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很大思想方法注重的是各器官相互间的作用，它有很多成功的应用于实践的例子和经验。同时中医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注重情志，注重中枢神经系统对人的影响。
—柯杨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
中医称谓
中医，即相对西医而言。中医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综合性科学”。在西方医学没有传入中国之前，国内对医家有着独特而内涵丰富的称谓。
岐黄：黄帝是传说中的中原领袖，姓姬，号轩辕氏、有熊氏。岐伯，传说中的医家，黄帝的臣子。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是《内经》，此书假托黄帝与岐伯讨论医学，并以问答的形式而成，又称《黄帝内经》。因而，后世称中医学的“岐黄”、“岐黄之术”，即源于此。
医中圣手：《孔子传》载：“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即无所不通。手，指专司或专情其事的人。医中圣手即是对医生精湛医术的高度称赞。
扁鹊卢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者，渤海郡郑人也，姓秦，名越人，其治赵简子、太子疾。《列子·力命篇》载：医者卢氏被人称为“神医”。唐朝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引《黄帝八十一难》说：“（秦越人）家于卢国，因命之曰卢医也。”因而扁鹊卢医即“正统神医”的意思。
悬壶：《后汉书·费长房传》载，河南汝南人费长房，有一天逛集市时见到一位买药的老人，竹杖上挂了个葫芦。当天黑散街之后，老人忽然跳进葫芦里。当时只有费长房一人看到，惊奇不已。为了弄清楚老人的来历，费长房便以酒款待。原来这位老人是一位身怀医技而又乐善好施的隐士，因他诊病卖药的地方经常悬挂一个葫芦作为标志，所以人称“壶翁”。隔日再相见时，壶翁邀费长房一同进入葫芦中，只见大厅布置得整齐华美，佳肴满桌，长房立刻拜壶翁为师，学习医术与修仙之道，几年后，费长房也开始悬壶行医。因这一传说故事的流传，后世便将行医爱称为悬壶，医生或诊所的贺词无一例外不是悬壶济世。而悬挂葫芦更成了中医的标志。
杏林：三国时董奉，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为人治病，不受谢，不受礼，只要求治愈者在他房前栽杏树作为纪念。重症愈者种五棵，轻者一棵。数年后，蔚然成林，红杏累累。他建一“草仓”，告诉人们，要杏果的，不用付钱，只要拿一器谷子来换一器杏果。这样用杏果换来的谷子堆积满仓，他用这些谷子救济贫民。百姓送他匾额以表感谢之情，上写“杏林”、“医林”、“誉满杏林”、“杏林春暖”。由此，这些词成为医德高尚、医术高明者的雅称。
再世华佗：华佗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有一次他在途中遇到有人出殡，见棺材缝里流出来的血还像活人的血，便上前救治，终于救活在棺材里假死的产妇，被人们誉为“神医”。他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三国演义》说他能为曹操开头颅治其头风病。后人用“再世华佗”来赞扬医生的医术高明。
青囊：指古代医生盛医书的囊，后借指医术。《后汉书·华佗传》张冀《补注》：“吴押狱者每以酒食供奉，佗感其恩，告曰：‘我死非命，有青囊未传，二子不能继业，修书与汝，可往取之。’吴至金城，取又藏之。佗知不免，大饮如醉而殂。吴弃役回家，向妻索书，妻曰：‘纵学得神术，终毙于狱中，故我以囊烧毁也。’”因华佗精医术，生前行医各地，声名颇著，所以，“青囊”也成了医术的代称。
苍生大医：唐代药王孙思邈，医德高尚，堪称医学界的典范。他在《千金要方》中写道：“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不得瞻前顾后，虑吉凶，护惜身命。深心凄怆，勿避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成苍生大医。”后人对医德高尚的医生尊称“苍生大医”。
中医的发展
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便是同疾病做斗争之时，随着人类文明的逐渐成熟，中医学也随之完善起来。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在同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的中医学。中医学的发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就其发展阶段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萌芽期：中医学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早期人们造物居住以避风雨，缝制兽皮以御风寒，跳跃舞蹈以导湿热，用火燔食以使人无腹疾。在长期的狩猎、捕鱼和种植中，逐渐掌握了某些动物、植物以及矿物质的治病疗伤作用。如我们熟悉的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这就是中国医学的雏形。
理论形成期：战国时期，中国医学走向了它的第一个高潮，不仅名医荟萃，而且诊断、治疗、药物诸类均粗具规模。其中《黄帝内经》标志着中医理论的成熟与完善。书中不但记载了发病的机制，还记载了相当完善的治疗方法与手段。除了针刺疗法外，还有散剂药物治疗，如应用半夏秫米汤治疗失眠，用鸡矢酥散治疗鼓胀等。
同时书中还讲到，自然界天象、气象变化与人群疾病发生及流行的关系，与地域的差异对疾病的产生和治疗都有很大的影响。如春天气候多风，传染病易盛行；夏季属热，易发生中暑；秋天气候干燥，常发生干咳；冬天气候严寒，易出现外感寒邪疾病。又如东南地区，滨海傍水，地势低洼，人们吃鱼而嗜咸，易生疔疮；远离海岸的地区，由于缺碘出现地方性甲状腺肿。
成熟期：《伤寒杂病论》是由东汉末年南阳张仲景所著，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医发展的成熟，因为他实现了中医理论与方药的巧妙结合。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及在未经了解药物有效成分的前提下能够熟练运用草药治疗疾病，对人民健康的卫护，这样的创举是其他发明创造所不及的。同时，他开创了辨证施治的先河，直到现在，他的许多方剂在临床运用仍效验如神，后世尊称他为“医圣”。
理论体系
中医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独特之处在于整体观及辨证论治。
整体观：中医学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自然界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人体，机体则相应地产生反映，人与天地相应、与日月相应。同时，人体是有机的整体，人体局部出现病变，往往与全身脏腑、气血、阴阳的盛衰有关。而在机体外也出现一些相应的表现，如神、色、形、态的异常变化。所以，中医治病必须从整体出发，如口舌糜烂，中医常用清心泻小肠火的方法治疗，是因为心开窍于舌，心与小肠相表里的原故。
辨证论治：辨证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手段收集病证信息，加以分析综合，辨清疾病原因、性质、部位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诊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论治即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如何治疗。比如同样是感冒，中医根据病人症状不同，分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风寒感冒用辛热的方法解决，风热感冒用辛凉的方法解决。因而，中医看病，往往是一人一证一方一药，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见热退热的局部对证治疗，更注重整体关联性，这与西方现代主流科学的还原论有所不同。好比判断西瓜的好坏，通常有两种方法。
一是把西瓜切开，看一看，尝一尝，判断会准确。这就是还原论方法，优点是借助机械工具，结论准确；缺点是西瓜一旦切开，就不再处于本来状态，有些东西已发生改变，切开后不能再复原，空气和微生物进去了，西瓜容易坏掉。
另一种方法就是根据经验，外部观察判断西瓜的好坏。西瓜是一个整体，各部分的生长形成都有联系。因此，有经验者观察外部情况，如用手掂掂瓜重，拍拍听瓜响，看看颜色和瓜蒂形状等，就可以知道好坏。这类方法就是整体观的方法。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和事物的整体性，就是这一观点。
发病观与治病观
中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是“正邪相争”，正不胜邪的结果，关系到人体正气和邪气两个方面。
中医理论认为，人体内一切可以抵御外来邪气的积极因素，都可以看作人体的正气。中医的邪气，可以理解为一切致病的因素，如外感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内伤七情—喜、怒、悲、忧、思、恐、惊，饮食劳倦等因素。而这些因素仅仅是产生疾病的诱导因素，会不会发病，还要看人体正气的强弱。如果正气存内，无论是外来邪气还是内伤七情都不能对人体机能造成伤害，这就是中医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人体的正气受到损伤，再有外来邪气入侵，就容易生病，这就是中医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比如，同一股冷风吹来，有的人因此感冒流鼻涕，有的人则安然无恙，这就和他们体内正气有关。
一般情况下，人体正气旺盛或病邪毒力较弱，则邪气不易侵犯机体，或虽有侵袭，亦不至于发生疾病。此时，人体内部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的矛盾运动，其发展变化仍处于生理活动的范围，即“正能御邪”，所以不会发病。反之，如果人体正气虚弱，抗病能力低下，不足以抗御邪气，或病毒邪气过强，则病邪即可乘虚而入侵，使体内矛盾运动的发展变化，超出其生理活动的范围，从而导致机体脏腑组织阴阳气血的功能失调，即“正不胜邪”而发病。要治愈疾病，就要调和阴阳气血，使之重新归于平衡状态。
阴阳，原意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左右、内外、运动状态的躁动和宁静，等等。就人体机能而言，白天阳盛，机体的生理功能以兴奋为主；黑夜阴盛，机体的功能以抑制为主。
人体的阴阳，也和日夜一样，是交替变化着的。中医理论认为：人体阴阳失衡，疾病就会来临。一切事物之间—包括人和自然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着的，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出者为阳，升者为阳；入者为阴，降者为阴，物质与能量的出入升降时刻变化以保持平衡，这样人就不会生病。如果失衡，就说明人体正气不足或邪气入侵占主导，人体健康就受到了威胁。正如《内经》所言：“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又说：“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所以，中医在治病时十分重视阴阳的平衡，通过祛除邪气或填补正气来调节，实现平衡以除病患。如汉代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的：“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
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其中蕴含了中国哲学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它最初是源自古人对自然的探索和总结，即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又引申到天地、日月、昼夜、寒暑、男女、上下，等等，皆分阴阳。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阴阳两面，经常不断地运动和相互作用。这种运动和相互作用，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古人把这种不断运动变化，叫作“生化不息”。
《史记·天官书》中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古人认为，阴阳是促使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本，而五行则是构成一切事物必不可少的要素。五行，即木、火、水、金、土，这五种元素充盈在天地之间，无所不在，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发展，维系着自然的平衡。木代表生长的物质；火代表可以散发热能的物质；土代表自然本身；水代表流动的物质，可以循环；金代表坚固的物质。木和火在土的上面，水和金在土的下面，所以木、火属阳，水、金属阴，土是中性。
顺着循环来，五行便会互相生发，即“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若逆着循环走，五行便会互相克制，如：木克土、土克水……古人用阴阳与五行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来阐释一切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即自然界阴阳相互作用，产生五行；五行相互作用，则产生无穷变化。所以说，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生长、发展和消亡，都是事物阴阳两个方面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阴阳学说也就成为认识和掌握自然界规律的一种思想方法。医学属于自然科学范围，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阴阳学说被用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并用于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如就人体部位而言，上部为阳，下部为阴；体表为阳，体内为阴；背腹而言，背部为阳，腹部为阴；四肢而言，四肢外侧为阳，内侧为阴；筋骨皮肤而言，筋骨在内故为阴，皮肤在外故为阳；内脏而言，六腑传化物而不藏为阳，五脏藏精气而不泻为阴；五脏本身而言，心、肺居于上焦故为阳，肝、脾、肾居于中焦故为阴。
阴阳二气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并时刻在运动与变化之中。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二者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一旦这种动态平衡受到破坏，即呈现为病理状态。所以，中医在治疗疾病、纠正阴阳失衡时，要从动态的角度出发。而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不论在生理上还是在病理上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生理或病理现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从整体的角度来对待疾病的治疗与预防。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精气学说
精气学说是对中医影响最大的中国古代哲学之一。古人认为：“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天地之精气化生为人。“精气”是万物本根。所谓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精，是人体的最基本物质。狭义之精，指生殖之精。精气，是气中的精粹，是生命产生的本原。所谓气，指一切无形的，不断运动的物质。由于气非常细微分散，用肉眼看不到，所以古人称之为“无形”。气的活动力很强，而且不断地运动。精气学说，又称“元气论”，或“气一元论”，是研究精气（气、元气）的内涵及其运动规律，并用以阐释宇宙万物形成本原和发展变化的哲学理论。
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关于精气是宇宙本原的认识，对中医学中—精是人体生命之本原，气是人体生命之维系，人体诸脏腑形体官窍由精化生，人体各种功能由气调控等理论的产生，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
中医的精气学说，是研究人体内精与气的内涵、来源、分布、功能、相互关系及其与脏腑经络、组织器官关系的理论。
中医传统理论认为，“精”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既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又是脏腑器官生理活动的产物。精有两种来源，第一是先天之精。它与生俱来，是生命的原物质。第二是后天之精，即日常饮食水谷化生之精微，使生命得以继续维持的营养物质。后天之精可养先天之精，因此，生命得以成长壮大。
“气”是生命物质的活力。生命细胞的活力正常或旺盛，身体各组织代谢机能才会正常运行，体现整体生命力的旺盛。“气”像“精”一样，也有先天与后天之分，先天之气源于父母，名曰元气（原气），后天之气得于自然之气与饮食水谷精微之气。气的功能主要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和气化等作用。精是气之母，气依托于“精”，有“精”才有“气”。气行畅通，人体才会健康。
神是脑物质细微精深的结构和脑的功能活动。狭义的神为心神，藏于心；广义的神，藏于脑。广义的神既包括心神，还包括魂、魄、意、志、思、虑、智等内容。脑神是各神之首，精神、意识、思维、知觉都是在脑神的作用下产生；心神、肝魂、肺魄、肾志、脾意也是在脑神的作用下发挥各自的生理功能；关节的活动，皮肤的感觉，眼、耳、鼻、舌的作用，同样都离不开脑神。中医理论认为，“神”可以调节人体形体的动与静，精神的兴奋与抑制，情绪的喜、怒、哀、乐、爱、恶，个性的刚与柔、静与噪，身体的屈与伸等。这是“神”的调节与控制功能。
精、气、神含义不同，却密切相关，所以是人身之“三宝”。精、气、神之间的关系，可区分为有形和无形物质（精与气）与生命活动，以及精、气与心理活动的辩证关系两个层面。但对这两个层面关系的论述，又往往是交错在一起展开的。精与气的关系，类似于合成与分解之类方向相反的基本代谢活动。无形可以聚合成有形，气可生精，“精乃气之子……积气以成精”（《脾胃论》）；精成之后，又可化而为气，“盖精能生气”（《类经》）。
气以精为体，精以气为用，精和气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了无形与有形之间的相互转化。在这种精与气的相互转化中，显现出各种生命活动，产生了人的心理活动。因此，神是由精与气所派生的，精与气是神活动的物质基础。
“虽神由精气而生，然所以统驭精气而为运用之主者，则又在吾心之神”（《类经》卷一）。尽管人的生理活动和心理活动是在形体和物质运动基础上产生的，但它又反馈地作用于精、气，影响着人的整个生命过程。对此，《养生三要·存神》辩证地指出：“聚精在于养气，养气在于存神。神之于气，犹母之于子也，故神凝则气聚，神散则气消。”
汪綺石《理虚元鉴》也指出：“以先天生成之体质论，则精生气，气生神；以后天运用之主宰论，则神役气，气役精。精气神养生家谓之三宝，治之原不相离。”也就是说，健全的心理和协调的生理活动，既依赖于躯体，又影响着躯体，三者的有机整合和协调，才能使人的生命活动处于有序的安稳状态。
脉学
脉学是利用切脉诊治疾病，是中医诊断学中的一项独特方法。我国人民很早便发现人体血液循环的道理，通过切脉可以观察内脏器官的病变，有关情况在《周礼》、《黄帝内经》等古籍中有所记载。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著名医学家扁鹊总结前人经验，创立了脉学。
西晋著名医学家王叔和撰写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脉经》。它吸收扁鹊、华佗和张仲景等古代名医的理论，总结了两晋以前的脉学经验，使中医诊脉、脉学成为一门系统科学，奠定了脉学诊断的基础。
脉象，指脉搏的形象与动态，是中医辨证的依据之一，包括脉搏的频率、节律，呈现的部位、长度、宽度，脉管的充盈度、紧张度，血流的通畅流利度，心脏搏动的强弱等因素。
中医认为，脉象的形成与脏腑气血密切相关。心主血脉，心脏搏动把血液排入血管而形成脉搏。心脏的搏动和血液在血管中的运行均由宗气（由水谷精微化生，聚积胸中，与呼吸之气相合发挥作用的气）所推动。血液循环于脉管之中，除了心脏的主导作用外，还必须有各脏器的协调配合。肺朝百脉，即循环于全身的血脉都汇于肺部 ，且肺主气 ，通过肺气的循环分布，血液才能布散全身；脾胃是气血产生的源泉，脾主统血，血液的循环有赖于脾气的统摄；肝藏血，肝主疏泄，有调节血量的作用；肾藏精，精化气，是人体阳气的根本，各脏腑功能活动的动力；而且精可化生血，是生成血液的物质基础之一。所以，脉象的形成与五脏功能活动有关，且五脏与六腑相表里，脉象的变化也可反映六腑的变化。
正常的脉象为常脉，也称平脉。常脉脉象节律均匀，一呼一吸间脉搏四或五次，每分钟约六十到九十次，且跳动有力。常见病脉有浮脉、沉脉、迟脉、数脉、虚脉、实脉、滑脉、洪脉、细脉、弦脉等。
脉象的辨识主要依靠手指的感觉。脉象的种类很多，中医文献常从位、数、形、势四个方面加以分析归纳，掌握脉象的这些要素，才能理解各种脉象的特征及形成机理。
脉位：指脉搏跳动显现的部位深浅和长短。正常脉搏的部位不浮不沉，中取可得，寸、关、尺三部有脉。如脉位表浅的为浮脉；脉位深沉的为沉脉等；脉搏超过寸、关、尺三部位的为长脉，脉动不及寸、尺的为短脉。
脉数：指脉搏跳动的至数（病人脉搏在常人一呼吸间跳动的次数叫“至数”）和节律。如一息五至以上次数的为数脉；一息不满四次的为迟脉；如中间出现停歇的，有促脉、结脉、代脉等脉象的不同；脉律时快时慢的，为散脉、涩脉等脉象。
脉形：指脉搏跳动的宽度大小、软硬等形态。脉形主要与脉管的充盈度、脉搏波动的幅度等因素有关。如脉管充盈，脉搏幅度大的为洪脉；脉管充盈度小，搏动幅度小的为细脉；脉管弹性差、欠柔和的为弦脉；脉体柔软无力的为濡脉、缓脉等。
脉势：指手指感知的脉搏势力的强弱、流畅程度等。脉势包含很多因素，如脉动的轴向和径向力度；主要有由心脏和阻力影响所产生的流利度；由血管弹性和张力影响而产生的紧张度等。正常脉象，手指感知和缓，力度适中。应指有力为实脉；应指无力为虚脉；通畅程度好，脉来流利圆滑的为滑脉；通畅程度较差，脉来艰涩不畅的为涩脉。
以上是构成脉象的基本要素，也是诊察脉象的基本要点。脉象的辨别，主要依据医者指下的感觉，因此，中医察脉，要将各种脉象要素综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形成完整的脉象，才能正确地分辨各种病脉。
四诊法
古代中国，没有ct、b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所以中医诊病，不得不重视病人的主观感受，不得不重视人体各种功能，在临床反复证明，从中发现疾病规律。
四诊法，是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根据民间流传的经验和自身多年的医疗实践，所总结出的诊断法，即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总称“四诊”，古称“诊法”。《素问·脉要精微论》说：“诊法何如？……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对人体进行全面诊察，借以判断人的健康与疾病状态。可见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和普遍联系，就是四诊原理的理论基础。
望诊：医生观察病人外部的神、色、形、态，如眼神、面色、舌苔等，以及各种排出物，如痰、粪、脓、血、尿、月经和血带等，作为分析判断疾病的依据。中医学认为，人体外部和五脏六腑关系密切，如果人体五脏六腑功能活动有变化，必然反映于人体外部而于神、色、形、态等各方面显现出来。
古代最熟稔的望诊专家应是扁鹊，只要提及《扁鹊与齐桓公》，国人无不惊奇于扁鹊高超的医术。因为人体“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注于面而走空窍”（《灵枢·邪气脏腑病形》），面部的血脉丰盛，是脏腑气血所养，另外面部皮肤薄嫩外露，其色泽变化也容易观察。脏腑的虚实、气血的盛衰，都能通过面部色泽的变化表现出来。如日常生活中人们说某某气色好，面若桃花，说明对方身体健康；说某人满脸病容，两眼无神，唇色发暗，头发焦枯，耳轮干涩，就判断此人可能有疾病。这就是望诊。另外，面色与五脏也关系密切：“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我们属于黄种人，其正色的特点是：红黄隐隐，明润含蓄，当五脏有病时，则显露出相应的五色异常。如医生见到一个面色发黄的病人，会问他是不是感觉四肢乏力，不喜喝水，大便稀溏，还容易腹涨，食饮无味等，病人常会惊讶于诊断得如此准确，实际是望诊其面为黄的缘故。黄色主脾虚，湿证，脾主四肢，脾不运化水湿，则会四肢乏力，不喜饮水，关节不利，脾不运化精微物质，则出现便溏，腹胀等症状。
此外，中医还会要求观察病人的舌头。舌与许多脏腑之间通过经络直接或间接相连，所以人体脏腑的虚实、气血的盛衰、津液的盈亏、邪正的消长、病情的顺逆等情况，都可以从舌像上反映出来，这就是舌诊的原理。望舌包括观察舌质和舌苔两个方面，正常人的舌为淡红色、舌苔薄白。最常见的异常舌质是较淡红舌偏白或偏红。前者多因气血亏虚或阳气衰微，运血无力；后者多因邪热偏盛、气血沸腾或虚火发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内火旺”、“上火”之意。
闻诊：医生通过听觉和嗅觉，了解病人的声音和气味两方面的变化。闻声音，即观察病人的语言、呼吸、咳嗽等声音的变化；嗅气味，即观察病人的分泌物、排泄物的气味变化，以协助辨别疾病的虚、实、寒、热。中医学认为，人体内发出的各种声音和气味都是在脏腑生理和病理活动中产生的，如五声—呼、笑、歌、哭、呻和五音—角、徵、宫、商、羽，及五臭—臊臭、焦臭、香臭、腥臭、腐臭，都与五脏相应，是五脏功能变化的反映。五声的对应情况是呼属肝、笑属心、歌属脾、哭属肺、呻属肾。如悲伤时哭一下可缓解情绪，但一直哭就伤肺了。
问诊：问诊是医生通过对病人或陪诊者进行有目的的询问，以了解病情的一种诊察方法。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问诊都是诊察疾病的重要方法，因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诊疗经过、患者的自觉症状、既往情况、生活习惯、饮食居住，都要通过问诊获得。所以问诊是中医诊法的重要一环，对分辨疾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可提供重要依据。
切诊：用手对患者体表进行触摸、按压的诊法。切诊包括脉诊和按诊两部分。切脉就是通过脉象变化的体察，了解体内的病变。中医把脉主要是感知脉的形态、脉的力度、脉的通畅度。简单的说，就是患者的脉在医生手中是什么样的形象。如涩脉，给人的感觉是如刀刮竹，常见血虚证，或受寒后血凝不畅。按诊，是用手触摸按压病人体表某些部位，以了解局部异常变化，从而推断病变部位、性质和病情轻重等情况。
通过四诊，诊察疾病显现在各方面的症状和体征，以了解疾病的病因、性质及其与内脏的联系，为诊断提供充分依据。望、闻、问、切各有独特的作用，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不能相互取代。临床必须结合运用，互相参证，才能全面了解病情，称为四诊合参。
八纲辨证
八纲是中医经过长期观察实践，总结经验得出的分析疾病共性的辨证方法。《黄帝内经》奠定了八纲辨证的基础，东汉张仲景更具体地运用于伤寒与杂病的诊疗。
一般而言，任何一种疾病，从大体病位来说，总离不开表或里；从基本性质来说，一般区分为寒与热；从邪正斗争的关系来说，主要反映为实或虚；从病证类别来说，大致可分属阳或属阴两大类。
不管疾病的病理变化、临床表现多么复杂，运用八纲对病情进行辨别归类，可起到执简驭繁的作用，所以八纲是辨证施治的纲领。其中，阴阳是总纲，它可以概括其他六纲。表证、热证、实证属于阳证范畴；里证、寒证、虚证属于阴证范畴。
表里是辨别疾病病位内外和病势深浅的两个纲领，是相对的概念。狭义的表里，即身体的皮毛、肤腠、经络为外；脏腑、骨髓为内。外有病属表，内有病属里。从病势深浅上讲，表证病浅而轻，里证病深而重；表邪入里为病进，里邪出表为病退。表里辨证适用于外感病，可观察得知病情的轻重深浅及病势趋向。
寒热是辨别疾病性质的两个纲领。寒证与热证反映机体阴阳的偏盛与偏衰，阴盛或阳虚的表现为寒证；阳盛或阴虚的表现为热证。
虚实是辨别邪正盛衰的两个纲领。虚指正气不足，实指邪气盛实。虚实辨证可为治疗提供依据，补虚泻实。
在一定的条件下，疾病的表里病位和虚实寒热性质往往可以发生不同程度的转化，如表邪入里、里邪出表、寒证化热、热证转寒、由实转虚、因虚致实等。当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还可以出现一些与病变性质相反的假象。如真寒假热、真热假寒、真虚假实、真实假虚等。所以，进行八纲辨证时不仅要熟悉八纲证候的各自特点，同时还要掌握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八纲辨证也是中医其他辨证方法不可缺少的要素。应用八纲辨证可确定疾病证候的类型，判断其趋势，为治疗指出方向。
特色疗法
中医认为，人体生病的原因是由于正不胜邪而致体内阴阳失衡，医生要平衡阴阳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下面介绍一些常用的中医疗法。
针刺疗法：自人类的双手能制造简单的劳动工具，针灸刺法也随之萌芽。古代最早的针具为“砭石”疗法，随着时代的发展，针具也不断改进。现在使用的工具多是不锈钢针。针刺法就是医生使用不同的针具，通过一定的手法刺激人体一定部位，激发经络气血，调节人体阴阳平衡。达到防病去痛的目的。由于针灸治病简、便、廉、验，适应症广，一九七九年，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对四十三种常见病首选针灸治疗，如落枕、急性扭伤、肩周炎、岔气、腹胀、打嗝儿等。
灸疗法：灸是灼、烤的意思。古人在烤火取暖时，某些疾病在受到火的熏烤或烧灼有所缓解，人们从中得到启示，于是发明了灸法。传统灸法是用艾叶作为原料，制成艾炷或灸条，在人体的一定穴位上熏灼，借艾火的热力透入肌肤，起到温通经络、调和气血的作用，从而达到治病和保健的目的，这种方法常与针刺方法配合运用，所以针灸并称。灸法常用于寒湿痹痛和寒邪之证。近年兴起的“冬病夏治”也是灸法的一种。
拔罐疗法：俗话说“针灸拔罐，病去一半”。在原始社会，人们发现用兽角做成的饮具，借燃火的热力，排出其中空气，使之吸附在皮肤表面，使局部充血，瘀血，以产生刺激来治病。所以这种方法在古代称为“角法”，历代中医文献中多有记载，如《本草纲目拾遗》中说：“罐得火气合于肉，既牢不可脱 ……肉上起红晕，罐中有气水出，风寒尽出。”拔罐疗法有通经活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祛风散寒的作用。
中药疗法：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多样，蕴含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古人冒着生命危险尝试利用这些资源，于无数次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某些植物、动物和矿物的治病作用，并将它们的药用属性加以概括，归纳为性、味、归经、升降沉浮及有毒无毒等方面。
在临床上，医生通常用中药的寒、热、温、凉四气来调整体内阴阳失衡，最常见的用药原则是：寒证用热药，热证用寒药，虚证用补药，实证用泻药。用药方法分内服和外敷，内服就是中药经煎煮后成汤或丸膏即直接口服，外敷就是将中药制成膏剂、散剂贴在机体一定的部位，以治疗疾病。如治小儿腹泻，常在肚脐上贴一剂药，这就属于外敷法。
饮食治疗：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通过饮食的调节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古代有药食同源的说法，中医认为可食之物皆有药性，均离不开寒、热、温、凉、平五种属性。比如人们常吃的小麦，味甘甜，外皮性寒，肉性温，故面粉属温性，入脾经、心经、肾经，有养心、益肾、除热、止渴的功能。大米，味甘甜，性平，入心经、脾经、胃经、肝经、小肠经、肾经、膀胱经，益气，止渴、止泻，温中，和胃气。最常见的食疗就是各种营养粥，诗人陆游诗曰：“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惜长年在眼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
音乐疗法：利用音乐艺术以调节人的形神，促使病人身心康复。清代医学家吴师机在《理瀹骈文》中指出：“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也。”强调了音乐在疾病治疗与康复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情志疗法：中医理论认为，七情可以致病也可以治病。运用七情之间相互制约的法则来治疗疾病的方法，称为情志疗法。古代医师在“七情内伤”的理论和本土化的“情志相胜”的指导下治疗疾病，并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经典医案。如金元时期的医家张从正，对汗、吐、下三法的运用有独到的见解，他精于中医的心理治疗，在阐释发挥《黄帝内经》中情态相胜的理论时说：“悲可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凡此五者，必诡诈谲怪，无所不至，然后可以动人耳目，易人听视。”在《儒门事亲》中，记载了张氏运用感、娱、怖、触、夺等方法无药而愈病的故事，可窥古代中医心理疗法的一斑。这与现代心理治疗的一些方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综观全球医学发展趋势，随着医学模式和人们医学健康的改变，疾病谱的变化，医源性、药源性、心身疾病以及老龄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的增多，人们对于预防保健需求的日益增长，尤其是一些化学药品的毒副作用带给人们用药的恐慌，人们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向天然药物和传统医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一股“回归自然”的潮流。在这股潮流中，我们有着灿烂的文化背景，有《皇帝内经》给我们做理论指导；有《神农本草经》给我们提供天然保健品；有《难经》给我们提供诊脉“独取寸口”；有《伤寒杂病论》给我们理、法、方、药；还有无数的中医圣贤提供的各家学说。总之，在看病保健方面，中医学有着可观的神奇疗效。
四大医书
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和民族，必定有自己的文化经典，经典对于民族精神的构建，作用是巨大的。而在东西方文明的“轴心时代”诞生的中医体系，产生了早期的所谓“四大经典”著作，即《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典籍，最早著录于刘歆《七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原书十八卷，其中的九卷名《素问》，另外九卷无书名，汉晋时被称为《九卷》或《针经》，唐以后被称为《灵枢》。宋之后，《素问》、《灵枢》始成为《黄帝内经》的两大部分，每部分各八十一篇。《素问》大部分是讲五行和运动的，论述了自然界变化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灵枢》讲针灸，核心内容为脏腑经络学说。
相传神农尝百草，黄帝求教于岐伯而作《内经》，实际上《皇帝内经》非一人一时之作，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至东汉时期。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反映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黄帝内经》以五行为框架，以人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形成中医学所特有的天人合一的体系。
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整体，即“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人的生命活动规律、疾病的发生等都与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如季节气候、地区方域、昼夜晨昏等息息相关；人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程度不同，其体质特征和发病规律也因此而异。所以，在诊断治疗同一种疾病时，中医多注重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并不千篇一律。
人类出现以后，就有疾病，有了疾病必然就要寻求各种医治的方法，所以医疗技术的形成的确远远早于《黄帝内经》。但中医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的形成，却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所以《黄帝内经》被公认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是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同时它也是一部养生经典。《内经》中讲到了怎样治病，但整本书只收载有十三种药方，讲的更多是怎样不得病，怎样健康长寿，关键就是内观—注意自身的五脏六腑，气血如何流动，然后内炼—通过调整气血、调整经络、调整脏腑来达到健康，达到长寿。
《黄帝内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疗已发生的病变，治疗未发生的疾病，这反映了中医对预防疾病的重视，因为疾病不是一下就得来的，疾病的产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体现了中医对未病时病症的把握。
《难经》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传为战国时的名医扁鹊所作。但据考证，该书是一部托名之作，从内容上看大约成书于汉代。“难”是“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经”指《内经》，即问难《内经》。主讲脉诀，是《内经》的一部分撮要。
书中以问答的形式编撰而成，共讨论了八十一个问题，所以又称《八十一难》，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其中一至二十二难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为针法。
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七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书中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对后世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对诊断学、针灸学的论述也一直被医家所遵循。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扁鹊，是战国时勃海郡郑地的人，姓秦，名越人。“扁鹊”一词原本为古代传说中能为人解除病痛的鸟，秦越人医术高超，百姓敬他为神医，便说他是“扁鹊”，渐渐地，就把这个名字用在秦越人的身上了。扁鹊云游各国，为君侯看病，也为百姓除疾，名扬天下。他的技术十分全面，无所不通。在邯郸听说当地尊重妇女，便做了带下医（妇科医生）。在洛阳，因为那里很尊重老人，他就做了专治老年病的医生。秦国人最爱儿童，他又在那里做了儿科大夫，不论在哪里，都是声名大震。
古人将《难经》托名扁鹊所著，借其名以示书的重要性，也表达了人们对他的尊敬与怀念。
《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或《本经》，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托名“神农”所作。在我国古代，大部分药物是植物药，所以“本草”成了它们的代名词，这部书也以“本草经”命名。汉代托古之风盛行，人们尊古薄今，为了提高这部著作的地位，增强人们的信任感，就借用神农遍尝百草，发现药物这妇孺皆知的传说，将神农冠于书名之首，定名为《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说法不一，或认为是秦汉时期，或认为是战国时期。清人孙星衍认为这部书有可能源自神农、黄帝之时，当时虽无文字，但药石知识相传不绝，经过历代名家修订、增补，屡有阙佚。现行本为后世从历代本草书中集辑的。现存最早的辑本是明代卢复辑《神农本经》，流传较广的是清代孙星衍、孙冯翼辑的《神农本草经》，以及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日本森立之辑《神农本草经》。
全书分三卷，载药三百六十五种，其中植物药二百五十二种，动物药六十七种，矿物药四十六种，分上、中、下三品，认为无毒的称上品为君，毒性小的称中品为臣，毒性剧烈的称下品为佐使。文字简练古朴，为中药理论的精髓。书中对每一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时间、入药部位和主治病症都有详细记载。对各种药物怎样相互配合应用，以及简单的制剂，都做了概述。更可贵的是，早在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大量的治疗实践，已经发现了许多特效药物，如麻黄可以治疗哮喘，大黄可以泻火，常山可以治疗疟疾，等等。这些都已用现代科学分析的方法得到证实。
《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一部论述传染病与内科杂病为主要内容的典籍，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
作者张仲景是东汉著名医学家。该书编成后不久因作者去世流失民间，到晋代时，一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见到了这本书的残章，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加以整理，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命名为《伤寒论》，包含有二十二篇论文，记述了三百九十七条治法，载方一百一十三首，总计五万多字。王叔和的功劳，清代名医徐大椿评价道：“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到了宋代，翰林学士王洙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它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得知是张仲景所著，就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二十五篇，载方二百六十二首。《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合集，即现代流传的《伤寒杂病论》了。
《伤寒杂病论》序言中提及，张仲景因其宗族中大半死于伤寒，遂“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诊断上融会了四诊八纲，对伤寒各证型、各阶段的辨脉、审证大法和用药规律以条文的形式作了较全面的阐析。
《伤寒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精选的三百多方剂，其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明代中医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
《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中医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它不仅是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特别是在日本，在当地的一些著名中药工厂中，伤寒方一般占到六成以上。
中医配药治病分为两派：经方派和时方派。经方有两种意义，一是指医家在治疗过程中发现确有疗效的“经验之方”，一是指在张仲景著作中使用过的“医经之方”。在明清之前，经方主要是指“经验之方”。到清朝初年，出现了尊古的经方派，他们称张仲景著作使用过的方剂是“经方”，而后世医家及温病学派设计的方剂则是“时方”，他们反对时方而主张用经方。因为经方派的影响，现在中医界所说的经方，其意义则转而成为后者—张仲景的方剂。也因此，经方派在日本称“古方派”，时方派称“后世方派”。
方药施治，是临床疗效的重要保证。中医临床基础包含“八纲”、“八法”、“七方”、“十剂”等原则。所谓“八纲”，指中医辨证中的八个基本纲领—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法”指八种治疗方法—汗、吐、下、和、温、清、补、消。“七方”即七种方药配伍和组成—大、小、缓、急、奇、偶、复。“十剂”指十种药剂功用分类法—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这些中医临床的基础原则，在《伤寒杂病论》三百多个方剂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也因此，《伤寒杂病论》被后世中医公认为“经方”的代表。在几千来中医学发展过程中，一直指导着医家的临床实践，受到极高的崇奉。
温病学
《温病条辨》是温病学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清代吴瑭所编写，前后花了六年时间。刊行之后受到医家重视，重印达五十多次，有王孟英、叶霖等名医为其作评注，或编成歌诀普及医界。
全书共六卷。卷首，引《内经》原文十九条，讲述温病学说的源起。卷一为上焦篇，论述各种温病的上焦证。卷二为中焦篇，论述中焦的各种温病及寒湿证的证治方药。卷三为下焦篇，阐明温病下焦证的证治方药。卷四为杂说，设短篇论文十八篇，分别论述与温病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善后有关的问题。卷五为“解产难”。卷六为“解儿难”，结合温病理论，研讨产后调治、产后惊风、小儿急、慢惊风和痘症等问题。
《温病条辨》不失为《伤寒论》之后最优秀的体现辨证论治水平的著作。作者“善夺人之长”，学习《伤寒论》以条文加注解的方式，在从头至尾全程展示温病的过程中，同程穿插治疗的方药，使得一书在手，全局在胸，理法方药俱备。作者使用的一百八十多首方剂中，有几十首方剂为叶天士所创制，只有大约两成是自己所拟定。叶天士是医学史上少有的杰出临床大家，但他治疗的温病都是个案，散见于《临证指南医案》中，开小的方药既无方名，又无剂量，经吴瑭拟定方名、确定剂量之后，纳入到《温病条辨》中，如今都成为温病名方。《温病条辨》中的许多条文，也是直接从《临证指南医案》中引用的。
在今天看来，吴瑭有侵犯叶天士“知识产权”之嫌，但这一著作，为后人提供了辨治外感病的新模式。何况当时出书不仅没有稿费，还要拉赞助，甚至自掏腰包，并无经济效益可图，完全是为实现济世救人的目的。最为重要的是，作者总结了历代医家治疗温病的理论与经验，并且基本概括出了温病发展的基本规律，给后世提供了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一整套成熟的方药，完成了几乎可以与《伤寒论》六经辨证媲美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体系，创立了三焦辨证纲领，成为清代温病学说标志性专著。
书中重申寒、温分立，提出病因有三：伏气、时气、戾气，病类为九：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秋燥、冬温、温疟。吴氏的三焦辨证不仅层次清晰、明确，而且能落实到具体脏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该辨证体系与张仲景伤寒六经辨证、叶天士温热卫气营血辨证理论互为补益，是温病创新理论之一。部分中医教材把它与《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列为新的“四大医书”。
由此可见，《温病条辨》不是仅仅为纂集而撰，实在是用心良苦，为学术理论升华之作。书中提出的一系列温病治疗原则，成为此后温病治疗的圭臬，其中一些学术见解，直到现在仍为临床医家所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