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中旬行政院长汪精卫氏到沪，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中日问题之负责谈话”，有“国难如此严重，言战则有丧师失地之虞，言和则有丧权辱国之虞，言不和不战，两俱可虞”等语，并说他自己“涌身跳入火坑”，且要“竭诚招邀同志们一齐跳入火坑”。他这种立在歧途上无所不“虞”的理论发表后，颇受言论界的诘责，大概因为这个缘故，他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极详细之解释”，说得好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诉着的样子，断定“中国是苦命的中国，中国人是苦命的中国人，苦命是注定了的，我们安排吃苦，不要随便叫苦”。

十年来的中国，差不多天天闹着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往往难免苦命的事实要暂时忍受着，以待光明之到来，这是历史上告诉我们的事实。不过他国闹革命，在若干年后，总有若干减少苦命的事实表示出来，给一般民众看看，独我国的革命——照直到现在为止的事实看来——不但和苦命结了不解缘，而且愈革命愈苦命起来，革命好像是为着增加苦命而来的！我们常茫然不知道这种现象的责任应由谁来负？应由未得参与政治的大多数苦命的劳苦民众来负吗？他们既未参与政治，政治上如何定策，如何执行，他们都好像蒙在鼓里，何从负起？应由主持政治的当道负吗？他们却常常嚷着“国民应与政府共同负责”！现在我们才恍然明白了，原来中国的“苦命是注定了的”，那就谁都没有责任可言了！国事弄得糟到如此，原来并不是由于任何主持政治者“弄得”不好，全是由于中国的“苦命是注定了的”！

在真是为大众的福利努力而吃苦，苦中实有至乐，受者决不怨命，也决不叫苦。美国的艾迪博士在所著的《苏俄的真相》一书里说起“他们从生到死所受整个的训练，不是要为个人的财物而竞争，却要打算社会全体的幸福：社会的公产已经代替了个人的私蓄。我们最感动的一件事，就是在我们和那些在美国享过繁华生活与得过很高工资的人谈话时，没有一个人说欢喜再回到美国去过生活。”可见苦不见得一定没有人愿吃，所要问的是为什么吃苦？吃了苦又怎样？这些问题弄清楚了之后，就是要老百姓“安排吃苦，不要随便叫苦”，都可不成问题。否则像东三省和热河的民众，苦是吃够了，命也苦得够了，结果是尽其脂膏奉养不抵抗的将军安然出洋考察。苦命的民众得不到丝毫的保障，穷奢极欲误国害民的人物却得到了十全的保障。热河的民众，苦也是吃够了，命也苦得够了，但最近监察院还在急叫着，弹劾汤玉麟，说“玉麟祸热七载，人民所受痛苦，万言难尽……近并闻有起用之说”，请问老百姓要再怎样“安排吃苦”呢？“吃苦”的代价又是什么呢？无辜的老百姓就活该“吃苦”，而且要吃得“不要随便叫苦”，吸尽脂膏的军阀官僚们就“注定了”享福的吗？现在华北的民众是否不致和东三省及热河的民众“注定了”一样的苦命，乃至全国的民众是否不致和华北的民众“注定了”一样的苦命，这就很难说了。所以做今日的中国民众，并不怕吃苦，所怕的是没有吃苦的路——这当然是指生路，不是死路。

不过汪院长的可怜，我们却也心照不宣的，他说“以小败为大胜，以大败为小胜，以失守为战略的放弃，以退却为变更阵地，这种战事新闻，不但为敌人所笑，而且助长了国民的虚惰的爱国心”，要知道“这种战事新闻”决不是称无冕帝王而实际可以随意枪毙的新闻记者所愿意捏造的，在实际上还不是有枪阶级自己玩的把戏！在严重检查和包办新闻的局面之下，不但“苦命是注定了的”新闻记者无可如何，就是“涌身跳入火坑”的行政院长，亦只有在嘴上说说“老话”，实际上还不是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无可如何吗？

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诚然承认汪院长所谓“中国是苦命的中国，中国人是苦命的中国人”，不过说“苦命是注定了的”，又无条件的要“我们安排吃苦，不要随便叫苦”，我们似乎不得不转转念头想一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