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
—钱玄同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五经、十三经、四书
汉朝人尊崇儒家古典著作，称为经书。“经”原意是线，所谓经书就是线装书。在古代，有什么事情需要记下来，就刻写在竹简上。事情多了，积累的竹简也多了，就把这些竹简用线编连起来。这些线就称为“经”。可见，“经”最初不过是当时记载片数较多而又常翻阅的竹简书，并无深意。
人们首先在《庄子》中发现了“六经”的说法，即《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春秋》、《易经》这六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这六类图书称为“六艺”。但因《乐经》失传，只留存一篇《乐记》，就把它并入《礼经》，成了“五经”。
到了唐朝，《春秋》被分成《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礼经》也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种，便有了“三传”、“三礼”的说法，加上《易经》、《书经》、《诗经》，称为“九经”。再到宋朝，又加上了《尔雅》、《孝经》、《论语》、《孟子》四种，就有了“十三经”的说法。
十三经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原典，它反映了中国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如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后世许多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最初的原型，由此而形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
宋时的儒学大家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各刊印成单本书，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给这四本书作了详细的注释，被奉为儒家古籍的菁华。科举考试就依据“四书”出题，同时这四书也就成为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目了。
《诗经》
《诗经》是一部乐歌集，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大部分是民歌，分十五国，共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共一百〇五篇，以叙事诗为主。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多为叙事诗和祀神歌，总计三百〇五篇。相传，诗原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删削才成今天流传的篇数。
汉代流传的《诗经》有四家：齐国的辕固、鲁国的申培、燕国的韩婴、赵国的毛苌。或取国名、或取姓氏，简称为齐、鲁、韩、毛四家。他们传授、解释的诗经称为齐、鲁、韩、毛四家诗。后来，其他三家都失传了，只有毛诗流传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脉，所谓大毛公传授的。《诗经》附有“诗序”，分“大序”、“小序”。“小序”列在每篇诗的前面，说明诗的大意，“大序”连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总论全书。序的作者没有定论。
这些诗的来源一般认为是定期采集而来。在古代，有采诗的官职，每年八月周游各地，采录歌谣，上呈天子；天子巡狩各国时，命太师上奏当地歌谣，以了解当地民情。采集的区域以黄河为中心，十五国风主要反映的是今天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几省的风情，所以《诗经》可以算是北方文学，有个别的诗，如《周南》、《召南》，有着江汉一带的背景。
诗的修辞方法有赋、比、兴三种。赋是直接叙述，比是完全譬喻，兴是先说背景而后再叙述。
诗的风、雅、颂三种题材分类，加上赋、比、兴三种修辞方法，被称为诗的“六义”。
《诗经》是一部可靠的古书，不但有文学价值，同时也有史料价值，比如《商颂·玄鸟》篇，讲述了帝喾的次妃简狄吞鸟卵而生契的传说，契是商的始祖；《大雅·生民》篇，讲述了帝喾的正妃姜嫄踩到上帝的脚印后，怀孕生下后稷，后稷是周的始祖，反映了远古社会的情形。《豳风·七月》篇以及《小雅》的《楚茨》、《南山》、《莆田》、《大田》诸篇，表现了周代农业的兴盛。到平王东迁以后，社会动荡，矛盾逐渐尖锐，则出现了抒写抑郁愤慨情感的诗篇，如《邶风·北门》、《王风·黍稷》、《秦风·黄鸟》，《小雅》的《节南山》、《正月繁霜》，《大雅》的《板》、《荡》、《桑柔》、《云汉》等篇，都是怨天尤人的口气。《小雅》中的《何草不黄》、《北山》、《出车》、《采薇》、《黄鸟》，《魏风》的《葛履》、《伐檀》、《硕鼠》等篇，揭露了人民生活的困苦与社会的不安。
《书经》
《书经》即《尚书》，“尚者，上也”，有人认为是“上古的书”的意思。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但这散文之中，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
《尚书》现代通行的版本包括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一篇，共五十八篇。其中有《尧典》、《禹贡》、《盘庚》等三十三篇，称“今文尚书”，同时也是“古文尚书”。其余都是“伪古文”。
这个“今文”、“古文”有什么区别呢？
汉朝初年，经学家伏生传授《尚书》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称“今文尚书”。到了汉武帝末年，从孔子居所的墙壁中发现了一部用古体字写的《尚书》十六篇，称“古文尚书”，但没过多久又失传了。
东晋时，一个叫梅赜的人向皇帝献上了一部二十五篇的“古文尚书”，后附一篇《尚书传》，据说是孔子十一代孙孔安国所作，大家都认为古书失而复得了。后来清代著名的学者阎若璩等人考证，断定这部书是伪造的。现在通行的尚书是今古文合编的，篇数也有分有合。
《尚书》讲了很多历史，上自尧舜，下至秦穆公。其中历史年代最为久远的《尧典》、《舜典》、《皋陶谟》、《禹贡》等篇，以前的人认为是夏朝时代的人所写，近代学者已证实是儒家学派的人模仿古文所编写，创作时代大约在周代。虽然是伪作，但时代比较早，依据的传说真实性更强一些，比东晋人的伪作更有价值。
《尚书》的篇名，多用典、谟、训、诰等字，文章类似于现在的宣言、布告、演讲集、会议录等，所以被称为记言之史，其中有《洪范》一篇，反映了原始的哲学思想，以水、火、金、木、土这五行为世界万有的基本元素。
水是向下滋养万物，火是向上燃烧，木的性能可弯可直，金属的性质可以通过熔化来改变最初形状，土的作用是耕种庄稼。水向下滋润代表咸味，火向上燃烧代表苦味，木可弯可直代表酸味，金销熔变形代表辣味，土耕种五谷代表甜味。
另外文章中又提出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等关于政治的原理原则：
敬用五事：一曰貌，即态度恭谨，形貌就严肃；二曰言，说话要和顺，办事就顺利；三曰视，认识要清晰，就能辨别是非；四曰听，听事要聪敏，谋事就能成功；五曰思，思虑要通达，思虑通达就能圣明。
农用八政：管理民食、管理财货，管理祭祀，管理建筑，管理教育，管理司法，接待宾客，治理军务。
协用五纪：要和岁、月、日、星辰、历数协调一致。
建用皇极：树立皇极的威信，并建立遴选官员和赏罚的标准。
义用三德：治理众民要以“正直”为本，同时在必要时又要刚柔并用，或者以刚制胜，或者以柔制胜。
明用稽疑：通过龟卜和诬占以探询上天的旨意，同时，参照卿士、众民和自己的意见做出判断和决定。
念用庶征：通过雨、晴、暖、寒、风等的气候变化以判断年景和收成。
飨用五福：通过寿、富、康宁、好德、善终等“五福”劝导人们向善。
威用六极：通过夭折、多病、忧愁、贫穷、丑恶、懦弱等“六极”警戒和阻止人们从恶。
五行与这些原则通称“九畴”，颇为儒家所重视。
《礼经》
《礼经》在唐朝时被拆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部书，现在五经中所说的礼经，指的是《礼记》。在古代，所谓“《礼经》十七篇”指的是《仪礼》，它是孔子门徒附在《礼经》后面的笔记。
《仪礼》原来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汉代高堂生所传的今文仪礼，一种是从孔家宅壁中得到的古文仪礼。东汉的郑玄将它们合二为一，成为现在流传的《仪礼》。
《仪礼》简单说来就是各种各样仪式的礼仪，内容包括冠、婚、丧、祭、朝、聘、燕享等典礼的详细仪式，读了之后能了解到古代贵族们的繁文缛节，可以想见古代宫室、舟车、服饰、饮食等日常生活的面貌，以及宗教信仰、亲族制度、政治组织、外交方式，等等。
《周礼》是汉朝初年河间献王从民间抄来献给朝廷的。篇目按照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划分，缺冬官一篇，有人就找了一篇《考工记》来补上。后来刘向的儿子刘歆校理群书，将这部书编入经籍，称为“周官经”。从《周礼》的内容看，大约是战国时的人根据战国前的行政制度写成。
《周礼》是儒家推崇的理想官员制度，也包含了古代事实上的制度。所谓的六官是：
天官冢宰掌邦治。冢宰即太宰、丞相，统领百官。相当于国务院的总理。
地方司徒掌邦教，布五典，安兆民。相当于教育部兼财政部。
春官宗伯掌邦礼，洽神人，和上下。这是一个宗教官。古代行政，祀神占一大部分，所以特设一个大官来办理。
夏官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相当于陆军部。
秋官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相当于司法部。
冬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相当于农工部。
《礼记》里的《王制》一篇，也讲官制，和《周礼》大致相同。我国历代官制，多半以此为依据。比如清朝政府的吏（民政）、户（财政）、礼（祭祀和科举）、兵、刑、工六部，就是六官制度。《礼记》大部分内容还是规范风俗礼制方面，如《内则》篇专门规范妇女的行为，《少仪》篇规范青年人的行为。《礼记》中有一些精彩的文章，如讨论教育问题的《学记》，讨论音乐的《乐记》，讨论个人修养的《儒行》，讨论治国的《礼运》。
现在《礼记》也叫“戴记”、“小戴礼”，原本也是河间献王抄来献给朝廷的。后来受命典校古籍的经学家刘向又发现几种，合编起来共两百一十四篇，信都王刘嚣的太傅戴德做了删节工作，整理成八十五篇，这就是《大戴记》。现存的《大戴记》只有残本，没有列入十三经。他的侄子戴圣又删为四十篇，这就是《小戴记》，在此基础上，东汉儒学家马融又增编了几篇进去，合成四十九篇，就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礼记》。四书中的《大学》、《中庸》都是《礼记》中的文章。
相传《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作，文辞简约，内涵深刻，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今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启迪意义。所谓“大学”，就是治国安邦的学问，后人将《大学》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纲领”和“八条目”。
“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是“大学之道”的总纲，意思就是，做治国安邦这种大学问的方法在于，提倡和发扬正大光明的德行和德政，广泛地亲近民众和尊重民意，以至善至美为奋斗目标。
“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有关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是一步步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思想……思想端正了，才能完善自我修养；自我修养完善了，才能让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有序了，才能国家安定繁荣；推而广之，达到天下平定。
如果说《大学》是指导人实现政治理想的启蒙书，那么《中庸》便是指导人实现完美修养的启蒙书。其主旨在于通过自我教育，达到“至诚”的境界。《中庸》的思想，主要集中表现在“中庸”和“诚”这两个范畴上。
何谓“中庸”？“中庸”并不是“中立、平庸”，而是“执中、中和”的意思，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
“诚”是充分表达个人的本性，所以《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人的天性本来是诚的，若能依着这天性去做，若能充分发展天性的诚，便是“教”，便是“诚之”的工夫。
宋朝以后，《中庸》逐渐成为儒家学者的研读重点，很多儒学、理学的概念和命题都出自《中庸》。许多思想家也都坚持“中庸”的信条，开始用“中庸”的方法论思考问题。
在儒家思想体系里，政治和伦理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但是，从论述的角度出发，两者却有不同的着重点。《大学》比较通俗平易，强调各种伦理规范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意义，实践性很强；《中庸》比较高深微妙，把这些伦理规范提升到了天人关系的高度加以考察，思辨性很强。
《易经》
《易经》，也称“易”或“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国古代帝王之学，人们常用它来预测未来、反映当前、决策国家大事。一直以来，各朝各代都有人研究《易经》，许多政治家、军事家、商人更将其奉为一生必读之书。
关于“周易”的说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认为，“周”就是“周普”的意思，即无所不备，周而复始；而唐代大学士孔颖达则认为“周”只是一个地名，是周朝的代称。
对“易”的解释更是众说纷纭。东汉经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易”是因蜥蜴而得名，只是一个象形字，是蜥蜴的俗称“变色龙”的引申义。
而现代哲学家胡适则认为，“易”是变易、变化的意思，天地万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时时刻刻变化的。他还举了个例子：孔子在江边看到滚滚不绝的江水，不觉叹了一口气说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逝者”便是“过去种种”。天地万物，都像这滔滔河水，才到了现在，便早又成了过去，这便是“易”字的含义。
以上种种说法，一直未有定论。但《易经》中涉及的诸多占卜知识，以及对事物变化规律的描述，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和自然哲学的依据。八卦，就是从《易经》而来。
《易经》中说：“易有太极，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中，两仪，即阴阳；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传说八卦是上古时期伏羲所画，象征自然世界的八种物象，后来周文王将八个单卦两两相叠，又推演出八八六十四卦。因此《史记》中有“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记载。
《易经》以六十四卦的次序编排，从乾卦开始，到未济卦结束。书后附有《系词》、《说卦》、《序卦》、《杂卦》几种总的说明文字。每一卦都有符号表示，阳爻“—”与阴爻“— —”是卦的基本符号，如同电脑的1和0这两种信号，通过各种排列组合，就能构成世界上我们所要表达的一切信息。
阳爻与阴爻的配合方法，第一步是三爻为一组，生成乾、坎、艮、震、巽、离、兑这八卦。第二步，是将这八卦，每两卦为一组，生成乾、讼等六十四卦。每一卦有个总的解说，称为“卦辞”，每一爻有个解说，称为“爻辞”。另外，每一卦还附有“彖辞”、“象辞”两种解说文字，乾、坤两卦多出一种解说，称为“文言”。《卦辞》、《爻辞》属于“经”，其余文字都属于“传”的范畴。传本意是指比经短一些的书本。现在“传”通常是指对经义作解读的补充文字。《易传》共有七种，包括《彖》上下篇、《象》上下篇、《系辞》上下篇、《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自汉代起，它们又被称为“十翼”。
简单来说，《易经》中包含的哲学道理，就是“简易”、“变易”、“不易”这三种意义。
《易经》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有个规律，不外乎始、中、终三种状态的相互转换，因而能够以简驭繁，这就是“简易”。万事万物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流转中，正如它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小往大来，大往小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不同的卦象，不同的爻，表示着各种吉凶消长的复杂关系，这就是“变易”。而从另一面来看，一切的变化又都是在一个不变的范围中循环往复，所以它又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未有什么进化，这就是“不易”。
《易经》的文字和思想结构都相当的完整，人们从中得到的启示，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春秋》
《春秋》是鲁国史书，孔子做了修改，在记载的文字中暗寓褒贬，就像现在编报纸的新闻标题一样。孟子非常肯定和赞赏它的宣传作用，认为“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的编写结构类似于现在的年表，按年月顺序做记载，因此它也成为后世编年史的开端。
《春秋》记载的史实，始于鲁隐公，终于鲁哀公，其间经过十二位君主，共两百四十二年。为《春秋》作传的有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人。三个比较起来，《左传》记载的史事更详细，《公羊传》、《穀梁传》专注于解释经文文字暗含的微言大义。现在常见的五经中的《春秋》，只附有《左传》。左丘明还著有《国语》一书，也是记述当时的历史事件，人称“春秋外传”。
《论语》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是孔子日常语录及日常生活的记录，他与弟子的谈话也掺杂其中。内容涉及道德修养、政治学术等方面，言简而义深远。据说当时弟子们各有各的记录，孔子去世后，弟子们相互讨论编辑而成，所以命名为“论语”。《论语》分三种：古论语，从孔家宅壁内找出，有二十一篇。《齐论语》，齐国人所传，有二十二篇。《鲁论语》，鲁国人所传，也是现在通行的《论语》所依据的本子，有二十篇。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核心，不仅有关于他个性气质的传神描写，对于他身边的弟子也有形象的刻画。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给人以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
孔子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中，主要特征有：第一，不信神怪，不谈宇宙本体，专讲人事；第二，政治上放弃上古的天道思想，主张人治；第三，以伦理思想为中心，而延伸到其他方面；第四，主张温和的改革方式，偏向于折中主义。
《孝经》
《孝经》分《开宗明义》等十八章，古代时认为是孔子所作，南宋学者王应麟认为是曾子就孝的问题请教孔子，回去说给众弟子听，由弟子们的笔记整理而成。
《孝经》也有今文、古文的分别。秦朝时焚书坑儒，河间有个叫颜芝的人偷偷把《孝经》藏起来，到了汉代提倡搜集书本时，他的儿子颜贞把书献了出来，有十八篇。这是今文《孝经》。从孔家墙壁内找出的是古文《孝经》，有二十二篇，到南朝梁时就失传了。现在《十三经注疏》里收录的《孝经》是今文，为唐玄宗所注。市面上流通的单行本《孝经》，多是宋代的朱熹所编定的，将玄宗所定的本子颠倒排列而成。
《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指出孝是诸德之本，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同时将孝与忠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推而广之，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孝经》还根据不同人的身份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
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孝经》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伦理、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
《尔雅》
《尔雅》是解释字义的书，是一本独立的词典，在中国语言学史和词书史上都占有显著地位。它汇总、解释了先秦古籍中的许多古词古义，成为儒生们读经、通经的重要工具书。人们借助于这部词典的帮助，可以阅读古籍，进行古代词汇的研究，因而被认为是中国训诂的开山之作。
《尔雅》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但未注明作者。后人大都认为是秦汉时人所作，经过代代相传，各有增益，在西汉时被整理加工而成。原有二十篇，现存十九篇。其内容可以分为六大类：
第一类，专门解释字词的意义：《释诂》、《释言》、《释训》；
第二类，解释人事和生活用器的名称：《释亲》、《释宫》、《释器》、《释乐》；
第三类，解释有关天文的知识：《释天》；
第四类，解释有关地理的知识：《释地》、《释丘》、《释山》、《释水》；
第五类，解释有关动物的知识：《释鸟》、《释兽》、《释畜》、《释虫》、《释鱼》；
第六类，解释有关植物的知识：《释草》、《释木》。
《尔雅》按意义分类编排的体例和多种释词方法，对后代词书、类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人模仿《尔雅》，写作了一系列以“雅”为书名的词书，如《小尔雅》、《广雅》、《埤雅》、《骈雅》、《通雅》、《别雅》等等，而研究雅书又成为一门学问，被称为“雅学”。
从汉唐到清代，为《尔雅》作注的人很多。现存的最早最完整的注本是晋代郭璞的《尔雅注》。郭璞历时十八年研究和注解《尔雅》，以当时通行的方言名称，解释了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为它注音、作图，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尔雅注疏》采用的是郭璞的《尔雅注》和北宋邢昺的《尔雅疏》。清人研究《尔雅》的著作中最著名的是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今人注有徐朝华的《尔雅今注》。
《孟子》
《孟子》是战国时邹人孟轲和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的作品，有七篇。记录了孟子与其他诸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他提出的性善论、仁义说、养气说、先天良心说等，是宋明理学重要的依据之一。
孟子认为现实世界是道德的世界，而道德根源背后的标准，便是天。天表现于人，便是性。人若能有足够修养，便能知天，达致天人合一。
他的性善论主要发挥了孔子“仁”的观念，认为善是人的基本自觉，这种自觉是表现于恻隐、羞恶、辞让及是非四端。这“四端”是内在于自觉心的，属于人的本质，即所谓人的“性”。人之性，必有异于禽兽之处，这种异于禽兽的性，便是“善端”。他指出，人之所以不善，是由于受私欲蒙蔽。因此，人应放弃私利，以达到社会的公义，目的是建立良好的个人道德观。
必须依靠修养及发挥善性的功夫，以全力扩充存于内心的“四端”，孟子称为“尽性”。尽性的修养，培养出浩然之气，使人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再以“心志统气”，控制自己的情感，便能成德。
经的传授
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为保存和传习诗书，设置博士官一职，禁止民间私自讲学，后来因博士淳于越因议论政事触犯了皇帝，丞相李斯主张烧毁百家书，得到秦始皇的支持，次年坑杀了四百多儒生。皇帝的暴政最终导致民间起义。
为响应陈胜、吴广的起义，鲁国的儒生带着孔氏的礼器前往参加。汉高祖刘邦起兵时还看不起儒生，用儒生的帽子当尿壶，等平定天下后方才意识到思想问题的重要性，于是展开盛大的仪式祭祀孔子，用秦时的博士叔孙通、张苍厘定法制。汉惠帝延续了他的作风，废除民间不准藏书的禁令。文景二帝时，效仿秦朝设置了博士。到了汉武帝时，罢黜百家，推崇六经。设置了完备的五经博士，以博学经文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于是学习经典成为做官的捷径。汉朝看到秦的统治因严酷法治而失败，就一反秦的制度，推崇儒家的德治来拉拢人心，这就是以利禄来提倡经学的开端。
西汉官学中，今文学派占主导地位，有所谓十四博士：《易经》有施雠、孟喜、梁邱贺、京房；《尚书》有欧阳高、夏侯胜、夏侯建；《诗经》有申公培、辕固生、韩婴；《礼》有戴德、戴胜；《春秋·公羊传》有严彭祖、颜安乐。
西汉末年，古文经传陆续出现，古文学派因而产生。刘歆子承父业勘校藏书，将费直的《易》、孔安国的《尚书》、《毛诗》、《春秋·左传》、《周礼》等古文经传详加研究整理，古文经学由此获得发展的基础。古文经学没有像今文经学那样成为官学，仅在民间流行，但在服虔、马融、许慎、郑玄等大师的努力下，势力逐渐强盛起来。这些大师兼通今古文经，像郑玄作《毛诗笺》，注《周礼》、《仪礼》、《礼记》，可以说集经学之大成。除郑玄的著作外，流传到今天的古文派著作，还有许慎的《说文解字》、《五经异义》。
古、今文学派之争
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从西汉末年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两百余年间，发生过四次大的斗争，表面上看是为了争官学的地位，或者是为了争书籍的真伪。清朝后半期也发生了同样的斗争。比较两派的争论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今文学派尊孔子为受天命的素王（实至名归而未得其位的王），古文学派尊孔子为先师。
今文学派认为孔子的贡献是为托古改制，古文学派认为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史学家。
今文学派认为六经是孔子的著作，古文学派认为六经是古代的史料。
今文学派以《春秋·公羊传》为主要依据，古文学派以《周礼》为主要凭证。
今文学派认为古文经传是刘歆伪造的东西，古文学派说今文经传是秦始皇焚书后的残余，非全貌。
今文学派相信纬书，认为是孔子著作更深层次的解读，古文学派认为纬书都是扯淡。
由上述几点的比较可见，两派不但所依据的经传版本不同，而且治学态度也相反。今文学派虽认为古文经是伪书，但其本身所根据的经也未必是真，特别是对经的解读，倾向于主观臆断和迷信。古文学派的态度相对比较客观，重视历史的根据。
今文经学与谶纬
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领袖人物。他研究《春秋·公羊传》，应用阴阳五行谶纬的学说来解释儒家经典，使儒学宗教化，成为封建专制政治的思想基础。他在著作《春秋繁露》中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从宇宙到社会到个人，一切以阴阳五行为基础。阴阳变化而形成四时，五行则是变化所依据的时空构架，这种变化是循环运转，因而“天不变，道亦不变”。同时天象与人事相通，发生灾难是上天对统治者的一种警告。人类历史也如同天运循环，有所谓黑、白、赤三统的互相交替。又因为“天道任阳不任阴”，阳尊而阴卑，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今文学家应用的谶纬之说是什么呢？
谶是秦汉时期巫师、方士编造的所谓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吉凶的隐语。秦末年，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就是利用谶语制造了“大楚兴，陈胜王”等天赐的预言。后来民间发展成在庙宇或道观里求神问卜，渐渐简化为求签。
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的一类书。因为经文是不能随意改动的，为了把儒学神学化，就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把它们说成神的启示。如托名孔子假造的纬书，有《易纬》、《诗纬》、《书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七种。同时又有谶书，如《河图》、《洛书》一类的东西，有图有文字。为了显示它的神秘性，又特别做了些装饰，如王莽的《金匮书》和刘秀的《赤伏符》；或染成特殊的颜色，如《河图》、《洛书》被染成绿色，所以又称符命或符箓。
汉朝是谶纬之学最兴盛的时期，特别是西汉末年及东汉末年。王莽称帝就是利用谶语制造舆论，制作了“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石碑。之后汉光武帝也利用《赤伏符》即位，此后宣布图谶于天下，使之合法化。汉章帝还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经学讨论大会，即白虎观会议，会议记录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也称《白虎通义》），以法令形式将谶纬之学定形，提升至与正统经书同等地位。
谶纬之学依托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流行一时，对东汉政治、社会生活与思想学术均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在东汉被称为内学，尊为秘经。而原本的经典反被称为外学。
谶纬之学的内容很庞杂，诸如：天人感应—星象可以预测吉凶；报应说—人行善或行恶会影响到寿命的长短；神仙—昆仑山上有神仙存在，西王母是指引修行的神仙；黄帝是北斗之神；孔子是“黑龙”之种……在这类书中，大学者孔子竟变成了天神。后来的古文运动就是为反对这一形势而起的。
由于谶纬本是人为制作的，容易被人利用来散布改朝换代的政治预言，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其中的危险，加之魏晋以后玄学兴起，对儒家传统经学有了全新的解释，于是宣扬宿命论的谶纬之书渐遭毁禁；隋炀帝正式禁毁之后，谶纬之书大量散失。至宋欧阳修《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后，谶纬学说更是式微，其书籍文献多散失不传。
谶纬充斥着神学迷信色彩，注定不能与儒家经典长期并行，但其中并非全是荒诞的东西，也包含有许多天文、历数、地理等方面的古代自然科学知识。此外，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作为两千年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最高伦理规范，其最初的确切表达就是《白虎通义》从礼纬《含文嘉》中引来的。
汉以后的经学
自汉至清，支配我国思想界的主流，是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两汉经学在这期间等于中断，这时期比较可注意的有几点：今文经学的首先衰落；南北学的分化；隋唐义疏之学的兴起；宋明理学的影响。
汉魏时期，郑玄、王肃表面上综合了今古文经，采两家之长，实际上支持古文经学，晋朝发生永嘉之乱，今文经传大部分散失，今文经学就此衰落下来，古文经学地位日渐上升。在魏晋崇尚玄学清谈的氛围中，王弼注《易经》，何晏注《论语》，虽然受了一定的道家思想的影响，总体上还是汉学的基础。
南北朝时，经学有了分歧点，最显著的就是南方尊崇郑玄的易注、杜预的左传注，北方尊崇王弼的易注、服虔的左传注。
南北朝至隋唐时，产生了义疏学。义疏就是在汉儒经注的基础上再加以解读，所谓注解的注解。两者合在一起叫注疏。注一类的解读包括传、记、笺、注、诂训、解诂、章句、章指、集解等，疏一类的解读包括义疏和正义。它们的体例原则是：注不破经，经不破注。如果注过于晦涩难理解，疏要引出原文再加以说明。不过后来清人有些疏也纠正注的谬误。
义疏之学盛于唐，唐初孔颖达、贾公彦作五经注疏，成为当时政府规定的标准经学教材。唐以科举取士，违反孔、贾义疏的就不录取。孔颖达所采纳的经注以南学为主，将北学合并到南学里面，于是王弼、服虔著作的散失，而唐的义疏开始盛行于世。
宋儒讲经，不重视古注，各自发明义理学，依据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分成了三派。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一派，主要使用归纳法；以陆九渊、杨简为代表的一派用演绎法；另一派是以叶适、陈傅良为代表的批评派，号称浙学，不空谈性理，非常注重实务，其中又分为金华派（吕东莱为代表）、永嘉派（陈傅良为代表）和永康派（陈同甫为代表）。宋儒理学虽依据经书来确立各自的学说，实际都自成一派。
在元明时期，因朱熹的学说受到朝廷青睐，取得正统地位，陆九渊的学说得到王阳明的发扬光大，也为当时的学者所信仰。他们两派都借着经学讲理学，并不以经典为主，专门空谈，经学因而衰落。到了清代，儒家学者为矫时弊而反对理学，提倡朴学，学术风气由此大变。
清代的经学
清代经学的思潮可分为三个时段：启蒙期、全盛期、没落期。
启蒙期的特点是针对明末理学尚空谈的弊端，主张匡救时艰的实学，但仍未能摆脱理学的窠臼，特别是认为只有博学经典才能救时弊。顾炎武是清学的开创者，他研究当时郡国的利弊，对解决实际问题做出了贡献，同时为考证学打下了基础。其他考证学的名家还有胡渭、阎若璩。重苦行实践的有颜元、李塨。以史学为依据注重时事研究的，有黄宗羲、万斯同。
全盛期的特点是不再攻击理学，也不再继承它，放弃通经致用的观点，完全脱离实际只做书本文字的考证，单纯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经学。主要代表人物是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号称汉学正统派，其中戴震的观念较为突出。
没落期的特点是正统派日渐没落，仅有俞樾、孙诒让等几位学者坚守阵地。今文学派的康有为等人，因晚清时局动荡，想借用经学作为改良时政的武器，于是著《新学伪经考》，企图抹杀古文经传，以《公羊传》的内容为凭据创“孔子托古改制”说，又著《大同书》表明自己的理想。虽有着良好的意愿，但治学态度太过主观，对经学的发展未有实际的促进作用。
在这三个时期中所涌现出来的学派主要有四个：浙东学派—黄宗羲创立，万斯同、毛奇龄等继承；东吴学派—源自吴江惠氏祖孙三世，即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继承者有余萧客、江声、钱大昕、王鸣盛等；皖南学派—创自婺源的江永，其弟子戴震将其发扬光大，继成者有胡培翚、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常州学派—始于武进的庄存与，继承者有刘逢禄、宋翔凤、魏源、龚自珍等。
东吴学派和皖南学派，是全盛时期的考证学派。东吴学派完全据守汉人的学说，没有创新。皖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治学方法立足于“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所谓朴学，应是以皖南学派为中坚力量。
清代的朴学在东汉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其极盛时期，种种专门学术如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史学、地理学、天算学等，都有着专门的研究。而类书的编纂，丛书的校勘，伪书的辨明，佚书的辨明和搜集以及古书的校勘，都有着他们的贡献。
常州学派比较注意今文学的研究，为晚清今文学的先导者。继承者除康有为外，还有王闿运、廖平、皮锡瑞等人。朴学正统，到最后还有章炳麟，新派有王国维、罗振玉。
综上所述，清代经学经历了三次变化，开始为汉宋兼采，乾嘉时期，东汉的古学全盛，晚清则西汉今文学再起。在这些变化中，汉学与宋学的争论、今古文的争论是较为突出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