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坐而论道谓之三公”者，非人臣也。王乃天子，公五等诸侯，自三公而下皆卿大夫尔。古者，以六卿兼三公，通谓之“卿”。唐制，宰相对正衙，皆立而不奏事，开延英奏事始得坐，非尊之也，盖以其论事难于久立。本朝范鲁公为相，当禅代之际，务从谦畏，始请皆立；则今经筵官初皆得坐者，非以其师尊之，亦以讲读难久立故也。太祖开宝中，召王昭素讲便殿，太宗端拱中幸国子监，召学官李觉讲，皆赐坐。此出一时特恩，非讲官例也。
《考异》：《周官》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论道经邦，则坐而论道，非谓五等诸侯也。五等诸侯岂得云非人臣乎？《周官》孤卿大夫与三公皆不同，岂得云三公而下皆卿大夫乎？三公不必备，何必以卿兼公而通谓之“卿”乎？周公位冢宰，乃公兼卿也。开宝中，乃开宝元年；端拱中，亦端拱元年。
应天府艺祖肇基之地，祥符七年，始建为南京，诏即衙城为大内，正殿以归德为名。当时虽降图营建，而实未尝行。天禧中，王沂公为守，始请减省旧制，别为图以进，亦但报闻。其后夏文庄、韩忠宪、张文定相继为守，有请仅能修祥辉、崇礼二门而已。元丰间，苏子容自南京被召还朝，复以为言，但请以沂公奏先修归德一殿，约为屋百间，神宗亦未暇也。至今惟正门以真宗东封回，尝驻跸、赐赦、观，赐名重熙颁庆楼。犹是双门，未尝改作，内中唯有御制诗碑亭二，余为守时已将倾颓，其中榛莽，殆不可入也。
元丰官制行，王禹玉为左仆射，蔡持正为右仆射，新省成，即都堂礼上，郎中、员外郎迎于门外。仆射拜厅讫，升厅，各判祥瑞案三道，学士、两省官贺于厅上，中丞、尚书以下百官班于庭下，东西向。仆射降阶就褥位，直省官赞揖；台吏引中丞出班，北向致辞贺，复位；直省吏赞拜，仆射答拜；退即尚书省燕，侍郎、给舍以上，及中丞、学士皆与。时有司定仪制以闻，禹玉等拜辞，神宗以官名始正，特行之。自后为相者，初正谢即辞，例从之，故唯此一举而已。
元丰官制行，吴雍以左司郎中出为河北都转运使。是时，神宗方经营朔方，有巡幸之意，密以委雍，乃除直龙图阁。都司除职，自此始。其后文及甫自吏部员外郎出知陕府，潞公在洛便养为请，欲以示优礼，亦除直龙图阁。郎官除职，自此始，皆非常例也。故自是郎官出入，皆未有得职者。至元间，范子奇自左司郎中除河北转运使，范纯粹自右司郎中除京东转运使，皆除直龙图阁，用吴雍例也。
元丰五年，官制初行，新省犹未就，仆丞并六曹寓治于旧三司。司农寺、尚书省及三司使廨舍，七月成，始迁入。新省揭榜曰“文昌府”，前为都省令厅，在中，仆射厅分左右，凡为屋一千五百八十间有奇。六曹列于后，东西向，为屋四百二十间有奇。凡二千五百二十间有奇，合四千一百间有奇。时首拜王禹玉、蔡持正为相，至元、绍圣间二人皆贬，其后追治元党人，吕申公、司马温公、吕汲公、范忠宣、刘莘老皆贬，免者惟苏公一人而已。故言阴阳者，皆谓凡居室以后为重，今仆射厅不当在六曹前。持正请迁，遂迁旧七寺监，移建如唐制。既那其地步，欲速成，将作少监李诫总其事，杀其间数，工亦灭裂，余为祠曹郎，尚及居之。议者惜其壮丽不逮前也。
契丹既修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绪在位，于仁宗为伯。故明肃太后临朝，生辰正旦，契丹皆遣使致书太后，本朝亦遣使报之，犹娣妇通书于伯母，无嫌也。至和二年，宗真卒，洪基嗣位，宗真妻临朝，则仁宗之弟妇也，与隆绪时异。众议：每遣使但致书洪基，使专达礼意，其报亦如之，最为得体。元初，宣仁临朝，洪基亦英宗之弟，因用至和故事。
礼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郑氏以逮为及识，当是有知之称。旧法：祖父母私忌不为假。元丰编敕修《假宁令》，于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意谓生时祖父母尚存云尔。然不当言逮事，盖误用礼之文也。原为此法者，谓生而祖父母死，则为不假，存则为假，所以别于父母也。若谓逮事为及见之辞，则礼云不逮父母者，今遗腹子固有不及见父者矣，而母则安有不及见者乎？法初行，安厚卿为枢密，适祖母忌。祖母没时，厚卿才二岁，疑而以问礼部郎官何洵直。洵直虽知法官之误，因欲迁就其说，引“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以为天时一变为有识，欲以三月为限断。过矣。今士大夫凡生，而祖父母存者，皆告假，从立法者之意也。
唐以宣政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殿为便殿，谓之“上阁”，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别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外朝在王宫库门外，有非常之事，以询万民于宫中。内朝在路门外，燕朝在路门内。盖内朝以见群臣，或谓之路朝；燕朝以听政，犹今之奏事，或谓之燕寝。郑氏《小宗伯》注，以汉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会殿，为周之外朝，而萧何造未央宫。言前殿则宜有后殿。大会殿设于司徒府，则为外朝；而宫中有前后殿，为内朝、燕朝，盖去周犹未远也。唐含元殿，宜如汉之大会殿，宣政、紫宸乃前后殿，其沿习有自来矣。方其盛时，宣政盖常朝，日见群臣，遇朔望陵寝荐食，然后御紫宸；旋传宣唤仗入阁，宰相押之，由阁门进，百官随之入，谓之“唤仗入阁”。紫宸殿言“阁”，犹古之言“寝”，此御朝之常制也。中世乱离，宣政不复御正衙，立仗之礼遂废；惟以只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设仗。敬宗始复修之，因以朔望陈仗紫宸以为盛礼，亦谓之“入阁”，误矣。
唐正衙日见群臣，百官皆在，谓之“常参”；唤仗入阁，百官亦随以入，则唐制天子未尝不日见百官也。其后不御正衙，紫宸所见惟大臣及内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传闻不坐即退，则百官无复见天子矣。敬宗再举入阁礼之后，百官复存朔望两朝，至五代又废。故后唐明宗始诏群臣，每五日一随宰相入见，谓之“起居”。时李淇为中丞，以为非礼，请复朔望入阁之礼。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见群臣，不可罢，朔望入阁可复。”遂以五日群臣一入见中兴便殿，为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为入阁，讫本朝不改。元丰官制行，始诏侍从官而上，日朝垂拱，谓之“常参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为“朔参官”。遂为定制。
古者天子之居，总言宫而不名，其别名皆曰堂，明堂是也。故《诗》言“自堂徂基”，而《礼》言“天子之堂”。初未有称殿者。《秦始皇纪》言作阿房、甘泉前殿，《萧何传》言作未央前殿，其名始见。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名宫，疑皆起于秦时。然秦制独天子称陛下。汉有鲁灵光殿，而司马仲达称曹操，范缜称竟陵王子良，皆曰殿下，则诸侯王汉以来，皆通称殿下矣。至唐初制令，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称殿下，至今循用之，盖自唐始也。其制设吻者为殿，无吻不为殿矣。
本朝未定六参之制，百官日俟朝于前殿者。便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门外，亢声唱。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毕，即复出，押百官虚拜于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高皆不复押，亦百官以序自拜于陛下而出。韩魏公为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乐道为中丞，力击之以为不臣，其言难过，然当时议者犹以无故不押班为非礼。故司马君实代乐道，以辰时二刻前朝，退则押班，过则免，遂以为例。
前世常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监驱之劳，而配隶者有道路奔亡困踣之患。苏子容元丰中建议，请依古置圜土，取当流者治罪讫，髡首钳足，昼夜居作，夜则置之圜土，满三岁而后释。未满岁而遇赦者不原。既释仍送本乡，议察出入；又三岁不犯，乃听自如。崇宁中，蔡鲁公始行之，人不以为善也。
集贤院学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为名而品秩自从其官。故吴正肃公以前执政，资政殿大学士刘原甫以从官翰林侍读学士，皆以疾换授，盖不为要职也。然在学士之列，视待制则为优，故元厚之以天章阁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换授，是岁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广州。苏子容罢知制诰，知亳州；再遇赦，遂复此职。尝请别其品秩，不报，故其谢表云：“惟丽正图书之府，盛开元礼乐之司。在外馆之地则为闲，正学士之名则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践更；近例迁官，皆由两省丞郎而兼领。”又云：“惟其恩数之优，当有官仪之别，亦尝自言于公府，岂敢取必于佥谐？”
《考异》：集贤院学士钱若水、陈恕、郭贽，皆自前执政除，非独吴正肃也。吕之、吕文仲、李维、盛度皆自翰林学士，晁迥自翰林学士承旨除，非独刘原甫也。李行简自龙图阁待制除，非独元厚之也。又有自集贤院学士除待制者陈升之、李大临、陈绎、曾布、邓绾、沈括、丰稷，皆是。其除龙图直学士者，陈尧咨、任布、任中师、魏、吕居简、李东之、李参、孙长卿、吕溱、宋敏求皆是，亦非独元厚之也。邓绾自御史中丞得罪，元丰元年正月复除待制，则是时集贤院学士次于待制矣。苏子容罢知制诰，岁余会恩知婺州、亳州，入勾当三班院，加集贤院学士。此云罢知制诰而知亳州，再遇赦遂复此职，非也。
国朝讲读官初未有定制，太宗始命吕文仲为侍读，继而加翰林侍读，寓直于御书院。文仲官著作佐郎，但如其本官班而已。真宗初即位，杨文庄公徽之为枢密直学士，以老求罢。徽之尝为东宫官，乃特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命之，并授文仲、夏侯峤三人。又以邢为翰林侍读学士，始升其班次，翰林学士禄赐并与之同。设直庐于秘阁，侍读更直，侍讲长上。
讲读官自杨文庄等，后冯元、鲁宗道皆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高若讷以天章阁待制兼侍读，皆不加翰林及学士之名。读官初无定职，但从讲官入侍而已。宋宣献、夏文庄为侍读学士，始请日读《唐书》一传，仍参释义理，后遂为定制。
《考异》：冯元、鲁宗道皆兼侍讲，此云侍读，非也。
唐有翰林侍书学士，柳公权尝为之。太祖平蜀，王著，蜀人，善书，为赵州隆平县主簿。或荐其能书，召为卫尉寺丞、史馆祗候，使详定《急就章》等，后遂以为翰林侍书，而不加学士之名，盖惜之也。自著后，不复除人。著后官亦不显。有翰林学士王著者，自别一人，非此人也。王君玉琪为馆阁校勘，晏元献以前执政留守南京，辟为签书留守判官公事，诏特令带旧职，从之。馆职外除，自君玉始。
神宗初，欲为《韩魏公神道碑》。王禹玉为学士，密诏禹玉具故事有无。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碑》，明皇作《张说碑》，德宗作《段秀实碑》，及本朝太宗作《赵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闻，于是御制碑赐魏公家。或云：即禹玉之辞也。
唐制：门下省有弘文馆，中书省有集贤殿书院，皆以为藏图书。弘文馆即修文馆也。武德初置，设生徒，使习书，选京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上为直学士，及使他官领直馆。武后垂拱后，以宰相兼领馆务。中宗景龙中置大学士，至开元初，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后改丽政修书院，又改集贤，直学士等官，略如弘文。自是宰相皆带弘文、集贤大学士，遂为故事。
梁迁都汴，贞明中始于右长庆门东北，设屋十余间，谓之“三馆”，盖昭文、集贤、史馆也。初极卑隘。太宗太平兴国中，更命于左升龙门里，旧车辂院地改作，置集贤书于东庑，昭文书于西庑，史馆书于南庑，赐名崇文院，犹未有秘书省也。端拱中，始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秘阁，命李至兼秘书监，宋泌兼直阁，杜镐兼校理，三馆与秘阁始合为一，故谓之“馆阁”，然皆但有书库而已。元丰官制行，遂改为秘书省。
唐贞观初，始置史馆于门下省，以他官兼领，秩卑者以为直馆，宰相莅修撰。开元中，李林甫为监修国史，始迁于中书省。复置史馆修撰，迄五代，遂为故事。本朝乾德初，首以赵韩王监修国史，修撰之外复有编修、校勘、勘书。校勘，编修随时创制不一，旧但以书库吏钞录报状论次，其后遂命进奏院及诸司，凡诏令等皆关送。开宝后，命中书枢密皆书《时政记》，以授史官。淳化中，张秘请别置起居院，为左右史之职，以梁周翰、李宗谔为之。凡长春崇德殿宣谕陈列事，中书以《时政记》记之，枢密院则本院记之，其余百司封拜除授，沿革制置等事，皆悉记录，月终送史馆；而起居郎、舍人分直崇政殿，别记言动为起居注。元丰官制行，左右史所书如旧，各为厅于两后省，史馆归之。著作局、国史院有故，则置假左散骑常侍厅为之，而后始以宰相监修。
梁改枢密院为崇政院，因置直崇政院。唐庄宗复旧名，遂改为枢密院直学士。至明宗时，安重诲为枢密使。明宗既不知书，而重诲又武人，故孔循始议置端明殿学士二人，专备顾问，以冯道、赵凤为之，班翰林学士上，盖枢密院职事官也。本朝枢密院官既备，学士之职浸废，然犹会食枢密使厅。每文德殿视朝，则升殿侍立，亦不多除人。官制行，乃与学士皆为职名，为直学士之冠，不隶枢密院。升殿侍立，为枢密都承旨之任。每吏部尚书补外，除龙图阁学士，户部以下五曹，则除枢密直学士，相呼谓之“密学”。
元昊请和，欧公具当时议论有三：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则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纾患；一曰羌夷险诈，虽和而不敢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羞，全无纾患之实；一曰自屈志讲和之后，退而休息，练兵训卒以为后图。三说皆力破之，以为不和害少，和则害多。因言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之人，其类有五：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谓数年以来，庙堂劳于斡运，边鄙劳于戎事，苟欲避此勤劳，自偷目下安逸；他时后患，任陛下独当也。无识之人欲急和，谓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后大患，伏而未发也。奸邪之人欲急和，谓宽陛下以太平无事，而望圣心怠于庶事；因欲进其邪佞，惑乱聪明也。疲兵懦将欲急和，谓屡败之军不知得人则胜，但惧贼来常败也。陕西之民欲急和，谓其困于调发诛求也。五者，惟陕西之民可因宣抚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贼未逊顺之意，其余可一切不听，使大议不沮，而善算有成。
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元四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五年，至今绍兴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几倍于前也。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独吴正肃公尝入第三等，后未有继者。至嘉中，苏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为考官胡武平所驳，欲黜落，复降为第四等。设科以来，止吴正肃与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谢启》云：“误占久虚之等。”
官制行，内两省诸厅照壁，自仆射而下，皆郭熙画树石；外尚书省诸厅照壁，自令仆而下，皆待诏书《周官》。苏子容时为吏部侍郎，《谢幸省进官表》云：“三朝汉省，已叨过辇之恩；六典《周官》，愿谨书屏之戒。”
元丰间，三佛齐、注辇国入贡，请以所贡金莲花、真珠、龙脑，依其国中法，亲撒于御座，谓之“撒殿”。诏特许之。御延和殿引见，使跪撒于殿柱外，前未有也。注辇在广州南，水行约四千里至广州；三佛齐，南蛮别种，与占城国为邻。
国朝三公官，未始兼备，惟元丰末年，文潞公守太尉，雍王、曹王守司空，富郑公、曹济阳守司徒，皆同一时。其后宣和间，蔡鲁公为太师，王将明为太传，郑达夫为太保，方相继两见。
元丰三年，高丽入贡，有日本国车一乘，正使柳洪，副使朴寅亮，先致意馆伴官云：“诸侯不贡车服，诚知非礼，但本国与中朝，略见日本工拙尔。”诏特许进。
内香药库在讠移门外，凡二十八库。真宗赐御制七言二韵诗一首，为库额曰：“每岁沈檀来远裔，累朝珠玉实皇居；今辰内府初开处，充刃尤宜史笔书。”
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开成中，诏入阁赐封，官班退立东阶树下是也。殿门外复有药树，元微之诗云：“松间待制应全远，药树监搜可得知。”自晋魏以来，凡入殿奏事官，以御史一人立殿门外搜索，而后许入，谓之“监搜”。御史立药树下。至唐犹然，大和中始罢之。
《考异》：宣政殿庭东西有四松，非皆植松也。诏书乃开成元年正月，赐封当作次对。唐制：百官入宫殿门必搜，非止为奏事官也。药树，有监搜御史监搜，位非泛用，御史一人亦非立也。太和元年诏，今后坐朝，众僚既退，宰臣复进奏事，其监搜宜停止，谓宰臣勿搜，非皆罢也。
高丽自端拱后不复入贡。王徽立，尝诵《华严经》，愿生中国。旧俗，以二月望张灯祀天神，如中国上元。徽一夕梦至京师观灯，若宣召然。遍呼国中尝至京师者问之，略皆梦中所见，乃自为诗识之曰：“宿业因缘近契丹，一年朝贡几多般，忽蒙舜日龙轮召，便侍尧天佛会观。灯焰似莲丹阙迥，月华如水碧云寒，移身幸入华胥境，可惜终宵漏滴残。”会神宗遣海商喻旨使来朝，遂复请修故事。余馆伴时，见初朝张诚一《馆伴语录》所载云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