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比上述小说作家出现得稍晚，而在描写农村阶级斗争方面有重要成就的作家是叶紫(1912—1939)。叶紫原名俞鹤林，湖南益阳人。当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高涨时，他的叔父是益阳县农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父亲和姐姐也都参加了农会斗争。暴见骤雨式的群众运动使那时还在中学读书的叶紫受到很深刻的阶级教育，他进了武汉军事学校第三分校。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的叔父、父亲和姐姐都惨遭杀害。叶紫从故乡逃出后，度过一段时期的流亡生活，对下层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加深了了解。当他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并开始从事创作的时候，故乡洞庭湖畔农村的斗争便成为他的作品的主要内容，他的全部分创作都充满着对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

叶紫有短篇集《丰收》和《山村一夜》，中篇小说《星》，此外还有一些散文。《丰收》中的六篇小说，除《杨七公公过年》一篇以流亡上海的农民的苦难生活为题材外，余均取材于湖南农村的生活和斗争。《丰收》是叶紫的第一篇小说，它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农民群众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组织起来进行抗租斗争的过程。小说中的老农民云普叔终年勤劳，对地主抱有幻想，而结果则是他“辛辛苦苦种下来的谷子，都一担一担地送给人家挑走”，自己也终于忧愤成病。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动人的艺术形象鲜明地揭示了：农民如果想不再受地主阶级的盘剥和掠夺，除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对那些“抢谷和强盗”进行斗争而外，实在没有第二条道路。云普叔的儿子立秋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小说在《无名文艺》上发表后，叶紫这个第一次出现的新人立刻赢得了文艺界的赞誉。《火》是《丰收》的续篇，它描写了农民抗租斗争的勃发和进一步开展，象云普叔那样的老一代农民站立起来了，抗租的群众汇合到雪峰山工农红军的革命洪流里去了。革命群众的强大威力和胜利前途同反动统治阶级垂死前的恐惧颤抖和疯狂报复，在小说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电网外》中的王伯伯同《丰收》里的云普叔一样，也是忠厚勤谨的老一辈农民的形象。当红军迫近自己的家乡、反动派军队架设电网企图阻击的时候，他留恋自己的家屋，不肯随同儿子去到红军那里，结果是房子被烧，儿媳和孙子被杀，但王伯伯没有在反动派屠刀下表示懦怯和畏缩，而是觉悟和勇敢起来。他跳下准备上吊的小凳子，“背起一个小小的包袱，离开了他的小茅棚子，放开着大步，朝着有太阳的那边走去了。”鲁迅在《丰收》集的序文里说：“但我们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电网外》发表后的巨大影响。其它如《向导》一篇，写刘翁妈牺牲生命引白军进入绝境，对觉醒起来了的老一辈农民坚强的性格，有着更直接的描写。

收在短篇集《山村一夜》中的《山村一夜》一篇，是叶紫的另一重要作品。故事是在深山的风雪之夜里由一个孤独的老人桂公公讲出来的：一个胆小怕事、受地主阶级欺骗的老汉首告自己参加革命的儿子，以为因此可以受到宽恕，实际上却把儿子送进虎口，使他立即被敌人杀害。从桂公公的激动的语调里表现了作者对旧世界的强烈的愤恨，而老汉的畏蕙愚蠢和他的儿子文汉生忠于革命事业的高贵品德，也很清晰地显示了出来。放弃对于敌人的任何幻想，坚决地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农民的真正出路，这是在叶紫作品的真实具体的艺术形象里曾经反复证明的生活真理。

叶紫的作品较之同时代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具有更鲜明更深刻的时代特色。他不仅写出了旧中国农村的残破和贫困，还写出了农民在血腥斗争中的胜利和光明的远景。他的故事所描写的，不是局限在某一地区的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和整个时代的革命暴风雨紧密地联系着的、按着生活的客观规律正在出现的事实。他不仅写了老一代的农民，还塑造了已经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一代农民的形象；在老一代农民中，他又不仅写了他们的苦难和保守，而是写了他们的觉醒和新生。在他的人物身上，总是闪烁着强烈、浓郁的革命乐观主义的色彩。他说过：自己的内心燃烧着“对于客观现实的愤怒的火焰”，他从事文学创作，就是要“刻划着这不平的人世，……一直到人类永远没有了不平！”(注：《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生活书店《我与文学》1934年版第41页)这样一种革命的激情和信念，促使他在作品中努力反映旧社会的必然灭亡和新社会的必然诞生，它们不惟使人读了愤怒，同时也使人读了鼓舞，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敌人百般摧残下所取得的坚实的成绩。

叶紫还写过一些散文。一九三六年，他曾将它们辑成《叶紫散文集》，却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未能正式出版。其中所写各篇，大多取材于包括他在旧军队那段生活在内的实际经历。抗战爆发后，叶紫由上海返回湖南故里。当他开始撰写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仅仅写了四万余字，贫病交迫的生活就夺去了他年轻的富有才华的生命。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小的损失。

以反映土地革命而受人注意的另一作者是丘东平(1910—1941)。他的家乡广东陆丰县，曾是农民运动较早蓬勃兴起的地区之一。东平少年时期在儿童团中受过革命教育。一九二八年春，他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起义”，并在革命政权中做过工作。海陆丰苏维埃运动失败后，他过着艰苦的流浪生活，也曾在十九路军中任职，参加过上海“一二八”和热河抗日战争。这些切身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一九三二年，当他在“左联”培养下开始发表《通讯员》等短篇小说时，就以农村革命生活的真实描写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长夏城之战》和《沉郁的梅冷城》两集中的作品，讲述着红色区域发生的一个个动人故事，刻划着各式各样平凡而又坚强的战斗者的形象。《多嘴的赛娥》写一个在旧社会备受虐待与欺凌的童养媳，为完成革命任务而献出生命；这个向来被人误认为“多嘴”的人物，被敌人抓住后，“坚决地闭着嘴，直到被处决”，不曾丝毫吐露“身上所携带的秘密”。《红花地之守御》速写式地描画了一个平易近人、豪爽乐观的地方武装指挥员，在一次防御战中出色地指挥队伍，消灭了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一个小孩的教养》叙述一个天真少年在反动的保卫队面前因缺少警惕，致使其父惨遭杀害的故事，既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对革命政权的密切支持，也表现了敌人的无比奸诈与凶残。《中校副官》则借抗日前线国民党军队中一个正直、爱国的军官的被杀，揭露了蒋介石媚日反共的真面目。东平的小说注重客观描绘，绝少主观抒情议论。作者重视人物性格的刻划。但有时由于对人物气质把握得不很准确，以致在某些形象身上出现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毛病(如《通讯员》一篇中，主人公林吉因护送任务未完成，而痛苦到了竟至于自杀的地步)。

“左联”培养的青年作家中，发生较大影响的，还有周文(何谷天，1907—1952)。他曾在川康边区的军阀队伍里生活过，作品也大多取材于旧军队和地方政权，描写了上层的倾轧和下层的受苦；但又不限于这类题材，在短篇中还展现了社会许多角落的众生相。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五年间，周文先后写有《分》、《爱》等四个短篇小说集，中篇《在白森镇》，长篇《烟苗季》(注：《烟苗季》共十二章，先以《烟苗季》为题，出版了前八章，后四章，作为《烟苗季后部》另行出版)。他说过：“从现实主义在中国被提出来”以后，他对这种创作方法“不断地在研究和探讨”(注：《我怎样写〈山坡上〉的》)。这种努力，得到了鲁迅的关怀和支持。他的小说，着重人物性格的刻划(如《一天几顿》、《陈司事》等)和环境氛围的渲染(如《热天》、《父子之间》等)，没有什么复杂的情节。不少短篇，往往近乎生活速写和人物素描。优点是写得生动细腻，富有生活气息，尤其是善于捕捉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具有个人的特点；但有些篇章所展示的社会画面不够广阔，思想深度也嫌不足。在他的创作中，留有旧现实主义的明显影响。这位曾经十分勤奋“多产”的作家(他还因此把一个集子取名《多产集》)，抗战爆发后，主要从事其他革命工作，除中篇小说《逃亡者》外，不再有多少创作问世。

虽非“左联”成员，却曾参加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团体，并且在创作倾同上也与左翼作家一致的，是吴组缃。他从一九三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最初的作品通过一些个人的悲欢离合，写出了顽固保守的社会势力如何摧残着新的生机。随着思想发生变化，他的笔锋转向急剧破产中的皖南农村。一九三四年前后产生较大影响的《一千八百担》和《樊家铺》，就是《西柳集》、《饭余集》中较为优秀的作品。前一篇的副标题为《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八十八房、好几百家”(注：在《西柳集》中原为“一百八十多房，二千多家”，这里根据的是《吴组缃小说散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5月北京第1版)的宋姓家族的地主豪绅们为了争夺宗祠一千八百担积谷，丑态百出。作者剖析深入，笔致细腻，在活泼流畅而富于个性的对话里栩栩如生地画出了众多人物的性格。结尾处写农民抢谷的场面，更反映了农村革命的勃起和地主阶级日就灭亡的命运。《樊家铺》里的线子夫妇，原是勤劳纯朴的青年农民，但在地主盘剥、官厅敲诈下，男的不得不去抢劫财物，女的为了要取得一笔钱去营救狱中的丈夫，竟致亲手杀死自己的母亲。通过这个悲惨的故事，作品对旧社会作了深刻有力的暴露和批判。虽然气氛比较阴沉，但作家着力描写樊家铺地方的残破和骚动景象，穿插了地主阶级惶惶不安、仓猝逃走的场面，把故事的发展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使得小说具有更深广的社会内容。作家自己说过，这两篇作品“都以昂扬之情歌颂了被压迫人民的崛起与胜利前途，对压迫阶级及其统治势力的走向崩溃灭亡，则投以痛快的嘲笑”(注：《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前记》)。此外，象《天下太平》、《某日》等篇，也为读者所称道。吴组缃的作品，真实地写出了动乱的农村现实和发生于其中的各种复杂的纠葛，具有较高的现实主义成就。

创作倾向与左翼作家相似的还有罗淑(？—1938)。她有《生人妻》、《地上的一角》、《鱼儿坳》等三个小说、散文集。其中《生人妻》一篇，写四川沱江上游山地里的一个农民，在贫困无助的情况下终于不得不出卖妻子的故事，作者以女性的敏感和同情描画了这一对夫妇的悲剧命运和纯朴真挚的感情。就题材而言，这篇小说颇与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相似。但柔石着重表现母亲的顺从和由此而来的屈辱，罗淑却突出妻子的倔强和从而爆发的抗争；不仅写出了农民的深重苦难，也表现了他们最初的觉醒。由于写得深切动人，《生人妻》发表后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好评。

“九一八”事变以后，陆续有一批文艺青年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东北流亡到关内。其中有些人已经有过一段创作经历，有些人在左翼文艺运动的推动下开始文学活动。他们怀着对于敌伪的仇恨，对于乡亲的眷恋，以及早日光复国土的愿望，创作了不少反映东北人民斗争生活的作品，比较著名的有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白朗等，被人称为“东北作家群”。他们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两部作品与叶紫的《丰收》一起，由鲁迅编入《奴隶丛书》)

萧军(田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出版于一九三五年。作品描写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比较宽广地反映了他们与敌伪军队，汉奸地主的战斗，他们内部不同成份、不同成员之间的矛盾，他们在不同社会阶层——主要是农民群众——中间引起的反应。陈柱司令、“铁鹰”队长和在敌人凌辱下觉醒起来的李七嫂等形象，真实地体现了东北人民保家卫国、团结抗日的战斗要求。作品着重地表现出这支游击队在血泊中成长的生动历程，揭示出不前进即死亡、不斗争即毁灭的主题。小说在有关学生出身的肖明和安娜，尤其是两人的爱情纠葛的刻划中，对于他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虽然也有所批判，更多的却是同情，不免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但就整个情节来说，“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的形势下，小说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萧军除短篇集《羊》、《江上》外，还写有长篇《第三代》(后改名《过去的年代》)，反映辛亥革命后东北人民的斗争，生活气息浓重，艺术上也更见成熟。

当《八月的乡村》出版时，鲁迅就指出：“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事实果然不出鲁迅之所料，除了反动报刊上所谓作者是“从苏联回来，为‘共产党’的走卒”的喧器外，混入“左联”的张春桥化名狄克，也攻讦小说“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载1936年3月15日《大晚报》副刊)。鲁迅立即撰文，斥责这是“实际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其实是在向敌人“献媚或替‘他们’缴械”(注：《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月的租界》)，卫护了这部作品，也揭露了张春桥隐藏在“左翼”名义下的真实面目。

萧红(1911—1942)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也出版于一九三五年。这本作品真切地反映了东北人民沦陷前后的生活，正象鲁迅在序文中所说的，它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小说的前十章描写沦陷以前的东北：在哈尔滨附近的广大农村里，“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农民们把耕田的老马送进屠场换来两块纸币，随即全被地主夺走；人民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惩罚那些吸血的剥削者们，但得来的却是监牢和更沉重的灾难；年轻的一代牢牢记住亲人惨死的仇恨，随时准备索还血债；疾疫伴随饥饿夺去人们的生命，威胁着每一个活着的人。自第十一章以下，描写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广大人民的苦难和斗争。他们“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在斗争失败后，他们认识到只有再组织起来去当革命军，才是正确的道路。于是辞别残破的家乡，走向更艰苦、更漫长的路程。作品没有一条贯串全局的故事线索，它只是许多生活画的连续。因为作者观察的深入和笔致的细腻，在明丽的画幅中含蕴着感人的力量。在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因此忽视阶级矛盾，从而真实地写出了东北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深重灾难。这是小说的可贵之处，也是它胜过同一时期不少同类作品之所在。继《生死场》之后，萧红还写有《旷野的呼喊》、《手》、《小城三月》(短篇)、《马伯乐》(中篇)和《呼兰河传》(长篇)等作品。其中如《手》通过一个染匠的女儿在学校里因为一双黑手受到歧视的故事，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作品构思既巧，描写亦复深婉动人。写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呼兰河传》，在过去生活的回忆里表现了作者对于旧世界的愤怒，但也流露出由于个人生活天地狭小而产生的孤寂的情怀。萧红还有以“悄吟”的笔名发表的散文集《商市街》和《桥》，内中也不乏优美之作。

端木蕻良，在这个时期里写有短篇集《憎恨》。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作者在其中怀着强烈的憎恨心情描写了东北人民在敌人铁蹄下的悲惨的生活。集首《鸷鹭湖的忧郁》一篇，表现手法简练而含蓄，是东北农村生活的一幅凄厉郁怒的画图。舒群的短篇《没有祖国的孩子》，背景同样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下的东北，主人公却是失去了祖国的朝鲜孩子。小说通过中、朝、苏三国少年的真挚友谊，表现出对于侵略者同仇敌忾的激愤。此外，他还写有中篇《老兵》等作品。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大家所熟知的青年小说作家还有葛琴、草明、欧阳山(罗西)、荒煤、奚如等。这些青年作家当时都是在“左联”领导和影响下进行创作的。他们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以及后来的发展并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从叶紫到“东北作家群”诸作家的作品，无论题材的开阔、思想的健康和表现技巧的熟练，较之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有了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在正面地、大规模地描绘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写出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力量，揭示革命的胜利前景等方面，都在创作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