展阶段里，我们的教育完全侧重在理智一方面，而教育家所认为重要的教学方法，或一般人所认为时髦的教学方法，也无非是一些开发智力的方法。不过性的冲动，尽管到现在还是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主要基础，是不容易引进到智力开发的范围以内的。因此，到今日为止，我们的教育制度里就根本没有性的位置；性既然是一个不合理性的现象，又如何挤得进去呢？我们的教育制度和古代及原始民族的启蒙制度可以说完全两样，启蒙的制度里有些很值得称赞的东西，就当时的情形说，这种制度里也已经是应有尽有，而这些特点，我们当代的教育反而拿不出来；换言之，这些古代的启蒙制度是完整的，是以囫囵的人格做对象的，我们到今日才算有一个“完人”“成人”或“通人”的自觉也未始不是这种制度之赐。不过近代的教育却反而不足以语此，它的对象不是生命的全部，而是生命的一部分，特别是赚钱吃饭的那一部分。
我们目前对于性以及和性有关的事物的一种漠视的态度，或厌恶的态度，甚或鄙薄的态度，无论浅深的程度如何，总有很大的一部分不能不推溯到此种专重理智的教育上去。今日教育制度下的人才里，其表面上特别聪明而有成就的人才，即专门致力于一种狭隘的学科，而以为已足的人才，对于性与恋爱一类问题的态度，特别地容易走上冷讥热讽的一途，是不为无因的。这是他们学校训练的一个自然与必然的结果，虽不在办学校的人的意向和计划之中，而其为成绩的一种则一[霭氏这一段观察很深刻；译者十余年来自己的观察，也很能坐实这一点。]。在古代启蒙制度与方法之下，这种结果倒是没有的。因此，在我们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时候，无疑的这一类的弊病是要设法避免的。
不过原始社会的制度里，也有一点为我们所不取，就是，性的启蒙的工作，不应展缓到春机发陈的年龄。精神分析派学者的努力早就让大家知道，性生活表现得很早，往往远在这年龄以前：这一点事实我们以前也未尝不知道，不过，若不是因为这一派的学者，我们的了解决不会有目前这样的清楚。我们有此了解，前途启蒙的工作便应照这了解做。性与种族的关系，无疑地开始于春机发陈的年龄，不过性与个人的关系——间接也未始没有它的种族的意义——是很早就开始的，甚至于在婴儿期内就开始的。
因为性生活的开始事实上是这样的早，所以启蒙的责任，不能再像古代似的归之于部落或社会，而应归诸家庭与父母。在家庭的情况之下，启蒙的工作也当然不是短期的与正式的一套仪节所能概括，而应当是一种比较长期的、自然演进的以至于几乎不知不觉的一个过程，主持这过程的人是父母，最好是母亲，一个贤明的母亲，一个在这方面不受传统的忌讳所拘束而光明坦白的母亲。以前做母亲的人因为约束太多，坦白不足，一面既不容易认识儿童也可以有性的生活，一面即使认识，也不免噤若寒蝉。
在学校里，我们希望课程方面，可以按照了儿童发育的程度，而讲授一些基本的生物知识，中间当然包括人类生命的一些主要的事实，连同性的事实在内，而并不准备把性特别提出来，或特别地申说。这种讲授无疑的也是男女儿童都应当听到的。我想我们这种希望并不过分，而是情理内当有的事。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盖茨（r．ruggles gates）说过：“每一个学校儿童，不论男女，应当接受一些讲解，使明白动植物的本质、结构、功能，以及物类之间所有的血缘上的关系和功能上的交相感应，这些是他的教育的一个主要的部分，万不可少的。同时，他们也应当有机会知道一些遗传的道理，晓得每一个个体的遗传特点，即推而至于最微细的项目，没有一点不得之于以往的先世，而将传之于未来的后辈。[盖氏是一位植物学家与遗传学家，著作中和我们最有关系的是《人的遗传》一书，记得他在讨论血型遗传的一章中，还特别提到中国《洗冤录》一类的书和滴血的方法。]”
上文所说的教育，再向前进展一步，就到达古代启蒙的制度所注意的实行礼教的段落，到此，也就成为一种有种族含义的性的教育，而不是个人卫生的性的教育了。我们必得从有如上文盖氏所说的生物学的立场来看性的现象，我们才可以达到古人所见到的那个性是神圣的概念，并把它提高到现代的水平；有的人，因为生怕子女把性看得太神妙了，故意要把性看得如何平淡，如何寻常，甚至于拿它和饮食排泄一类的作用等量齐观，那是不对的；他们的用心虽有几分可恕，毕竟是一个愚蠢的见解，了解生物学的人都知道性的作用，在意义上要比饮食溲溺深长得多，它不只是种族所由维持缔造的因缘，并且是未来的世界里一切理想的局面所由建立的基础。性的冲动尽管有它的许多别的有关于个人幸福的作用，但一切作用之中，方才说的一层无疑的是最中心而颠扑不破的。
我们说的性的其他的作用也自有它们的重要之处。性的冲动，除了用在狭义的性生活之上以外，在一般生活上也有很大的推动的力量，以往教育制度的漠不关心与存心鄙薄已经把这种力量的锐气磨折了不少。但唯其在以往横遭过磨折，今后便更有培养与发展此种力量的必要。要知理智在生活上的地位虽属极端重要，终究是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的，它在个体的心理生活里，是没有活力的，没有什么前进的锐气的，要有的话，总得靠性的广义的力量的协作。不过今日文明社会中，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的倾向虽多，性的冲动幸而还没有受什么根本上的损伤，幸而性的元气是百折不挠、百斵不丧的。我们甚至于可以同意于朗克所说的一句话：“我们的教育虽多方地使生活理性化、理智化，以至于畸形的理智化，我们还留得最后的一个枯竭不了的情绪的源泉。”那就是性的源泉了。这源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论取用的方法是自然的表现抑或人为的升华——两者事实上是并行不悖的，完全抑止其一以成全其二是情理所无法许可的——我们总会从这里取得巨大的力量来把人类文明推向光明的前途。[霭氏于本节末开列的书籍或论文，除上文已见者外，又有如下的几种：宾姆牧师（rev．t．w．pym）：《关于性问题的教育的需要》，《不列颠医学杂志》，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查德威克（mary chadwick）：《儿童发育中的若干困难》（书中特别注意到父母的若干错误）。哈特（bernard hart）：《一个儿童指导所的工作》，《不列颠医学杂志》，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科克（winifred de kok）：《为儿童说新生婴儿》。希伐尼兹（k．de schweinitz）：《婴儿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