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生先生在《独立评论》所发表的《教育罪言》，前后共有六篇。前五篇是批评的，指出现有教育制度的缺点；最后一篇才是建设的，提出他的改革教育的方案。我在这篇文章里，所要与旭生先生讨论的，只是他的方案。

我觉得旭生先生的方案，其最新颖的一点，便是注重农业教育。六岁以下所受的幼稚教育，我们姑且不谈。他的国民教育，与现在的小学不同的，便是“先生学生，尽属农夫。农忙力田，农闲治学”。国民学校中的教职员，虽然是师范学校出身的，但是这些师范学校，“位置是在乡野的……师范学校附近有两个大规模的农场，第一农场为就我国旧法稍加改良者，第二农场为新式工业化者。……师范学校学生，前一半入第一农场，习我国固有农事；后几年入第二农场，习新法农事。”换句话说，从这些师范学校出身的，只能教授农业，对于别种职业是外行的。旭生先生在高等教育中，还是一贯的注重农业，所以商科各种学校，工科各种学校，都要“附设农场，亦如师范学校。……工商业的学校，如前二三年不须实习者，仍当附设第一农场，资其练习。”“大学教育前有预备学校，预备学校……亦有附设农场，练习农事，而无年限。”

旭生先生为什么要使全国的教育农业化呢？因为他觉得这种教育，才合于中国的需要。他对于中国社会的组织，以及变迁的趋势，有下列一句重要的论断。他说：

中国是以农立国的，我们相信不惟今日如是，即将来亦仍如是。

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前提，所以才有他的全国教育农业化的方案。这是他的主张中最新颖的一点，也是我认为最可商榷的一点。

主张以农立国的人，近来真是不可胜数，但是什么算是以农立国，可惜没有人给他下一个详细的解释。假如说中国以农立国，只是要表明中国的多数人，是依靠农业为生，那诚然是一件事实，但我却认为是一件可怜的事实。因为这一件事实，只是证明中国的农业生产方法落后，要多数人在农业中劳碌，才可维持全国人的衣食。生产方法进步的国家，只要有少数人在农业中努力，全国衣食的资料，便有着落。如美国在1930年，只有22％的人在农业中谋生，不但生产可以维持本国人的衣食，还有余剩可以运往外国，便是一个好例。中国在农业中谋生的人数，现在虽无统计，但许多估计，都把他放在70％以上。文化先进的国家，生活程度高的国家，没有一国的农民，其百分数是在70以上的。根据1932年的国际年鉴，农民百分数在70以上的国家，可考的有南非洲联邦的黑人（75.0）、印度（72.3）、布加利亚（82.4）、立陶宛（79.4）、波兰（75.9）、罗马尼亚（79.5）及俄国（86.7）。俄国的统计，是1926年的，那时五年计划还未开始。现在我们敢说俄国农民的百分数，要降低很多了。以上这些国家，如把俄国除外，试问有哪一个国家，不是比较贫穷的，生活低下的，文化落后的？所以如说中国以农立国，便是多数人依农为生的意思，那么我们最好努力改良农业的技术，使少数人耕之，多数人便可食之。如此便可使很多的人，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从事于别种实业，努力于他种生产，使中国的财富，除农业外，还有别种来源。

旭生先生又以为不但现在的中国，是以农立国，即将来亦仍如是。这便等于说是，中国的经济组织，是固定的，是不变的。但是旭生先生有什么根据，下这种奇异的推测？在旭生先生所提倡的新式师范教育中，不是要学生习新式农事么，不是设备一种新式工业化的农场么？我相信中国的农业，如不开倒车，总有一天会采纳新的生产方法，如旭生先生所希望的。假如有那一天，中国农民的百分数，一定要减少的，这可以外国的经济史为证。我们试看各国的历史，凡是农业进步的国家，没有一国农民的百分数，不是下降的。今列表如下：

以上这些国家，第二时期的农民，百分数都比第一时期为低。这些国家里面的农民，有的只是百分数的降低，如表中所示的。有的不但是百分数的降低，而且是实际数目的降低。如美国在1910年，在农业中谋生的人，有1265万，1930年，只有1075万。德国在1907年，农业中有988万人，1925年，只有976万人。丹麦在1911年农民有51万人，1921年，只有47万人。法国在1906年，农民有885万人，1926年，只有819万人。但是这些国家的农民，虽然减少，而农产品却在增加。以少数的农民，产多量的农品，这是最经济的生产方法。假如中国采用这种最经济的生产方法，当然无需70％以上的人在农村中。所以假如中国的农业有进步，中国人依赖农业为生的人，是要减少的。

以上这些讨论，只是要说明我与旭生先生对于中国情形的观察不同之点。我们的见解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认中国的国民，大多数以农为生。但他以为这是一件好事，所以要把教育制度去迁就他。而我却认为这是一件可怜的事，能早日脱离最佳。脱离这种畸形的状态，使中国除农业之外，还要发展工业、商业、交通业、运输业、金融业、矿业，乃是我们所希望的。此外，旭生先生认将来的中国，还是以农立国，而我以为农业技术进步的结果，农村中可以不必容纳70％以上的人口，这些剩余的人，将来一定是在别种职业中找生活。结果，中国人口的职业分配，一定要与现在不同，那便是说，将来大多数的人，不一定要靠农业为生。我们即使学不到美国，学不到澳大利亚，也应当学到法国。英国当然不足学，因为他诚如旭生先生所说，工商业畸形发展了，弄得不到10％的人在农业中。不过我们要记得，工商业的畸形发展，固不足取，然而农业的畸形发展，如中国与印度，又何足为法。

我对于旭生先生的前提，既然不能完全同意，所以对于他的教育方案，也不能完全赞同。他提倡农业教育的精神，我是很表同情的，但是他要使全国的教育农业化，就未免“矫枉过正”。我们先不谈将来中国的情形如何，就拿现在的情形来说，中国人口的分布，并不完全在农村中。中国人的职业，也不完全是耕田种地。中国在10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据我所知的，至少便有3个，满1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据托格雪夫（boris p. torgasheff）在《中国评论周报》三卷十四期中所说，至少有112个。此外在5万人口以上的都市，我们还不知道有多少。陶内先生在《中国的农工》一书中，估计中国的市民，占全国人口20％左右，请问这些人的子弟，也都应当习农业吗？假如他们都习农业，那么中国的商业、工业、运输业等等，应当交谁执行？总之，“驱天下之民，归之于农”，乃是中国以前的顽固思想，由于不明他种职业的生产价值而发生的。自从经济学发达以后，谁都知道一国的经济组织，不是靠一种实业所能维持的，一定要各种实业平衡的发展，才可以收国富民荣之效。所以我们如想建设繁荣的中国，不但在农业上要努力，在别的实业上，也要有相当的努力。旭生先生似乎也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也“希望我们的工商业有相当的发展，不再受帝国主义的压榨”。可是他只希望而已，在他的教育方案中，实在看不出实现此种希望的教育。他的国民学校中，先生学生尽属农夫，一切的学校，都附设农场。从这种学校出身的学生，耕田种地，固然是拿手好戏。但是要他们从事于别种职业，试问有无此种能力？

所以我的意思，以为在市中的国民学校与师范学校，与其附设农场，不如附设工厂。与其教他们种地，不如教他们织布。与其教他们拿耙，不如教他们开火车。与其教他们割麦，不如教他们打电报。与其教他们研究土壤，不如教他们研究都市交通。与其使法官耕田，不如让他利用那些时间，去研究中国的司法制度。与其使医生种地，不如让他利用那些时间，去设法减低中国人的死亡率。总之，中国社会中的生产事业，不只农业一项；中国社会中所需要的人才，也不只农业人才。教育制度，要造成各色各样的人才，要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所以国民学校中的学生，旭生先生要他尽属农夫，乃是我所不敢赞同的。

不但在都市中的学校，不必教授农业，就是农村中的学校，也不必专教农业。我是因为看清楚中国农村中的人口过剩，所以有此种主张。农村中的人口过剩，何廉先生在《独立评论》第六号中已有说明，我们徽州人，尤其深刻地感到这一点。在我们那儿，农场是很小的，一个农场的经营，有时交给家庭中的女子便够了。这种小农场的生产，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同时农场的经营，也用不完一家人的劳力。于是这些过剩的劳工，只好向外发展，向农业以外的职业去发展。中国南部有一句土话，说是“无徽不成镇”，这是表示徽州人在外路谋生者之多，但这种情形，实有经济地理之背景的。中国有好些地方的情形，一定与徽州相仿佛，如宁波，如广东的许多部分都是。在这些乡村地方，如只给他们以农业教育，一定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办教育的，一定要斟酌当地情形，除农业教育外，还要办商业教育、工业教育，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此外中国还有许多地方，有其特殊的富源，如山西之煤，河北之铁，湖南之钨，云南之锡，为充分利用这些富源起见，那么在这些省里，岂可忽略矿业教育吗？

至如中国将来的情形，恐怕对于农业以外的教育，需要更有甚于今日。这是将来的话，现在也不必多谈。

最后，我愿意对于这篇文章的题目，加一解释。“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二词据旭生先生说，是采用梁漱溟先生的。他们都反对都市教育，而主张乡村教育。假如目前的中国教育，是都市教育，那么都市教育，诚然是可反对。但是与其称目前中国的教育为都市教育，不如称他为游民教育。因为现在的学校，特别是中学，只制造出来一批一批的游民。他们当然不会耕田种地，在农村中做生产的事业。但都市的事业中，又岂有他们的地位？他们固然不能从事于农业，又岂能从事于工商业？所以把中国的教育叫做都市教育，真是冤枉了都市教育这个名词。假如我们说都市教育是工商教育，以别于乡村中的农业教育，那么都市教育在中国应当提倡，正如乡村教育应当提倡一样。在创造新中国的过程中，我们要发展农业，同时也要发展其他的实业。假如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旭生先生的教育方案，就应加以修正，使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在他的方案中，都占有相当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