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基同盟与本色运动
要说非基同盟，必须先说非基同盟所以产生的背景。简单地说，它的背景有两点值得注意的：一即新思潮的运动；一即外交上的反应。说到新思潮运动，开始于非基同盟产生前六年，这运动是由于北大的六君子发生，六君子就是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刘复、胡适及周作人；这时正是蔡元培做北大校长。这运动实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对于一切旧思想、旧伦理、旧制度、旧学说，皆加以价值上的重估。所以它不单是影响到中国整个的文化，亦与基督教有莫大的关系。陈独秀所著《基督教与中国人》，胡适所著《不朽》，蔡元培所著《以美育代宗教》，都足以表现新思潮运动对于宗教的态度。同时，对于中国思想界发生重要影响的外国人，莫过于美国的杜威与英国的罗素两博士，他们应中国教育领袖之请，来华演讲。杜威主张实验主义，罗素主张经济的社会主义，同样对于基督教有反对的态度。杜威以宗教不当占学校课程之一部，罗素提倡男女自由同居，都是给新思想运动以莫大影响。胡适是杜威的学生，所以以实验主义做他的思想中心，处处叫人抱着“为什么”的怀疑态度。宗教是感情的产物，不能用“为什么”的理智来分析；以为凡不能以理智分析的所谓形而上部分，都是非科学的；非科学的东西，都在排斥之例；只有科学才是万能的。六个人中，影响最大而最速的，莫如陈独秀的唯物主义、胡适的实验主义，其次则钱玄同的疑古。当时青年学生界，莫不跟着他们跑。非基同盟，不可谓非新思潮运动中的一种结果。我们看他们反基的理由，大都是以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与信仰科学万能为出发点，后来才走到反帝国主义的路上。
第二种背景，当1919年欧战告终，巴黎和会的结果，激起了极大的思潮，国内的学生界以及商人，因外交上的失败，有非常激昂的舆论，对于世界各国，都笼统地表示怀疑而至于抱恨，以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加上五卅、六二三等惨案，觉得凡属外人，莫不是帝国主义，都是不怀好意而来的。非基同盟，又不可谓非这种民气所造成的结果。看他们非基的理由，多少带一点排外的色彩。
背景既明，然后可以说到非基同盟的事实。什么叫非基同盟？乃是基督教在中国所遭遇的第四次反对，在性质上，比第三次庚子反教来得严重，在形式及意义上却不同：
从这几点比较上，可以知道这次所谓非基同盟是一回什么事。我们且先来看一看非基同盟的产生：
当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开十一届大会于中国。我国以地主的地位，借北京“清华大学”为招待三十余国代表的会场。自4月4日下午开会，至8日晚间闭会。与会代表，计外国146人，我国各省区出席代表有400余人，大都是全世界学生界领袖，其间有著名的文学家、著作家。美国穆德博士为该会会长，我国如王正廷、余日章等皆为该会中坚。会中分六股讨论：（一）国际与种族问题。（二）基督教与社会及实业界之改造。（三）如何宣传基督教于现代学生。（四）学校生活之基督化。（五）学生在教会中之责任。（六）如何使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在世界中成一更强有力之团体。此外有霍德进演说“基督教与国际”，法代表蒙博士演说“基督教与平民运动”，德国某哲学家演讲“基督教与哲学”，丹麦学生代表演讲“基督教与实业”，巴黎大学某博士演讲“基督教与文化”等等。这原不过是一种寻常的宗教聚会，并没有别的意义，却不料会引起非基督徒学生的反对。他们一听见4月间有这样一个聚会，不问这个聚会的性质如何，便在3月间就发动起反对来，3月9日发出一篇宣言，叫做《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原文如下：
我们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我们现在把我们底真态度宣布给人们看。我们知道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在历史上，曾制造了许多罪恶，这且不要管彼；但是彼现在正在那儿制造或将制造的罪恶，凡我有血性，有良心，不甘堕落的人，决不能容忍宽恕彼。我们知道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有掠夺阶级；他方面有被掠夺阶级被压迫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我们认定这种残酷的压迫的悲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非另图建造不可。所以我们认定这个“助桀为虐”的恶魔，—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世界的资本主义，已由发生、成熟而将崩溃了。各国资本家，—不论是英是美是日是法—因而大起恐慌，用尽手段，冀延残喘于万一，于是就先后拥入中国，实行经济的侵略主义了，而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这经济侵略的先锋队。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的良善走狗。简单一句，目的即在于吮吸中国人民底膏血，因此，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必须反对这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平民的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为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的产物。佢们预备于本月四日集合全世界基督教徒，在北京“清华学校”开会，所讨论者，无非是些怎样维持世界资本主义，及怎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把戏。我们认彼为污辱我国青年，欺骗我国人民，掠夺我们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学生诸君！青年诸君！劳动者诸君！我们谁不知道资本主义底罪恶？我们谁不知道资本主义的残酷无情？现在眼见这些资本家走狗，在那里开会讨论支配我们，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一九二二，三，九。
这篇宣言，是以社会主义为立场，硬说基督教是资本主义的先锋，把这次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看做是资本主义支配经济的会议。我们一看前面所述大会中的议题，便可知道这种反对完全是误会的。次日又发了一个通电（即“灰电”），其意义与宣言不同，侧重在“清华乃国校，不能供一教之用”。隔了七日，又有非宗教大同盟的“霰电”及宣言。“灰电”没有发电地点及负责人名，“霰电”却说明是北京各学校并有“北京大学第一院金家凤收交”字样，又有77人签名的名单。其宣言则称为非宗教，内容还是非基督教，特别痛骂青年会。同是对基督教的攻击，不过立场不同，而以基督教为违反科学、束缚思想、麻醉青年的毒物。中间有几句极决绝的话：“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是欲把宗教从人类社会中扫除，也就是要把基督教从人类社会中扫除。这两次宣言发表以后，便引起全国学生界响应，于是函电纷驰，对于教会不无仇视。是时，有一曾在教会学校肄业，已为基督徒三年的潮州人李春蕃，因在上海某教会大学肄业，偶与校中一职员冲突，该职员是个基督徒，李春蕃因此辍学，遂迁怒于基督教，乃借《民国日报》、《觉悟》刊载其攻击基督教的文字，七日一次，名之曰《非基督教特刊》，随《民国日报》附送，并另作单张分发。并于十二月九日，撰一《非基督教周》短文，登诸刊首，主张于耶稣诞日前后一个礼拜，作大规模的反教运动，简称为“反基周”。由此影响到全国，在广州尤为激烈。教堂及男女学校莫不受其蹂躏；他省也有相同的情形，惟不若广州之甚。广州《民国日报》亦发刊《反基周特刊》，非教空气，更形紧张。且恃党部与政府为后盾，动辄指基督教为党国之敌！甚至以宗教宣传招纸上“罪恶之价值乃死”，谓为诋毁孙总理人格，通电全国党部，一致声讨；盖孙总理适去世未久，广州党部有志哀标语，而教会招纸误贴其旁，乃认为有意侮辱。不知此招纸尚有下句“上帝之恩赐乃永生”，注明《罗马》六章廿三节经文，为教会历来常用的招纸，他们乃截去其下句，只以上句为攻击口实，横生风波。……教会爱国之士，亦对于基督教国发生不满，主张中国教会脱离帝国主义，而引起内部纷纭，欲谋教会革命；然却因此反而变成教会不幸中之大幸。次年的“反基周”情形，更形厉害，在广州原拟招募二万五千暴徒，准备在十二月廿五日，散往各处教会机关，实行暴动。广州教会闻讯，咸栗栗危惧，以为大祸将临。不意至期，各暴徒已聚“广州大学”，预备出发，忽而如鸟兽散。……广州一偶，因而暂安，而他处则不然，仍不免有许多挑衅举动，幸教会人士，都能处以镇静，不致发生流血惨剧。然而言论的非毁，已变为政府党部所特许，故到处有挑动仇教的言论。闽、浙、湘、苏、赣、鄂等处，常有捕捉传道牧师，反缚戴纸帽，游行市中，百般侮辱，且有因而丧命之基督徒。教会机关有被占为非教办事处，教会学校亦有受迫停办的，……从此至民国十六年，无日不在纷纭扰攘之中。……而朱执信、汪精卫、李石曾从科学立场，言宗教已无存留余地。时汪氏为广东教育厅长，对于反教运动可算最卖力了，发表许多反教言论，于是在广东全省之青年学生皆受其影响，非教同盟，其势愈张。孙哲生氏曾说：
这回非基风潮，恐有国民党员从中主动，也未可知。但非教运动，断不是国民党的主张。……政教分离，那件事，我们老早已认为民国建国大纲；宗教自由，载在约法，任何宗教，在法律下应受平等的保护。至若谓有等国民党员，以个人名义来反对基督教，无异有等基督徒以个人名义来做贼。这些都属个人行动，与全体无关。很希望多些基督徒入国民党，负一份责任。
这是孙哲生氏在民国十四年冬向两方解释中的一段，孙氏是总理的公子，总理一家都是基督徒，临终的时候，曾把夫人托付于同志说：“她是个基督徒，也是个同志；你们不要因她是基督徒，就歧视她。”（徐季龙唁中山语）不料当时国民党中竟有人骂基督徒是洋奴，是走狗，是无知愚氓，是亡国贱种。更说：“站在国民党立场，应当收没全国宗教机关。”“他们宣传上帝是唯一的尊者，难道总理在上帝之下么？”这些话完全与总理自己的态度大相反背，诚是总理在世所不及料的。更有江苏省党部有这样的议案说：“基督徒须声明脱离所信仰之宗教方可入党。”上海学联会呈中央党部说：“基督教徒不得任国民政府之政务官职务。”这些真是不知大体的臆说。可见当时国民党反教的空气，还是很浓的。他们把一切所有的罪恶，丑名辞，尽量加在基督教身上。
但是国民政府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怎样呢？他们始终维持信教自由的原则，对教会加以保护。当1922年“反教周”在广州发生滋扰的时候，国民政府马上讨论应付的办法，有“本党对于宗教问题，取信仰自由之义，对于此次反基督教风潮，亦本此态度处之。反对与赞成两方，虽可自由讨论，任其各个发表意见，但两方皆不得为骚扰及胁迫之行为”的议决。由政治委员会通谕所属各警区保护教堂，制止暴动；一面由中央党部转知青年部，约束一切暴动性的示威巡行及集会。香港教友何乐琴医生曾函询汪精卫，汪虽是个领导反教的激烈分子，而他的覆函，也不能不说些“信教自由”的违心之论，他对徐季龙也说：“尊重他人的信仰，反对的，不过是传教的手段。”同时，潮梅警备司令部奉蒋总司令的电报出一布告说：“现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皓电开，查年来各属，有扰乱教堂情事，其发生于十二月廿五日者尤多，殊于地方治安，大有妨碍。仰该司令严饬所属军警，切实维持，免滋纷扰。”广州公安局同时通告所属一体保护教堂学校。汕市公安局政治部，以福州误会天主教惨杀婴孩事（福州天主教育婴堂有病死婴儿，遂起谣言，甚至把死孩照相到处悬挂，天主教堂被捣毁）出一布告，中有“民众呀，拔剑奋起，杀呀！杀呀！”等语，几酿成大风潮。广东省政府马上发令制止，并把该政治部主任革职。这足以见得政府的态度。
在基督教方面，能够出来与他们辩驳的，却是很少，只有《真光杂志》的记者张亦镜氏，可算是唯一努力的健将，他在《真光杂志》上差不多每期都有辩驳的文章，后来他把这些文章印成一册，叫《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刊》。他那种孤军奋战的精神，也给非基督教人们的一个反攻。另外有许多基督徒作家，对于非基督教的言论，却相当地容纳了一部分意见，指出基督教内部的缺点，发表了许多自省的文章，如：徐宝谦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与吾人今后应采之方针》，赵紫宸的《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武汉基督教徒革新运动宣言》等等，大都是对内的言论，而于非基督教的言论，认为不屑与辩的。倒有几个第三者出来评论其是非，最初有周作人等五人，在非宗教同盟“霰电”发表以后，接着就发表一篇宣言：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该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3月31日。
这是第三者根据信教自由的立场，来反对非基同盟。意思就是说，强迫人信某种宗教是违反信教自由，强迫人不信某种宗教也是违反信教自由，非基同盟就是犯了后者的毛病。这的确给予非基的学生们一盆冷水，所以在“东电”里表示对五人电报的不满意，他们说：“对于现在的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而对于耶教学生同盟，又独不表示反对，虽说他们‘不拥护任何宗教’，其实已经有倾向于拥护宗教的嫌疑，而失了完全的中立态度。”这见得非宗教同盟的无聊解嘲，因为这句问话，很容易解答的，假使他们要回答的话，只要说“耶教学生同盟，并没有干涉到非耶教人的自由”！一看这电报，就会懂得有这句话在里头，所以我说“东电”里的驳语是无聊的。
梁启超也以第三者来说几句折衷的话，其实也是对“非宗教同盟”的一个忠告。梁先生本来惯于说两面光的话，他在4月16日那一天在“哲学社”公开演讲，题目就叫《评非宗教同盟》，他替宗教下了个定义，说一切信仰都是宗教，证明非宗教的不可能。他说：“我在我所下的宗教定义之下，认宗教是神圣，认宗教为人类社会有益且必要的物事，所以我自己彻头彻尾承认自己是个非非宗教者。”这个意思，明明是驳他们“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的话。他所下的宗教定义，果然太嫌笼统，但是对非宗教同盟者的武断态度，的确是一种针砭。常乃德也写了一篇《对于非宗教同盟的诤言》，他以为非宗教同盟的人，还没有把问题弄清楚，自己以为拥护科学，却不知不觉有“武断”、“谩骂”、“凶暴”等非科学的气焰。他说：“英国美国是基督教国，但他们的科学进步，比非基督教的中国，究竟谁好谁坏？”他竟举出了三十二条不解，说他们不能平心静气地加以研究。这也是对于那班非宗教的学生们一番不客气的教训。陈衡哲在《努力周报》上写了一篇《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的位置》，从历史研究的立场，说了一番持平话。另外有一位旁观者叫刘绍宽，他却没有像上面几个人那样客气了，竟说：
……深叹非基督教一般人全无学识，盲言瞎论，亡中国者必此辈人也。此辈自认为科学中人，而科学家如哥白尼、奈端、侯失勒诸人，皆是基督教中人，彼竟不知。……今乃于《新旧约》全未见，凡《新约》中所主张真平等真自由，及力破资本主义处，全未知之，反谓诱人欢迎资本主义，要养成资本家的走狗，真是梦话。至谓我国本无宗教，又云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等语，更是无法无天之极。……独恨中国学子，全是盲从，胸无点墨，如汪精卫等，自命通人，而所言鄙俗尚如是，他更安足言耶？徒藉盲言瞎论，叫嚣一世，以自文其不学无行之罪状。而祸害一世，不可救药矣。
这正如老师痛斥顽皮学生一样的严厉，便成为斩断乱丝的快刀。
溯自民国成立以来，对于保障信教自由，教会曾经有过相当的努力。当时有人主张规定孔教为国教，全国基督徒结合团体，并会同其他宗教，起而与争，奔走呼号，派代表赴北京请愿，并主持其事，幸而能获得信教自由的条文规定。此次的反教，显然有悖于信教自由的原则，是以那班局外的学者作此不平之鸣，使这次普遍的反教运动，渐渐地无形消灭。虽然这一次的反教仅仅是一场笔墨官司，但却给予了基督教不少刺激：能使一般基督徒在精神上、在思想上自己加一番检讨，觉悟到自身确有其不可或讳的弱点。同时，觉得要消除外界的误会，使基督教从不平等条约的关系中解放出来，惟有使中国教会脱离西洋化而为中国化。于是有中国“本色教会”的运动。
何谓“本色教会”？解释的人很多，简单地说，就是一个自理自养自传的中国化教会。这个运动，是从“基督教协进会”提倡起来的。诚静怡氏曾经说：
当今举国皆闻的“本色教会”四字，也是“协进会”所提倡。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见《真光杂志》二十五周纪念特刊《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
在这短短的几句语里，很明白地指出“本色教会”的任务与目的。任务有两种：一使中国信徒自负责任。这责任就是自理自养自传，在经济上、行政上、工作上，都是以中国信徒为主体，西国教士可以退处于辅佐地位。虽不免有少数西人怀疑到是一种排外的举动，但是大多数贤明的西教士都十分同情，协助这运动的进行。因为中国教会真正能达到自理自养自传，可以减轻了西教士的负担，所以在很早就有人在提倡，像俞国桢氏所创立的“中国自立会”（自立会有两种，一称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一称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成立有六百余处，散布在河北、河南、湖北、四川、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广东等省）与胡素贞女士所发起的“国内布道会”，皆其一例。另一任务是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那就是要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婚，洗刷去西洋色彩。这在当时便有人主张改变礼拜仪式，采取一点佛教的方法，在礼拜时燃点香烛，跪诵经文祷文等等。上海在宝兴路曾有过这样一种试验，在南京艾香德氏所组织的“景风山”，完全变成了佛化基督教。同时，也有从诗歌方面入手，特著了许多中国歌调的赞美诗，一方面也修改固有的赞美诗，使诗歌中国化起来。但是这种形式上的改变，不独不足以适合本色教会的原意，却反而觉得愈加纷歧；所以有人主张从思想方面来研究，一方面研究中国文化是什么，一方面研究基督思想如何与它调和。基督教学者曾发表了许多意见，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类的文章，在教会杂志上层见叠出。吴雷川氏曾著成了一专书—《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他如徐宝谦、赵紫宸、谢扶雅等都著作过这类的文字，这些大概是从建设方面着想的。另外有从破坏方面着想的，像聂云台主张“基督教儒教化”，张纯一主张“基督教佛教化”，他们的言论，虽然离开了根本的立场，几乎站在反对的地位，但是他们不满意于基督教的西洋色彩，是相同的。我们看一看“基督教全国大会”里所发表的《教会的宣言》第二段，举出九条关于“本色教会”的意见，其间第三第六第七条说：
三，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摹仿，实在是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这是我们教会同胞的公意。
六，所以我们请求国内耶稣基督的门徒，通力合作。用有系统的捐输，达到自养的目的。由果决的实习，不怕试验，不惧失败，而达到自治的正鹄。更由充分的宗教教育、领袖的栽培，及挚切的个人传道，而达到自传的目的。
七，我们宣告时期已到，吾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及推广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
这确可代表一般中国基督教徒要说的话，西国人也有很多是同意的，欧德模氏发表过这样几句话，也可以代表一般西国人的意见：
中国教会本色的问题，是“协进会”的必需。……比如尝有苏格兰的友人警告我说，我应当时刻小心，不要过于推重美国人的思想，或是习染美国人的方法。因为这种美国色彩的东西，决不合苏格兰的民情。同时，我也看得出来，若是一种办事的方法，过于带英国的色彩，又不是美国人的利益，同时欧陆各国的友人，也要发生一样的感觉。……到什么时候基督教才有真确的本色的发扬呢？就是什么时候基督教的运动，是本国人亲手来主持他，管理他，必要他们自身去取决行止，那就是那一国的基督教自由发展了……若是基督教必需按着本国的国情自由发展，那个问题的答复，不只是由中国人自行决断，乃是中国人要自身去发生一个自动的问题……中国人到底是否要自动的担负完全责任？依鄙人看来一，种带西洋色彩的责任，中国人还未必愿意去负担他。（上皆见全国大会纪录）
这样，可以见得无论中西人士，一致承认中国教会必须脱离西洋色彩，就是上面所说“要消除洋教的丑号”，这便成为提倡“本色教会”的目的，而使基督教完全成为中国的基督教。在这个运动之中，附带地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脱离不平等条约”的关系，一个就是“收回教育权”。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最大的不幸，就是与不平等条约发生了关系，因此，引起一般人的误会。要消除这种误会，非使基督教脱离不平等条约的关系不可！一般觉悟的基督徒，不约而同的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鉴于各地基督徒的舆论，曾发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同时，西教士中有司徒雷登等联合请求政府脱离传教条约的保护，湘潭美教士梅知理等亦宣言废除传教条约。《武汉基督徒革命运动宣言》中有“我们很欢喜‘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已经通过赞成及宣言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了，我们一致拥护此议决案。我们不要基督教建立在炮舰政策之基础之上，更不愿以什么武力为福音之后盾”。又说：“关于收回教育权一项，我们一致赞成，我们要使教会学校都归中国教会自办，受中国政府之监督。”“广东基督教协会”也有宣言：对不平等条约，则主张废除，对收回教育权，则定有大纲。全国基督徒团体，莫不发表宣言，有“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此外在一般基督徒的言论中，有不少类似的话，例如徐宝谦在《反基督教运动与吾人今后应采之方针》文内有：“我以为中国基督徒当此时机，应参加反对不平等条约（包括传教条约）及收回教育权各种运动，使人们得知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并无何种不解的姻缘；使人们得知基督徒爱国之心，不居人后。”施云英女士在《基督徒学生应如何尽力于国际友谊之改进》文内，也有“在中国的西教士，大都不知道不平等条约的不人道，我们基督徒学生如能平心的向他们说明条约的真相，至少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再说现在已经有许多西国教士觉悟了，他们竟愿大胆的向他们的政府请求废除传教保护条约”。又说：“如能将种种不平等条约宣告各国青年学生，他们亦定有相当的同情。”比较激烈的言论，更有如徐谦所云：
反基督教的基本观念，就是反帝国主义，认基督教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不是一种批评，乃是一种事实，这是不容否认。……假使外国传教士要否认这句话，就可以问他们宣传基督教，既有救人目的和牺牲主义，为什么要用不平等条约作保障？传教士自动的入到反教的地方，牺牲了性命，反要中国割地赔款，这不是为帝国主义之工具的明证么？
徐氏是基督徒，他本来很为基督教辩护，至此态度大变，这几句话与非基督徒口吻，如出一辙，我以为说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则可以，说基督教就是帝国主义，未免有些冤枉。徐氏又说：“冯同志（即冯玉祥）亲口向我说：我从前做基督徒，听牧师讲，只以为专是救人的，现在我听了你的话，才明白基督徒是应该救国的。五卅事件发生后，冯同志通电中外，大骂帝国主义基督教。以上证明我的确是个反基督教的分子了。”但是他声明他是反基督教而不是反基督徒，意思就是对于教会表示不满，对于基督还是相当的信仰。至于张纯一、聂云台反对得更利害，从反对教会而牵涉到教义上去。这些人本来都是基督徒，而且是很热心的基督徒，他们这样突然地改变，站立在反对的方面，很显然的是因为不平等条约的关系。更进一步，甚至有主张革命式的独立，例如武昌“反基督教大会”议决案等五条：“全国的基督教堂，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徒，一齐独立起来，离开一切外国神父牧师的统治，向一切外国帝国主义者，为本国民族自由而战。”广东协会有一条议案说：“凡外国差会现在所辖各项事业，应于最速时间内移交大会接收，以后外国差会停止管理行使其向有支配教会事业之职权；所有人材经济之助力，亦概由大会或大会特设之机关支配之。”兰州教会发出宣言：“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开会议决，纯粹由华人组织‘中华基督教会’，与西国宣教师完全脱离关系，务期自立自传自养。”桂林教会亦有相同的宣言。其他各处都有这种教会自立的酝酿，许多教会都改称为“中华基督教会”，取消原有的宗派名称。这些所谓自立，简直带点革命性的独立了。而可以说是从反基运动而来的反应。
至于“收回教育权”的事，乃是由反基运动变而为反文化侵略运动，基督徒也有很多表同情的。教会教育权，本来操在外国人手里，各自为政，多不向中国政府立案，中国政府亦无从管理。国民政府鉴于国民的一般舆论，与统制教育的重要，乃于1926年颁布了私立学校立案规程，中间最重要的有五条，就是（一）组织校董会。（二）不得以外国人为校长。（三）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四）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五）依限呈请立案。这规程大部分是指教会学校而说的。同时教育部又对教会学校发一布告，有“凡外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向教育行政官厅请求认可。学校校长，应为中国人，为请求认可之代表人。校董会应以中国人占过半数。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等条文。这种法令，最使教会学校当局有些为难的，就是限止宗教传布，取消宗教科目，认为与教会设立学校的原意有背，所以对于立案问题，颇费踌躇。但是经过了多方的研究，与一般基督徒的舆论的督促，各教会学校大都先后呈请立案了，只有极少数的学校尚未履行（如“圣约翰大学”等，至今尚未立案），但是在立案之后，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困难。这一点也未始不可以说有反基运动促成的力量在内。
总之：这一次的反基运动，对于基督教不但没有什么害处，却相反的成了基督教的诤友，而蒙受着极大的利益和进步。至少可以使中国基教徒觉悟到自身的责任，变更了西教士在中国教会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