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诊器那坚硬的圆听筒贴在他裸露的胸上，冰凉冰凉的，很不舒服。房间很大，呈正方形，有一张胡桃木质、样式陈旧的床。这张床起初是他一个人睡的，后来成了他的婚床。他儿子就是在这张床上被怀上，出生，最后衣冠整齐地躺在上面等待入殓。这所他熟悉的已经六十五年的房子虽然普通、安静、孤寂、气味与其主人一样，却似乎挤满了人，尽管这里只有三个人，而且都是他所认识的：有卢西斯·皮博迪，他这时本应在城里行医，还有两个黑人，一个可能在厨房里，另一个可能在草坪上的割草机旁，正装模作样地干活，挣着他们到了星期六傍晚就期待着发放的工钱。

“出了什么事，是吗？”

“是的，”法官说，“我也有一个儿子。”

“你和我们一起在这里等。他总是路过这里。你会更快地见到他，如果他还是那样。”

但他有了急促感和迫切感。他快步绕到后门（他注意到草坪刚被修剪整齐，像是那天干的），走了进去。接着他就闻到了淡淡的花香，听到了说话声；他正好来得及脱掉大衣和睡衣，把它们整齐地挂进壁橱里，穿过门厅走进新割的鲜花的芬芳和单调低沉的说话声里，快速地穿上衣服。它们刚被熨过，他的脸也刮过了。然而，它们属于他，所以没有熨斗能改变往日的那种熟悉的合身感。他十分热切地适应着衣服，就像他在冬夜使四肢适应铺盖一样。

（刘建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