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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佛教佛出世时婆罗门旧教之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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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图 吴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图画达摩坐于卧象背上,五僧徒及花木围绕其间。人物形象端庄肃穆,线条流畅。吴彬,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十六、十七世纪。字文中,又字文仲,自称枝庵发僧,福建莆田人。流寓金陵,万历间以能画荐授中书舍人,历工部主事。工山水,也兼佛像人物,所作形状奇怪,迥别前人,自成一格。传世作品有《涅架图》、《罗汉图》等。

印度文化发源于“四吠陀veda”。“四吠陀”次第成立,其最大者盖起自佛前二千年,次则优波尼煞昙vpanisad或译为《奥义书》,亦起于佛前五六百年(《奥义书》即第四吠陀。前三吠陀偏重宗教仪式,此多言哲理。近人叔本华曾极口赞叹,谓为人类最高智慧之产物。《奥义书》亦次第成立,最早之部分,盖起于佛前数百年,然佛时代及佛灭后似尚增补不少)。这都是婆罗门种姓所创造的文化,直到现代,所谓婆罗门教或印度教者,仍是在这一条线上,衍袭出来。即佛教也未尝不凭藉他做基础。虽然,当佛出生前后,实印度思想极混杂而革新机运将到之时。我们从佛典中断片的资料比较考证,可以看出当时有吠陀派与反吠陀运动之两大潮流。吠陀派中复可分为下列三条:

(一)婆罗门传统思想。他们有三句话:“吠陀是天书”,“婆罗门种姓是人类中最尊贵的”,“祭礼是万能的。”这种思想,本是一千多年传袭下来,

到佛生时当然还保持着它的惰力。但是这种顽固专制主义,终不能永束缚方新之人心。况且那时的婆罗门骄奢氵㸒侈,恰如欧洲宗教革命前之罗马旧教徒,其不能维持社会之信仰明矣。

(二)民间迷信对象之蜕变。吠陀纯属多神教,祭典极繁重,到那时人民渐厌倦那严格的仪式,往往在诸神之中择一神为信仰中心。那时最时髦的神有三个:一、梵天;二、毗纽■天;三、湿婆天。信仰对象,渐有由多神趋于一神之势。

(三)《奥议书》之哲学的研究。《奥议书》虽为四吠陀之一,但其中关于哲学理论方面的话极多。所谓“梵即我,我即梵”之最高理想,以视前三吠陀,实际上已夺胎换骨。与佛教先后并起之数伦samkhya、瑜伽yoag两派哲学,虽仍宗吠陀,精神实已大生变化。

吠陀派本身形势即已如此,此外不满于吠陀教义的人,当然是益趋极端了。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当佛生前一二百年间,印度始终以恒河上游俱虑地方为文化中心。俱虑文化,纯然为婆罗门所造成。到佛生时,东部南部新创立四个王国,就中摩竭陀、拘萨罗两国尤强(后二百年统一全印的阿育王即摩竭陀王)。这两国都是最奖励自由思想的国家,无论何派学者都加保护敬礼。所以“反吠陀派运动”都以这两国京城——舍卫及王舍城为大本营。自此印度文化中心也随政治中心而转移到东南了。自“反吠陀运动”发生以来,印度思想界极灿烂而亦极混杂。佛教即此参加此运动中之一派,而最能应时势以指导民众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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