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可以说，近代的西方有三大精神：
一、个人自由主义精神，渊源于希腊，亦可称为希腊精神。
二、团体组织精神，或叫做国家精神，渊源于罗马，亦可称为罗马精神。
三、世界精神，或叫做宗教精神，亦可称为希伯来精神。
此三种精神配合成为今天的西方。英国、美国以宗教精神调和国家组织与个人自由的冲突；苏维埃只有一种国家精神，抹杀了个人自由，并将国家精神升化到带有宗教的色彩。
至于科学则仅是一种方法，一种技能。虽说科学也另有一套寻求真理的精神，但其运用到实际人生方面来，则仍必依随于上述三种精神之某一种或某两种，才能决定其真实的态度与价值，故不得与上述三大精神有平等齐列之地位。
有人问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什么呢？我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应称为“道德的精神”。中国历史乃由道德精神所形成，中国文化亦然。这一种道德精神乃是中国人所内心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乃是中国人所向前积极争取蕲向到达的一种“理想人格”。因此中国历史上、社会上、多方面各色各类的人物，都由这种道德精神而形成。换言之，中国文化乃以此种道德精神为中心。中国历史乃依此种道德精神而演进。正因为中国人物都由此种道德精神所陶铸。即如我们上面所讲，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教育的，各项事变乃及各种制度，以及主持此各项事变与创造此各种制度的各类人物，其所以到达此种境界者，完全必以这种道德精神为其最后的解释。因此，我称此种道德精神为“中国的历史精神”。即是没有了此种道德精神，也将不会有此种的历史。
我们所谓的中国道德精神与西方宗教精神不尽同，也与他们的团体精神与个人自由精神不尽合。我们常觉得自己既没有宗教，而在团体组织与个人自由两方面，其表现的精神力量也都不如人。实际这种看法，只是忘记了自己所特有的一套，而把别人的尺度来衡量自己，自然要感到自己的一无是处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既是以这一种道德精神来奠定了最先的基础，今天此一种精神堕落，自将显得一切无办法，在在都发生了困难。如果我们能再把为自己历史、文化、民族作基础的这一种道德精神“从新唤醒”，我想当前的很多问题，也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我所讲的道德精神，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我此刻暂不为此“道德”二字下定义，也暂不为此道德二字定内容，我姑先举出两项重要的道德观念或道德理论来作具体的例子。第一个理论在孔子前，第二个理论在孔子后：
春秋时，鲁国上卿叔孙豹出使晋国，会见晋国上卿范宣子，在正式的使命任务外，谈到了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范宣子问叔孙穆子说：“如何可以做到人生不朽？”叔孙暂不直答，却反问说：“你如何看法呢？”范答：“我们范家，自尧、舜以来，经夏、商、周三代，直迄现在，相传两千余年，如此的家世，亦可算不朽了吧？”我们只看范宣子这一说法，便可推想，中国人在那时，已不信人死后有灵魂之说，而完全是一种站在现世间的看法。叔孙却告诉他说：“照我看，那只是世禄，不能谓之不朽。人生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这句话，二千多年来，深印在中国人心里，成为一个最高的道德理论和人生信条。信耶稣的人说：“我们是活在上帝的心里。”叔孙穆子的话，我们也可替他透进一层说：“人要活在别人的心里。”如果别人心里常有你，便是你的人生不朽。如果别人心里没有你，你也就等于没有活。正如儿子心里没有父亲，那末这个父亲等于没有做父亲。
孔子之后，孟子发明了“人性善”的理论。他说，每个人的天性都是向善的，“善”便是道德精神。我想我们可以用孟子的理论，来解释叔孙穆子的“三不朽”说。一个人活在世上，为何要为别人立德、立功、立言呢？这已显然不是一种个人主义了。但纵使别人心里常有了你的德、功、言，这于你究有何关系呢？我们若用孟子的话来回答此问题，正为人的天性是向善的，他情愿如此做，只有如此做了，他自己才感到快乐与满足。而且向善既是人类的天性，你的善，便一定可以得到别人心里的共鸣。你为人立德、立功、立言，别人必然会接受你、了解你，而且追随你、模仿你。我们试问：除却我们的行为，还在哪里去找我们的生命呢？行为存在，便是生命的存在；行为消失了，便是生命没有了。我们只有“向善”的行为，才能把握到人类“天性”之共同趋向，而可以长久地存在。我们也只有这一种生命，决不会白浪费、白牺牲，将会在别人的生命里永远共鸣、永远复活。身体不是我们的生命，身体只是拿来表现我们生命的一项工具。“身体”仅是一件东西，“生命”则是一些行为，行为一定要有目的，有对象。我们凭藉了身体这项工具，来表现行为，完成我们的生命。
譬如我现在在此讲演，这是我的行为，也即是我的生命。行为必然由此向彼，有一到达点。此到达点，即是所谓“目的”与“对象”。若果讲演没有人听，便等于没有讲，等于没有这行为，亦即等于没有了这一段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超出此生命所凭藉之工具身体，而到达另一心灵的世界。如讲话则必求达到听的人心里。身体则只是一工具，只限制在物的世界里。衣与食则仅是维持工具的一种手段，只是一种生活手段，却不能说衣食即是生命。衣与食的对象，限制在自己的身体上。身体坏了，一百年八十年的谋求衣食，吃辛吃苦，全浪费，全牺牲了。所以为自己身体谋求衣食，这决无所谓道德精神。除非是以衣食为手段，而别有生命的期图，这才说得上有道德的意味。
但如孟子说，人性既是共同向善的，社会上为什么还有很多罪恶呢？据孟子意见，罪恶的来源，不外两种原因：一是环境不好，一是教育不良。由这两条路，陷人于罪恶。这只是外面的事势逼迫人、引诱人，不是人天性爱好如此做。孟子之后有荀子，主张“人性恶”的理论，他说人的天性生来都是倾向于恶的，人类之所以能有善，由于师法教导和法制刑律的管束。倘使今天没有学校和教育，没有政府和法律，试问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代表孟子来回答荀子这一个质问。人类在最先，本无学校和教育的，怎样会产生学校和教育的呢？人类最先，也本无政府和法律的，又怎样能产生有政府和法律的呢？人类从“无”教育变成“有”教育，从“无”政府“无”法律产生“有”政府、“有”法律。这即证明人性之“向善”。荀子说：教育和法律，都由圣人而产生的。但圣人也是人，人类中有圣人出现，便可证人性之向善。
根据上述，我将再一提掇，中国人传统的两个很重要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理论：
一、人无论对自己，对别人，都该信仰人的天性总是向善的。
二、人生不朽，只有在现实世界里不朽，没有超越了人世间的另一种不朽。换言之，人类只有凭藉此肉体所表现的生命，而没有在肉体生命之外的另一种的灵魂生命。人类只有在此现实世界里的一切行为和道德精神，才是他真实的生命。
西方人认为肉体和灵魂是两种不同的生命，存在于两个世界里；而且又认为人类的天性，根本是罪恶。这两点，恰和中国人观念正相反。
我此下再将根据上述两点，来解释中国的道德精神。
二
今天共产主义最重要理论之一，便是要推翻“唯心论”，来建立他们的“唯物论”。“唯心论”是西方哲学思想中一派别，它的产生，在求弥补宗教上信仰之摇动与缺陷。自从哥伯尼的天文学，达尔文的生物学，连接着近代种种新科学的发现，把宗教传说里上帝创世的旧信心动摇了。但在西方世界里没有了上帝，全部人生将没有一归宿，于是乃有近代“唯心”哲学之产生。他们大多认为世间一切现象之形成与主宰者是人的“心”。进一步，则认为此宇宙之最先创始，亦是先有了心，然后再有物。马克思则不认此说，以为这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玄想。换言之，则是一种不合科学的空论。世界最先只是物质的，并无一个先于物而存在的心，所以说“存在先于意识”。马克思实是站在一种唯物哲学的立场而来提出他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的。马克思不信有上帝创世，也不说有另一种先于物或外于物的心或精神之存在。所以他自己说，他的历史观，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
至于十九世纪西方其他的科学家，亦大都抱有唯物的观念，他们大体也都抱一种反宗教的无神的主张。直到近三十年来，西方物理学家又发现了新的希望。他们研究物质，分析物质，到最后发现了原子能，他们对物质经过了长时期的严密考查之后，终于感到是没有物质那样东西之存在。于是又回头来想重新创造一种新神学，认为这个世界在其最后的本质上，或是最先创始的过程上，还是有一个非物质的神之存在。最近西方有很多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依然不断努力在研究此一问题之可能的进展。所以在他们的思想界，旧的唯心论，所谓上帝创造人类之旧迷信，已为科学所动摇。而新的唯心论，今天的科学界，还正在想创造。这是西方思想上一个大问题。
可是我们站在中国立场来讲，则问题并不在此。纵使新的宇宙原始的心发现了，这还是宇宙之心，并非我们所要讲的“人之心”，二者之间还是相去十万八千里。我所指出的中国历史上的所谓道德精神，则并不要讨论世界究从何处来？世界一切物质的最后本质是什么？这些全属宇宙问题，而非人生问题。道德精神则在人生问题中出现。它单要研究如何拿我们人类自己的心，来拯救我们的世界和人类的一切灾难，而努力领导此整个人世界得以不断的上进。
因此中国的“人性论”，根本和西方哲学上的“唯心”“唯物”之争辩无关。中国人只信仰或主张，人之生性都可以向善的路上跑。证据何在呢？能近取譬，只在人之心。人心最大要求是“爱”和“敬”实际上二即是一，爱的中间包有敬，敬的中间包有爱。人生的最高满足，并不是锦衣玉食底一切物质享受，而在享受到人心之爱与敬。此又包括着两面，一是人爱我，人敬我。又一是我爱人，我敬人。应知此二者是同样能使我们感到最高快乐和满足的。这不是科学问题，也不是哲学问题，仅是人的生活上一种实际经验，人人皆知，毫不用得辩论。
任何一人从小到老，只有这“爱”与“敬”的心地，无论是你对人，或是人对你，只此最易使你感到满足。为何呢？正为爱与敬是一种人心的表现，这一种表现，不论是人对己或己对人，境界总是一样，总是使你亲自跑进这爱与敬的圈子，而感到一种“实获吾心”的无上快乐与满足。但我们要获得人家对我之爱敬，这好像不容易。若我们自己肯发心去爱人敬人，则其权操在我，并不困难。人爱我，固使我进入爱的境界，感到爱的享受。其实我爱人，何尝不是使我进入了爱的境界，感到了爱的享受呢？所得到的都是在同一境界中，都是人生最高的愉快，无上的满足。
我们此刻可不必接受耶稣教上帝创世的理论，但同样可以来体认耶稣钉死在十字架时的内心境界，确为耶稣生命上一种至高无上的满足。因为在那时，他的心已深入了“爱”的境界，获得了最高的享受。无论如何，他是在博爱人类而牺牲了自己。耶稣这一段生命，这一刹那时的生命，便可以“永世不朽”。所以耶教传说认为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之后，忽然又复活了。这一复活，照中国观点看，是耶稣精神永远存留在世界上，复活在别人的心里。耶稣精神就是上述的那种爱的精神，也就是中国人观念中的“道德”精神。耶稣的信仰，人生根本是罪恶，人类的祖先犯了罪，才始堕落到人间，耶稣代表着上帝意旨降生到世间来传道，他对人类一切的爱，莫非是上帝的意志。这些意见，在不信耶稣的人，可以不接受。但耶稣那一段真实人生，尤其是他最后十字架上的一段生命，却十足象征了中国观念中所谓道德精神之表现。所以在道德精神里，可以欣赏到宗教精神，也可以包容有宗教精神。
人生问题里，人人都感到急要解决的，却是一个“人死”问题。因为死了，一切人生都完了。宗教里的上帝和天堂既不可恃，只有中国观念，认为人生仍可以“不朽”，可以永活在别人的心里。这不需宗教信仰来支撑，而近代科学的新发现，也并不能把这一观念推翻了。这是中国道德精神价值的高卓精深处。
三
以上述说了两个论点，“不朽论”和“性善论”，此两论题互相配合，才能发挥出中国道德精神之最高的涵义，这实在是中国思想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我们必从此两理论出发，乃能把握到中国道德精神最深沉的渊泉。道德并非由外面给我们束缚，而是人类自己的内心要求。我们的天性，自要向那里发展，这是人类的最高自由。
孔子、孟子均教人孝，这不是孔孟存心要把“孝”的道德来束缚人，孝亦只是人心一种自然的要求。父母感受到儿子的孝，固是一种快乐；儿子发心孝父母，在儿子本身，同样是一种快乐。惟其如此，所以欲罢不能。父母生前要孝他，死后依然要孝他。葬祭之礼，并不站在人死有鬼的信仰上，亦非由风俗强制人，这还是人类“孝心”一种自然的要求，自然的趋向。古代人死了，并不懂得有葬礼，只把死尸扔弃野外即完了。有一天，偶有一人跑到郊外，忽然看见野狗在咬死尸的骨骼，蝇蚋在咕吸死尸的血，仔细一看，这尸却正是他的父母，这人不禁额上泚出了几滴汗。这几滴汗，并不是怕人家骂他不孝或是不道德，那时根本也还不懂有孝和道德呀！这几滴汗，正是证实了人类内心有此“向善”之天性。整个人类文化，便从这几滴汗中产生。他才立刻回家，取了一把锄头，再来死尸处，挖开土，把尸埋了，这即是古代葬礼的开始。决不是凭空来一个圣人，无端定下葬礼，来对他说服。也不是忽地来一个专制皇帝，定下一条法律，来加以限制。
即此一例，可证若非人类“天性”，决不会结出种种文化的美果。只要看人类社会上有善，便知是人类天性中有善；只要见人类文化中有爱，便知是人类天性中有爱。我们既喜欢此“善”与“爱”，便该把此善与爱尽量发展。这在西方是宗教。他们说：“上帝要我们善与爱，我们故该善与爱。”中国人却说：“你不是喜欢善与爱吗？我尽量教你善与爱。而且我自己也喜欢善与爱，我情愿对你善与爱，我不在求得你任何报酬，纵使对我有绝大牺牲也情愿。”这不就是一种宗教精神吗？故我说：中国文化中虽不创生宗教，却有一种最高的宗教精神。我无以名之，姑名之曰“人文教”，这是人类信仰人类自己天性的宗教。
人类的自然生命，只有几十年，最多百年上下，死了便完了。在这种人文宗教的精神之下，人类可从几十年的“自然生命”，转进为绵历千万年的“历史生命”，和“文化生命”。这几十年的自然生命，仅如一只船，或是一座桥，用来渡过这条汹涌河流而进入不朽的生命。所以我们在此短短几十年的自然生命中，应该好好利用，使它达到这“渡”的功能。不朽的生命，不单是大圣大贤可以获得，人人都可得。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最高的人生，谁都可得。人性最高的表现，无非在“爱”和“敬”。人心最高的要求，也无非是爱和敬。爱和敬是人人心中所有，也是人人心中所能。我们要达到这人生的最高理想和最高境界，只须从自己心上表现。
人类社会，常有两种行为相对立：一为自动性的“感”，一为被动性的“应”，人生要常能自动地感，不要尽是被动的应。小孩子打架，说他先骂了我，我才骂他；他先打我，我再打他，好像这是理该的。如此引伸，他今天偷了你东西，难道你也该偷他东西吗？如此做人，一切权都操在别人手里。要你骂人，要你做贼，都可以。可见人生真理，不能说人家怎样做，我便怎样“应”，必须自己开始发心去“感”。譬如你发心孝父母，父母却对你冷淡，你就觉得我已尽心尽力去孝，父母对我不欢，以后也莫怪我，我也只得不孝了。可见你的孝与不孝，你的人格，其权不在你，而操在你的父母。你做了不孝之子，你再想诿过于父母，其实是你丢弃了自己的人格。父母是父母的事，你是你的事。这正如射箭，一箭射去不中，是你射的技术差了呢？还是箭垛安放得不合你所射的去处呢？很多人都怪对面不好，却不自己反省，这是我做得不够，不到家。这决不是道德精神。
我们该有勇气做一个主动的“感”的人。君子以自强不息，国家乱，我们还得忠，要使它不乱。不能说我已经努力了，可是国家仍乱，那只有待换一个国家再忠吧！道德在我身上，在我心里，不能说道德在环境中。我们需凭道德精神来创造环境，不该由环境来排布生命，决定人格。道德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人格。这是人生真性情的流露，它有一个最高意志的要求，再加上方法技巧，便可以完成最高的理想。
再进一步言，完成不完成是另外一件事，只你在这样做，这便是你的生命你的人格了。我爱你，我敬你，你如何反应，这是另外一件事。耶稣纵上了十字架，耶稣还是敬天爱人。人生必该有一要求，没了要求，就没了人生。要求即是我们的生命，人类的最高要求在爱和敬。你说你要满屋的黄金，其实你还是在要求爱与敬。你只误会了黄金便可以获得爱与敬。你自不知道，爱与敬才是你的真要求，才是你的真生命。但这并非甚深妙理，大家可以自己了解，不烦详细讲。
今天我们似乎太重视了物质方面的一切，认为知识即系权力，认为知识与权力胜过了一切，其实知识只是生命使用的工具，权力也是生命使用的工具。为了要求生命满足，才使用知识和权力。生命所使用的，都只是外物，不是生命之本身。生命不能拿知识权力来衡量，只有人的行为和品格，道德精神，才是真生命。好在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即是我，我即是人。就生命言，实是融成一片的。所以有人误会了，还是有人不误会。有人放弃了，还是有人不放弃。这一种道德精神，永远会在人生界发扬光采。而中国人则明白提倡此一道德精神而确然成为中国的历史精神了，这是中国历史精神之最可宝贵处。
四
我今天想特举两个中国近代的圣人来证实我上文之所讲。
一是一百年前山东的武训，武训只是一乞丐，自己感到没受过教育，总希望别人家小孩子们都能受教育，不惜把行乞所得，节约复节约，积累复积累，倾其毕生行乞所得来捐办学校，并跪请当地有名的先生来为他学校教书。这种行为，便是一种道德精神的表现，便是中国的历史精神在武训身上之表现。
我这次到台湾，又新知道了中国近代第二位圣人，两百年前的吴凤。吴凤是台湾嘉义人，他原籍福建，跟随父亲来台，在阿里山高山族里做买卖，贸易度生。当吴凤二十余岁时，便做了高山族的通事，代表政府管理高山族。高山族人受他人格感染，都很敬爱他。高山族向例每年要杀一个人，环绕着人头来跳舞祭神。吴凤劝他们不要再杀人，高山族人说：“你吴凤是好人，你的话我们都肯听，但这件事却不能听。此乃我们祖先所遗，每年必须杀一个人，环绕着这人头跳舞祭神，否则一族都会要遭殃。”吴凤说：“你们去年与人家大械斗，杀了几十人，你们尽可拿那些被杀的头颅保留，逐年用一个上祭，不好吗？”高山族人听了他的话，大概过了三四十年，保存的死人头都用完了，又向吴凤说：“我们今年只得开始杀人了。”吴凤那时也已七十上下的年纪了，他说：“你们停了几十年不杀人，不是很好吗？我盼你们永远停止杀人祭神吧。”劝讲再三，终于无效。吴凤说：“你们定要杀人，我没法劝阻，但也不可乱杀，让我今年送一个人给你们，你们在某一天去某地看见有人头上披红巾的，你们杀他吧！”高山族答应了。吴凤回家安排后事，并嘱咐家人对高山族必须循循善诱，不该凭势欺负他们，也万不可报仇寻冤。那天到了，吴凤自己头上披了红巾，走到他所指定的那条路上去，高山族就用箭把来人射死，前往戮首，一看却是几十年来崇敬爱护的吴凤。于是才明白他因一再劝说无效，不得已亲以身殉。从此高山族人为所感动，也永不杀人了。自此以后，高山族与平地人相处融洽，双方皆崇奉吴凤为当地神圣，立庙敬事。即在日治时代，日本人也屡次为他建新庙宇，重立碑文，对吴凤道德人格一样推崇备至。
吴凤仅是一小小通译。杀人是高山族自古相传的风俗，吴凤既已再三劝说无效，已属尽心尽力，傥不身殉，亦并非吴凤之不道德，并无损于吴凤平日之人格，而吴凤却这样做，这全是吴凤的道德精神发自内心，并不在顾忌社会旁人批评，也并不想死后有何报酬。吴凤的内心希望，只盼感化到高山族从此不杀人，吴凤内心也享受到他一种高度的满足了。这不正像耶稣的十字架精神吗？耶稣复活了，吴凤一样复活了。耶稣永生了，吴凤也一样永生了。只要此地仍有人类，有文化，吴凤的生命，是始终活着不朽的。何以故？以人类同有像吴凤般的善心故。
上述的武训与吴凤，都不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何以有如此伟大的道德精神之表现？这不十足证明我上述中国观念人性善的理论吗？武训终身是一乞丐，吴凤终身是一高山族的通事，并没有其他了不得，何以今天讲到此两人，大家依然会肃然起敬，油然生爱，好像武训、吴凤立在我们面前，钻入我们心里的呢？这不十足证明我上述中国观念不朽的理论吗？中国这两百年来，是天地闭贤人隐的衰乱之世，何以在穷乡僻壤，忽然降生此两大圣人，这不十足证明我上述中国历史是一部道德精神的历史的理论吗？
今天我们因为环境关系，教育关系，以及其他种种的关系，大家感到生活不舒适，不痛快。但我想，我们终有一天可以过得极舒服极痛快，那就是发扬我们历史相传道德精神的时候。诸位试想！吴凤那天，披了红巾，走去他指定的路上，那时吴凤心里，我想是他一生生命中最痛快最高潮的时候吧！一个人在其遭遇生命之最痛苦最没有办法的时候，往往自杀了之，这也是他认为最痛快的。由其智识不够，遂出此下策。他不懂得只要我们一旦道德精神发扬，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什么困难艰险都可以感到舒适与痛快。
我常听中国人在说甘地是近代东方的圣人，这不错。其实武训、吴凤，何尝不是近代东方圣人呢？或谓武训、吴凤所干事业，远不如甘地，不能相提并论。这又错了，圣人不从事业论。事业要看机会，哪能每个人都有机会成大事业的呢？哪能每个人都著书立说成大学者的呢？所以中国观念中之立德、立功、立言，“德”为首，“功”“言”次之。陆象山先生曾说：“我虽不识一个字，也要堂堂地做一个人。”怎样才是堂堂地一个人呢？吴凤、武训才算是堂堂地一个人，但他们识字多少呢？我今天说他们是圣人，他们实在当之无愧的。将来的历史上一定要把武训、吴凤大书而特书的。
现在我们再讲一个历史人物，而为今天的中国人所大家知道，而且也奉之为神圣的。不仅中国大陆如此，我最近来台湾，也是如此。我从前去安南，也是如此。这是什么人呢？我所要讲的，是三国时代的关羽。关羽为什么遭受中国人如此般地崇拜呢？正因为关羽有他的道德精神。关羽跟从刘备，当时刘备不过是一个光棍军人，无地盘，无军队。同时的曹操则声势浩大，却又爱才如命。关羽是当时能文能武了不起的人物，曹操得到关羽，爱之殊深，锡以高爵，优礼备至。但关羽仍旧不忘情于刘备。曹操知道了，派关羽好友张辽去看他，探其意向。关羽说：“曹公待我厚，我岂不知？但刘备是我患难弟兄，我何能弃之。”辽又问他什么时候才走呢？他说：“我必有以报曹公，等我有机会报答了他就走。”张辽据实转告曹操，操叹曰：“是义士也，人各为其主，我不能强。”其后关羽杀了袁绍大将颜良，曹操忆及张辽之言，心知关羽要走，更加厚赐，但关羽卒封金挂印而去。曹操手下人说关羽无理，请派兵追拿，曹操卒止之不听。关羽后来为东吴吕蒙所杀，事业未成，而且失败了，但无损其道德精神之长存千古。中国一般老百姓，崇拜关公，直到今天。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如我所称，合于道德精神的人物，合于道德精神的故事，举不胜举，讲不胜讲。所以我说，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是一种道德的精神。
五
人总有一死，在此短短数十年间，总盼有能感到痛快舒服的一段。这决不是知识，也不是权力，又不是经济，又不是环境，而是将我内心中所蕴蓄的最高要求，能发挥出来，而成为道德精神的，这决然是人生中最舒服最痛快的一段。道德精神是无条件的，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发挥。因为，我们只有讲道德，才能使每个人发挥其最大的力量，尽其最大的责任，而享受到生命之最高快乐与满足。
救世界、救国家，不是几个人干的事，要大家干。如何能使大家来干呢？就要发扬道德精神。因为只有道德精神，是人人所具有，而又是人人所喜欢的。只要能道德精神发挥，一方面便完成了大家最大的责任，同时也满足了大家最高的要求。
中国民族经过千辛万苦，绵历四五千年的历史生命，直到现在，始终存在着，就是依靠这一种道德精神。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没有能像中国这样大，这样久，这因中国往往在最艰苦的时候，能发挥出它的道德精神来，挽救危机，这应即是我们的宗教。中国以往文化精神正在此，以后的光明前途也在此。
完了，谢谢诸位，风雨无阻，不厌不倦地，在公务百忙中，抽出这夜间唯一可供休息的宝贵光阴，来继续不断地听完我这七次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