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

——冯友兰 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黄老之学的兴盛

◎在等待中积蓄力量

黄老之学，始于战国盛于西汉。“黄”，是指传说中的黄帝；“老”，是指春秋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黄老”即是二人的合称。

战国末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法家的政治思想是当时的主流，其他各家学派莫不受其影响。在这种背景之下，道家当中分化出一派——黄老学派，其思想宗旨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假托黄帝的名义，引进法家学说，同时还兼收了其他各派如阴阳、儒、墨等诸家的观点。

这一学派主要的思想特点，便是“无为而治”。《史记·乐毅列传赞》记载，黄老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河上丈人和安期生，这两个人都是当时著名的隐士。

最初，黄老之学在诸子百家中地位平平，并不引人注意。直到西汉初年，由于它契合当时政治的需要，逐渐成为当世显学。

陆贾是汉初黄老思想的最早倡导者。他对刘邦说：“陛下虽然是在马上得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天下，治理国家，应该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计。”刘邦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便令他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

经秦末战乱，整个社会一片疮痍，民无盖藏，人无作业。当时百姓急需休养生息，恢复生产。而黄老之学所强调的“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正符合了当时统治者的需要。

陆贾以黄老学说为指导，结合汉初的政治、经济状况，写了一本名为《新语》的书，提出必须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思想。他主张统治者对百姓不要过多地干涉，要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这样才可以减少人们对统治者的反抗，才能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

陆贾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刘邦的称许，全部记载在他写的十二篇《新语》里。

黄老学派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

此后惠帝、吕后和文帝、景帝在统治期间，都有意识地将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加以推广运用，才出现了后来“文景之治”的盛世。

◎萧规曹随的智慧

推行黄老学说最为著名的是曹参。曹参与汉高祖刘邦是同乡，当年他跟着汉高祖起兵，带兵打仗立下不少功劳，可刘邦做皇帝后，却任用萧何当了开国丞相。刘邦死后，汉惠帝继位，此时，萧何也病得只剩下一口气了。汉惠帝亲自去看他，请他推荐丞相人选，萧何毫无保留地推荐了曹参。

曹参继任丞相后，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变革、举措，一切都依照萧何制定的政策。对原有的法令，全部照章执行；对萧何时所任用的官员，也没有罢免擢升。由此，有人在汉惠帝面前进谗言，说曹参有私心，不精心治国。

汉惠帝也很奇怪，便叫来曹参议事。曹参说：“请问皇上，您跟先帝比，哪个英明呢？”

惠帝说：“我还年轻，哪比得上先帝！”

曹参又问：“要谈治理国家的谋略，我与萧丞相比，皇上您看哪一个更贤明呢？”

惠帝微笑着说：“恐怕你比不上萧相国吧？”

曹参乘机恳切地说：“皇上说得完全对，皇上比不了先帝，我不如萧相国。那么，先帝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制定出的政策，难道我不应该好好地继承下去吗？还要随意更改吗？”

这就是曹参“萧规曹随”的从政谋略。这种政治看似消极，实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曹参在任三年，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老百姓歌颂他说：“萧何为法，齐如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从黄老政治的实际情况看，黄老之术本身是较为温和的法家路线，它是对秦王朝极端暴力政治路线的纠正，自高祖起一百多年里，开创了“文景之治”政治局面，更是成就了汉武帝的千秋霸业。

东汉时，黄老之术与谶纬之说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无为也有为

◎福兮，祸兮

《淮南子》是创作于西汉时期的一部论文集，因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著的，所以又名《刘安子》《淮南鸿烈》。

刘安，西汉皇族，是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我国西汉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他自幼好读书，善文辞，才思敏捷，喜欢鼓琴。他的父亲刘长因谋反罪被废除王位，不久便绝食而死。所以，16岁的他便被册封为淮南王，从此潜心治国安邦，著书立说。

汉初，文帝、景帝等都以黄老之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主要大臣萧何、曹参也都好黄老之学，施无为之政，将道家的“无为而治”由理论推向实践。

刘安深受他们的影响，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相悖，以“无为而治”为主要治国思想，对道家思想加以改进，遵循自然规律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生产、轻刑薄赋的政策。

他礼贤下士，体恤百姓，善用人才，使淮南地区呈现国泰民安的景象，并日渐成为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

不过，他和他父亲一样，有“心在天下”。为了能在发生动乱时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刘安一边广置门客进行学术思想交流，一边集聚金钱，制作军事装备，不断积蓄力量。

后来，事情有所败露，在朝廷追查的时候，刘安直接起兵，谋反叛乱。汉武帝派兵攻入淮南，很快便将叛乱平定了。刘安被判定“大逆不道，谋反”罪，被迫自杀。

《淮南子》一书于汉景帝后期开始撰著，在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进献于朝廷。

在当时的皇室贵族里面，淮南王刘安是学术修养较为深厚的人，他广集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说，作《内篇》二十一篇，《外篇》更多，又作《中篇》八卷，主要讲神仙黄白之术，有二十万字左右，著成《淮南子》一书。

这部文化巨著内容包罗万象，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其中内篇论道，外篇杂说，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综合了诸子百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是无为与有为的结合，是经世致用之学。然而留传下来的只有二十一篇《内篇》。其中最后一篇名《要略》，是全书的序言。从《要略》看，全书写作有统一的计划和安排，但从现有的内容看，并未完全统一。

《淮南子》在政治上还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书中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如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发明医药，“一日而遇七十毒”；尧积极从事政治管理与社会教化；舜“辟地树谷，南征三苗，道死苍梧”；汤夙兴夜寐，勤于政务。这些古圣先王，一生致力于兴利除害，屡建奇功。

书中还主张循理而举事，反对离道而妄为，提出因自然之势加以主观努力而有所作为。这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老庄的消极无为的思想。

《淮南子》对后世研究秦汉时期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里面“塞翁失马”蕴涵的哲学思想闻名古今。

◎淮南子（二则）

夫大寒[1]至，霜雪降，然后知松柏之茂也。

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为[2]；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3]。

【注释】

[1]大寒：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一个节气，那时天气是最冷的时候。

[2]莫服、莫乘：没有人佩带、乘坐。

[3]不为莫知而止休：不因没有人知道而停止，是说君子行仁义之事不求名不避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天亦有道

董仲舒，西汉时期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学说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继承了周代的传统思想，杂以阴阳五行说，兼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墨家的精华，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为一，形成了较系统的封建神学体系。

董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为学异常勤奋，数十年如一日。专心攻读的他，曾“三年不窥园”。

据说董仲舒读起书来常常忘记吃饭、睡觉。父亲董太公知道后非常担心，为了能让儿子劳逸结合，他决定在书房后面修筑一个花园，希望董仲舒读书累了，可以去花园散散心。不曾想董仲舒三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竟没有进园观赏一眼，真正地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当时的很多儒生都只学一经，而且不能触类旁通，董仲舒却不然，他学通五经，义兼百家，而且擅长议论，文章作得尤其好。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说：“董仲舒者，文之乌获也。”赞誉他是“文章圣手”“著作的大力士”。

《汉书·匈奴传》记载：“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由此可知，董仲舒一生曾四朝为官，历经汉代孝惠、文帝、景帝、武帝。

这段时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思想文化政策也是宽舒自如的。

“天人感应”是董仲舒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前提。他认为，君之为君，乃是上承天意；君之为君，又当效法上天之道。为此，他试图为统一的皇权专制统治创立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从而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独尊儒术、三纲五常、阳尊阴卑等一系列主张。

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他认为“天”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主宰。自然界的万物及其变化，社会中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的意志的体现。

自古以来，“天”就是老百姓信仰的对象，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神秘的东西。董仲舒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要求人们顺应天的旨意。人们的行为如果符合天的旨意，上天就会给予奖励；如果不符合天的想法或本性，那就要予以制裁。

董仲舒还认为，“天”既为人世安排了正常的秩序，就有权监督这种秩序的正常实现。于是人间便有了执行“天”意的人——天子，因此“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但是天子的权力也不是不变的，董仲舒说：“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意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意思就是，天子的德行如果使人民安乐，那么天就让他当统治者；如果他危害到了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损害了天的尊严和形象，就要被收回权力。

这就是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也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它使皇权统治变得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

◎一个儒者的自白

作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第一儒学大师，董仲舒又被称为“群儒首”“儒者宗”。他多见博闻，知道许多稀见奇怪之物。再加上，他“言中规，行中伦”的道德修养，“进退容止，非礼不行”的言谈举止，很多有志青年慕名而来，拜在他的门下。

史书上说，因为求学的学生太多，董仲舒讲学都是“下帷讲诵”，即在讲堂里挂上一幅帷帘，他在里面讲，学生在帘外听。只有那些资质优异，学问好的学生才能够登堂入室，得到董仲舒的亲传，其余学生都是董氏门下高足转相传授。

秦焚书坑儒以后，人们的思想被禁锢了将近一个世纪。汉武帝时期，朝廷下诏书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认为要维护政治统一，必须在思想上统一，于是他进“天人三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为此后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者所沿袭。

儒家的伦理思想被董仲舒概括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和五常那是“天”的意志的体现，三纲的主从关系是绝对不可改变的，而五常是用来调整这种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

董仲舒还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强调深入研究名、号的重要性。他对名号的起源、作用以及名与号的区别作了探讨，并对各种名号如王、君、诸侯、大夫、士、民、人性等进行了正名。

在人性论问题上，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说。他的性三品说借鉴了荀子的性恶论，但基本倾向实质上与孟子性善说一致。

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圣人之性是天生的善，斗筲之性是天生的恶，都是不可改变的，不能称之为性。他说：“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他认为人性虽包含了善的素质，但不经过教化还不能成为善，只有中民之性，是可以经过教化成为善性，是人性的典型代表，可以叫做性。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长达百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并融会贯通了先秦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提出一种基于“天人感应”思想基础之上、适应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学说。

他根据时代需要提出了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仁义诚信等具有现实意义的观念，这不仅有利于集权统一、安定社会，还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对儒学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董仲舒一生著述甚丰，大部分著作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汉书·董仲舒传》载有《对贤良文学策》，其他作品散见于《史记·儒林传》《汉书》的《五行志》《艺文志》《食货志》《匈奴传》等。

◎天人三策[1]（节选）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2]，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3]《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4]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5]乃至。

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6]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7]益明；强勉行道[8]，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9]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10]”，《书》云“茂哉茂哉[11]”皆强勉之谓也。

【注释】

[1]天人三策：又称“举贤良对策”，因文中着重讲到天人感应问题，又称“天人三策”。汉武帝即位以后，多次要各地推举贤良和文学的人才到朝廷参加对策，董仲舒也在其中。汉武帝策问三次，董仲舒对策三次。当时受推荐的文士有数百人，唯董氏之对策被汉武帝推为举首，其原因在于他提出的理论适应于当时时代的需要。

[2]情性：情况和本质。

[3]案：同“按”，审查、研求。

[4]相与：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关联的所在。

[5]伤败：国家出现天灾人祸或动乱挫折。

[6]亡：通“无”。

[7]知：同“智”。

[8]行道：遵循“天命”治理国家。

[9]还至：很快恢复到原来国家大治的局面。

[10]夙夜匪解：朝夕不懈。《大雅·烝民》中的诗句：“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大意是，日夜工作不松懈，为了周王一个人。

[11]茂哉茂哉：引自《尚书·咎繇谟》。茂，奋勉，努力。

模仿大师

◎弃辞赋，归哲学

扬雄，又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他自幼好学，勤于思考，“博览无所不见”“默而好深湛之思”，酷好辞赋，不为章句所限。他和韩非一样，有些口吃，但他的文章比他的言论更出名。

年轻的时候，扬雄非常崇拜大辞赋家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外忧内患的汉王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但他自认为自己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因为扬雄的辞赋成就可以媲美于司马相如，后世将两人合称“扬马”。

不过，到了晚年，扬雄对赋又有了新的认识。他首倡“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观点，指出“辞人赋”有“虚辞烂说，劝百讽一”的弊端，应视其为“雕虫小技”，壮夫不宜为之”，于是，他转而研究哲学。

扬雄曾师从著名学者严君平。严君平精通先秦老庄哲学，他所著的《道德指归》一书，内容博大精深，在探索宇宙方面，体现了较强的哲学思辨性，这对扬雄的影响很大。

汉朝政权被王莽篡夺后，政治变得黑暗。身处乱世的扬雄便辞官归隐，自甘淡泊，潜心著述。他仿照《论语》著《法言》，仿照《易经》著《太玄》，在这两本书里提出了自己的世界观。

◎《法言》与《太玄》

《法言》是一部模仿《论语》体裁写成的道德格言集，通过问答的方式就当时思想家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当时，经学一统天下，阴阳灾异学说十分盛行。但扬雄没有局限于此，而是重新阐释了传统儒学的一些基本观念，批判了流行的错误认识。他主张文学应该以儒家著作为典范，应当征圣宗经，并提出了天数是历史演变的必然趋势，天地的变化及其规律是可知的，人能用精神研究外物，同时，他还对天人关系作出了新的解释。

《太玄》是扬雄一生最耗心血，也是最得意的一部著作。这本书不仅体现了扬雄卓越的哲学创造力，还体现了他高超的玄思水平。它模仿《周易》而作，主要谈论了天地人三者的相关问题：“玄者，天玄也、地玄也、人玄也。天浑行无穹不可见也，地不可形也，人心不可测也。故玄，深广远大矣。”

扬雄认为，“玄”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是十分必要的，天地万物和现实世界的一切生命，都是由阴阳二气生成的，而阴阳二气就产生于“玄”。

在《太玄》中，他还糅合了《易传》中的阴阳学说和《老子》的天道观，并吸收了当时宇宙理论和天文历法方面的思想资料，建立起了一整套关于宇宙形式和变化的体系。他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从而批驳了社会上借以宣扬谶纬迷信的天命论。他自诩《太玄》是关于宇宙构造的缩影。

扬雄融会儒道两家思想，创造了一个严谨而精细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与此同时，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依据唯物主义观点，对当时流行于世的天人感应、鬼神图识等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企图恢复先秦儒学注重理性和道德实践的精神，对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有较大的影响。而扬雄竟然比拟圣人而创作了《法言》和《太玄》两部著作，使他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挑战“天人感应”

◎真理是在争论中确立的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在我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王充的先祖曾因军功而受封，级别虽然不高，但可以坐食其税，算是个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长，一次突发事变，祖上失去了爵位和地位，家产也被没收。家族无爵可继，又有家难归，于是，王充一家人在封地附近安置下来，以转手倒卖、贾贩经商为业。后因王充的父亲王诵好勇任气，得罪了地方的豪强，又举家迁走，从此，家族走向衰落。

到王充出世时，家里已经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再加“宗祖无淑懿之德”，王充一家被称为“孤门细族”。也就是说，在这个家里，迎接王充降临的，不仅没有任何财产、名誉地位，而且更让他背上了一个先人无德、祖宗无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后来王充成名后，还有人以此来讥讽他。

家里穷没有书可以读，王充就经常逛书店，阅读人家卖的书。他游学洛阳，在班彪门下学习，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很多书看一遍就能够背诵，加之读的书又比较杂，很快便精通了百家之言。

当时的洛阳是东汉的帝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王充在此地“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的经历，使其大开眼界，增进了不少学问，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可是，王充一生业儒，仕路不亨，只做过几任郡县僚属，终因与上级争论、不合而离职，回到乡里，在家教书。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的物质基础。“气”和“气化”可以说明万物、人及各种自然现象的产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他认为，物之生是元气的凝结，死灭则复归于元气，犹如水凝而为冰，冰释而复为水一样。

王充认为，天地之气能感动人物，人物却不能感动天地之气，是因为前者是“本”而后者为“末”。他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又说：“人，物也；物，亦物也。”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

关于万物之间的关系，王充认为：“同气相成，殊气相革。”即不同性质的东西才能互相作用、革化。他把这看做普遍规律，用它来解释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王充还把这种“斗争”观点试图用于分析某些社会矛盾现象。他举例说：“一堂之上，必有论者；一乡之中，必有讼者。讼必有曲直，论必有是非；非而曲者为负，是而直者为胜。”

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王充建立了唯物主义认识论。他已经初步认识到，真理是在争论中确立的，是在和谬误的斗争中出现的；这种斗争是不破不立，异常尖锐的。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什么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所以，没有必要“颂古非今”。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是神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神

董仲舒之后的神学目的论，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把自然界万物说成是天有意创造的。对于这种说法以及人世间传说的鬼神，王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人们自己“思念存想”的产物，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

王充强调，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抹杀了天和人的差别。他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着的自然界，是没有意志的；而人是动物中最具有智慧的，是有感情欲望的，所以才能进行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他说：只有有口有眼的东西，才是有意志作为的。口要吃东西，眼要看东西，这是因为他内心有欲望，欲望要表达出来，口眼就去寻找了，找到了，才会满足，这些都是欲望的所作所为。所以，福和祸都是人们自己招来的，祭祀不过是“主人自尽思勤”而已，并不能真正因此而避祸得福。推之于鬼神，是蠢人的行为，乱世的现象。那些灾异和人生病一样，都是自然现象，与政治、皇帝无关。

同时，王充还认为，如果只根据感觉来认识事物，那就会被外在的虚像迷惑，以假为真。所以，要分辨是非曲直，必须“不徒耳目，必开心意”。

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王充是重视实际经验对于认识的作用的。他提出只有通过实际经验才能熟能生巧，并举例说：“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相反，如果没有实际经验，不去实践，那么即使再聪明也不会达到的。

王充擅长辩论，他的话开始看上去很诡异，最后的结论却又很实在。他力主“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反对将儒家经典变为教条，所以，他的文章强调内容，提倡通俗，反对崇古、模拟和“浮华虚伪之语”。王充认为庸俗的读书人去做学问，大多会失去儒家的本质，于是，他选择闭门思考，谢绝了一切庆贺、吊丧等礼节性的事宜，潜心著述。

《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有八十五篇，二十万字左右，书中解释了万物的异同，纠正了当时人们的疑惑，也更正了社会上流行的对鬼神的认识，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他还写了《儒增》《书虚》《问孔》和《刺孟》等篇，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在书中，他甚至怀疑古经、上问孔孟，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后人对其多存质疑。

近七十岁的时候，王充被好朋友推荐出去做官。汉肃宗特诏派公车去聘请，但他终因体力、脑力都衰弱了，还生着病，未能去，在家创作了《养性书》十六篇，倡导要节制欲望，守住原神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