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尚贤 （7 ），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 （8 ），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9 ）。为无为，则无不治。

［语译］

不标榜贤名，使人民不起争心；不珍贵难得的财货，不使人民起盗心；不显现名利的可贪，能使人民的心思不被惑乱。

因此，圣人为政，要净化人民的心思，没有什么自作聪明的主张；满足人民的安饱，就不会有更大的贪求；减损人民的心志，便没有刚愎自是的行为；增强人民的体魄，就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哪里还会与人相争呢？

若使人民常保有这样无知无欲的天真状态，没有伪诈的心智，没有争盗的欲望，纵然有诡计多端的阴谋家，也不敢妄施伎俩。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无为"的态度来治世，哪里还有治理不好的事务？

一、不尚贤：无善的世界

门无鬼问："有虞氏是在天下平定后去治理的呢？还是天下大乱时去治理的？"

赤张满稽回答说："假如天下是太平的，百姓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治理国家，何必还要有虞氏去做呢？有虞氏之治国，就好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头秃了给假发，生病了才求医；又好像孝子拿药医治父亲一样。而这些行为正是圣人以为耻辱而不愿为的。

至德的时代，不标榜尚贤人，不任用才能，而天下治。那时的君主像高处的树枝一样，默然而无为；那时的百姓和林中的野鹿一般，悠然自得。他们行为端正，却不认为合乎义；彼此相爱，却不认为那是仁；待人诚实，并不以为就是忠；言行合宜，亦不觉得那是信；互相帮助，更不以为是赐予。所以他们的行为无迹可寻，他们的行事也没有被记载下来或广传世间。"（《庄子》外篇第十二章《天地））

二、"智"是争辩的器具

孔子对颜回说："你晓得德为什么放荡，智为什么外露吗？德所以放荡，是因为好名；智所以外露，是因为争势。好名是攻击的主因，用智是争胜的器具，这两个都是有害的凶器，不能用作处世的准则。"

三、求智、学道毁损了本性

若是等到钩子、绳子、规矩来矫正，绳子来捆绑，胶漆来粘牢，便已损害了物的本性；若以奉行礼乐，假仁假义来安抚天下人心，便是损害了人的本性。

天下万物均有其本性，所谓：不以钩弯曲，不借绳拉直，不用规画圆，不以矩成方，不靠胶粘附，不用绳捆绑。因此，天下万物自然而生，自然而得，却又不知从何所生，因何而得。这是古今不二的道理，人力又何能毁损其分毫？

既然如此，那么仁义 （10 ）又为什么要像胶漆绳索一样地掺杂在道德的领域里呢？这不是在使天下人迷惑吗？小的迷惑，只是使人迷失方向的迷惑，大的迷惑，却会让人迷失本性，怎么知道会有这种情况呢？

自从舜以仁义号召天下，扰乱天下后，世人莫不争相行仁行义，这不就是因仁义而改变了本性的铁证？

所以，视力明亮的，就会迷乱五色，过分修饰外表，像那青黄相错的彩绣一般，炫耀了人眼，这正是离朱造成的迷惑。听觉聪敏的，便混杂五声，扰乱六律，那金、石、丝、竹、黄钟、大吕 （11 ）的声音不就是如此杂乱吗？这又是师旷迷惑了众人。

标举仁义，显耀己德，损害本性以求名声，使天下百姓交相追求仁义之法的人，除曾参、史鳅 （12 ）外，还会有谁？而杨朱、墨翟等人（13 ）更善言诡辩，广集一些无用的言语，断章取义，专务"坚、白、同、异"之说，劳精伤神，以求那没有实用价值的理论。他们追求的不过是旁门左道，而非天下的正道！所谓正道，乃是不失本性的自然之理啊！

若能保有本性，就是足趾相连，手有六指，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自然更不会认为长是多余，短是不足了。

小鸭的腿虽短，若硬要把它接长，它倒反要忧愁起来；鹤鸟的脚虽长，若强把它砍断一节，它反要悲哀了。因此，本性是长的，不要缩短它，本性是短的，也不必接长它，一任它自然发展，就没有什么可忧愁的了。

至于仁义，不也是本性吗？那些仁人为什么还处心积虑地去追求仁义呢？……

当今世上的仁人，无时无刻不在愁思天下百姓的忧患；而不仁的人，却又拼命追求富贵，如此看来，仁义岂非也是出于本性？但自三代以后，天下又何以为此喧嚷不清，奔走不停呢？（《庄子》外篇第八章《骄拇》）

四、论无为（放任主义或不干涉主义）

只听说以无为宽厚待天下，没听说过以有为治理天下的。行无为，是恐怕天下人忘了他的本性；为宽厚，是怕天下人丧失了本德。假如世人能不忘本性，不失本德，还用得着去治理吗？

从前尧治理天下时，使天下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却没有给他们平静；桀治理天下时，使世人过着忧愁痛苦的生活，毫无欢乐可言。平静、欢乐是世人的本性，如果不能使天下人得到平静与欢乐，便是损害了百姓的本性，以此行为治理天下，国家岂能长久存在？

人过于喜悦，就会伤阳气，过于愤怒，又会伤害阴气；阴阳二气不调，四时也就不顺，寒署的气节亦随之不和，这样恐怕会有伤人体。它会使人喜怒失常，居处无定，思虑不安，以致行为失去准则，矫情诈伪从中而生，因而有了曾参、史鳅和盗跖的善恶之行。

善恶既显著，赏罚自是避免不了，这样的话，就是用尽天下的宝藏也不足以赏善，用尽天下的斧钺也不足以罚恶，即使天下再大，又怎能供应这无穷尽的赏罚啊！自三代以后，统治天下的，争相以赏罚为治理天下的手段，百姓哪还有机会使自己的性情达到宁静的境界？……

所以君子如果不得已而统治天下，不如无为，无为而后天下百姓的性情才可以达到宁静。因此，那些视自身的安宁较治理天下重要的人，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爱自身较治理天下为先的人，也就可以治理天下了。

君子如果能"不伤害身体，不显耀聪明；静待无为而自然有威仪，沉默不言而后道德临至，精神有所归向以使动作自然合乎天理，从容无为而使万物能自在游动"的话，那又何必去治理天下呢？（《庄子》外篇第十一章《在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