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教育之效

身为道家的司马谈给了他儿子的教育却是儒家的，勉励儿子却是做第二个孔子。这好像很奇怪了，其实完全是时代转变的结果。在时代转变中的人，往往如此，就像清末民初的人，自己也许还在作摇头摆尾的桐城派的古文或骈俪的选体，但对儿子就或者送他入新学校，受新教育，学科学，甚而练梁任公式的新文体了！

司马迁的青年时代，已是儒学大盛，黄、老有点过去的时代了，所以他父亲便也设法给他受新教育，并且鼓励他做一个新时代中的大学者。

这教育奏了效。司马迁虽然在本质上是浪漫的，虽然在思想上也还留有他父亲的黄、老之学的遗泽，可是在精神上却留有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对儒家——尤其孔子，在了解着，在欣赏着，在崇拜着了。

二　司马迁对孔子之崇拜

在整个《史记》一部书里，征引孔子的地方非常之多：

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殷本纪赞》

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孝文本纪赞》

或问禘之说，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说，其于天下也，视其掌。”——《封禅书》

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吴太伯世家赞》

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龂龂如也。”——《鲁周公世家赞》

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宋微子世家赞》

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留侯世家赞》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伯夷列传》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伯夷列传》

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荀卿列传》

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吕不韦列传赞》

仲尼有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建陵、张叔之谓耶！——《万石张叔列传赞》

孔子称曰：“居是国，必闻其政。”田叔之谓乎？——《田叔列传赞》

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馀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夫。”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儒林列传》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酷吏列传》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滑稽列传》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

这些话有的是引自《春秋纬》，有的是引自《礼记》，有的是现在已不晓得出处，但大部分是援用《论语》——最可靠的孔子的语录。又有很多地方，他却已经把《论语》的成句，熔铸成自己的文章了。

很妙的是，司马迁已经把孔子当作唯一可以印证的权威，例如说田叔，就用“居是国，必闻其政”，说万石、张叔，就用“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有时甚而自己不加判断，直以孔子的话作为自己的代言，如“殷有三仁”，“吴太伯可谓至德”了。

司马迁以他那卓绝的天才的文笔，又常常袭用孔子的话，使人不觉，而且用得巧。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本来是说文化上的演变法则的，可是在司马迁愤憎佞幸的时候却也说：“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本来说：“富贵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是代表一种冲淡的胸怀的。可是在司马迁描写了“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以后，就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一方面袭用孔子语，一方面却配合这个故事，文笔多么巧！

司马迁的精神，仿佛结晶在孔子的字里行间了，仿佛可以随意携取孔子的用语以为武器而十分当行了，所以当他褒贬吕不韦时，只用一个字，就是“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原来孔子所谓闻，乃是包含“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和“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的“达”是正对待的。司马迁的褒贬够经济！其养育于孔子精神中者，够凝炼！

孔子的教化是有着人情的温暖和雍容博雅的风度的，这也让司马迁发生一种明显的共鸣。司马迁在《卫康叔世家》的赞里说：“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这有人伦的至性的感慨在！司马迁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的序里又说：“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这儒家的亲亲之义，也是司马迁所深深体会的。

雍容博雅的风度，就是孔子所理想的人格——君子。司马迁也每每称君子：

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律书》

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吴太伯世家赞》

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樗里子甘茂列传赞》

蒯成侯周，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傅靳蒯成列传赞》

塞侯微巧，而周文处，君子讥之，为其近于佞也。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万石张叔列传赞》

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壶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为汉相，会遂卒；不然，壶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韩长孺列传赞》

所谓有德，所谓闳览博物，所谓笃行，所谓深中隐厚，所谓内廉行修，都是君子一义的内涵，活画出一个有教养，有性情，有含蓄，有风度的理想人格来。这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也是司马迁的理想人格。人格的衡量，这君子的标准就是尺度，司马迁受孔子的精神影响有多么深！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的赞里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别人折中于夫子与否，我们不敢说，但他自己却确是如此了。而且，也不只在谈六艺时如此，就是对于一般人物的品评，对于大小事物的看法，也几乎总在骨子里依孔子的标准为试金石。他直然以孔子的论断作自己的论断处不必说了，此外如说“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大义是什么呢？也无非用孔子的尺度，而居高临下地看，而见其如此而已。“考信于六艺”是司马迁所拳拳服膺的，在六艺之中，而“折中于夫子”；尤其是司马迁所实行着的。他心悦诚服地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其中有纯挚的依恋，仰慕的情感在着。假若说司马迁是孟子之后，孔子的第二个最忠诚的追随者，大概谁也不能否认了吧！

三　司马迁在性格上与孔子之契合点及其距离

儒家的真精神是反功利，在这点上，司马迁了解最深澈，也最有同情。

《孔子世家》里记载孔子厄于陈蔡，粮也绝了，跟随的人也病得起不来了，子路已经发脾气，子贡已经不能忍耐，于是孔子用同样的“《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的问话来开导弟子。子路在这时是最动摇的，他便说：“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给他当头一榛：“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贡对孔子的信仰稍为坚定一点，但也觉得和现实未免有些脱节，于是也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殊不知孔子的真精神就在不顾现实上，所以孔子也不满意，因而驳斥他道：“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尔志不远矣！”可见他们两人都不能了解孔子。最后却只有颜渊说得好：“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这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求在己，不顾现实的精神，才是孔子的真正价值。所以孔子不能不很幽默地加以赞许了：“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这个故事有意义极了，孔子的真精神在这里，儒家的全部精华在这里！不错，孔子因为不顾现实，直然空做了一个像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而失败了，然而是光荣的失败，他的人格正因此而永恒地不朽着！

司马迁便是最能在这个地方去把握孔子，并加以欣赏的。一篇整个的《孔子世家》，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格之光荣的失败的记录。孔子一方面有救世的热肠，然而另方面决不轻于妥协，他热中，但是决不苟合。他的热心到了天真的地步，公山不狃拿小小的费这个地方要造反，想召孔子，孔子就高兴得小题大作地说：“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已经想建立一个东方的大周帝国了！然而他并没有真去。（《史记》上在这种地方写得好！）而且后来他到任何地方，都是走得极为干脆。——司马迁是能够为一个伟大人物的心灵拍照的！

反功利是孔子精神的核心。说来好像很容易，其实是非常难能的，尤其在一个热心救世如孔子的人更难能。小己利害，容易冲得开，大题目一来，便很少有人能像孔子那样坚定了。救世是一个最大的诱惑，稍一放松，就容易不择手段，而理论化，而原谅自己了！孔子偏不妥协，偏不受诱惑，他不让他的人格有任何可袭击的污点。司马迁最能体会孔子这伟大的悲剧性格。

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内圜凿，其能入乎？——《孟子荀卿列传》

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庸人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卫，所居不合。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礼书》

这其中都有极深的了解和极大的同情。只有站在反功利上，才明白孔子何以称“三以天下让”的泰伯为“至德”，才明白孔子何以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为“殷有三仁”，才明白老子斤斤于无益于身的事，比起孔子来，虽高明，但实则多末渺小！

也只有站在反功利上，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在列传之中先叙述的是伯夷（《自序》上称他“末世争利，维彼奔义”），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把布衣的孔子升入了世家，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很感慨地叙述了刎颈交的张耳、陈馀终于以利相仇，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很赏识商鞅、李斯的才干，却只因为他们主张不坚定（商鞅对孝公既说王道，又改霸道，李斯则惧祸重爵，苟合赵高），只因为他们单为现实而求售，而取容，遂不能不放在一个较低的估评而鄙夷着了。

司马迁彻头彻尾的反功利精神，反现实精神，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都有深深的孔子的影子。这是他们精神的真正契合处。

可是他们并不是没有距离的，这就是：孔子看到现实的不可靠，遂坚定自己的主张，而求其在我，因而坦然地安静下去了。司马迁则不然，现实既不可靠，自己虽站在反抗的地位，然而他没有平静下去，却出之以愤慨和抒情。他们同是反功利，孔子把力量收敛到自身了，司马迁却发挥出去。因为同是反功利，所以司马迁对孔子能够从心里欣赏，而向往着，却又因为有屑微的差异，所以司马迁只可以羡慕，而不能作到孔子——在激荡的惊涛骇浪之中，只有对于一个不可及的平静如镜的湖面在羡慕着了！

四　司马迁对六艺之了解

毕竟孔子是哲人，司马迁是诗人，在性格上司马迁没法做第二个孔子！

可是在事业上——尤其在由司马迁的眼光中所看的孔子的事业上，却是可以继承的。

司马迁所认为的孔子的大事业是什么呢？这就是论述六艺。下面都是司马迁讲到孔子和六艺的关系的地方：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太史公自序》

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世家赞》

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儒林列传》

缪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后百有馀年，而孔子论述六艺。——《封禅书》

几乎一提到孔子，就不能放过六艺，几乎所谓“夫子之业”，就只有六艺的文化传统的负荷可以概括，六艺当然是总名，分而言之，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个次第是今文学家的次第，《史记》中《儒林列传》所序的次第就是这样的，原来司马迁在文字上虽然学古文，但经学思想上却是今文派的。

六艺并不是六种技术，实在是代表六种文化精神或六种类型的教养。司马迁在这方面，或则征引孔子的话，或则自己加以消化和了解，那意义是这样的：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滑稽列传》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太史公自序》

从这里看起来，《礼》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规律，《乐》是一种“情感生活”的轨道，《诗》是一种“表现生活”的指南，《书》是一种“历史生活”的法则，《春秋》是一种裁判的圭臬，《易》是一种通权达变的运用。合起来，是一个整个的人生，既和谐，又进取；既重群体，又不抹杀个性；既范围于理智，又不忽视情感；既有律则，却又不至使这些律则僵化，成为人生的桎梏。在古代人心目中，的确觉得六艺是完全的，是天造地设的，是不能再有所增加，也不能再有所减少的了；别说古代人，就是在现代的我们看了，在小地方或有可议，但就大体论，我们也不能不惊讶古代人的头脑之细，目光所烛照之远，所以也就无怪司马迁是完全被这优越的文化的光芒所降伏或者陶醉了！

六艺在精神上是六种文化教养，具体的表现则为《六经》，司马迁援用《六经》作为根据的地方也非常之多：

《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外戚世家》

这是总起来依据《六经》，以说明夫妇在人伦中之重要的。分别援用的，则有：

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殷本纪》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平准书》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列传》

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

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乐书》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货殖列传》

这都是《诗》、《书》并引，大致是征信之用，认为《诗》、《书》是可靠的最早史料，应该取为依据。所以然者，在司马迁看，孔子是最早而且最伟大的历史家，《书》是孔子编次的，《诗》是孔子删取的，自然是最可珍视了。司马迁又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太史公自序》）这却是说明《诗》、《书》之性质，又终有苦闷的象征的背景。至于《史记》中：

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十二诸侯年表序》

则是专门对于《诗》的了解，认为《诗》仍是以儒家精神——人伦——为出发，人伦的道理的崩溃，乃是《诗》由抒情而变为讽刺的枢纽。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司马相如列传赞》

这是根据诗教以评论后世文章，司马迁认为《诗》总有讽谏的作用。司马迁叙述读《诗》后的感印的，则有：

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召公世家赞》

司马迁有时赋《诗》断章，借为代言：

《诗》有之，“高山仰之，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赞》

更有时借《诗》为评论的权威：

《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叛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淮南衡山列传赞》

难得的是司马迁对于《诗》的总认识则又有：“《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他终于以文学家的立场，而还这部古代诗歌总集一个抒情的本来面目。在那乌烟瘴气的经生见地中，这不啻是一个照彻万里的灯塔！

专论到《书》的，则有：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世家》

这是说明《书》不但是一种史，而且是有一种文化的传统之理解在。礼本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的定规，《书》便恰恰是和礼相配合，而记录着这种关系的变迁的。这样一来，礼的意义便充实了，《书》的意义也扩大并提高了。其他像：

《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馀载，自全以蕃卫天子。 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赞》

《夏书》曰：“禹抑鸿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河渠书》

这都是援用《书经》之文，或则加以熔铸的。《史记》中援用了经文，而泯却了痕迹的，那就更多了。

《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张季、冯公近之矣。——《张释之冯唐列传赞》

这就又是拿《书经》作为衡量的尺度了。

礼和乐，司马迁也有他很深澈的了解和发明。这是见之于《礼书》和《乐书》之首：

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礼书》

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乐书》

司马迁对于礼，可说赞美极了，称为“洋洋美德”，称为“岂人力也哉”！简直把它神秘化，而以为能“宰制万物，役使群众”了。“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也可说是最中肯的对于礼的理解。礼无非是人情，正是儒家所谓“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把人情（包括欲望）放在适当的地位，不是阻遏而是节制，并且让它有适当的发泄，这是礼的真意义，也是儒家的大功绩。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认识的，好像只是“序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别”似的，就未免仍旧有点皮相了。我敢说司马迁之认识和理解儒家，尤有超过于其父者。然而那机会却仍是他父亲给他的，所以我们就仍不能不感谢司马谈了！司马迁又说：“凡作乐者，所以节乐。”也是大发现。只有在这一点上，礼与乐才有相通。至于所谓“荡涤邪秽，以饰厥性”，简直像亚里斯多德所谓的净化作用（katharsis）：一切艺术都是如此的，一切艺术性的礼乐文化也都是如此的！最后，司马迁用“自然之势”来解释乐之感人，就又表示他没辜负父亲所遗留给他的道家立场了。

司马迁对于《诗》、《书》、《礼》、《乐》的认识说过，现在说到他和《易》的关系。书中引《易》的，有：

《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屈原贾生列传》

《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太史公自序》

这里所引的是《井卦》爻辞和系辞。书中赞美《易》的，有：

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田敬仲完世家赞》

孔子晚而喜《易》之说，是司马迁所坚持的，在《孔子世家》上就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大概因为司马迁在经学上的传受是今文家之故吧，所以他心目中的孔子和《六经》的关系都是十分密切。司马迁对于《易》的认识既是“幽明”，所以凡是《史记》中讲幽明的地方，大抵都可认为是《易》教。例如：

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外戚世家》

孔子论《六经》，记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此其荦荤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天官书》

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龟策列传》

在《论语》中孔子不常讲的性命与天道，就是《易》道。孔子人格本有神秘的一方面，也就是浪漫的一方面，在这一点上，尤其惹动司马迁的内心深处。越不可测度，越有诱惑性。孔子的人格乃是无限的，乃是“虽欲从之，末由也已”的，然而因此，却越发让崇拜他的人兴“高山仰止”之思了！

《易》的内容是讲幽明之变，是讲性命之际，是讲天道。至于《易》的构成原理，司马迁却也有扼要的说明：“《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司马相如列传赞》）原来《春秋》是借一些具体事实而推出一些抽象道理，《易》却是由一些抽象原则而借象征为说明的。

《六经》中，最后应该说到《春秋》。却因为《春秋》对司马迁的精神更有着内在的连系了，所以我们留在下面，特别去探讨。现在可说的，是司马迁浸润于《六经》者实在深而且久。他对李斯的惋惜，是“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可见知六艺之归，他便认为是应该大有所作为了。司马迁的抱负，正可在这里窥见一个消息！

五　司马迁与《春秋》

六艺之中的《春秋》，司马迁尤其重视着。这是无怪的，因为不惟他的父亲的遗命是希望他作第二个孔子，继续《春秋》，就是他自己的心胸，也实以作《春秋》的孔子自居。《春秋》绝笔于获麟，《史记》也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的；照《史记》上说，孔子是厄于陈蔡，才作《春秋》的（《太史公自序》），而司马迁却也是“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才“述往事，思来者”的；尤其妙的是，孟子不是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么？孔子到司马迁，也恰是五百岁，“自周公卒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那末，更是应该有第二个作《春秋》的孔子的时候了！这些话的事实如何，我们不必去问，汉武帝是否真获了麟，孔子是否真在陈蔡之厄作《春秋》，司马迁是否真因李陵之祸才动手写《史记》，孔子到司马迁是否已经恰有五百岁，我们都不必管。我们注意的是，不在事实而在心理上，司马迁的话有它的真实性。——这就是：司马迁是第二个孔子，《史记》是第二部《春秋》！

《春秋》是一部单纯的史书么？当然不是；尤其在司马迁的眼光里不是。“《书》以道事”，《书》尚且不是单纯的史书，其中已有文化的政治的意义如上所说，何况是“《春秋》以道义”，其中的政治性、哲学性乃更浓。

在司马迁觉得，《春秋》原来代表一种政变。你看他在《自序》里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原来这部《春秋》是和打倒桀纣的汤武，打倒秦始皇的陈涉同类的，那末，它已不止是一部空洞的书册了，却是一种行动，孔子也不止是一个文化领袖了，而且是一个政治领袖——开国的帝王了！

必须在这个意义下，才能了解《春秋》在孔子整个人格中的关系，也必须在这个意义下，才能了解司马迁寄托于《史记》中者之深远。

六艺本不是分割的，每一部代表某种文化上的意义的经典，都和其他经典在沟通着，在印证着，在发明着。因此，《春秋》乃是礼义的根本大法的例证和实施：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断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太史公自序》

这样看来，《春秋》可以代表一种法制——是禁于未然的法制，这也就是“礼”。在这里，《春秋》是“是非”的权衡，是“王道”的纲领，是一切人“通权达变，的指南。关于《春秋》在孔子生命史上的重要，以及《春秋》中之确有大义微言，司马迁尤记得详明，那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1)，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世家》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十二诸侯年表序》

那末，《春秋》可说是孔子的最大著述，乃是整个生命之最后寄托，其创作时之不苟与认真，子夏也不能有所修润，而且是一生功罪之所系了。假若说六艺中的其他经典也许多少还有身外之物之意，《春秋》却是孔子真正性命心灵中所呼吸着的。《春秋》不是记“实然”的史实，却是“应然”的理想的发挥。据鲁、亲周、故殷，就是公羊派所谓三科。何休说：“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故宋即故殷（宋为殷后），新周即亲周（《大学》上：“在亲民”即“在新民”），以《春秋》当新王即据鲁。（孔子说：“吾其为东周乎？”孔子原想建一个新的东方周帝国！）故殷者，是因为孔子本是殷后，不忘本。亲周者，是因为孔子有集权思想，他一部整个《春秋》，都是表现一种政治上的向心力的。据鲁者，乃是因为新帝国的理想建设，就以鲁为根据地。这就是《春秋》的大义微言！孔子志在周公，只有在《春秋》里表现得最明显。讲义法，讲传指，都可见司马迁是公羊家的嫡派，不愧他有董仲舒那一位好师友！

《史记》中用公羊家言的地方非常多。例如：

《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宋微子世家》

这都是采的《公羊传》。《公羊传·隐公三年》：“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也。”《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尤其前一条，为《春秋左氏传》所无。

擅长《公羊传》的是董仲舒。在《儒林列传》中已有：“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太史公自序》中讲《春秋》是引董生，《十二诸侯年表序》中也说：“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都可见司马迁的《春秋》之学的渊源。

孔子的《春秋》既含有建一个新国之意，难道司马迁也要建一个新国家么？其实并不然。大概照汉人一般的想法，汉朝就已经是一个理想的国家之部分的实现了。司马迁也认为汉朝之“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就已经是一个新国家的象征了。他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太史公自序》）原来《春秋》也有颂扬的一方面，他的《史记》就把这方面发挥在对于当代上。司马迁讽刺，固然是真的，他对于当代之感到伟大，感到应该歌颂，也同样是真的，不过不很明显罢了。

歌颂的方面不太明显，讽刺的方面更其不能明显。就是在这一点上，他也是取法的《春秋》：

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匈奴列传赞》

在别一机会，司马迁说：“《春秋》推见至隐。”（《司马相如赞》）固然一方面是因为《春秋》在具体事实中见抽象原则，另方面却也是由于《春秋》有它的忌讳，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因而把一部分史实故意隐藏了；只是那原则却也还是由没隐藏的记录中可以推出而已。

《春秋》不单包含了孔子的政治抱负和政治哲学，而且暗示了孔子对于历法的见解。所以“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历书》）。孔子关于历法的主张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夏历。“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殷本纪赞》），《论语》上孔子也有“行夏之时”（《卫灵公》十一）之语，后来司马迁参加汉朝太初历的订定，便也是实现孔子这个理想的。

中国的历史家，一方面是要懂得天道，一方面是要知道并非是记录“实然”的史实，而是发挥“应然”的理想，司马迁在前者是得自《易》教，在后者就是得自《春秋》。司马迁所谓“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太史公自序》），的确是当之无愧了。司马迁既学《春秋》，《春秋》又有那样多的“忌讳”、“义法”、“推见至隐”，所以他的《史记》，在我们读去时，便也当有很多的保留，当有很多口授的“传指”、“不可以书见”的地方，这也是自然的了！

六　司马迁在精神上受惠于孔子的所在

孔子之为历史家，不自作《春秋》始。在《论语》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一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二十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九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卫灵公》二十六

这都可以看出孔子之历史的兴趣。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二十三

则代表一种历史哲学。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五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宪问》十七

这似乎是《公羊传》“《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成公十五年），和“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隐公七年）之浓厚的国家思想的先声。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十八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三十一

这都似乎是《公羊传》“《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闵公元年）之温暖的人情的根据。至于“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二十四），更似乎是“据鲁、亲周、故殷”的建一个新国的张本。所以单就《论语》看，孔子实在已经有一个历史家——特别是《春秋》公羊派的历史家——的首领的资格而无愧了。

司马迁学孔子，以《史记》当《春秋》，可说有内在的逻辑的连系性，而无可疑者！除了《春秋》的大义微言，为司马迁所吸取了，以作为他那《史记》的神髓之外，司马迁却也在《史记》中，只就史的方面，受惠于孔子者很多。这是：

第一，对历史上的人物之人格的欣赏和评论　孔子称泰伯为“至德”（《泰伯》一），称伯夷“不念旧恶”（《公冶长》二十三），称子产“有君子之道四”（《公冶长》十六），称禹“吾无间然矣”（《泰伯》二十一），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宪问》十五），称“晏平仲善与人交”（《公冶长》十七），称尧“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十九），这种趣味也传给了司马迁。因而《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一部古代史诗，每一人物，他都有所评论或欣赏。

第二，古典精神　“好古”已是古典精神的表现了，而最代表孔子之古典精神处，则在孔子讲节制，所谓“以约失之者鲜矣”（《里仁》二十三）；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四）；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二十）；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二）；这都是在规矩之中，而不流入于放纵或过分的，假若用一个名词说出来，就是所谓雅。在雅的反面，是一些恶趣味，那便是孔子所一律排斥的了，例如“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阳货》十六），“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二十一）等都是。可是古典精神并不是只注重节制的形式或规矩的，却也还注重内容的充实，只是二者必须立于一种和谐而各得其所的状态，这就是孔子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十八），这才是雅的真意义。司马迁的精神本是浪漫的，常常要横决古典的藩篱而奔逸出去，然而因为被孔子的精神所笼罩之故，所以也便每每流露一种古典趣味了。你看他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五帝本纪赞》）“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同）“其语不经见，搢绅者不道。”（《封禅书》）“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赞》）这都完全是孔子之重雅的口吻！

第三，理智色彩　古典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理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对生死鬼神都采取一个极其保留的态度，便正是这方面的表现。司马迁也颇有些地方，极其理智。他不信地脉，《蒙恬传赞》上有：“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他也不信龟策，而且很客观地采取两种解释：“或以为圣王遭事无不定，决疑无不见，其设稽神求问之道者，以为后世衰微，愚不师智，人各自安，化分为百室，道散而无垠，故推归之至微，要洁于精神也；或以为昆虫之所长，圣人不能与争，其处吉凶，别然否，多中于人。”（《龟策列传》）这也是像孔子那样的保留的。他更不信天，例如他说项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本纪赞》）在这里他只从情势上分析，而不信悠悠的命运。其他地方像叙述豫让拔剑击赵襄子之衣，而不采《国策》的“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叙述荆轲而不采“天雨粟，马生角”的传言；叙述黄帝，还他一个常人的面目：“黄帝崩，葬桥山。”（《五帝本纪》）叙述老子，也著出他的乡里和子孙，指明他和黄帝统统不是腾云驾雾的活神仙；这都是极开明，极理智的。

第四，慎重和征信的态度　在司马迁的心目中的孔子是非常谨慎而小心的，所以在《孔子世家》中有：“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在《三代世表序》中也有：“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孔子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十七），孔子之“多闻阙疑，慎言其馀”（《为政》十八），司马迁是承受了的，所以《高祖功臣表序》上就有“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的话。《史记》中常有两三说并存的时候，在司马迁决不自加判断，却留待后人的抉择；在不懂得他这种保留态度的人，却就以为司马迁多所抵牾了！由于孔子之慎，所以孔子主张“无征不信”（《大学》）。尧舜以上，孔子是不谈的，也就是一种征信的表现。司马迁对这种精神，常常牢记于心：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五帝本纪赞》

唐虞以上，不可记已。——《龟策列传》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货殖列传》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列传》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平准书》

《诗》、《书》所断的时代，也就是司马迁所断的时代。历史家的精神本在求真，本在考信，而司马迁的考信犹不止于文字，他更要参之耳闻目见，他在《大宛列传》的赞上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这就不止是考信了，而且有一种科学家的实证精神！在这一点上，司马迁或者业已超过孔子了！

第五，人生的体验与智慧　孔子和一切世界上的哲学家不同，而有一种独特的价值处，就在他不是空洞的理论家，而是渗透于人生者极深，有着丰富的体验与智慧的。像孔子对人生的穷困便是极为了解并同情的，所以他能够说：“贫而无怨，难。”（《宪问》十）孔子对一般人的意志是知道不可勉强或阻遏的，所以他能够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二十六）他又深知人之一生里的诱惑是各有其阶段的，所以他能够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七）他很明了思想上之格格不入而合作的困难，所以他又能够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四十）大概他看到的有希望的青年而无所成就的太多了吧，所以他能够说：“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子罕》二十二）他更看到许多东倒西歪的人物之禁不住风浪吧，所以他会很感慨而含蓄地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二十八）——这都是多末亲切而深远的阅历！司马迁不能不对这有所感印着，于是他的《史记》也便不是一部普通的枯燥的历史教科书，其中也同样有着生活的了悟和烙印了。他的判断，极其明澈，他对人情的揣摩，极其入微。这更不能不说是由孔子之赐使然了！

总之，由于孔子，司马迁的天才的翅膀被剪裁了，但剪裁得好，仿佛一个绝世美人，又披上一层华丽精美而长短适度的外衣似的；由于孔子，司马迁的趣味更淳化，司马迁的态度更严肃，司马迁的精神内容更充实而且更有着蕴藏了！一个伟大的巨人，遥遥地引导着一个天才，走向不朽！

七　司马迁在心灵深处和孔子的真正共鸣

孔子果然是一个纯粹古典的人物，单单发挥冷冷的理智的么？

并不然。孔子在“不逾矩”的另一面，是“从心所欲”。他的情感上仍有浓烈陶醉的时候，他听音乐，可以三月不知肉味，可以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述而》十四）；他的气魄上仍有不可逼视而震撼人的地方，他会说：“吾未见刚者。”（《公冶长》十一）他会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八）他会说：“非其鬼而祭之，馅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二十四）他会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五）在这种地方，我们能说孔子没有浪漫倾向么？

在《论语》中，孔子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可是在《史记》的《孔子世家》中，孔子却就懂得木石之怪，山川之神，以及三尺的短人，三丈的长人了。这说明着什么呢？这是说明司马迁已经把孔子浪漫化，或者说，他所采取的孔子，已不是纯粹的古典方面了。

而且照我看，孔子根本是浪漫的，然而他向往着古典。他一生的七十多年的岁月，可视为乃是一个浪漫人物挣扎向古典的过程。“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他的挣扎成功了！孔子是殷人，到他临死时，他有着身为殷人的自觉，所以他对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殆殷人也。”过了七天，他便死了（《孔子世家》）。可是他羡慕的是周，“郁郁乎文哉”的周。殷人尚鬼，殷本是一种重感情，富有宗教情绪的文化，周却是讲度数，讲礼乐的一种理智文化。殷是浪漫的，周是古典的。孔子身为殷人，而向慕周，这说明他本为浪漫而渴望着古典！

也就在这种心灵深处，司马迁有了自己的归宿了。所不同者，孔子的挣扎是成功了，已使人瞧不出浪漫的本来面目，而司马迁却不能，也不肯始终被屈于古典之下，因而他像奔流中的浪花一样，虽有峻岸，却仍是永远汹涌着，飞溅着了！

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写于重庆

【注释】

(1)《史记》张守节《正义》，解释这句话是：“殷中也，又中运夏殷周之事。”我不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