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权篇第十四

——此篇举美国论战后世界新书数种证明强权思想之未泯灭

此后我们将撇开亚洲前程的问题，专谈战后世界。或许我们撇不开亚洲，因为世界是一个，到处都避不掉亚洲。我们将先在表面上探究人家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渐渐深入人类思想的烂疮，直到发现内部精神的溃烂为止，看见当代人心何以如此颓丧不振、蒙蔽聪明，然后如用爱克司光透视一般，察看破毁这时代精神相貌的癞菌。

说到底，和平的问题原是人类本性的问题。战争与和平的关键，全在下面这二个人道问题上：（一）借用霍金教授的话，人类已把人类如何改变？（二）人类可以如何改进人类？1

容我先解释一番，否则人家要说我凭空捏造，与流行此时的战后思想没有关系。

实证之多，见了令人心慌。克拉斯·斯屈脱和诺门·安琪尔辈，与其说他们拥护世界合作政策，倒不如说他们反对美国孤立。安全、合作、自由等漂亮名词，都被拖进来作英美霸权的幌子。莱诺·格尔贝（lionel gelbers）和史蒂芬·金霍尔（stephen king-hall）更明目张胆，或则公开称道此次战争乃“夺取权力之战争”，或则主张国际警察必须由“英美和平军”组成，其中第三国籍之警士，必须向司令宣誓效忠，换句话说，即须向英皇和美总统宣誓效忠。伊黎·古尔柏森（ely culbertson）大事发挥国际打勃立治牌戏的数学。史蒂芬·金霍尔步其后尘，拿数学应用到“英美和平军”上。大家都在惋惜承认英美必须为非英语民族留些余地，以符合“国际”秩序之名，但是其中施恩扶济、无可奈何的口吻，都昭然若揭，掩遮不住。

我佩服哈佛系关于战后的意见，佩服霍金教授、贝来教授和康诺校长的高见谠论。我仰慕华莱土副总统和威尔基的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但是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个人建议以真正世界大同、四海一家的精神建造战后世界，至少有两人出而提倡强权政治，发挥英美武力，统治全球之必然性。

此时正有一个关于和平的战事在进行。美国及其盟友正站在两条交叉路口：一条通至安全稳固的世界秩序，以各国平等合作为基础；另一条通至英美以武力统治世界的局面。这两种趋势是基本的，互不相容，但是在表面上统治世界的政策，必张着世界合作或世界联邦的旗帜，所以两者势必会合，为人类谋福利。

只有难得一次，有一个莱诺·格尔贝出来干脆地拥护“夺取权力的战争”：“论事实，这次战争乃是夺取权力的战争——为民主强国夺取权力为第一义，为民主主义夺取权力才是第二义。”2格尔贝先生拥护凡尔赛条约——“不要新凡尔赛吗？先要问是哪一方胜利后定的新凡尔赛？”他赞成维持现状，认为威尔斯【前外交次长】也不满现状，实是憾事。他甚至赞成世界人类全部之将来隶属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人类前程的问题，乃是它隶属于谁，受到何种待遇的问题。在西方手中，即使偶有差错，权力之使用，自成一格；在德国手中，则另成一格。”这个比较把他自己也说得太得意忘形了，所以他又道：“……只有一般浮薄的人，才仍在怀疑这次战争是什么一回事。”最后格尔贝先生假装不懂那个“哑谜”，他认为非常“怪诞”，这谜就是“今日友敌皆共同默认，称此次战争为帝国主义之竞争，即藐视盟国之作战主义……全看你所说的是哪一个的帝国主义”，他大叫，同时又温和地提醒他的读者，意大利帝国主义“令人憎恶，但是加强美国的帝国主义……必为各地头脑清楚的自由人所嘉许”。我以为“头脑清楚”这四个字，就足以推荐他的观点；再添上“自由人”三字，便有画蛇添足之弊，因为根据定义，“各地的自由人”一定是嘉许帝国主义的！

格尔贝先生，我想，年事尚轻，不然必是触动什么灵机；其他阅历较深的人，说话谨慎多了。在世界政府的组织，除了英美之外，他们给别国也留下了余地——但是总脱不了那委屈俯就的口气。史蒂芬·金霍尔先生解释英美“和平军”，语调缓和多了：

英美政府不欲拒绝任何怀有友意的国家分享驱逐侵略者的权利。他们全部希望，即自己负责建立一支军力，须在任何情形下，不论有无他人之助，应付重任。3

谈及英美的领袖地位，史班克孟教授在措词上，如不在思想上，颇有学者风度：

在英美两国内，今日已有人谈起一种世界联邦，以英美当领袖为基础，建议多起，所提方式不同，如斯突来脱先生主英美联邦，他人则拥护组织较松之同盟协约。主张英美联邦者，认为英美联邦，乃建立世界联邦之初步，至于其他各国，如行为经证明确实可嘉，日后自可参加。然在此时，英美联邦须居领袖地位，是为事实。4

史班克孟教授并不是第一个开明的摩登人，想出这“借联邦之名，行独霸之实”的妙计；希腊王波里克里斯统治下的德里联邦两千年前就实行，结果促成希腊灭亡。

这些话都是不着边际的辩论，头脑清楚的人不欢喜。来一些奇妙的数字罢。数字能澄清我们的头脑，因为据说数字能使我们的思想数学化、正确，这也就是大学教育之用。闻名的金霍尔“新闻纪事”编辑不惮烦劳，替我们算出了一些明晰严正的数字。据他看来，美总统和英皇须发表《英美告世界人类书》，其第三款谓：

美大总统与英皇决定建立英美联合海空军。海军之实力，自各方面视之，须较不论何时何地最大之舰队超出三倍，须较任何三国海军之总力超出两倍。

第四款谓：

空军之实力，自各方视之，须超出全球最大之空军四倍，超出任何两国空军之总力两倍。

第七款谓：

英美联合海空军之人员，其80%须由英美籍之人民充任。外籍志士，有权入伍……其总数不得超出各军总数之20%。志愿服役和平军者，须各向其所服役之和平军总司令宣誓效忠。5

又是波里克里斯的灵魂！

如果今日的斯巴达不答应呢？金霍尔先生早想好答案，其简单有如希特勒之数字。

如果英美政府明白昭告世人，不论别国作何打算，英语民族决定：“倍加他人所想到的数字。”我怀疑他国有否勇气应战，发动终必失败的军火生产竞赛。

去说给美国国会听；去说给鬼听？

将世界分割成“英语民族”和“非英语民族”，现在再清楚没有了。上帝每借两种相反的力量工作，电子与质子便是一例。不将世界分成两个大军营，怎能把世界人类完全消灭？可是不巧，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瑞典人、捷克人、俄国人、中国人、印度人、土耳其人，都不说英语。这是什么话！多么下流的头脑！

我们逃不出历史，也学不会历史的教训。

不争篇第十五

——此篇申明老子不争哲理以破强权思想

衣冠齐楚、知书识理的大人，出此幼稚的谬论，实在令人惊奇。或许上帝限短动植物的生命，原要永远保持这世界万物的青春；产育不过是上帝实施新陈代谢的方法。我年纪虽已不小，赤子之心未忘——谁能替我解答这个疑题：一包干火药，一根接妥的导火线，同一盒正在燃烧的火柴放在一起，怎会不爆炸？其实是一个人头狮身（sphinx）的妖精在问话，如有人回答，她便跳下大海。我情愿替他做保证人……

我们必须以新的不争哲学来一次彻底解决这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武力足恃吗？天下男女都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武力如果用得彻底，那么被逼的人，必怀怨望，因此使用武力的人，必得变本加厉，欲罢不能，终必残酷虐暴而后止。纳粹德国便是一例。武力如用得不彻底，那么根据武力原理，岂不马上露出弱点，而产生绥抚、欺哄、屈服、妥协、贪安等政策，收买讨好中立国——换句话说，那不是说产生不刚不柔的政策？但是用这个政策扶养战败国家，也同样危险，凡尔赛后德国之东山再起，便是一例。你凶到底，是自杀，不凶到底，也是自杀。德日之败，败于第一种武力政策，国联和古希腊的灭亡，乃亡于第二种武力政策。

谁能给世人解释历史兴亡之迹，说明暴力必生强迫，压迫必生恐惧，恐惧必生仇恨，其必然性及反动作用，正如两牙球在球床上相撞，第二球必顺势滚到某向某距离，毫厘不爽？谁肯写一篇文章专论武力哲学及其心理，阐明其反响及特征？谁肯做一个道地的命运论者，用简洁有力的字句说给世人听，行动产生感情，感情又产生行动，武力之结果是畏惧仇恨，彻底的武力产生畏惧仇恨，不彻底的武力只产生仇恨而无畏惧？谁肯学物理教员那么说，武力愈大，仇恨亦愈深，最大的武力引起最大的憎恨？谁肯学气象学家说，正如雷鸣之后，必起风雨一般，武力之后，必起畏恨，畏恨之后，必起报仇？因仇恨必生分裂，而权力之结构，迟早必崩溃瓦解。

因为不明这些浅易明晰的道德因果律，波里克里斯对待其他希腊诸国，时用武力威吓，时用甘言哄骗。波氏之后，皮商克里翁（cleon）、绳贩欧克莱衣斯（eucrates）、灯匠海波波拉司（hyperbolus），先后粉墨登场。他们都不失为好民主领袖，克利翁还是一个好将军。到了骄横一时，恣意妄动的阿罗司皮帝斯（alcibiades）手中，就完成希腊之自杀。

但是这种道理乃是天理，在朴实的平民看来，昭然若揭，无待证明。所以若要内心强固，须戒用权力，这样则内可不弊，外可不挫。不弊不挫，方能永久坚强。老子说得好，“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所以他说：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爱护英美，愿他们永远昌盛的人，须三读老子，因为在《道德经》内，他们能学到内不弊外不挫力量的秘密。美国应当成就其伟大，正如江河川流不息的伟大：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持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于大。以其终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美国不成为世界第一军权国家，倒不足虑；可虑的是她变成世界第一军权国家。我愿见美国成为世界的道德领袖，以谦和先，为各国所爱戴推让。如同“万物恃之而生”的河流，她的丰富灿烂的生命，将造福人群。她将居众人之上，但是人家不会觉得她的压力；她走在众人之前，人家不会去陷害她。因为她将以仁义克己为天下劝，而运用韬光养晦的玄秘力量，开辟世界大同的新纪元。因为她有力量行善，所以能不倾覆；因为她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所以不败。因为她不争，所以天下莫能与争；因为她不居功，所以其功不可夺。这是我梦想中的美国。可能实现吗？

有人曾做到这步。林肯做到过，华盛顿做到过。在乱世时代，曾有伟人挺身而出，以正心诚意昭告世人谓善能克恶，并亲自以身作则立功证明。历史中有正气盛行之时，有邪气逞凶之时。有时正气在空中荡漾，人民咸杀自私之心，并觉新天地已露曙光；那时信心充实了他们的憧憬，给他们添上温暖之气和新的力量，黄金色的天边便显现了。于是人类的善性乃光扬一时。有时也有混乱颓废沮丧的时期，奸刁骄横之邪气蔽天欲黑，信心消失，理想主义生不逢时，低头含羞退出。这就是某政朝某文化将倾覆的先兆。人的道德素养为肤浅之颓丧论说所侵袭，于是精神涣散、意志消沉。无力发奋自强，不敢作胜过先人的努力，于是黑暗降临。这两种时代之别，即在信念与绝望之分。

这时代的人的头脑，都是生钢模型中打出来的，所以非用精神熔炉软化它不可。我们必须熔其硬质，清其杂淀，而炼成成熟之思想理智。“山顶传道”之感化力，柔和了基督教社会之生活，无论在城市在农村，有柔化尚武人类的力量，成为西方社会的纲维。有时候一本《圣经》，仍能制服一个凶手。但是基督教的力量，不足以影响世界政治。基督教是像一团面粉，虽加上耶稣的酵素，调拌了二千年之久，仍有硬块在内，没有调匀，一个好管家婆必加些老子的调和粉进去，以期速成。

须知今日的人，神经紧张到达极点，血管硬结症已起。世界时局的迈进，引起强权之斗争，其力若蒸气爆发之可怕。熔炉怒吼，金色热白，灿烂的钢液潺潺滚流，机声轧轧，铁钳叮当，大铁桶在半空中悬行往返，左右的人，一不留神，便有断臂折足或生命之虞。钢铁，钢铁，钢铁——液流的，闪烁的，凝固的，变黑的钢铁。在吼声隆隆的熔炉前，人们体温增高、火气盛旺，虽想用脑思索，但是思想已染有钢铁色彩；不禁又怕自己，又怕自己所发展的威力。念一念《老子》，会对他有益，可以清散他胸中的肝火，凉退他慌张的神色。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簿书篇第十六

——此篇论古尔柏森的世界联邦计划藉以证明数学之不能避开心理及数学机械方法之不足恃

现在我们来讨论数字怪物伊黎·古尔柏森（ely culbertson）的建议。或许欧几里得（euclid）和拜柴果拉斯（pythagoras）也能助我们一臂之力，以数字指示我们建立和平的方法。古尔柏森计划胜人之处，乃是他的精确的数字推论，和应付大问题的明晰头脑。问题乃是纯粹的数学，“分配和平的制度”，有多大用处。

为示公道起见，先得请读者别把古尔柏森先生同强权政治家混在一起看待。他曾研究大众心理，但是他不是心理学教授，也不是政治家；他是像你我一样的平平实实肯用脑子的人。其次，他禀赋不凡，思路清明。如果欧几里得和拜柴果拉斯能救我们，古尔柏森也能。不宁唯是，古尔柏森还富于常识。他看得出，国际警察之存在，有如一阵烟幕，只掩护住操纵局势的行为——这是国际警察组织最大的危险——必引起国际间的压迫和仇隙。而且他打定主意，尽力要消除这种危险。我们觉得他的用意实在可嘉。他评解今日的问题和补救方法，说得头头是道，条理不紊，我认为是看来最有意思的世界合作建议。其次，玩一场国际勃立治牌戏也很有趣，可以操练脑子。

我们不拟在此详细检讨“世界联邦计划”。这计划包括一个“世界军备董事会”、一个“世界主席”“世界董事会”“世界法官”，以及“世界议员”。此外，有“世界宪法”和“三个时期”：“战争时期”“停战时期”和“战后时期”，第一、二两时期归于“临时政府”之下。其他尚有“世界领土表”，把地球划成十一“地方联邦”，包括“独立两通国”（如瑞士、但泽），以及“自治地方联邦”（如印度及马来亚）。

但是古氏建议最特殊的一点，乃“军力分配原则”，这是数学。按照古氏建议，每个地方联邦可设“国防军”，此外尚须定立“集团分配军”，设“活动部队”，由地方联邦之全体会员指挥，仿佛扑克戏中一张“听用牌”（joker）一样，更可说仿佛扑克戏中之“寡妇”，大家可以认取召用。

古尔柏森氏想解决的难题是，如何使“世界警团”，不妨害各国国家的主权。他的办法，是在战争时期各国国防军参加“世界警团”共同作战，而在和平时期，则各守自己门户，外国军队不能开入一步。其次，各国“国防军”合力则成“国际警团”，分散则力足以守土，而不足以攻入。

世界警团分配原则表

军力分配原则之例表

牌已经发出，我们且坐下玩这场国际桥戏。据古氏说来，这个数学化分配军力的利益如下：

这个分配方法，不仅能消除军事独裁及三两国间的战争，并能消除集团战争。根据军力分配原则，没有一个在政治上可能的集团，能向其他世界联邦国家发动侵略战而不归败北。

假使——虽然最不可能——世界联邦组织后数年，产生了一个最强大的集团，英美德决定推翻世界联邦而征服世界。若不定军力分配原则，这个集团必能逞凶得志。根据军力分配原则，这三国的分配总额，不过总数39%。反看对方，飞机坦克战舰达总分配额之61%，其中22%系流动部队，充任冲锋军，在英德两国（19%）尚未将工业生产机构转成军火生产机构时，优势早已为人占去，美国之20%额量，也独木难撑大厦了。

反过情形来说，假使为共产党操纵的欧亚，企图推翻世界联邦以及英美国家，若不立世界联邦，那末共产化的日本、中国、波兰、苏联、德国、法国，联合对抗英美，势必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若立世界联邦，反叛国之分额比率，则仅达33%，对方实力，计流动部队、英美本国军队，及世界警团之其他部队，总共达67%。

换句话说，没有人能“吃通盘”。老实说，这手牌分配方法，叫没人敢开盘。如果数字能给我们和平，这个计划一定也能。如果系铃有术，如果苏联肯接受人家发给他的牌，如果玩牌的人都不打盹，如果大家技术一样高明，或玩法一样鲁莽，或一样小心，或一样老实，或作弊通风的手段一样高明；最后，如果玩牌的人彼此间都友爱信任，大家都不开口，那么牌也玩不成了【即无大战】。如果没有旁的条件，没有各国民族心不同，没有国际野心不同，没有文化传统不同；如果能够大家始终警惕；如果“世界政府”能当机立断，遇事即刻调动“流动部队”；如果不再组织一个李顿爵士考察团去花一年功夫交一个报告备案参考；如果“侵略”与“防守”的意义容易规限；如果没有工业生产力改变军事生产力的问题；如果没有民航事业问题；如果大家同样的尚武或同样满足现状；如果无人秘密扩充军备或公开否认军力分配制度；如果没有重洋海陆运输问题；如果各“国防军”及“流动部队”距离冲突地点的远近相等；如果各军队于顷刻之间都能集中作战；如果到紧张关头责任临身，无人犹豫不决或保持中立；如果，比方苏联或德国叛抗时，捷克内部能一致，或捷克和波兰能一致；如果，最重要的，没有一个国家操纵“世界政府”；如果“世界法官”不为大国所左右；如果“世界议会”无法指挥；如果大国不操纵“世界政府”，不再把它当做国际联盟般的私人机关；如果诸大国不致忘记道义，热诚消散，彼此分裂，改变初衷，推翻原议；如果“流动部队”不致为私人之利害奔波劳役；如果重要作战物资，不致为人暗中操纵；如果化学工业没有新的进步；如果没有秘密武器发明；如果有人能保证各国民意不致改变；如果没有自私和孤立政策；如果经济霸道不致在任何一国崛兴；如果天下真有公道可言，无种族歧视——那么这个计划还可能给我们和平。换句话说，如果这真是一场桥戏，纸牌实是纸牌，而非三心两意、性好争吵、随时变动的人类，那么，谢谢苍天，无人玩牌，纸牌维持初发出时的原状，我们便可避免战争了！

我们不妨研究一下这分配表，察看简单的数字背后，隐伏着多少复杂的心理因素。美国海陆军专家自然乐于接受古氏建议，英国专家也不致反对。但是幅员较大，人口较多的苏联为什么要接受较美国更低的分配，尤其是鉴于英美素来携手一致，印度联邦及马来亚联邦又归英美分别管辖？谁敢冒险去系铃在苏联这只猫的身上？

很明显的，增加国际“流动部队”的公共“集团分配军”，而减少“大国”的国防军，便能实现古尔柏森先生的一切愿望。较之减低“集团分配军”，增加若干国家的分配比率，而形成显明的强弱之分，总要高明百倍。平均地方联邦分配率均等，而提高公共集团分配率，似乎即能代表国际公道安全之原则，而引起人民的信仰，很简单的，若是公共集团军为50%，那么不论“反叛”之“国防军”声势如何，其实力总不及顺服“世界政府”的军队，除非整个世界群起而反叛世界政府——那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公共集团分配率定于32%或34%，亦可比较容易受各国接纳，方式如下：

（甲）集团分配军　34%

十一国防军（平均各单位得6%）66%

（乙）集团分配军　32%

中苏英美（各单位10%）40%

国防军（各单位4%）28%

依照（乙）项方式，美英联军或中苏联军的军力，只达20%，而集团分配军力则达32%，国际警团全部更达80%。

为什么不如此建议呢？这里就是根本症结所在了。其性质是心理方面的。这个原则，对英美须征其同意，对苏联则可强迫使其接受。“也许再减低英美的比率，较为妥当，但如此，英国议院便难予以通过，而美国也不致有三分之二议员投票赞成这个危险的方案。”但是有什么“危险”呢？何况把集团分配军提高，更无危险。但由苏联看法的危险，如何办理呢？

苏联有鉴于战前周旋资本国家之经验，而怀疑资本国家在战后之存心，可能采取绝对孤立之政策，等到他觉察世界联邦确是为了苏联以及大家的利害而设……如果世界联邦为维持军力分配比例计，苏联军力增加多少，联邦也增加多少，苏联当不致反对。

说来说去还是回到军备上的竞争，这已够危险，兼又回到政治上的压迫，岂非更加危险？

这里安琪儿爵士给了我们一个清楚肯定的提示：英美在战时及战后将采取“单独行动”。斯屈来脱先生及其他赞成英美联邦统治世界的一般人，意思也完全一致。其他诸国，随他们赞成与否，世界政府决不以全球之同意为基础。安琪儿爵士在1943年3月11日纽约市厅发表演说词谓：

记住，美国前辈的政治家采取门罗主义时，并未先草拟完美的《泛美洲宪法》。他们连拉丁美洲诸共和国，都未与磋商。宣言是单独发表的，在我看来，这足以为今日吾人作参考。

安琪儿爵士的火气，真愈来愈大了。

但是大国的分配率为什么高，小国的分配率为什么低？我们看见一番颠倒乾坤的理论，因为，古尔柏森先生说，小国会联合起来攻打大国？历史中何曾有小国联合起来防卫国土的事，更不要说联合进攻大国了。历史的事迹，岂不正恰相反？威胁世界和平的，可是挪威瑞士丹麦？且听他的话：

分配世界警察最理想的方法，似乎是给十一地方联邦平均之军力。但是这就是脱离现实了。计算分配率时，我们不仅须记住领土与生产力等因素，并须记住政治心理因素。如果各地方联邦皆得相等的武装军队分配率，较为贫穷的联邦（占大多数）必起而进攻少数富裕的联邦。

这又是芬兰威胁苏联安全的旧调。为什么不建议较大的“集团分配军”而求安全，或多信托“世界政府”一点，依我看来，若研究政治心理的因素，倒不能为历史上侵伐人国孽迹昭彰的大国说话，反而应替爱好和平的小国说话。

拿中国的例子来说，此说之不合理，更为明显。我知道古尔柏森氏对中国的感情不坏，他所应用的逆情悖理逻辑——加于中国的是一套，加于英美的又是一套——全非出于故意，也人情所难免。英美苏三国需要纵横大陆的生存空间，所以必须予以较高的分配率；为了同一的理由中国却不可得高分配率。为什么？因为中国要“威胁”其他国家，且看：

论将来的局势，为世界和平计，最好由美英苏三国分得最大的分配率，各得一纵横大陆之生存空间。这三国的经济生命向内而非向外发展。（原文如此，不必怀疑！）此三国各遇有强大竞争国的威胁——如缺少生存空间之剩余大国德意志威胁他们，或工业落后在胚胎形中的大国中国威胁他们。

原来如此，工业（即军火工业）落后的中国，在威胁工业已发达的苏联或美国！

古尔柏森先生说得很清楚，中国因为人口甚多，领土易守，民族纯粹，所以只能得4%的分配率，而根据同那些理由，却须给苏联美国15%及20%之比率。古尔柏森先生也承认这“表面上的不公道”，而作如下“解释”：

论中国，这拥有五万万人口的英雄国家应得的分配率，似乎该在4%以上。其实她人口之众多，就是分配率较低的缘故。中国不仅工业生产力低弱，领土比较易守，并且她的人口也众多，种族也纯粹。她可能训练多于美国四倍的军队巡防内部。这巡防警队虽然缺乏重兵器，在事实上，可成助战的步兵。所以她的分配率，只有4%。6

古尔柏森先生，我不懂你的话。

心理方面的理由，还不止于此。古尔柏森其实不要中国被人猜疑为帝国主义国家，不要中国激起全球的猜忌。后来论到不立“军力分配原则”的世界时，我们方看出其中真正的原因。

此外，世界联邦能给中国机会发展工业，而不招引其他国家的疑惧。若无世界联邦，强权政治可能促使其他各国进攻中国，不让她五万万人口因振兴工业而招兵买马到太强盛的田地。

但是即使在世界联邦之内，同一的难题仍然存在：要勒紧中国的工业颈喉呢？抑或听她发展，直到她要求与人平等，重订军力分配率为止，那时候再用枪尖把她压倒，或操纵“世界政府”把她镇住呢？这必成变相的“5:5：3”旧戏——此次日本挑战的根源。这种复杂问题之产生，全因为我们太重“事实”，而忘却平等原则。

中国或不得已而接受此分配原则，或拒绝不纳，是另一回事。如果她接受4%的分配率，那不是出于被迫无法，而是出于老子的大智若愚、以柔胜刚、居下不跌、不愿招人疑忌的哲学。我对这点确信不疑。我所怕的，乃是历史未久之国，睥睨古人智慧，不肯戒骄戒满而弭猜惧、仇恨、倾覆于未萌。“装做傻瓜”是一句道地的中国成语，有时候我竟忘记to pretend to be a damn fool并非英文成语。除了一个中国学者谁会称他自己“守愚”“抱拙”？但是我知道，世界合作最后必因白种人的骄横而致失败。

不，和平问题，并不是数字问题，而是强国的心理问题。世界和平问题，不只是数字问题，正如率师作战，不只是布兵立阵，察看地理两件事一般；往往军队坦克俱全，问题全在率师将领之人格、头脑、勇气、机智、应付下属军官的方法，及对待长官、同事及敌人的态度。

丧师折兵有时因为主将在想念俘在敌营中的情妇。和平破产，固为赖伐尔辈迭次往来柏林罗马之间。如强权政治之观念不变，大政治家仍沾沾自喜、昏迷不醒，既不知战事因何发生，更不知战争目的何在——除了保守属地、维持原状——和平永远要成泡影，而我们的子子孙孙，还得流血。

可否容我建议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可否容我证明和平是可能的事？可否容我借历史说明在世界上若干地带和平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案可查的历史事实？美国与加拿大之间既无条约，又无分配原则，都相处甚安。可否容我再说一声，白种人未到亚洲前，亚洲已过了数百年国泰民安的日子？大溪第、巴利、沙摩亚【太平洋岛名】也曾度过太平日子，格林兰、冰岛也曾经见过和平。

可否容我说出其中理由？南美及加利比海得以安享太平，因为西班牙、葡萄牙帝国业已崩溃。南美内战是有的，但是我们不是谈内战，我们谈的是世界史中的大波动，今日世界若要和平，英、法、荷帝国必须拆散。这次战争，我知道还不足以引起反动，破坏这些帝国，我只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能竟其功。如果帝国政府不为菲律宾、爪哇、印度、缅甸等人民的“自治能力”过分担心，那么菲律宾、爪哇、印度、缅甸便有和平可言了。如果他们继续为各属地的“自治能力”过分担心，战争将永远在他们自己国内继续下去。

国内若无平衡，就必须内战。侵略者若不退出，就必须反抗帝国主义。世界唯一稳固的平衡，乃是平等。平衡立稳，方可望和平。小国家或许为了边境争执问题，有权利作战；大国家不论如何，无权利作战，因为大国作战，势必牵累全球。小国作战，总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事；大国作战，多半因为他们要干涉人家的事。小国安宁，因为他们有足用的领土；大国作战，因为他们永远不能满足——他们需要“生存空间”。最后，国不论大小，并非因知足而作战；国不论大小，不知足便作战。老子说得好：“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这样看来，古尔柏森先生置数学于心理学之前，不啻西人所谓拴马于事后。在全球五六十个国家中，推翻世界和平者，只有三四个强国。这些强国骄横傲慢，纵横全球，踢倒人家的篱墙，割夺人家的自由主权，攫取人家的财产——最后为了分赃不匀而互拼死活。他们先自己相打，后来还叫世界各国帮他们打在一起。这已经不像话。但是说和平之道，仅在解除小国的军备，增强大国之权力，以防小国联合起来进攻大国，那岂非更不像话？

奉告大国，你们至少也得装个并不害怕的模样罢！但是我们突然听见说须来巡防世界了。仿佛格林兰人、沙摩亚人、台湾人、缅甸人，都在威胁世界的治安，而诸大国却全副警服，雄赳赳地高视阔步，手持木棍，小国一不听话，随时准备棒击小国的头额。其实我们应该轮换一下，叫小国来巡防制止大国扰乱治安，而任凭沙摩亚人、巴利人、爱斯基摩人，自由自在。可是不，我们不能解除大国的武装，因为他们英勇作战取得胜利后，不肯让人解除武装。好，那末，让战争永远继续下去。头一样，你就要看见警察先生们先自开枪，互相对打起来，把我们这些可怜的弱小邻居吓得魂飞魄散。

血地篇第十七

——此篇专攻“地略政治家”而推究此类自然主义战争哲学所由来以明自然主义之深入西方学界

不战争的根源，还在深一层。我们不能把古尔柏森先生同强权政治家相提并论。他是站在我们一面的。站在对面的人数目众多，他们疮口的感觉极灵。医生，落手轻一些，因为病人怕痛；请施出最精巧的开刀手术来。俗语道：“讳疾忌医。”麻风症象业已蔓延周身，因为强权政治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沉疴。诊治方法，唯在施行手术，割除分泌毒汁之自然主义、定数论，以及失望论诸毒瘤。

讨论地略政治这一门假科学时，我们须记住，地略政治把国家称做“有机体”，其实疾病也是一个有机体。病菌之为生存奋斗，与生命无异。它吸食病人脂血，奋力卫护自己的地盘。它埋伏在人体中，建造一个堡垒，然后反攻。强权政治的疾病也同样建造了一所庄丽的大厦，名曰“地略政治学院”。门口放了一座由自然博物院偷来的裸体石像，名科学夫人。檐下边沿四周冒刻培根（bacon）、李奈斯（linnaeus）、莱布尼兹（leibnitz）、赫姆波脱（humboldt）、黑格尔（hegel）、华格纳（wagner）、达尔文（darwin）名字。里面有堂皇的走廊、明亮的图书室；编排分号的文件案宗，堆积如山；更有一间整洁的白磁砖厕所。原来凡是够得上称为科学的机关，都有整洁白磁砖厕所。达尔文、李奈斯、赫姆波脱等，如何能不备这种厕所而能作科学上的发明，仍是近代科学史中没法解决的大谜。

现在可以略过美英联邦的赞助人不谈，因为要找此种材料，到处都是。一片沙漠，只要看到一角，便可知其全部。我们倒应该加紧脚步专心一致的检查今日人心道术的根本症结，直到发现毒源之所在为止。我们可以把地略政治当做人心道术一个病症，而反复细察，现代人何以有这种思想。

因为地略政治到底还是一种哲学，德人所谓weltanschauung是一种思想的产物。在地略政治境内，纳粹学者和反纳粹学者都在揖手行礼，互相敬慕。由这种头脑、这种学术态度，才产生了近代的强权政治，使其滋长畅茂。史班克孟教授是今日美国的最享盛名的地略政治家，所以他虽不能代表一切学人的思想，却能代表一部分学人的思想。在他心中，学术不近人情之趋势已到极点，而科学与良心是非，已经分家，背道而行。

史班克孟教授可算是强权政治的发言人。《世界政治中之美国战略》一书的副名是《美国及武力均衡》。他深信强权政治，并表现出来强权政治的各种征象。他说：

在基本上，新秩序与旧秩序将无大分别，国际社会仍将随权力为转移中心。新世界必为强权政治之世界，美国为本身利害计，仍须坚持欧亚武力均衡。7

所以他赞成美英日三国联合统霸世界，他反对欧洲统一，不管是在联邦组织下或由一大国统领，因为：

欧洲联邦可能成为一团结的军力，把我们【美国】在大西洋的权威全部改变，并削弱我们在西欧的地位。美国的和平目的，如系建设统一的欧洲，我们便已挑错了敌人。出动全力帮助希特勒，乃是建设统一的大西洋区最简便的方法。

换句话说，我们作战，原来是要维持欧洲分歧的局面。我们现在的立场不错，因为我们在毁灭欧洲的统一联合；我们帮助英国人，原因不过是要置欧洲于水深火热之中，俾使美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大西洋权威。所以史班克孟教授主张美国须把持欧美亚三洲的领袖地位。为达到此目的计，美国在击败德日之后，仍须继续奋斗，直到消灭中苏军力为止。8欲达到此最大目的，必须恢复德日的军力，以对付中苏。“华盛顿也许将信服英国的论调，要求强盛的德国继续存在。”“如欲维持远东势力之均衡，美国须对日本【如对英国一般】采取同样的保护政策。”“幅员自乌拉山（ural）至北海之苏联，与幅员自北海至乌拉之德国，难分轩轾。”“一个前进昌盛，军备充实，人口达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不仅将威胁日本，并将威胁西方诸强在亚洲地中海【南洋】的地位。”

史班克孟教授这本书最后十五页内所蕴含的国际毒液，比希特勒《我的奋斗》全书更剧烈。史班克孟教授真的神经错乱了吗？没有，他所讲的是科学，与人生价值无关的科学。他保持完全超脱的客观态度，头脑用消毒密封方法封住，人类感情已全部肃清。如果有人说得出史班克孟教授与霍斯何弗【haushofer，德国地略政治第一大家，见下】或希特勒在宇宙观上有什么分别，我倒愿意听听。史班克孟的头脑实是纳粹头脑，但是科学化的标签，在科学界内，当然不能算是侮辱。对一头臭鼬与对一头松鼠的分别好恶，完全是我们俗人的偏见。除非我们能学到自然科学的严肃客观境界【不复分别好恶美丑】，我们不能懂得史班克孟教授。

去年美国人搓眼醒来，发现“地略政治”（geopolitics）这个新名词，即德人所谓geopolitik。与此名词相联的，有霍斯何弗教授【prof.doktor karl haushofer，生于1869年】，地略政治的大师；传说他对希特勒，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拉斯布丁（rasputin）影响最后一个俄国皇帝一般。不论传说如何，《我的奋斗》第二卷十四章，人家说是由霍斯何弗代笔，不然便是根据霍氏的意思而作。他对世界二次大战的关系，颇似突来茨基（treitschke）对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

美国人民迟迟开眼，才当觉在霍斯何弗之前，还有一个英国人名麦肯德（sir harold mackinder）早在1904年，便发表地略政治的中心理论，倡欧亚“中心地”之说；1918年著书名《民主理想与现实》，原已为人遗忘，1942年又再版复活。我们更发觉整个背离人道的生物概念——倡论“国家有机体”及“有机欲望”之说，申言国家在“生存空间”之争夺中，如植物般生长死灭——原来早已为一个瑞典教授吉伦（rudolf kjellen，死于1922年），立下梗概，而吉伦氏则在1890年间宗德人拉塞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的师说。这门欧洲科学的国际共同的来源的重要性，在下面还要谈到。

地略政治之所以危险，因为它是一门“科学”，而假借科学之名，已有过多少孽迹。须知道，德国地略政治与政治地理之不同，乃在地略政治实是“政治行为的引导”。政治地理，根本上是地理，目的在描述与分析，而地略政治，根本上是政治，就是征服世界的政治，至少是世界争斗的政治，以战略的地理概念为基础。德国地略政治家毛尔（otto maull）说得很清楚：

地略政治所研究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地略政治与其母家科学政治地理不同，并不研究自然之现象——如地势、领土、外形、疆界等等。地略政治……佐衡某一地势，然后以其结论引导实际政治。9

由此看来，地略政治是具有应用科学的性质了。此科学的唯一应用方式，乃是为操纵世界，争取地球面积作国际斗争，所以地略政治就不仅是一种毫无害处，专论国家机体与“地面”之关系的政治科学，而必然是“血”与“地”合一的科学了。并不是地略政治家计较到人类的流血。那是在这项“精确的科学”的“范围”以外。但是每听他们讲起“地球”或“世界岛”，我就觉得它已为人血染红。地略政治并不是研究“土地”“地片”（land-mass）、“核心地”（heartland）“边沿地”（rimland）、生存空间，以及伸张空间的科学，而是“血地的科学”。它与政治科学之分别，有如溶化的雪浆与白雪的分别。它唯一的科学面目，乃是日积月累的实际材料，对“政治空间有机体”的纯生物化观念——把国家当做一棵得土即生，失土即死的大树——以及对人道天理的神鬼不怕的漠视睥睨态度——这态度我们称为完全的“客观”科学。人口可以如萝卜般移植他地，“世界岛”可以如破瓜般任意割裂，作最利于强国的分配。为了此事，要炸毙几十个儿童，或消灭百万生灵，不值得麻烦这些世界屠夫的心事。地略政治之所以成为科学，就是由于这种漠视人类价值的态度，认为物质势力决定人类历史的机械观念，以及把世界当作深山荒林野兽世界的“自然”观念。

不幸得很，地略政治不仅僭取自然科学之形式及术语，并被人认为是德国科学。我不敢说美国人遇到德国科学，便生“自卑错综”。美国照相机，大约与德国照相机难分轩轾，美国轰炸机的瞄准器，高明许多。虽然如此，德国科学总居至尊地位，美国学界也万分景仰。在美国大学内，某几门学科，譬如说文学，德国影响实堪惋惜，而其恶势力犹把持住高等研究院。地略政治既称为一门德国科学，立即为若干美国教授所重视，信徒源源而至。

《生活》杂志在1942年底载文云：“本年内美国各大学开设地略政治课程，不下一千五百余。一般教地理的冬烘学究，都摇身一变而为新进的地略政治学家。”但是美国也有第一流的地略政治家，如霍普金斯大学的鲍门校长（isaiah bowman）、乔治城的华绪神父（father walsh）、耶鲁的史班克孟、哈佛的威德时（derwent whittlesey）、普林斯登的雅尔（edward mead earle）及史普老（harold sprout）。他们把地略政治称为“科学”，所以它就要保存为一门科学了。美国人民的常识理性将如何改正霍斯何弗主义，还得等着看，但是美国教授不会舍弃其科学衔头。我们不能一笑了之，把它当做一种一旦深入美国土地，便能自解其毒的德国毒药。

这个德国的宇宙观以及达尔文自然物竞之说，影响美国地略政治家到何程度，且看史班克孟教授便可知道。他的著作最能完全反射出这“强权政治之自然科学”的德国风味，丝毫不容人道观念插足其间。这种话读者看后作何感想？

决定外交政策的政治家，考虑正义、公道、宽容的价值，只能在有益于权力目标的范围下进行，不可使它有碍权力目标。正义、公道、宽容可以利用作为攫取权力的藉口托辞，但是实行时若可致弱，便须即刻放弃。攫取权力之目的，不在建立道德公理，道德公理之用途，乃便利权力之攫取。

读者中十九必以为这是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话。不，这是史班克孟教授所著《世界政治与美国战略》第十八页上的话。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浦门氏称此书道：“这本书至少须在一百万个美国家庭中为人阅读。每个政府负责人在此后二十年中至少须每年读一遍。”

学人的这种寡廉丧耻，还有实证可举。威格博士（dr.hans w.weigert）著新书论地略政治，书名《将军与地理学家》。在最后一章内，威氏痛心疾首向世人呼吁，请求恢复人道的观念。《纽约时报》刊一书评说：“此书最后十五页论‘地略政治与人道’，作者不应该写。”写书评的人说此书：“结尾的论说……与霍斯何弗之著作同样晦涩混乱。”其所以“晦涩混乱”，据我看来，全因为作者把人类的是非判断，引进了客观科学的森严境界。想起美国学界对威格博士的呼吁，竟毫无反响，就不寒而栗。

反之，最近史突老斯胡伯（strausz-hupé）、威德时（derwent whittlesey）、陶柏伦（andreas dorpalen）等所著论地略政治的书，10以及威格那本著作，11对霍斯何弗主义都有正确的批判。德国的地略政治思想，值得仔细研究，正如《我的奋斗》值得仔细研究一般。（陶柏伦之《霍斯何弗将军之世界》一书所备载的资料，多半非美国读者所能搜得者。）

可是在我看来，地略政治，不论是霍斯何弗派或其他派，50%是集合而成的客观材料，30%是冒牌科学，20%是德国玄学，或可说是“浮士德的悬望”。地略政治定义太多，有的故意戴上客观科学的高帽子，看了反令人糊涂，不如听霍斯何弗自己的话：“地略政治，乃是国家机体在争取生存空间的生死战中所采取的政治行动的科学基础。”试删去“生死战”“国家机体”。“生存空间”这种杀气腾腾的名词，地略政治便不能引导政治行动了。删去以亚洲“核心地”为基础，建立欧亚大陆大集团这种动力的意念，地略政治便成为连霍斯何弗都不屑看它一眼的东西了。

很明显的，地略政治也有它的贡献。第一，它告诉我们，不论为世界战争或世界和平作政治计划，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地理，正如草拟战略需用精确的地图一般。华莱士副总统建议空中航道，顾及北极地带，便显出优良的地略政治头脑。其实，不论是谁，凡考虑到巴拿马运河或苏彝士运河的政治重要，都是在运用地略政治思想。第二点，地略政治教人战争与和平的世界观，最为中肯。德日两国精悉此中道理，而西方民主国家则落后得可叹。纳粹战争“罪状”最好的证据，如果需要证据的话，乃是他们的充分准备，以及民主国即使在珍珠港事件一年后对亚洲政策之糊涂。德国人和日本人计划世界政治战略，实在头头是道，详尽无遗，而英美人应付亚洲问题，昔日今日，始终如在混水中摸鱼。此处顺便可以提起，绘地图、看地图的艺术，也可从地略政治中学得不少进益。霍斯何弗创办慕尼黑学院时，最大的不满便是说德国军官不知道如何阅读地图。

我们都同意，罗森柏（rosenberg）的亚利安（aryan）优秀民族之说，乃是冒牌科学。这种问题大家心中明白，无须多费口舌去排斥。地略政治之为冒牌科学，就不怎样明显了，因为地略政治家口上总挂着“地片”（land mass）和“世界岛”这种名词。然地略政治之为冒牌科学，实因其中心对象是世界政治，而世界政治，因其性质关系，决不能像矿学般以纯客观的眼光来研究。人事关系中根本无客观可言，有时我们因某事必须作一选择，在选择的时候，主观的成分便渗透入内。主观成分一入，地略政治便缺乏客观性，不亚于亚利安民族之怪论。在这种地方，道德观念之颠倒，一般见解之不可靠，即时可以看得出来。

李南教授（prof.george t.renner，哥伦比亚地理教授）的建议，便是一个有趣的例。他说，由地略政治的观点看来，瑞士民国应该消灭。这建议非但有欠公允，简直是倒行逆施，因为瑞士民国凭靠李南教授目力所看不到的民主精神，并违反地略政治学的“伸张空间公例”，在七百年来，竟能异族杂处，国泰民安。又如史班克孟教授对英日在地势上的酷似点，甚感兴趣，于是主张美国应以同样的方式，与英日两国合作。然而英国国民性根本上非恶战，而日本国民性根本上好战，这条不同，便置之不理。我所反对的乃是这种荒诞的论说，对世界政治现实茫茫无睹的见解，都要借科学的名义做幌子。须知逆情悖理，并不一定便是科学。

地略政治之为冒牌科学，不易察觉，因为它的根源较深，且与十九世纪自然主义的论调吻合，这自然主义就是将达尔文物竞论移来适用于人事。这自然主义乃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欧洲思想的一个特征。前面已经说过地略政治在欧洲的国际共同的来源。拉塞尔先倡“国家有机体”，把国家当做一个为生存竞争的有机体，克介伦继倡“国家是活物”【书名】之说。自然主义，明明发端于达尔文物竞原理，并顶了科学的冠冕，要把这自然物竞公例应用到人类的关系上去。在《生存空间生物地理之研究》（1901年）这篇论文内，拉塞尔借用达尔文应用于动物世界的名词术语，光明坦白，毫不隐讳。

危险性乃在除非你否认人类意志的自由，专谈物质势力、“伸张空间律”“有机体”，把地理当做决定国家生死之天神，否则你不能排出“科学家”的身分。此外，科学要预言未来，而只有定数论，方能帮我们预言。在地略政治的思想上，史本格勒（oswald spengler）是霍斯何弗所绝对信仰称引的一个人。他最清楚代表一种看法，把植物学应用及人类文化，当它是根生在“土”中，生由土死亦由土的东西。他的悲观主义完全出于定数论，而定数论又出于自然主义。因为地略政治已在欧洲思想界及欧洲权力政治圈中根深蒂固，所以我们不能再把霍斯何弗的论说当做德国一地独出的畸形怪物。

因此，我们也不能说地略政治毫无道理；它自有一套自然主义的道理——强权政治或深山荒林野兽相残的道理。如果我们接受自然主义，结果必陷于史本格勒式的悲观主义中，无法挣脱。除非我们情愿与强权政治和此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一刀两断，根绝关系，史本格勒的悲观主义是不无理由的了，或许西方文明将永远陷于战争中。

自然主义的毛病，乃在自然的东西太多了。深山野林，弱肉强食，在我们学者看来是很自然的。屠杀已成为科学上自然的事。轰炸小学生也成为自然的事。我们的自然主义已够了罢。不近人情，装出科学的面孔，已不为我们所不许了。

我们必须悬崖勒马。除非我们对于许多人事起立信心，拆下假充科学的招牌，这个时代的文明必陷于不可收拾的田地。除非我们排斥造成1914年及1939年洪祸的意识标准，把自然科学与人的范围分别清楚，自然科学归自然科学，人归人，否则我看不出西方文明如何能免灭亡。有许多许多事情我们无法“科学的”处置，因为我们绝对无法“证明”它，甚至于连冲量都不能。人类的平等就不能证明。世界合作的可能性也不能证明。我们只能信而行之。我们必须树立人道信义，来替代自然主义的观念。我们的真理观真理标准都须改变。孔子的标准并不太错：“道不远人。人以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是孔教给自然主义的回答。

地略政治家自称为“现实家”，这就是说他们不耐烦理想主义，他们当代许多人属于颓丧派的时代，而慕尼黑好汉和其他妥协大家却被认为“现实家”。替印度自由运动说话的人被人讥笑。呼吁肃清强权政治的人，被人讥笑。谁相信如果我们心正意诚，大家出力，苏联与西方民主国间一定能友谊合作，也被人讥笑，但是教导世人走上互相猜疑，均冲武力的血路的人，却自称为“现实家”。

归根结底，这不过是自由意志与定数论问题，以及善意友谊能否改造我们人类世界的问题。人间和平，容我再说一次，只能由信而行之。信心消失，我们便无法自拔。说到最后不过是这句话：耶稣“和平之主”，是不是一个大撒谎家，我们必须打定主意。

亡道篇第十八

——此篇归结上篇所引证指出科学客观不加好恶的态度施于人事关系必发生危险及论人事研究上客观之不可能

我们似乎承继了近代思想的颓丧，末世的传统，这些地略政治学的大教授们堕入其中，不能自拔。我们只见地略政治及其信徒表示出来的根深蒂固的冷酷态度，愚信强力与争斗的必然性，全然忽略道德观点，最后，以骄威吓人，主张为世界利益计，以庞大海空军巡防天下各地。

如果教授的主张压倒平民的主张而被采用——在西方民主国中，若干有权势的社会及官场内，的确大有如此倾向的证象——那么千万美国男儿，又要在下次战争中流血。地略政治家自己也不敢说，划一统霸世界后，世界便可和平。不过是说，英美必须磨利尖刀，永远在世人头上挥舞，以期镇压反叛。换句话说，在希特勒手中，武力不能成功，在英美手中，却可成功。如果这便是引导人类政治动作的明灯，前途正是黑暗，因为这就是说，战后英美必以五万架飞机二十万飞行员来威吓全球。可是如果中国人不怕，苏联不怕，整个世界不怕，那怎么办？出动飞机去轰炸他们？说得容易！

要流了多少美国男儿的血，才能压倒中国和苏联，这问题从未躜入饱览群书的教授的头脑中。如果他们曾考虑过这问题的话，他们便不会再装做科学家，而将不顾尊严，发泄明辨是非、深恶屠杀的感情。史班克孟教授已忘记上帝。他的回答是他所研究的纯粹的地略政治，而地略政治与上帝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的回答是地略政治与上帝不应该风马牛不相及，否则我们便是借了科学的名辱贬人类的心知。我知道我是一个异教徒，史班克孟教授是一个基督教徒。但是一个异教徒仍能相信上帝。我愿意同这位基督教教授辩论此点。【按史班克孟教授于此书出版前三星期逝世。】

这难题到处发生，须迅速予以解决。近代学界的哑谜——说若要“科学的”，必须排斥道德判断，并且无法较量人情——换句话说，实行废道忘义的学院式的观点——这个哑谜，西方思想界须赶紧设法解决，否则影响所及，国际间大家亦必废道忘义。天良丧没，并不自下层开始，却肇端于上层；并非源于不学无术的低级社会，而是源于教育有素的知识阶级。由此说来，我们如果希望有个太平天下，必须依靠纽约汽车夫的看法，而不可妄信这位耶鲁大学的国际问题教授。

因为我们已渐渐迫近近代知识界的怪病。我责难西方学界废道忘义。在自然科学中这种客观评察，不加好恶的态度的确可嘉，但是应用于人文的研究上，便是简直颓丧污邪的态度。我说这种背离怜愍苍生之感的学府观点，如在大学课室中提倡，必生危险。我说这个近代思想趋势，已产生了一个希特勒，而凡此种青楼道德传播之处，将产生更多的希特勒。不但此也，我说这纯粹的客观态度，在自然科学范围中很有价值，但在人文科学中，却危险难靠。我说在人类的关系中，客观的思想决不可能，而且根本没有此事。因此，我说，除了生理学以及相联的医学人种学以外，如依真正自然科学的狭义讲，人文科学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在所谓人文科学中，科学的技术应用有限，须辅之以慧心灵眼，否则我们必遇大祸。世界问题，尤是如此。此点下面【说见化物篇二十】还要解释清楚。

我说这些话的原因是：第一，事实汇集到手，在最后较量结论时，其取决去舍，是一种主观的程序，须将种种非数字事实所能形容的心理精神因素估计起来，比尔德（charles a.beard）【美国有名经济史观的权威】的孤立政策，便是客观方法失败的一个证明。在最后冲量五花八门的事实时，决定你要采取孤立政策或反轴心立场，不但可以，而且必须放入感情好恶，否则我们便是污辱了上帝赐给我们的心智天良。

第二，在人事的圈圈内，心理的因素，决不能像电流或音波那么用科学的仪器作准确的测量。苏联和中国的民气，便是一个明证。如果有人收集事实不辞烦劳的话，德国当然是其中的一个。日本也是。当时形势似乎对他们绝对有利；现在则不同了。德国人能弄错的话，我们也能。

第三，我们对世事的估计，随人而异，所以客观决不可能。日本之为好战民族，英国之为爱好和平的民族，在我看来非常有意义，但是在史班克孟教授看来，却毫无意义。日本民族穷兵黩武，性好侵伐，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和民主精神，这点分别，就应该作为我们在战后抉择友敌的凭准；但是史班克孟教授不以为然，他只打开地图，察看地势，注意英日两国在地形上的酷似之点，而引起精神上的莫大兴趣。谁是真正的客观，谁敢说惟有他一人是不会错的——而且惟有他一人高明？

第四，谁自称能排脱偏见，便是自欺。私人的好恶，不能避免，史班克孟教授说中国与亚洲地中海（南洋一带）的关系，仿佛美国与美洲地中海（加利比海）的关系。虽然如此，他觉察有建立强大的日本以制止中国的需要，却绝对不会提议建立强大的墨西哥以制止美国。这最后决定完全是感情上的偏见。

第五，这种法西斯蒂思想背后，潜伏着近代摩登学界的定数论。定数论时常产生不负责任的态度，似乎建立新世界，我们绝对无能为力，无须白费心思。汽车夫有勇气说：“这个世界永远战争真不好，让我们改它一下。”定数论的信徒没有勇气说这种话，只能说：“世界不好，将来还是不好。”这种邪气的预言，含蕴着知识阶级的风味，但是于改造世界，并无裨益。西方学术与排斥是非良心，已经过分了。

第六，这个世界并不如冒牌科学家想得那么简单。英美如以庞大的军力霸治世界，将产生什么结果，最优秀的地略政治家也说不出。只有一点我们可以说得肯定：最大的压力，产生最大的仇恨。人民反抗武力的威胁，权力产生腐败【西方名言“all power corrupts”，“凡有权力必腐化”】；腐败产生良心的责备；莫明其妙遣送美国男儿到新德里、加尔各塔去协助英军镇压叛变，中印苏誓言愿为炸弹炸成灰烬而必继续抵抗；以非武力政策应付武力（这该把基督教国的脸颊羞红，但是在事实上并不）；人民因缴纳战税而不胜负担，痛苦呻吟；甘萨斯省一个农民最后显示出灵敏的直觉，说道：“什么鬼道理，我为什么要替人家去巡防世界。”——这一切都是英美统霸世界后的必然现象，汇合而产生前次凡尔赛条约后的反动局面。

倡导武力统霸政策的人，连这些道理因缘都看不出。不论怎样，扩充军备以压制中苏，美国必受良心的谴责，而精神上自觉理曲的弱势，必远在种族战斗的烽火烧及全世界之前肇其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