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三十二年前（即庚子，公历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直破京津，前清西太后挟着光绪奔到西安逃难，壬寅（一九〇二年）见无逃难必要，才一同回銮，换句话说，也就不过是逃难逃回来罢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很可痛心的故事。淞沪抗日战争发生，日舰威逼首都，政府于仓卒间“乃徙洛阳”，并宣言长期抵抗，在洛阳“长期抵抗”了足足十个月，最近“以适应环境，东返首都”，已于十二月一日迁回南京，宣言“持续长期抵抗之策略”，并举行异常隆重的“回京典礼”，由全体官员迎主席入城，至国府礼堂受贺，极一时之盛。这次政府的“徙”来“徙”去，和庚子祸乱之“逃”来“逃”去，其受帝国主义暴军之协迫虽同，而不可相提并论者，因庚子祸乱，当道者自言是逃难，前清西太后在行在时还下诏罪己，这次却大大的不同，因为“乃徙”时是为着“长期抵抗”，“东返”时又是为着“长期抵抗”！可见只要有“长期抵抗”的决心，“徙”也这样，“返”也是这样；这样看来，“抵”不“抵”和“抗”不“抗”，在实际上和一“徙”一“返”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却令人越想越糊涂了！有位王复鼎先生在《申报》上登着“闻国府迁回首都感赋二绝”，其第二“绝”是：“幸得将军不顾身，河山半壁挽沉沦，洛阳道上元勋驾，重入金门拂路尘。”这却是一件不必想而决不致糊涂的，因为这明明是一件切切实实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

说到这里，想起吴稚晖先生说过几句妙语，他说：“行政院譬如土地堂，有土地堂，老百姓还是吃饭睡觉；没有土地堂，老百姓也是吃饭睡觉，故无焦急必要！”这话如果真说得去，我们做老百姓的真乐得高枕而卧，但是国都搬来搬去虽似乎和老百姓的吃饭睡觉不生关系——因为和“长期抵抗”寻不出关系，而是是否真能“御侮图强”，老百姓却无法不焦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