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彼得常去基尔格鲁老人家听他的收音机。我们总是等到晚饭以后，等到天黑，然后我们就站在基尔格鲁老人的客厅窗户外面，我们听得见是因为基尔格鲁老人的妻子耳朵聋，他总把收音机的声音尽量调大，因此我想，我和彼得跟基尔格鲁老人的妻子一样能听得清清楚楚，尽管我们是站在外面，而且窗户是关着的。

那天晚上我说：“什么？日本人？什么是珍珠港？”彼得说：“嘘。”

于是我们就站在那里，天真冷，听收音机里那个人说话，只不过我怎么也听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后来那人说眼下他就说这么多，我跟彼得就上路走回家，彼得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快二十岁了，去年六月已经读完联合中学，知道好多事情：告诉我日本人往珍珠港扔炸弹了，而珍珠港在水那头。

“哪片水那头？在奥克斯福德的政府水库那一边？”

“我不知道，”我说，“我想在我记事以前吧。”

“你快八岁了，是吗？”她说。

她打了电话。我们就坐着，我告诉他们彼得当天早上刚出发去珍珠港了，我本来打算跟他一起去的，但我现在得回家照顾好妈，管好彼得的十英亩地，她说他们也有一个个子跟我差不多的小男孩，在东部上学。后来一个黑鬼，是另外一个，穿一件好像下摆短一点的衬衣似的外套，推了一辆像独轮手推车的东西进屋来。上面有我的火腿、鸡蛋、一杯牛奶，还有一块馅饼，我以为我饿了。可我咬了一口以后发现我咽不下去，我马上站了起来。

我们就又出发了。我们在孟菲斯城里转来转去，现在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在阳光下亮晶晶的。不知不觉，我们又回到今天早上公共汽车走过的公路——那一爿爿商店和那些大轧棉厂和锯木厂，在我看来，孟菲斯好像要过好几英里才会出城。后来我们又在田野和树林之间奔跑，车开得快了，除了身边那个兵，我好像根本从来没有去过孟菲斯。照这个速度，我们很快就会回到家，我想到我坐着一辆大汽车，由个兵开着进法国人湾，忽然我哭了起来。我根本不知道我打算哭，可我停不下来。我就这么坐在那兵边上，大声哭着。我们开得很快。

（陶洁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