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的反动时期

程、朱、陆、王之学，虽然门户不同，但其为空谈心性不务实际则一。从宋到明，这六百年中的中国思想界可以说都在空谈玄妙的时代。我们还可以再扩大一步说，从魏、晋到明，这一千多年中，中国的思想界也都在空谈玄妙的时代。中国民族本是务实际的民族，为什么会忽然发生这种玄远的思想呢，可以说大部分是受了印度思想的影响。印度思想自从侵入中国以后，就征服了中国的思想界一直到一千年之久。但是务实的中国民族对于这种趋势是不会始终折服的，因此北宋初年就起了许多反对印度空虚思想的学派，就中江西派的功利主义最彻底，可惜未能光大。程、朱的理学原也是反抗印度思想的，不过自身的立足点不稳固，弄来弄去还是跳不出印度思想的圈套。到陆、王学派盛行以后，印度风就更加显著了。这样反复争持的结果，到明末清初，哗喇一声，才将印度思想根本推倒，重新建立起许多新的主张来。

为什么到了明末清初，才会将印度思想根本推倒，建设起新的主张呢？这就是时代的关系。印度思想自征服中国思想界以后，极盛莫如唐，到唐朝以后，佛教本身已成弩末，因此才有反动的理学成立。不过印度思想的潜势力还在，因此理学家跳来跳去终跳不出他的圈子。一直到了明朝末年，经过了理学家极盛的时代，人心对于印度思想已经领教过度了，到了应该厌倦的时期了，所以反动潮流才大盛特盛起来。以上所说还不算最主要的原因，反印度思想突然兴起的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因为中国民族受了痛苦而得到深切教训的结果。中国民族自欢迎印度思想进来之后，简直没有过了一天光荣的日子。中间只有唐朝是比较光荣的时代，但是唐朝的光荣是由于野蛮民族同化和混血的结果，并不是由于印度思想的帮助，这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以外，我们只看见信仰佛教的君主如后秦主姚兴、梁武帝、北魏胡太后之类，都一个个弄得由强致弱，由弱致亡。唐朝末叶的君主也是如此。这其间佛教至少也应负一部分的责任。因为印度思想是出世的，是个人主义的，对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是丝毫不管的。这种思想输入以后，将许多聪明才智的人物都引入个人主义、出世主义的路上去，结果国家大事让许多浑蛋去包办，弄得国事一天比一天败坏，民族也日渐衰弱起来。宋朝以后，反佛教的空气已经很盛，不料代之而起的理学依然逃不出印度思想的范围，还是依旧的个人主义，依旧的入世其名出世其实的空虚主义。学者们天天在那里谈心说性，外患却一天一天的紧逼而来，结果一辱于辽，二辱于金，三辱于元，终于酿成蒙古人的征服了全中国。明兴以后，还是不鉴前辙，高谈心性之风越发厉害了，又弄出一个更富有印度色彩的阳明之学来。尽管王守仁个人怎样的能文能武，不失为实际的人物，但这是他个人的天才所致，他的学说却只能造出许多高谈心性的空洞儒者来。因此张献忠、李自成等流寇之乱一起，滔滔天下的王学竟当不起这一试验。结果好人只好“愧无半策济时难，惟有一死报君恩”，坏人却就转过脸来迎降大清的仁义之师了。这种结果确是令人极痛心的，尤其是身受其难的智识阶级们，他们不能不由此发生出极大的觉悟，使他们对于印度思想根本起了反对的感情，他们不能不努力的由这种一千年中织成的哲学的心性之网中挣扎出来，另外找寻他们的新路，这就是清初新学派勃兴的真正主要原因。

明末清初的新学派约以以下几人为代表：

一、顾炎武 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明亡以后，曾周游国内，所至结纳豪俊图恢复，但无所成。他是清代考据学开山的祖师，生平著书如《日知录》、《音学五书》之类，都是考据典制的著作，在后来发生的影响极大。但炎武并不是一个专门以考据为终身事业的学者，他是一个有志于事功的人。他生平很反对理学，曾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经学即理学”一语，实为清代考据学的根本主张。

二、黄宗羲 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少受学于刘宗周，治阳明学。中年以后，因为遭逢患难的结果，渐渐觉悟空谈心性之非，转来注意到史学方面。他是清代史学的开山祖师，清朝史学以浙东最盛，都是受他的影响。他的巨著《明儒学案》和未完成的《宋元学案》，是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先河。他在思想界最大的贡献更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这部书提倡民权思想，反对专制政体甚烈，在当时虽无甚影响，到了清朝末年发生的影响却极大。

三、王夫之 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也是一个志图恢复的遗老，生平窜迹南荒，著书虽然很多，可惜不为当时人所知。直到清朝末年，湘军得势以后，才刻出许多来。他的名著如《俟解》、《张子正蒙注》、《老子衍》、《庄子解》之类，都有很精深的思想。论清初思想史上的大家不能不推王氏为第一，可惜他的学说尚未经人发挥整理罢了。

四、颜元 颜元是直隶博野人，他生平以创立新宗派自任，故言论最为光明。他明目张胆的攻击宋、明理学家高谈心性之弊，提出以身体力行来代替诵说。他的这种主张本来很彻底，应该流行，可惜太为刻苦，不容易使人承受。加以他极力主张恢复古礼，未免太迂阔些，也是失败的一个大原因。

以上这四个人是明末清初反理学运动中的四大柱石，他们四人的思想主张各有不同，只有注意实际问题不复高谈心性的态度是相同的。就中黄宗羲因为与阳明学派旧有关系的缘故，对于理学的态度较为和缓，顾、王就激烈了，颜元最为彻底。他们的学派惟顾炎武最为昌大，后来清朝的经学都是跟着他的道路走的，可惜走的只是咬文嚼字的考据之路，对于他的经世的大学问竟无人领会，未免埋没他的真面目。黄宗羲在史学界的成就最大，浙东史学流传甚远，清末的民族运动还是受了他的影响。颜元有一个弟子李塨，局面比他先生阔大些，故颜、李学派得以流传南北，但不再传就中绝了。王夫之的遭际最不幸，故思想最为隐晦，至今不得解人。

以上四人不过是就其成就最大者而言，此外还有几个人虽然没有整个的系统思想，但也不失为有独立思想的学者。

一个是刘献廷。他是一个奇人，对于音韵和地理学都很有创获，可惜没有系统的著作传之于后。

一个是傅山。他和他的儿子傅眉都是平民生活的思想家。当时的学者多不注重艺术，惟傅山的艺术天才很高，他的诗、书、画都很卓绝。他自命是学庄、列的，可惜也没有什么系统的著作能够发挥他的思想。

以上这些人都是反对理学的，至少也是不肯依傍在理学门户下求生活的。但是理学的潜势力还是很大，不是一时所能打倒的，当明末清初的时候还出了几个大师替他谨守最后的残垒，最著名的有孙奇逢、李颙、刁包、张履祥、张尔岐、陆陇其、陆世仪诸人，都是坚苦笃行的儒者。就中孙奇逢最为博大，他所著的《理学宗传》一书，调和程朱、陆王两派而归纳于一个道统之下，可谓集数百年来理学家道统说之大成。此外诸人或宗王学，或宗朱学，宗旨虽然不同，其谨守理学范围则一。可惜太保守了，没有什么新发挥，因此不能光大理学的门户。不久理学被一班大官们弄去逢迎时主的嗜好，就不免名存而实亡了。

自顾炎武提倡名物训诂之学以后，不久就出来几个学者遵着他的道路向前进行。成就最大者有胡渭、阎若璩、毛奇龄诸人。胡渭著《易图明辨》，攻击宋儒信任的《易图》之非孔丘之说；阎若璩则著《古文尚书疏证》，辨明《古文尚书》系东晋人的伪造；毛奇龄也著书多种与宋儒为难。这三个人虽然都是考据家，但他们能用考据的方法从实证上揭破宋儒的谬误思想，其影响于思想界是非常之大的。

从此以后，考据学的门户既立，大家的精神才力都趋向此途，造成一种咬文嚼字的学风，思想界反不免销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