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平电讯所述，“溥仪在长春为三层奴隶，百事须秉承郑孝胥，郑秉承驹井，驹井听命关东军”，奴隶的生活算是很可怜的，但奴隶之下的奴隶做到三层，在奴隶中的程度可算是超等的了。此处所谓超等，也就是所受的压迫有了超等的资格。这里面的关系并非像直线的那样简单，由关东军压迫驹井，由驹井转而压迫郑孝胥，由郑孝胥再转而压迫溥仪，这似乎是一条直线的压迫统系，但在溥仪受了郑孝胥的压迫之外，同时也不能就可免受驹井和关东军的压迫，这便构成重重的压迫，最低层的奴隶所受的压迫当然是最繁重的。同一电讯里说起溥仪“每于无人时辄自堕泪”，这个可怜虫连“堕泪”都得不到自由了，其苦楚可以想见。

大家听见溥仪做了三层奴隶，以为是很可怜的了，其实无论在那个殖民地里，凡属外受帝国主义摧残，内受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等等压迫的人民，究竟做了第几层的奴隶，倒也是一个很可研究的问题。就压迫的力量而论，帝国主义者当然是首屈一指，要推它坐第一把交椅，因为它不但能用飞机大炮直接置殖民地的民众于死地，同时还能叱咤风云似的，颐指气使着殖民地的军阀官僚们镇压殖民地的民众，动辄可以把他们捉将官里去，带上极重的脚镣，冤沉海底，哭诉无门。像某处有抗x会的青年学生，据某君最近的调查，饱享这样优遇的就不在少数。第二把交椅当然舍军阀官僚们莫属，尤其是对外不抵抗对内最善抵抗的军阀大人们，他们最显著的本领是随时可以任意奉送卫生丸一枚，干了就算了，谁能动他们的毫末？第三等座位不得不让上仰军阀官僚的鼻息，下吮劳苦大众的膏血的土豪劣绅等等老爷先生们了。所以在这种殖民地里最下层的最大多数的民众，实际上也就做了不折不扣十足道地的三层奴隶。做到了三层奴隶，如只知道“每于无人时辄自堕泪”，那是注定了只有终身在奴隶圈里苟延残喘，永无重见天日的时候！因为奴隶的解放，决不是“堕泪”的一类行为所能有丝毫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