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午后一时左右，巴黎神职人员中最杰出的教士之一，布罗塞特神甫，迈步穿过葛朗利厄府的院子。他的步子迈得那样谨慎，神秘，安详，庄重，甚至威严，当称之为僧侣的步伐。这是圣日耳曼区的一位本堂神甫，一八四〇年被指定担任空缺的主教职位——他曾三次拒绝的那个职位。
他矮小、瘦削，年纪五十岁上下。面孔象老妇人那样苍白，由于守斋而表情淡泊，由于承受种种痛苦而布满皱纹。这张传教士的面孔上长着一双黑眼睛，炯炯的目光反映着笃信宗教的热忱，但一种与其说是神秘不如说是深邃的表情使之显得并不那么咄咄逼人。他登上台阶的时候脸上几乎挂着微笑，因为他对促使教徒把他请来的重大情况颇不以为然，但公爵夫人是个慷慨的施主，把花在本教区真正穷苦人身上的时间拿点出来听她进行无罪的忏悔，还是值得的。听到通报神甫已到，公爵夫人站起身来，在客厅里迈了几步，迎上前去。只有接待红衣主教、主教、普通教士，比她年长的公爵夫人和王族成员，她才给予这种礼遇。
“亲爱的神甫，”她亲自给他让座，小声地说，“我在从事一项相当恶毒但可以引出大好结果的阴谋之前，需要求助于您权威的经验，我希望您告诉我，在灵魂得救的道路上，我是否会因此遇到荆棘……”
“公爵夫人，”布罗塞特神甫说，“不要把宗教上的事情同世俗事务混为一谈，它们常常是互不相干的。首先，请问是什么事儿？”
“您知道，我女儿萨宾娜痛不欲生，生命危在旦夕。杜·恺尼克先生遗弃她，与德·罗什菲德太太私通。”
“这事很恶劣，很严重。可是，您知道我们亲爱的圣弗朗索瓦·德·萨勒1对这种问题是怎么说的。总之，请想想居荣太太2，她抱怨夫妻恩爱的表现中缺少神秘主义，她若是看到她丈夫有位德·罗什菲德太太，可能会非常高兴。”
1见本卷第274页注1。
2居荣太太（1648—1717），居荣·杜·谢诺瓦的妻子，法国神秘主义者，鼓吹宗教狂热，有多种着作问世。
“萨宾娜实在太温柔了，十足是一个信奉基督的好妻子，但她对神秘主义没有丝毫兴趣。”
“可怜的少夫人！”神甫狡猾地说，“您找到了什么办法来挽救不幸呢？”
“亲爱的神师，我犯了罪，我想派个漂亮的小先生去勾引德·罗什菲德太太。这人意志坚强，满脑子的歪才，肯定能叫德·罗什菲德太太丢掉我的女婿。”
“我的女儿，我们在这儿，不是在告罪亭，”神甫抚摩着下巴说，“我无需以审判者的身分对待您。从世俗的眼光来看，我承认这可能有决定性作用……”
“我觉得这办法实在下作！……”她又说。
“为什么？一个基督教徒的职责无疑是把堕落的女人从邪道上拉回来，而不是把她推得更远。可是，当有人在邪路上走得象德·罗什菲德太太一样远的时候，就不是靠人的力量，而是靠主的力量来挽救这些罪人了。对她们尤其要使用雷霆万钧的力量。”
“神师，”公爵夫人接着说，“我感谢您的宽容。可是我想到，我女婿是个勇敢的布列塔尼人。那位可怜的夫人1鲁莽举事期间，他表现得很英勇。如果那位负责勾引德·罗什菲德太太的冒失青年同卡利斯特发生争执，结果可能发生决斗……”
1指贝里公爵夫人于一八三二年在旺代举事反对路易－菲力浦一事。参阅本卷第22页注3。
“公爵夫人，您考虑得很周到，说明在这些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总会遇到一些障碍物的。”
“亲爱的神师，我找到了办法，做一件大好事，把德·罗什菲德太太从她现在走的邪道上拉回来，把卡利斯特还给他的妻子，也许还可以把一个失去了理智的可怜人从地狱里拯救出来……”
“那么，为什么还要征求我的意见呢？”神甫微笑着说。
“啊！”公爵夫人接口说，“不得不放肆地做出相当丑恶的行为……”
“您不想偷盗任何人吧？”
“相反，我很可能要花很多钱。”
“您不诬蔑人吧？您不……？”
“噢！”
“您不损害他人吧？”
“唉！唉！我也说不太清楚。”
“来，说说您的新计划看。”神甫变得好奇起来。
“我乞求圣母给我启示之后跪在跪凳上想，如果不采取以新换旧的办法，而是让德·罗什菲德先生来赶走卡利斯特，都我就是用另一件并非不大的好事来做一件大好事。当然要说服德·罗什菲德先生领回他的妻子：与其助恶，不如为我女儿行善……”
神甫瞅着这位葡萄牙女人，沉吟了片刻。
“您能想出这个主意显然很不容易……”
“所以，我谢了圣母。”善良而谦虚的公爵夫人说，“我已许愿除了连诵九日经外，送一千二百法郎给一户穷人，如果我成功的话。可是，我把这计划告诉德·葛朗利厄先生时，他笑了起来，并对我说：到了你们这年纪，我发誓，你们都象着了魔一般。”
“公爵先生以丈夫身分说的话正是您打断我的时候我要给您的回答。”神甫接着说，禁不住微微一笑。
“啊！神师，如果您赞成这个主意，那么您赞成实施的办法吗？有个匈兹太太，是圣乔治区的贝阿特丽克丝，关键是在她家里做我想在德·罗什菲德太太家里做的事，以便侯爵领回他的妻子。”
“我相信您不会做任何坏事，”神甫机智地说。他取得了必要的结果，不想知道得更多。“万一您良心感到不安，还可以征求我的意见。”他补充说，“如果不是给圣乔治街的那位太太又一个制造丑闻的机会，而是给她一个丈夫呢？……”
“啊！亲爱的神师，您纠正了我计划中的唯一坏事。您不愧为主教，我希望在归天之前能称呼您：‘红衣主教阁下。’”
“所有这一切，我只发现一个缺点。”神甫又说。
“什么缺点？”
“如果德·罗什菲德太太一方面与丈夫言归于好，一方面与男爵先生保持关系呢？”
“这是我的事了。一不做，二不休……”
“不好，很不好。”神甫接口说，“任何事情，习惯都是少不了的。您争取招募一个情场上的老油子，利用他，自己不要露面。”
“啊！神甫先生，如果我们利用地狱，上天会同我们在一起吗？”
“您不是在作忏悔，”神甫重复说，“救您的孩子吧！”
善良的公爵夫人对神甫非常满意，一直把他送到客厅门口。
如同我们见到的那样，暴风雨威胁着德·罗什菲德先生。
他在匈兹太太那里完全象有妇之夫在贝阿特丽克丝那里一样，目前正享受着一个巴黎男子所能指望的最大幸福。公爵曾恰如其分地告诉他妻子：看来无法打乱这如此美满的生活。
这种推测使我们不得不略微讲一点德·罗什菲德先生自从被妻子贬成弃夫以来的生活细节。那时我们就会明白我国法律和风俗在处境相同的两性身上造成的巨大差别。凡对弃妇而言变成不幸的事，对弃夫来说则变成了福气。这种明显的对比也许促使不止一位少妇决心保持夫妇关系，并象萨宾娜·杜·恺尼克那样，自由选用最有害的或最无害的美德在家里进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