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想把明治維新歷史背面藏著的幾件事實寫出來，從政治史背面的殘酷和非道的當中，探討日本現代治者階級的來路。

山城屋事件

有一個長洲藩的武士，名叫做野村三千三。在維新討幕的時候，和山縣有朋一樣都是做騎兵隊隊長。野村看見時代的趨向，漸漸從刀的勢力，變成金錢的勢力，於是棄官不做，想在商業上佔勢力。當時山縣有朋做陸軍大輔，因為同鄉同僚的關係，把國庫裡面的款子，借了六拾多萬元給野村。野村便改了一町人式姓名，叫做山城屋和助，和外國人貿易。後來折了本，不得了，山縣沒有法子，只好再借款子給他，希望他翻本。和助說：要翻本，除非自己到外國去，實在調查，直接和消費市場發生關係不可。親自帶了大宗款子，跑到巴黎去。到了之後，這位和助先生，被巴黎的女優迷住了，於是忘乎其形地大闊大用起來，弄成了新聞紙上的材料。巴黎的日本公使，莫名其妙，打了電報回日本來，請政府調查和助的來歷。這個當口，剛巧做司法大輔的，是一個著名硬骨頭江籐新平。陸軍省裡，也有許多很恨長洲人的薩派軍官。種種方面的力量湊起來，挪用公款的事就發覺了。還算這個時候，西鄉隆盛出來調解，僅僅把一個管會計名叫船越衛的革職，完了這段公案。後來山縣知恩報恩，把船越提拔起來做樞密顧問官，又把他的女兒，嫁給船越的兒子。

尾去澤銅山事件

日本東北，有一個藩國，叫做南部。南部藩裡的豪商，尾去澤銅山礦權所有者，名村井茂兵衛。因為一樁借款的事，替藩主墊了二萬五千兩金款。他們藩裡的規矩，藩主借民間的錢，不寫借字，要貸款人寫一個憑據給藩主。字據寫法也很奇怪，是奉內借的字樣。直譯出來，就是奉內府所借的意思。究竟是借藩主的呢？還是借給藩主的呢？照文字上，當然也可以說是借藩主的。廢藩置縣以後，各藩的債權債務，都由中央政府繼承。這時候井上馨做大藏大輔，就指定說這筆款子是村井茂兵衛所負的債務，要他籌還。村井哀訴苦辯，官府哪裡肯聽。村井沒法子，只得承認分五年償還，政府仍舊還是不理。過了多少日子，忽然政府把村井所有的尾去澤銅山標賣，井上指定自己的部下岡田平藏買了去。後來村井不服，起了訴訟，這件案子，也落在江籐新平手裡，一定要徹底根究，辦井上馨這般人的罪。三條木戶極力袒護著，辦不下去。江籐新平為此辭職，後來僅輕輕地罰了幾個屬員，就算完了。尾去澤銅山，依舊是井上的東西。由井上賣給了三菱公司，發一筆財。又和岡田平藏益田孝這一般人，做起大生意來，造成功財閥元老的基礎。這銅山是日本有名的銅礦，留心日本事情的人就可以曉得它的價值。在三菱公司，不用說是一件大寶貝了。

這兩件事不過是已發覺的最著名事件罷了，此外沒有發覺的事件，不知有多少。江籐新平因此非常不平，那抱陞官發財主義武士出身的新公卿，更恨江籐入骨髓，後來江籐新平在明治九年，起兵反抗政府，被政府軍打敗，捉來梟首，傳示各縣，江籐的子孫，至今淪落，都是由這種私恨發生的結果。

大正三年的海軍受賄案，受有罪宣告的人，豈不是海軍部內的重要當局，和三井株式會社的重要當局嗎？為這一件事，三井費了許多錢，費了許多力量，運動減輕被告的罪名。海軍的財部，三井的三本，到底得了執行猶豫。這一件案子正是證明武士出身的墮落官僚和町人出身的奸商狼狽為奸的好資料。日本的大商家，可以說沒有一個不和陸海軍當局的結托，沒有一個不和元老有密切關係。陸海軍機關上的人物，和一般的官僚，也沒有不聯絡商家的。固然這種官商的結納，絕不盡都營私舞弊的，他的正面歷史，就是國力充實和文化的進步，不過在努力向上的方面看，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官僚政治這幾件事，也一樣是互相關聯，互相維持，沒有資本主義不維持軍國主義的，也沒有軍國主義能永遠避免官僚主義之發生的。就前面所舉這幾個重要案件看來，我們就可以曉得，當日本初發起維新運動的時代，那時腰插雙刀的武士裡面，確是迎著蓬蓬勃勃的民氣，出了不少的英傑。而一到了統一完成，國力鞏固的時代，從前的志士仁人，或死或退，或另開新路，投入民權運動，握權的都不是道德高尚的人。然而他的國力依舊蒸蒸日上的緣故，全在歷史所造成之社會力和民族力全部的效用。不過因為這一種重大缺陷，第二革命的因，又早種下了。武士和町人的結納，就前面所說的事情，已經可以明白了。由民權運動而起之議會政治下面的政黨，他的前因後果如何呢？這個問題，也是研究日本問題的人，不能不留心的。

政黨的產生

同是一樣的武士受了王政復古、廢藩置縣的洗禮以後，也有得意的，也有倒霉的，也有間接做生意發財的，也有直接做生意折本的。十六年前，我旅居大連，有一天無聊的時候，同了幾個朋友，到一個日本酒館喝酒，遇著一個氣度很好而智識也很豐富的歌妓，舉止言談，都不似流落在海外的普通妓女，問起她的家世來，原來是一個士族，她的父親，乃是從前尊王倒幕時代的有名戰士，在十年之亂的時候，隨著西鄉戰死的。可見這武士階級的當中，也就命運太不齊了。

那些武士靠廢藩時候分得一點最後俸祿的公債，哪裡能夠維持生活呢？一般得意的，變做新時代的闊人去了。而大多數的武士們，坐吃山空，既不懂新式的洋文，又不通新式的操典。要想巴結著做官呢？也不是容易人人能夠的。有的打不來算盤，而又跑去做生意，於是折本倒霉，倒十有八九，這種人不用去說他了。那一些能幹有勢力得了地位的志士們，當中也有許多因為機會不好，或是自己力量不夠，或是脾氣不好，或是派別不合，或是思想不同，雖掌了權而又掌不了全權，和佔了地位重新被人擠了下來的，又不曉得有多少。得意的武士，固然是飛揚跋扈，出將入相。那失意的武士，而又硬骨稜稜，不甘落伍的人，也就免不了要做草大王了。

江籐新平舉兵，西鄉隆盛舉兵，這兩件是最大的事。神風連的舉兵，前原一誠、越智彥四郎等在福岡的舉兵，這幾件算是小事。在社會的全部關係上，都是有很重大的背景。但是從直髮的原因看來，得意的志士，與失意的武士衝突，失意的志士，想要取得意武士的位置自代，是種種問題的因子。可是大勢所趨，社會的歷史的因果律支配著，得意的終是得意定了，失意的也算失意定了。失意的武士，受人謳歌，得意的武士，便受人唾罵，這些謳歌唾罵，一大半固然也有真正的是非在當中存在著，然而普通的原因，還是在同情於失敗者的社會心理。如果木戶大久保失敗，江籐西鄉這一般人戰勝，就大勢看，如前面所說的，日本的維新事業，或者倒因此不能成功。至於在主義上說，依然是二五等於十，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官僚政治，這幾個必然運命所產生的結果，決計不會有兩樣的。

這些舉兵的，算他們是勇敢，算他們是潔白，卻總不能不說他們蠢，不能不說他們不識時務。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在一方面，既然看不見國際政局的關係，一方面又不曉得有立憲政治民權運動這一條最適當的新路。不曉得把藩國的團結變成民眾的團結，去組織政黨，順應時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江籐新平是曉得一點的，但是熱中政權之心太切，一點不肯忍耐，大部分又被意氣鼓動著，被歷史的習慣支配著，一到失敗，便去舉兵。西鄉的舉兵，固然不是出自本懷。(江籐舉兵的原因，也有一大半是被部下逼著干的。)然而大多數的武士們的觀念，總以為天下大事，只有兵力是最利害的，是能夠奪取政權，達到快意的目的，而忘卻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在民眾的需要，在時代的要求。古人論兵，以道為先，道就是主義，主義就是支配民眾利害的理論。背道而馳，就是背時而行，結果沒有不失敗的。因而征韓辭職的參議，西鄉隆盛死在敗軍裡面，江籐新平又被捕梟首，一個氣蓋群雄的偉大英雄，一個高風亮節的廉潔學者，都落得如此悲慘的結果，寄與日本維新歷史上一大段的淚痕詩意，作後人追懷感詠之資。此外征韓論時代活動得最健的板垣退助、副島種臣、後籐像二郎這三個名士到哪裡去了呢？想起這一件事來，我們就要研究日本政黨的發生史了。

五參議辭職之後，西鄉隆盛回鹿兒島辦學去了。到底西鄉的偉大，在這一件事上面，也可以看得出來。可惜後來被一群暴躁的小孩子硬斷送了。五參議裡面，最有新思想，在明治時代之前，就主張四民平等的板垣退助，聯合了後籐、副島、江籐主張開設民選議院，發起愛國公黨，後來江籐遭了橫死，板垣恨得不得了。他說：這樣沒有耐性的孺子，萬萬幹不了大事。提起半部民約論，唱著板垣不死自由不死的口號，回到土佐藩裡組織立志社，大倡民權自由主義。西鄉隆盛舉兵失敗之後，單想用武力改業的無效，已經是證明了。差不多的武士們，也不敢再舉兵了。迎著板垣的民約論，東也發起一個政社，西也發起一個政社。武士丟了刀，變作了政客文人，板垣的愛國社，成了政治運動的中心。一變為國會期成同盟，再變為自由黨。不附和五參議辭職的大隈重信，也組織了改進黨。這一個普遍而深切的民眾運動，在一方面促進了日本的民權政治，一方面促成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事業；一方面促進了一般青年智識，為後來科學發達的基礎，而現在的社會運動，也種因於此時。我們細細從種種方面考察起來，就曉得不止日本的立憲政治由此而生，連一切勞動運動、婦女運動、乃至今天最猛烈的水平運動，直接間接，都脫不了此時的關係。失意的武士和得意的武士，官僚與革命黨，軍閥與商人，保守與進步，每一個偉大的時代轉換，必然是兩面分化著，適合於當時人們生存的需要和能力，不斷地進步。讀歷史的人，如果不懂保守主義者在建設上的功績，也就不懂得革命主義者在建設上的恩惠。

既然有了政黨，有了議院，和議院站在相對地位的政府，當然要想操縱議會，操縱政黨。操縱的辦法，只有兩個，一個是壓迫，一個是收買。再從經營工商業的人一方面看，沒有政黨，沒有議院，一切運動，只要對政府一方面便得了。既然有了議院和政黨，他們拿著立法權，所以無論什麼問題，都非聯絡議員，買通政黨不可。從政黨本身看，政黨的目的，就是掌握政權，不能夠完全掌握，也得接近政權。要掌握政權、接近政權，先要擴充黨勢。金錢這樣東西，當然缺不了。所以政府既然有利用政黨的必要，商人也有利用政黨的必要，政黨有利用官僚的必要，同時也有利用商人的必要，潔白的領袖和黨員，用不來卑劣手段、受不慣勢力壓迫，當然幹不了這樣勾當，自由黨之所以解體，原因完全在此。其後進步黨的基礎，也隨著自由黨的解體而動搖。最初成立兩大政黨的後身，都投降在官僚、軍閥的旗下。在政治這樣茫茫大海裡游來游去，打翻身，玩花頭的政客們，一定不是走官僚軍閥的路子，便是靠資本家的豢養，朝秦暮楚，總是為的政權財權。而且還得不著政權財權，只不過依靠政權財權，討得多少殘羹剩粥。強的利用人，弱的被人利用，這雖不是日本一國獨有的弊病，卻是在民權的基礎尚未確立，立憲政治的體用尚未具備，僅靠著依附弄權過日子的日本政黨，這樣毛病，更是多極了。所以我說，政黨的生命，必須要維持一種堅實的獨立性。要具備革命性，才能夠維持真正的獨立。如果把革命性失卻，獨立性也就不能具備。什麼是革命性，什麼是獨立性呢？當然不外乎革命的主義革命的政策革命的策略。這三樣東西，更靠革命的領袖和革命的幹部而存在。且看離開了板垣之後的自由黨，一變再變成了什麼樣子？政黨變成了股票交易所；政黨的幹部，變成了掮客的公會，而軍閥、官僚和商人，卻成了有財有勢的顧主。明治維新的末運，便由此現出來了。

板垣退助

我們且把自由黨的板垣先生的一生看看，他是日本民權自由運動始祖，在明治維新的人物當中，他是一個最特殊的人才。當時日本的維新志士，他們的思想，都是很簡單而且是復古的。維新這一個大事業的動機，完全在歐洲的勢力壓迫，對於世界的問題，那些志士們，只是一味的排外，再也造不出新的道路來。只有板垣退助，他不僅是尊王攘夷，他是看見必定要造成新的生命，然後舊的生命才可以繼續；必定要能夠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夠在新世界中求生存。在國內的政治上，他更看得見一代的革命必定要完全為民眾的幸福著力，必定要普遍的解放民眾，才可以創出新的國家。所以他拿起當時剛譯起的半部《民約論》，猛烈的主張自由民權，這一個運動，的確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的最大動力。並且當時他和他的同志，不單主張解放農民，還努力主張解放穢多、非人那一種最悲慘的階級。直到後來，他和他的幾個舊同志，離開了政治社會之後，大江卓也還是奉著他的教義，專門從事水平運動。今天社會運動當中最有力的水平社，確是發源於板垣一派的自由運動。這一個民權運動，一方面使下層民眾得到了多少的自由，一方面也造成了現代產業文化的基礎。至於日本的立憲制度，不用說是他直接的功勞，所以不但是日本的農夫工人應該感激他，就是那些闊老官，也沒有不受他的恩惠，更應該要感激他的。如果沒有板垣先生的奮鬥，日本今天哪裡有這樣的文明，這樣發達，真要算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個恩人了。而且他的努力，是至死沒有休止的。他晚年雖然絕對拋棄了政治活動，在很窮的境遇中，過他很嚴謹而虔誠的敬神生活，然而對於為民眾謀自由的努力，仍舊繼續著。看見日本政府對台灣那樣的高壓政策，和不平等的待遇，他非常痛苦，認為這是人道所不許的，於是發起台灣同化會，主張日本應該撤廢特殊的統治台灣的法律，給台灣人一樣有憲法上的權利。他以八十幾歲的衰老身體，親自冒著大熱炎天，到台灣去宣傳。後來他一離台灣之後，日本的台灣總督，便把他發起的會所封了，辦事人拿了。我從文明人道的意義上，很欽仰這位先生。從前每到日本，總去拜望他，但是我到他家裡去一回，傷感一回。他本來不希望舒服，不希望陞官，不希望發財，所以才落到這個境遇。苦也是他的本分，窮也是他的本分。這樣一個討幕的健將，維新的元勳，立憲政治的元祖，竟沒有人理睬他。不是門前冷落車馬稀，簡直是門前冷落車馬無，連一個討材料的新聞記者，也沒有上門的。至於他的生活呢？每月總有一兩回連米錢、房錢都付不出，窮到不成樣子。我覺得日本這些慣講食祿報恩主義的人們，真是完全被町人根性同化了。從前名震一時的大井憲太郎大江卓也之流，落魄京華，更不用說是當然的了。但是我們再仔細研究一下，何以他們會落到如此境遇呢？這是很明顯的板垣退助等所主張的一切主義、一切政策，已經都成功了。而民權政治的毛病，同時也現出了。在這時候，他是再作第二次的革命運動呢，還是隨著時代腐化下去呢？第一件他不能做，第二件他不願做。一面是不能，一面是不願。他又不能開一個新生面，另立一個工作的方針，另造一種社會的事業。自然他的社會生命已隨政治生命俱去，所能保存的，就只有一個使後人追慕的道德人格。所以一個民眾的領袖，必須要時時刻刻，能夠順應著時代的要求，不斷的努力，不斷的奮鬥。失卻天行健的精神，萬不能希望事業成功，而拋棄了戰鬥的生活，只是作消極的隱遁，消極的勸告，也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