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天中关于治哲学回想的一瞥
在大厅里整理纷杂的稿子，目倦神离，乃出来凭在甲板的栏上。深碧的天空，带着一缕黑烟的影子，恍惚表示我们经过的遗痕。不停的，我们的船总是追着前面海天的接处，只不见尽的时候。海云杂起，片片掠船飞过；我的回想，忽而也卷着过去经历杂过残云。把他写下来，也是经验流中的一种纪念。并不要供他人参考；只是有人当作参考之资——如果偶有值得参考之处——那我也就此就教了。
（一）治哲学是不能靠记忆，而大部分要靠反想的。如果想在哲学界有点造就，必定是反想的结果。不是要重述某人怎样说，某人怎样说……而当问我对于某人所说的起何反想。治某派哲学的时候，不但要问他本身的一贯，而且要想到他与其他的系统是否相容。这是批评的精神，也是玄想的态度；哲学里新的观念和系统，往往从此而出。
（二）治哲学的书籍，和治数理科学的书籍一样，是极应当仔细的，有时非重读一次或一次以上不为功。我敢说无论读者的天才如何，读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ethics）一类的书，仅读一遍，是万万不能彻底了解的。我自己读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格林就经过多少次的试验。而且名词及表现，尤当注意，因为一人有一人之特殊的用法和命义。mary w.calkins说得好：
以治康德与黑格尔为例，一个人读到康德与黑格尔，无异另学一种文字。不问他知道多少德文，但是康德与黑格尔所用的，有时前后简直是两种文字。注161
我有一次在普林斯顿与prof.warner fite谈到哲学的文字；我问他t.h.格林的哲学文字何以如此难读：还是他不用这种艰深繁复的文字，不足以达他的意思，还是有意用这种文字以表现他意思的艰深繁复？fite教授答道：著作如格林，不但你们外国学生觉着困难，就是我们大学的哲学教授，也同样的觉得困难。我治格林到30年的结论，觉得他非借这种文字，不能达出他的意思。在哲学中要求文字精澈而引人入胜如罗素、詹姆士者竟有几人呢！
（三）要想治哲学的人，我一定劝他不要看了哲学史或对于某种哲学的评论（commentatory）去谈哲学。最要紧的是读哲学家本人的著作。我们且不要管某人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怎样说的，我们只先问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自己怎样说的。有时愈读他人的解述，而对于本人的哲学愈觉混淆。不问怎么公允的哲学史家，他所表现的只是他自己对于某种哲学的见解；有时为使读者明了或合于自己的系统起见，竟确定的下最不确定的断案；或是因对于某人的某方面当注重者不同，乃尽力放大此方面，而略去其他方面，甚或他人关于此方面之贡献，亦因之抑而不张。这都是最容易起误解的地方。我不妨本个人的经验，各举一个例以为说明。（1）洛克之哲学，并不如柏拉图、康德那样繁复而易起争端的。但是詹姆士·吉布森的“洛克的知识论及其历史关系”把洛克解释成一位理性主义者；而a.w.moore's“the functional versus the representative theory of knowledge in locke's essay”又把洛克变为经验主义者，或竟为“实验主义者”；但是我自己细读洛克自己的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以后，对于洛克哲学的反想，又大大的与吉布森、穆尔不同。如吉布森及穆尔的著作，都是极有名的；他们独到的见解，固然可供我们参考；但是要靠着他们而忘了洛克自己，便发生极大的危险了。（2）有如w.turner's history of philosophy并不是一本没有名的著作。笛卡尔在他的olympica里记着他在1619年11月10日，惊喜失措，因为他发现一种“了不得的科学之基础”。这个“了不得的科学”，笛卡尔并未明言，而这件事对于笛卡尔思想发展上又如此重要，于是评论者的争端纷起。millet以为是笛卡尔系统的怀疑法及分析法之基础（les fondements de la méthod et de son analyse）；liard以为是笛卡尔方法及其“普遍数学”之发现（l'invention de la méthode et de la mathematique universelle）；adam以为是“普遍符号”（caracteristique universelle）……这个争端，至今可以说是还未解决。注162而特纳在他的哲学史里，说是这种“了不得的科学之基础，即谓一切几何的问题，可以代数的符号去解决”注163。这是何等痛快，这是何等轻易！（3）我当年读几种哲学史的时代，都得了一种共同错误的感想，以为批评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以j.s.穆勒为先觉，因为穆勒在归纳逻辑的贡献最大，所以史家论到穆勒的时候，总特别提出。其实不但倡不完不备的归纳法之培根，早已开始攻击；即以演绎逻辑著称的笛卡尔，也批评三段论法精刻尽致。注164至于洛克在《原知论》里著名的讽刺，不必说了。
（四）治哲学而有一种精厚的科学根底，是最便宜不过的事。不但独出心裁的贡献，往往由此而出；即多少哲学的著作，涉及科学之处，非有点科学根底的人，不能了解。哲学家能经过一番科学方法的训练，不但能多知道科学里面的甘苦，而且可以批评的眼光，看出科学内部的破绽，加以纠正，使真理的推求，更为精澈一步。哲学家正当如孙行者一样，练成一副“火眼金睛”，眼明手快，一根毫毛也不肯放过。但是我有一句话忠告谈科学方法的人，就是科学方法不是看几部“科学方法论”可以知道的。论科学方法的著作，虽然可以使内行的人多加一番自觉；若是仅看论科学方法的著作而谈科学方法，则愈谈而离科学方法愈远。要得着一种真正的方法，最重要还是自己亲自有一番经历。
（五）谈一个时代的学说，固且有时须知道历史的背景，因为可以帮助我们对于这种学说的了解；但是若把这种所谓时代的背景注重过度了，也有重大的危险。因为知识的活动，是很奇怪的；有了相当的材料，他就能“不能自已”的继续活动，并不需外面社会的或环境的刺激。纵然有时社会的需求可加以鼓励，但是决非主要发动的原因。治数学的人有了整数、分数，及他项条件以后，便能自行运用，造成精密辉煌的系统，并不需什么社会的背景在后面。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是根据他哲学大系统中之一部分玄想；斯巴达的宪法纵或有可以供他参考之处，但是如果说《理想国》是以斯巴达的宪法为背景，那不但是亵渎柏拉图，并且简直可笑！专靠机械的环境论去解释思想，是不可通，而且会上当的。
（六）近代哲学界的努力，极为猛进，所以同时的著作，不能不注意。专门的哲学杂志如mind，kantstudien， revue de metaphysique et de morale等之中，常有重要著述发现。譬如f.j.e．伍德布里奇也可以算是一个有历史地位的哲学家，注165而他自己几乎没有印过一本大的专著；他的历史地位，只是几篇学报里的重要论文为他挣扎来的。许多学报的前号，至今已多不易得。现在我们在国外对于这些问题尚不成问题，想起有日回国的时候，许多问题，早可使人不寒而栗了。
总之，近代哲学，已决非空谈时代。多少以爱知识智慧为责的学者，不停的努力。正如他项自然科学的进步一样，常使治之者急起直追，尚虞不及。拾了几个空名词，掉来掉去而谈哲学的，早可罢休。我们的船逐着海天平线，尚有撞到大陆的时候；只是知识的长征，则愈进而地平愈阔；虽途中发现无限的仙峰神岛，但是航路永无止时。知航路永无止时，而还不停的前进，这才是真正知识的兴趣（intellectual interest）!
在美国已经几年，一切环境的刺激，对于我都将渐趋疲乏了。1726年贝克莱赴美，一腔高兴，乃使一个不做诗的哲学家做了一首诗表示他的希望；注166我现在的心境，正与贝克莱相反。不免把这诗最后的一节——我最喜欢的一节——改过头一个字，于天荡和船荡不能辨别的时候，和着海波念道：
eastward the course of empire takes its way;
the four fired acts already past,
a fifth shall close the drama with the day;
time's noblest offspring is the la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