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绿林大学毕业生”自命的无恶不作的军阀张宗昌被刺之后，全国人都说该死，连停柩于济南安徽乡祠内，都要引起安徽旅沪同乡会的抗议，民意所在，可谓彰著，不过不能制裁军阀于作恶之时，仅能泄怨于军阀自趋末路之后，这仍是民众力量薄弱的征象，国事之所以糟，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况且即在这个军阀已到日暮途穷的时候，倘无郑继成其人发愤一击，他还得逍遥法外，来去有人迎送，开口大谈时局，观于张氏被刺后，全国人心为之一快，可见国人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而独有郑继成一人出来动手（暗杀时虽有助手，但主动的是他），郑继成之不可及者在此。

有人说郑继成替他叔父报仇，不过是家族主义的遗型，固有相当的理由。他自己一方面承认“为国除害”，一方面也并不否认“替叔报仇”。但他“为国除害”不在他的叔父被张冤杀之前，而在他的叔父被张冤杀之后，可见他虽知张为殃民祸国的军阀，而所以能下决心“为国除害”，还是以“替叔报仇”做重要的出发点。不过记者作这样的分析，并不因此觉得郑继成之不应得我们的同情，因为他虽是“替叔报仇”，同时也“为国除害”，杀了一个国人皆曰可杀的军阀。所以我们主张此事由法庭经过审判手续之后，如法庭认为有罪，应由政府加以特赦。

与郑继成同被捕的刺客陈凤山亦颇有“慷慨悲歌”的精神。

据郑于事后对新闻记者说：“……独陈凤山誓死不下车，以余形色有异，坚询任务，誓同生死，余含泪告之，陈亦先叔父旧人，闻余言泣数行下，愿慷慨同死……”郑、陈虽同样的“为国除害”，但一则发动于为叔父冤死复仇，一则发动于朋友的侠义，虽皆有其令人起敬之处，在贪生怕死，事仇若父的人们，对他们尤其应该愧死，但我们应把这种嫉恶如仇的精神扩充起来，由家族朋友复仇的狭隘的范围，扩充到愿为全民族而牺牲的范围，庶几“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使魑魅魍魉不致恣睢横行于光天化日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