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在最近百年中，从海禁既开以后，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潮流，涌进到中国来，使中国蹈常习故的固有制度与思想，根本地动摇起来。正如胡适所说：“一个有过光荣历史及固有文明的民族，当着被生活需要的压迫，而必须接受外来的文化时，一定要很自然地很合理地发生起疑惧的心理。”（见《先秦名学史序》）这种新旧文化的搏斗现象，在今日更为显著。而推究它的原因，不能不说是由于民治主义（democracy）与科学思想（science）在推动。陈独秀这样说过：“要拥护那德先生（民治主义），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科学思想），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见《新青年》八年一月《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他那样站在全盘承受西洋文化方面的理论，把中国固有的一切，尽情地加以破坏，这种态度，我们不能给以百分之百的同情。果然不能否认中国固有文化，必须加以改造，使一切不良成分归于淘汰，以合于现代的潮流，但是我们决不可以不问青红皂白，一棍子把固有的一切打倒，全盘承受西洋文化来替代。正如耶稣所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马太》五章十七节）耶稣的态度，不是极端的无理由的破坏，而是存善汰恶的成全。对于希伯来旧有的文化是如此，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亦莫不然。
民治主义本是基督教的产物，基督教带来了这颗种子，下种在中国的文化田里，使中国固有的阶级制度与传统思想发生了莫大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至于科学，虽不是基督教的东西，而基督教却负了介绍的责任。在自明至清的教士们中，看他们如何努力译著的工作，可见一斑。所以基督教虽不是文化搏斗中的主力，却毋庸否认是把面酵放在面粉中的妇人。耶稣说过这个比喻：“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中，直等全团都发起来。”（《马太》十三章三十三节）果然，现在已到了全团发酵的时候了，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一部分的表现，他如新生活运动、国民革命的成分里，都有这面酵的作用。
从现实方面看一看，我们无论到哪一个城市，总可以见到许多基督教的事业，有礼拜堂，有医院，有学校，已经十分普遍地建立着。比较名闻全国的，如上海徐家汇的天主教堂，即远在吴淞口外已可瞭见双双树立的塔尖。其他各大都市中，莫不有巍峨高耸的天主教或基督教礼拜堂，尤莫不有规模宏伟的教会医院，最著名如北平的“协和”、长沙的“湘雅”等，几乎为国人所共知。特别是学校的设立，大中小学的总数有千余所之多，就学的学生不下五十万人，最著名的大学，如天主教的“震旦”、“辅仁”，如基督教的“燕京”、“岭南”、“齐鲁”、“圣约翰”、“沪江”等等。即穷乡僻壤之间，亦必有一教会设立的小学与简单的礼拜场所。再从与基督教有关的事业观之，则各大城市及各学校中设立的男女青年会，对于一般社会亦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凡此种种，莫不予人们以深刻的印象，亦可以证明基督教在中国发酵的一斑。
再从历史讲来，基督教与中国发生关系，原不是新近之事体，已经有过很长久的时期了。许多传疑的说素不去管它，而确实可以考证的，从唐朝的景教算起，一直到现在，亦有一千三百年或断或续的活动。虽然还没有人把这种活动加以系统的叙述，至少我们可以承认有过四个时期：即（一）唐代的景教，（二）元代的也里可温教，（三）明代的天主教，（四）近代的更正教。在这样长时期的活动中，当然的在中国文化上、生活上，不能没有相当的影响。
既然在空间上已经普遍到全国，在时间上亦占千百年的长期，照理应该是人所共知的了，但是不幸得很，还有许多人不能明了她的内容与经过，会引起许多误会，而认为是“用夷变夏”、“文化侵略”的。在新文化运动的秩序中，有非基同盟的一幕。“吃饭忘记种田人”，所以我们便有一种说明的必要。
我们所要说明的，有下列的几点：（一）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固有的宗教习惯，是融和的还是冲突的？（二）基督教输入后，其经过的情形在中国文化上发生了什么影响？（三）过去基督教的发展与所引起的变动，究竟是有功还是有过？（四）基督教在中国所经营的事业与工作，于新中国的建设究竟有什么关系没有？总之：我们在这里要对于过去的加以检讨，为未来工作上的参考。根据着这个意见，来做一个尝试。
这个尝试，欧美学者中已经有过若干的著作，而在中国人却是一个破天荒，觉得有相当的困难。记得在十五年以前，我个人曾经有一个尝试的宏愿，利用编辑《金陵神学志》的机会，想收集近代基督教各宗派的史料。于是分别函请各宗派领袖，记述他们自己一宗派的经过，但是结果并不圆满。在一百三十多派别中，只得到少数较大宗派的报告。因此，深深地感觉到材料的不易收集。在基督教方面尚感到这种困难，对于比较隔膜的天主教，岂非更属不易么？
因为我们知道编历史最重要的条件，至少要做到“备”与“信”两个字。什么叫做“备”？就是要没有挂漏。什么叫做“信”？就是要非常正确。要达到“备”与“信”的条件，关键全在收集材料的一点上。若从基督教在中国所经过的四时期讲：第一、第二两时期，只有几块残碑做根据，而加以一种合理的推断。不过推断是最容易陷入主观的错误的，只要一看清代金石学家的考证，如王昶、钱大昕、杭世骏等的《景教考证》，洪钧、俞樾等的《也里可温教解说》，都不免有许多错误。至于第三、第四两时期，根本要从天主教基督教散漫的文献中去整理出系统来。宗派既分歧，工作又各自为谋，虽协进会等曾出有综合的年鉴，也只限于一部分与近十年的事。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做到“备”与“信”的条件，实在是不可能的。
现在全国青年协会编辑部主任吴耀宗先生突然向我提到这问题，要我继续十五年前所未成的工作，因过去经验上感到收集材料不易的缘故，觉得非常踌躇，不敢贸然地答应下来；况且在相当忙碌的教课生活下，要从事于此，困难可以想见。十五年来已死的灰，本来没有使它复燃的希望，但是吴先生好像不容我逃避，决意要把这死灰复燃起来，我也只好写信给几个朋友与机关，征求材料。最得着帮助的，如燕大洪煨莲教授、协大图书馆金云铭主任，以及天主教图书馆、协进会图书馆等等，得了些中西文的书籍杂志，由我的大女儿雅子把英文书里的大意翻译出来，还有我的儿子女儿们或检查，或誊清，全体动员，帮助我在暑假两个多月里，急急忙忙地写成，实在谈不上“备”与“信”的条件。本来想写成以后，就正于范子美先生，却不料在九月十日那一天他竟与世长辞了！三十多年来商量学问的老友，一旦永别，不禁悲从中来，就把这一本不完全的书来表示对他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