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氏于本月十二日电行政院长汪精卫氏谢却赠款电，于“冒昧上陈，款不敢领，谨谢之至，并谢介石弟台”以外，有几句很厉害的话，他说：“外患日深一日，人民日苦一日，吾人之用度不可不特别撙节。年来国家财政之困难已达极点，日以发公债增税目而度日，其原因固多，而大半因出于不为民生之建设，半出于百万数十万之随便赠人。如是则得款者以为来路太易，而有随便挥霍之举，致成今日之奢风；赠款者得来时不免锱铢必较，竭力搜括，致成今日不堪之政治。每观人民之痛苦，官吏之奢侈，实为痛心万分……”冯氏本身为人如何非此文所欲置论，但他所说的这几句话，却是老百姓所要说的话。

中国的老百姓不能算吝啬，只要看五年来不过占民国成立以来四分之一的时间，而公债所搜括者却达二十年中四分之三的部分，倘若搜括来确为“民生之建设”而用，虽暂时“痛苦”而无憾，毛病不在“用”而在“滥用”。就近事言，例如最近萧德义士（即孝脱）为我国争正义而牺牲，政府赠赙萧母十万元以作养老之费，我们固认为是应该用的（当然，我们还希望政府对于本国的无数萧德的身后也应该有切实的抚恤办法）；但像把“考察实业专使”来应酬卸任的孔祥熙氏，这一类“赠款”式的“白相”费却是滥用的。孔氏亲语国闻社记者，谓“……兹以在野之身，遂决心赴各国游历，以养身体，并考察实业，而中央闻讯，遂以考察实业专使名义付予……”记者非谓实业之不重要，亦非谓各国实业之不应考察，但必须有实益于国家之整个计划，确以整个计划中实际需要为出发点，而不应以国努支出为应酬私人之用。根据孔氏所自白，可见中央对实业考察必非预先有何计划，不过“闻讯”而知道他要“游历，以养身体，并……”，便“付予”这么一个舒服的差使，我们不知道这与从前张孝若的考察实业专使，徐树铮的考察实业专使有何区别？那是军阀时代，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时代了！私人的“游历”和“养身体”而亦累及民脂民膏所造成的国帑，是否滥用，我们实无法换用别一种说法！尤其是在今日民穷财尽的时代。记者绝无意重视孔氏的这一件事，因为他这一件事不过是“滥用”的一个例子，而且是“随便赠人”中之小焉者，我们所反对的是诸如此类的滥用，因为“滥用”乃不得不“搜括”，“竭力搜括”以应付“滥用”，而民生遂愈陷入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