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派思想之凋落混合及神秘思想之复兴

古代的思想到了战国可算极盛，盛极了就未免难以为继，因此到秦国实行统一之先，各派就已都有凋落之势了。秦始皇混一宇内之后，实行法家的统一思想政策，对于各家思想极力摧残，儒家的受摧残最深，焚书坑儒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墨家的受摧残虽无明文，但观于秦以后墨家之衰微情形，再证以墨家学说与专制绝不相容的理由，可知其受摧残比儒家恐怕还深。此外阴阳家则末流变为方士，虽颇为时主所信任，而于学术关系颇少；道家则多属隐遁之士，不愿干涉政治，因此也都无显著的表现。惟有法家得行其志于时，始皇又禁绝百家杂学，令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故此时可算法家的独尊时代。但因为无其他学说竞争的缘故，因此法家也就没有什么著作表现于学界，只有那些各种制度法令流传于后代，为汉朝的杂霸制度所因循罢了。

各家的学说经过秦始皇的专制摧残，虽然不免都受影响，但毕竟学术的势力不是政治所能禁压得住的，因此秦朝一亡，压力一去，各派就都纷纷复活了。

先说儒家本来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学派，年代又长，信徒又多，主张又很稳健，因此势力甚为稳固。秦始皇虽然信任法家，对他们极力加以摧残，但他朝廷之上仍然有博士存在。到汉兴以后，叔孙通等聪明的儒者能够通达时务，赶紧以礼乐之术牢笼君主，因此儒家的势力遂又恢复起来。自此以后无论在朝廷或在社会上，儒家的信徒都很多，他们又极力注重文献事业，为当时其他各家所不及，因此他们的势力因与古代文献打合到一处，遂更不可摧破。不过汉初君相如曹参、文帝、窦后等都很信道家，法家的潜势力也还存在，因此儒家还不能十分得志。直到景、武两帝都是右文好儒之主，儒者公孙弘、董仲舒等乘机进说，复实行秦始皇未竟的统一思想政策，不过以儒家换了法家罢了。这个政策一行，儒家遂成了二千年来的正统思想，再不敢有人加以反对。不过从此各派学说不能公然发展，都偃旗息鼓变相的侵入儒家，将儒家弄成一个四不像的东西，而思想界也就渐渐隳落成了不堪的景象了。

墨家在战国时代本来是很大的学派，信徒遍于中国，与儒家有对立之势。但是他的信徒过重实行，忽视言论，因此著作流传绝少。他们的组织又是极严格，极秘密的，普通的信徒渐成为绝对服从没有个人自由思考的余地，学说又逐渐趋于神秘，不易为智识阶级所赞同，这都是墨学自趋澌灭的原因。加以他们主张抑强扶弱，最与专制政体不合，尤其是大一统的时代，因此墨学自秦以后就失传了。不过最主要的原因大约还是由于墨者的过重实行，忽略文字，因为忽略文字，所以将信徒都弄成椎鲁无文，渐渐数典忘祖起来，因此秦亡以后，各派都能恢复，惟有墨家的精神虽寓于当时所谓侠客之中，而形式上早已忘却了墨翟的教训，墨家的名目就从此沦亡了。

道家本来都是个人主义者，素来就没有什么组织，不过因为他们的主张很投合乱世人的心理，因此同情者也很不绝。自《老子》一书出现于战国之末，道家有了系统的理论，才有与儒、墨争衡的资格。汉兴因为天下初定，正用着清静无为的政策，因此道家的主张就成了一时的主潮。同时战国中所有各附庸的派别如纵横家、农家，乃至阴阳家之类都纷纷自附于道家，道家的内容也就较从前大为扩张了。汉朝文、景两朝，上有文帝、窦太后等主持于上，下有淮南王安等奖励于下，当时除了儒家敢和他竞争以外，简直没有其他抗衡的学派。不过道家内容究竟过于简单，主张也很浅薄，因此不能满足雄才大略的君主的希望，到武帝定儒家为正统之后，道家自然不免也受了影响。从此以后，清静无为的正统道家学说渐归澌灭，而阴阳方士之流转依附道家的名目，造成东汉以后的神秘的道教了。

阴阳家在战国末年信徒就已不少，但是似乎始终没有演化出整个系统的思想。按说战国时代以齐国的和平时期最长，应该涵育出些较高尚的文化，但无论在文学方面或哲学方面，齐国方面都没有什么成绩流传下来，这是什么道理呢？依我们想，不是齐国没有文化，乃是因为齐国与其他各国交通较少，故国亡之后，就不免渐渐埋没了。就我们今日所知，齐国文化之表现于后世者，似乎只有阴阳家一派，但关于阴阳家思想内容之材料今日也就很少。盖阴阳家的思想全是海国民族的思想，其不为大陆性很深的中国民族所了解而渐至湮没，也是当然的道理。不过阴阳家思想的内容虽然不易研究，但就秦、汉时代他们的信徒众多，甚至欣动人主这一点上看起来，可见他确是当时一大学派，不容忽视的了。不过阴阳家到了秦、汉之际，似乎已失了他原来创始者的高尚哲理意味，而倾向于神秘方面了。大致哲学在极盛之后，民族对他们生了厌倦，就多易转入神秘的宗教方面。如希腊哲学极盛之后而有新柏拉图派的神秘思想代兴一样，中国上古的哲学思想到了先秦诸子也可算发挥净尽了，秦、汉以后各派都没甚新进步，社会上自然渐渐对他们都厌倦起来，神秘思想容易发生。阴阳家转入此方面最早，因此在西汉时代就几乎成了社会信仰的中心，他的势力不但征服雄才大略的君主如秦皇、汉武之类甘心为他效力，甚至儒家、道家也都为其所同化，而发生神秘式的谶纬思想。这真是阴阳家的大幸而又是大不幸了。

法家自秦得到政治的拥护战胜其他各派后，到秦亡汉兴名义上虽然失败，其实潜势力仍然甚大。汉朝的制度大多数沿自秦制，而秦制就是全本法家的精神制定的，因此西汉一朝可算仍然实行法家的理想，汉宣帝所以说汉朝的法家是用杂霸治国，也就是这个道理。汉初的君相如萧何、张苍、景帝、晁错等都是信仰法家的。武帝名为信儒，其实所用的人如张汤、杜周、桑弘羊、孔仅之类都是法家。就是公孙弘之流也是阳儒阴法的。儒家的胜利，法家的失败，大约在元、成以后，因为汉元帝是个好儒的人，所以西汉末年儒者才大盛起来。桓谭所辑的《盐铁论》一书，可以代表西汉中叶以后儒、法两家冲突的情形。平心而论，西汉的富强未始不是法家之效，至于元、成以后，政治所以紊乱不堪，虽非儒家的责任，但儒家的迂阔之术断不易挽救那种鱼烂的局面，也是实情。两家的优劣，由此可以见出了。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汉朝初年，神秘的思想已经流行了。当时阴阳家隳落而成的方士，在社会上极力传布神秘的思想，聪明如汉文帝，雄略如汉武帝也都受他们的愚弄。当时的名臣如张良之类又借神仙以自晦，因此神仙的价值就越高起来了。流风所及，儒、道两家也都受了影响。儒家如董仲舒之流号称大儒，但是他的著作中满纸妖妄之言。道家则托黄帝以自掩其神秘之说，其著作如《淮南子》中也充满了神秘思想。自汉武帝定儒术为国家后，思想越发退化，儒学中的神秘色彩越发达了，于是产出所谓谶纬之学，以妖妄之言自附于儒家。西汉末年，这种神秘的思想一天盛似一天，王莽的篡汉，刘秀的兴复，都借谶纬以欺人，可见神秘派在社会间的势力了。

儒术定为一尊以后，思想上就绝没有什么表见，所谓儒家者不是妖言惑众的方士，就是抱残守缺的经师。方士派固然造谣可恶，经师派也只知道咬文嚼字，毫无独立的思想可言。并且汉武帝之推尊儒术，本来是利用科举的手段，这种手段虽然将异端一一打倒，但结果使儒术变成一种干禄之学，无论是方士派或经师派都是以奉承有权者为事。西汉末年，思想史上只能产出模仿派的扬雄和作伪派的刘歆，再产生不出什么伟大的思想家来，真是思想史上隳落的时代了。

东汉时代，思想的隳落销沉更甚于西汉，学术界上只有经师派和方士派在那里作怪。这时候有一个王充，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哲学家，他著了一部《论衡》，专门和当时的时代潮流反抗，他不信神怪，不信故训，甚至对儒家的祖师孔、孟都敢攻击，确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但他的著作并不为时人所注意，直到二百年后，蔡邕得了还当作秘本，不以示人，可见在当时毫无影响，我们决不能拿他的著作来代表东汉的思想界。只可以他的著作之中，反映出当时神秘空气笼罩下的一般景象罢了。

这样神秘的空气，从王充的时代起，一直又笼罩了将近二百年，直到蔡邕们出现的时代，王充的著作渐被人认识的时候，怀疑的曙光才渐渐发现。但同时神秘思想已造成空前的匪乱黄巾贼，将二百余年的东汉大帝国一拳打破。同时新的宗教纷纷俱起，而神秘思想结晶的道教遂于此时出现，成为中国唯一真正的国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