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藤井省三
作家创作“作家传记小说”并不多见。更何况是由理应称作现代日本“永远的青春文学作家”的太宰治（1904－1948）将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鲁迅（1881－1936）的青春时代小说化。这可以说是东亚文学史上的一个“事件”。创作了《哥儿》、《三四郎》的夏目漱石（1867－1916），与创作了《挪威的森林》、《奇鸟形状录》等作品的村上春树（1949－），再加上这位太宰治，称之为日本三大青春小说家亦不为过。
《惜别》创作于日中战争末期的1945年、并且是以二十世纪初叶留学日本的鲁迅作为模特儿，这是意味深长的。在日本东北某村行医的老医生对“遥远的四十年前”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与同班同学鲁迅的交往、与任课教授藤野先生的交流进行回忆。－－《惜别》是这样一个回忆的故事。
在该小说的一个场景中，仙台医专同班同学的“我”作为叙述者在去风景名胜地松岛旅游的时候，偶然听到鲁迅在唱小学生的歌曲《云之歌》。对于当时鲁迅的歌声，叙述者“我”的评价是∶“说是跑调儿吧，或者说是什么吧，实在是糟糕。”鲁迅从少年时代起即对美术怀有浓厚兴趣，上海时代还喜爱电影，但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未曾对音乐表示过兴趣。可以说太宰治有关“鲁迅五音不全”的描写表现出了十分敏锐的洞察力。
这位在松岛展示“五音不全”的鲁迅与同班同学“我”住到旅馆里之后，随即改变了面貌－－小说叙述说“周先生（鲁迅本名周树人）一换上旅馆的棉和服，简直就像商家的少爷一样俊雅。”鲁迅在东京的住处身着和服套装端坐于榻榻米上的照片，现在在各种附有图片的《鲁迅全集》等书籍中都容易看到，但是，创作《惜别》时的太宰治大概没有看到鲁迅留学时代照片的机会。“像商家的少爷一样俊雅”的身着棉和服的鲁迅，也是来自太宰治卓越想像力的逼真的描写。
《惜别》这样精彩地描画出虽然“五音不全”但却高傲、面带笑容的青年鲁迅，尽管如此在日本的评价却不高。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之一应当是太宰治同时代的鲁迅研究家、具有超凡魅力的竹内好（1910－1977）的酷评－－“公然无视鲁迅的文章、仅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捏造的鲁迅形象－－与其这样认为不如说是作者的自画像。”
竹内好在战争正在进行的1943年11月写完了评论著作《鲁迅》，第二个月就接到征召令应征入伍，被送往中国前线。《鲁迅》经竹内的挚友武田泰淳校对在1944年12月出版之后，遵从竹内好的愿望也送给了太宰治。另一方面，太宰在阅读了作家朋友小田岳夫相赠的《鲁迅传》以及七卷本日语版《大鲁迅全集》（改造社1936－1937）之后，“为了了解仙台医专的历史……仙台的历史”而进行实地考察，进而熟读竹内的《鲁迅》，然后创作了《惜别》。关于这一过程，太宰本人在《后记》中有如下记述∶
小田先生已经创作了《鲁迅传》这一春花一样甘美的名著，尽管如此，我还是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恰在那之前，完全出乎我预料地，竹内好先生把他刚刚出版的、像秋霜一样严厉的名著《鲁迅》惠寄给了我。〔略〕那本书的跋记载着这位支那文学的俊才似乎是从前就爱读我那不高明的小说这一让我感到意外的事实，我感到慌恐和脸红。而且，感奋于这奇缘，像少年一样鼓足勇气，开始了这项工作。
太宰在这里将小田的《鲁迅传》评为“春花一样甘美”，大概是因为该书从头到尾都是一部令人感动的伟人传记。与此相对，竹内的《鲁迅》在未做任何评论与解说的情况下单刀直入地断言“鲁迅的小说索然无味”，用“《肥皂》乃拙劣之作，《药》乃失败之作”、“我认为《伤逝》是坏作品”之类的言辞痛贬鲁迅的作品。太宰治将竹内的《鲁迅》评为“像秋霜一样严厉”，多半是交织着作为作家的对鲁迅的同情。
而且，竹内是用政治与文学的对立这一图式展开其鲁迅论。对于生存在战争状态下的竹内来说，“政治与文学”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但是，鲁迅所生活的1910至1930年代的中国的政治与文学的状况，与竹内所直面的战时日本的状况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竹内好的言论作为鲁迅论是毫无价值的观念论。与竹内的《鲁迅》不同，太宰治是“像少年一样鼓足勇气”，“不卑视中国人，也不进行浅薄的煽动，用所谓洁白的、独立亲睦的态度对年轻的周树人进行正确的、善意的描写。”如果太宰在九泉之下读到竹内“仅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捏造的鲁迅形象－－与其这样认为不如说是作者的自画像”这一批评，也许会原封不动地将这一批评全部交还给竹内吧。
但是，以太宰“像秋霜一样严厉”这一对竹内《鲁迅》的评价为据，太宰从竹内《鲁迅》“受到强烈冲击”的神话形成了。例如，奥野健男（1926－1997）为新潮社文库本《惜别》（1973）写的解说中就有如下记述∶
知道了不同于自己、即自己无法拉近的鲁迅形象，明白了以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为基础形成的小说世界的失败。可是，战争结束前将任何事物都用于小说创作的观念是“农民式的执拗”。于是也把竹内好的鲁迅拉向自己身边，借鲁迅创作了内容并非鲁迅而是太宰治本人自我表白的故事。
此外，《惜别》曾为“战争协力文学”这一事实也影响到对作品的评价。小说出版是在日本战败第二个月的1945年9月，但就象尾崎秀树指出的，该作品是以大东亚会议（1943年11月）共同宣言所谓的“大东亚各国互相尊重对方的自由独立……确立大东亚之和睦”为据、接受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与资助金而创作的（参阅《旧殖民地文学之研究》。东京·劲草书房1971）。
战后，太宰治创作了《斜阳》、《人间失格》，1948年殉情自杀。与此不同，竹内好致力于鲁迅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相继出版了《世界文学手册·鲁迅》（1948）、《鲁迅杂记》（1949）等鲁迅论著以及《鲁迅评论集》（岩波书店1953）、《鲁迅作品集》（筑摩书房1953）等翻译作品，其鲁迅阐释甚至被称作“竹内鲁迅”。不过，在此期间竹内的鲁迅论也发生着显著变化。例如，围绕鲁迅的代表作《狂人日记》，战争中曾有该作品的价值并不在于用口语创作或反封建的主题之类、而在于“依靠这个稚拙的作品某种根本性的态度被确立”这种评论，但是，在1966年的《鲁迅作品集》解说中，这种“回心说”完成了向“这是根据鲁迅的根本性主题、并且是最大的主题－－即暴露中国社会的旧制度、特别是家族制度以及作为其精神支柱的儒教伦理的虚伪－－而创作的作品”这种观点的大转变。
可以认为，在竹内好的鲁迅论发生这种质变的过程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即所谓人民革命的成功给与了很大影响。在近代世界历史中，日中两国曾经是共同学习欧美、致力于国民国家建设的竞争伙伴，但到了甲午战争（1894）之后，在现代化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摹仿欧美的殖民主义开始进入中国，最终经过“九一八事变”导致了日中战争这种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后，战败国日本在1952年恢复独立之前被置于美国的占领下，而在中国，经过国共内战共产党赶走了国民党，建立了“玫瑰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战前的“先进日本·落后中国”这一图式发生逆转，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众多日本人的眼中闪耀着光芒。以竹内好等中国文学研究者为代表的许多日本人对人民共和国抱着过度的期待，赞美社会主义中国。这也是对半个世纪间的蔑视与侵略之历史的逆反。
从那之后以至于晚年，竹内好又出版了《现代中国论》、《国民文学论》，作为以中国为镜子展开日本批判的评论家活跃于学界。战后竹内好作为鲁迅研究者的这种名气，使其在战争中所著《鲁迅》中描绘出的苦恼于政治与文学之对立的鲁迅形象在日本的读书界传播开来，并驱逐了太宰治在《惜别》中描绘的笑容满面、人情味儿十足、富于个性的鲁迅形象。
日中两国的现代历史共有着从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大约一百五十年的时空。如果用人生来比喻这一百五十年，那么可以说∶在两国迎来青春期的二十世纪初鲁迅留学日本，在两国即将进入成年期的1930年代至1940年代前期日中战争爆发、太宰治创作了以鲁迅为主人公的传记小说。太宰治的《惜别》是在距今六十年前、以一百年前的留学生鲁迅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不过，如同太宰文学是“永远的青春文学”一样，《惜别》所提出的问题依然包含着对于现在乃至将来的日中关系来说应当认真思考的追问。
现在，随着于小植小姐所译《惜别》中文版的出版，这部包含着复杂问题的作品能够被许多中国读者阅读，我谨表示发自内心的祝贺。非常遗憾的是，我忙于研究和教学工作，此前无暇阅读于小姐的译稿。尽管如此也想略述感想于此，权作序文。
承蒙编辑于九涛先生的好意，本书收录了董炳月博士所译拙文《太宰治的与竹内好的》（原载东京《国文学·解释与教材之研究》2002年12月号）。期待着拙文也能和《惜别》中文版一起得到众多中国读者朋友的指教。
2005年11月30日写于东京大学本乡校园
（董炳月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