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是千钧一发的时刻，日本政府假装视而不见、那么如果这种革命思想在日本的首都东京蔓延并展开轰轰烈烈的灭清运动，清政府将对日本抱有何种感情呢？要是平时，倒无所谓。如果要把支那这个有优秀文明传统的大国从列强的侵略中救出，采取革命的手段是必要的，不必对清政府客气。就是我，也会支持孙文这位英雄的。日本人，大家还是有这种义气的。大和魂的本质，就是义气嘛！但是日本现在是在赌国运，正是同北方强国作战的紧要关头。如果清政府对日本政府抱有恶意，就会放弃现在的善意中立态度，反而倾向于俄罗斯。那会怎么样呢？这场战争对于日本或许会变得非常艰难。就在这儿。怎么样，这就是外交的秘诀。一面战争，一面外交。哪儿奇怪？要认真听，这可是国家的重大问题！你从刚才就一个人咕咚咕咚地喝酒，结账的时候，没问题吧？我可没那么多钱，你到底带了多少钱？首先不做本国的财政预算，战争是不安的。快点调查一下，报告给我。”
我取出自己的钱包，查了查包里的钱，报告给了外务大臣。
“好，没问题。有这些就足够了。我也有五六十钱。咱们再喝点儿。肉我够了。来点儿清淡的烫豆腐吧。乡下菜里面，烫豆腐算不错的了。”
但我总觉得那也同他的假牙有关系。
换了锅，又拿来了一些酒。
“你可真能吃、真能喝呀。”他用恶狠狠的眼神看着我一面呼呼地吹着豆腐吃，一面用另一只手不停地倒酒喝。“你们在松岛，也没少喝吧？可能我问得太细了，谁付的钱？这很重要。”他换了副语调说道。
我放下筷子，回答道：“一人一半。本来我要自己全付的，但周先生怎么也不肯。”
“不行。你，那样不行。一次就是一百次。你最好别和周先生来往了。你弄错了国家的方针。无论周先生说什么，你都应该付全款。和外国人交往时，要把自己也当成一个外交官。首先，要给他们日本人都很亲切的印象。我叔叔他们在这点上是煞费苦心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战争时期。对于中立各国的人，必须用复杂微妙的外交性策略。特别是清国留学生，最难对付。这些人是清政府派来的，却要谋划推翻清政府。如果一味纵容他们，就可能违背日本现政府的外交方针。仅仅亲切是不行的。要以一面亲切、一面指导的领先者的态度来对付他们，我认为这才是作为当今的外交官的妙诀。你知道吗？是这么回事。不能让对方看见你的弱点。一起玩的时候，一定要全部付帐。一定要常常先行一步。就说我吧，相当辛苦。前阵子开班会的时候，你好像没参加，以后必须要参加啊，那个班会上，藤野先生对做干事的我说，和留学生来往的时候要小心。”
他的这句话我没有露听。有种好像被藤野先生背叛了似的感觉。
“不会吧！藤野先生不至于使用那么愚蠢的外交手段吧？”
“什么愚蠢。不许说这种失敬的话。你简直不是日本人。战争中，第三国的人都有可能当间谍。特别是清国留学生，一个不落都是革命派。为了革命，他们也可能向俄罗斯求助。因此有监视的必要。一面对他们亲切，一面监视他们。为了这，我把那个留学生拉到我的宿舍里住、照顾他的同时、也对日本的外交方针做些努力。”
“什么？你的这些努力也太狭隘了吧！”我也有些醉了。
“狭隘？你竟然这么说。你简直不是日本人。不良少年。”他脸色都变了。“肥猪！农村也有这种不良少年啊。连我叔叔的名字都不知道，真不像话。好好学习吧！你现在落伍了！滚吧！把你喝的吃的钱付了，快滚！肉和烫豆腐好像都是你一个人吃的。”
我把钱包里所有的钱都倾倒在榻榻米上，默默地站了起来。
“干什么？喂！”津田君用两肘顶着我大叫。
我苦笑了一下。
“再见。”说着，走到外面，真没劲！也好，我明天直接找藤野先生确认事情的真假。因为周先生有成为间谍的可能性，就说我不是日本人，说我是不良少年，真是忍无可忍。
回到县厅里我借宿的地方，在井边洗了洗脸、手和脚。心情稍稍爽快了些，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
第二天早上，我很激动地去了学校，上课前去了藤野先生的研究室，敲了敲门。
“请进。”里面传来先生的声音。
我毫不迟疑地推开门，屋内洒满了阳光，先生正被一些上肢骨、下肢骨、头盖骨等令人生畏的人骨标本包围着，泰然地读着报纸。他把转椅略微转向我这边、报纸放在桌子上，问：“有事么？”
坐在研究室里的藤野先生似乎比教室中的他温和了许多。
“啊，和第三国人来往不行吗？”
“啊、什么？”先生完全流露出了他的关西土话，反问我道。
“是周先生的事。”我顺着先生的关西土话，不由得微笑了。这回我镇静地说出了要说的话：“昨天有人对我说，不许和周树人来往。”
“谁？”
“名字我就不说了。我不是来告那个人状的，只是听说是先生那样吩咐的，来问问是真是假。”对藤野先生我也好像对周先生一样，想说的话能流利地说出来。关于其中的理由，前面我也罗罗嗦嗦地写过好几次了，但是，也许终究是藤野先生和周先生人品的原因。当我面对他们的时候，总是感到很安心。
“莫名其妙。”先生不满地边用力搓着胡子边说：“我怎么可能说那种蠢话。”
“可是，”我撅着嘴，“班会时先生……”刚说到这儿，
“啊，是津田君吧？那家伙真冒失。”先生说着笑了。
“那么，是假的了？”
“不，说了。是我说的。”忽然先生用上课时那种严肃的口吻说，“这次我们学校初次来了一个清国留学生。和他一起学习医学，小而言之，是为了帮助支那创立新医学，大而言之，是我们应该合力尽快把西洋医学的精华吸收到我们东方医学中来，从而推动全世界的医学更加进步。所以我希望班委会的干事能有这种热情，于是才对津田君说了那番话。并没有提到别的。”
“是这样啊。”我松了口气，“有人说，您说战争中第三国人有成为间谍的可能？”
“胡说。看看这个。”先生把桌上的报纸递给我，那上面大字写着：
天皇驾临赤坂离宫
出席观菊会
内外人士共四千零九十二名
这样的标题，不用读正文，我就明白了。
“我们不应该坚信国家的前途一片光明吗？”先生垂下眼帘，平静地说。“一个国家的品德，怎么形容好呢？我在战争的时候能深深地感受到。”他换了种语调问道：“你是周君的好朋友？”
“不，算不上十分亲密。但我以后想和他成为好朋友，周先生是带着比我远大得多的理想来仙台的。他为了给父亲治病，从十三岁开始，连续三年每天奔走于当铺和药店之间。因此在他父亲临终时，他几乎喊破了喉咙，可他父亲还是死了。他说那时自己的叫声现在仍不绝于耳。所以周先生想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挽救那些不幸的病人。可就因为周先生是有革命思想的积极分子，就要一面亲近他一面又监视他，这种复杂微妙的外交手段太过分了吧。周先生的确拥有青年般的崇高理想。我认为青年不能没有理想。所以青年之于理想……”说着说着我站着哭了起来。
“革命思想。”先生自言自语似的低声说，沉默了片刻。一会儿，先生看着窗外又说：“我认识的一家人，老大是贫民，老二是司法官，老小有些奇怪，是演员，是这样的一家人。开始的时候，他们兄弟之间常常吵架，可是，现在，相互之间非常尊重。不是什么道理，怎么说呢，即使每个人都想开出自己不同的花，但整个家才是一朵大花。家乃不可思议之物。那个家庭如果说是地方名门，有些夸张，但也是当地有历史的家庭，而且，到了现在，似乎依然受到当地人的信赖。
我想东洋整体是一个家庭。个人可以各自展示自己的面貌。关于支那的革命思想，我知之不深，不过，我想，那叫做三民主义的，是建立在民族的自决，不，或者可以称作自愿的那种东西之上的。说到民族自决，难免有不关自己的事这种冷淡的感觉，自愿是为了家庭兴旺最值得高兴的现象。我所希望的，是各民族历史的开花结果，并不需要我们事无巨细地管闲事。
几年前东亚同文会成立仪式在东京的万世俱乐部举行。当然，这也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事情。那时候，近卫笃磨公被推为会议主席，进入审议该会的目的、纲领的议程，革命派支持者与清朝支持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两相对峙、互不相让。一时间让人觉得会议会因此决裂。那时候，主席近卫笃磨公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主张支那革命的高见也罢，支持清朝防止列强分割的高见也罢，毕竟是对于他国的内政干涉，于本会之目的无助。但是，双方高见之目的，均在支那之保全，故此，本会以“支那之保全”为目的如何？严肃的发言吸引了满场听众，两派对此均无异议，在一片喝彩声中目的获得通过，从那以后，“支那之保全”成为我国对支那的国策。我们在此之上不是也没有什么需要多说的了吗？
支那也有很多伟人。我们想的事情支那的先觉者们也在认真地思考吧。是民族自愿。我期待着这一点。支那的国情和日本不同。有人认为支那的革命破坏了传统，因此不好。可是也可以理解为正因为支那保存着好的传统，所以革命的气概从那传统的继承者中产生出来。中断的仅仅是形式。家风或者国风，其传统是绝不会中断的。应当称作“东洋本来之道义”的潜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延续着。而且，在其根本之道，我们东洋人都连接在一起。可以说背负着共同的命运。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家庭，尽管人各有志，却还是一朵大的花儿。相信这点，就能够活泼地和周君来往了。不用想得太复杂了。”先生笑着站起来，接着说，“一句话，不要小看支那人。仅此而已。”
上课铃响了。
“教育敕语里，是怎样说的？‘相信朋友、交友就是相互信任。’别无其他。”
我产生了走上去和先生握手的冲动，但还是忍住了，恭敬地向先生鞠了个躬。
先生却忽然说：“我好像没见过你，你来听过我的课吗？”
“啊，”我哭笑不得地说：“啊，以后一定听。”
“是新生吧！你们互相激励、一起加油吧！津田君那边，我会说的。上次班会，我说了些没用的话。今后，我要少说多做。”
我来到走廊，舒了一口气，原来如此，怪不得周先生称赞藤野先生呢，藤野先生很伟大，周先生也很有眼力，我对藤野先生和周先生的敬佩之情是平分秋色的。我今后也会成为一个不亚于周先生的藤野先生的崇拜者。上课时一定要坐在最前排抄笔记。周先生今天来学校了吗？我想尽快见到周先生，便急匆匆地赶到教室。可是，那天也没见到周先生的影子，却看到津田君那双令人讨厌的眼睛闪着狡黠的光。不过，我的心胸已经宽大起来了，笑着跟他打了声招呼。津田君似乎也不是坏人。他有些不知所措，微笑着点了点头。不过那一整天，我们都互相躲着对方没有再谈别的话。放学后，我想去看看周先生的病怎么样了，可是我不知道周先生住的地方，而且一想到再被同他住在一起的津田君说教一番甚是无趣，所以我马上返回了自己的住所。
晚饭后，出了宿舍，我去了东一番巷，松岛座的中村雀三郎一座正在上演《先代萩》。仙台的《先代萩》是什么样的呢？我很有兴趣，就抱着看一看的心理加入了站立席。所说的《先代萩》，众所周知，是依据仙台伊达藩的家族内乱而改编的戏剧。我想榴之冈附近有政冈墓，这出剧应该是从很久以前起就在仙台大受欢迎吧。可是后来我听说，正好相反，这出剧在旧藩时代是禁演的。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才可以自由地演出。可是在仙台市内这出剧并没有长久地兴盛起来。因为即使偶尔改了剧名上演，被称作旧藩士的人也要申请面见太夫元，说即使有政冈这样的烈女存在，这出剧也还是有损伊达家的名誉。因此他们要求立即禁演。
到了明治中期，没有旧藩士出来无理取闹了，但仙台的观众因为这出剧是取材于自己身边的旧藩时代的事件，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奇心观看。从那时起，仙台人似乎就不关心这出剧是演哪个地方的事，仅仅把它当作一般的伤感剧，默默地观看而已。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猜想仙台的观众看这出剧，说不定会有多兴奋呢。于是怀着想看看他们的狂热样子的期待进了小剧场。观众出乎意料地冷静。当时的入座率有五六成，我一面觉得奇怪，一面感叹：到底是大仙台的市民，自己地方的事件正在上演，却能无动于衷，这也许就是大都会的气度吧！我这个从山里出来的乡巴佬莫名地想。刚好这时演到雀三郎政冈的一场悲剧，我不由得哭了起来。不经意地往旁边一看，周先生正站在那儿。他也流着泪。看到此情此景，我更想哭了，飞奔到走廊，一个人尽情大哭起来。然后擦干泪又回到站立席，拍了一下周先生的肩膀。
“啊——”，周先生看到我边笑边用手背拭着泪问我，“你一直在这吗？”
“嗯，我从这场开头看的，你呢？”
“我也是，这出戏让小孩子来演，实在让人禁不住落泪呀。”
“我们走吧。”
“好的。”
周先生和我一起离开了松岛座。
“听津田君说你感冒了。”
“连你也知道了，我真拿津田君没办法。我稍微咳嗽几声，他就非让我躺下休息不可，说我是得了lunge（德语，“肺炎”之意）。我一个人去松岛没叫上他，他就大发脾气。他才是kranke（德语，“病人”之意）呢，是hysterie（德语，“歇斯底里的、神经质的”之意）。”
“你没大碍就好，但身体还是有些不舒服吧？”
“不。gar nicht（德语，“没有”之意）。津田君让我躺着，昨天我躺着看书了。实在无聊，我就偷偷跑出来了。从明天开始我去学校。”
“是啊。你要是什么都听津田君的，说不定真会得肺病的，干脆换个地方住吧。”
“嗯，你说的我也想过，不过，那样做的话，津田君会寂寞的。虽然有点儿烦，但他还是有正直的一面的，我并不是很讨厌他。”
我的脸红了，与津田君相比，或许我的嫉妒心更强吧。
“不冷吗？”我换了话题，“咱们去吃荞麦面吧！”
不知不觉间我们来到了东京庵。
“宫城野的荞麦面好像很好吃。听津田君说，这个东京庵的炸荞麦太油腻了，不好吃。”
“不、宫城野的天妇罗才油呢。不油腻的天妇罗是冒牌货。”
周先生和我一样，对吃都不在行。
我们一起走进东京庵。
“我们点这个油大的炸荞麦怎么样？”周先生一副对炸荞麦很有兴趣的表情。
“嗯、就这么办。意外的，我有种会很好吃的预感。”
于是我们点了炸荞麦和酒。
“听说你们国家是料理之国，你来到日本会因为日本菜不好吃而为难吧？”
“不是的。”周先生一脸认真地摇着头，“什么料理之国，那只不过是来支那玩的有钱的外国人的说法而已。那些人是来支那享乐的。所以一回到自己的国家就俨然一副支那通的样子。即使在日本，被称作支那通的人大都也是对支那持有个人的偏见。所说的什么皆通的人，其实不过是些游离于现实之外的、胆小怕事的人而已。在支那能品尝好吃的支那菜的人，不过是支那少数的有钱人或者外国的游客。支那的平民百姓吃的很糟糕。日本也是这样吧。日本旅馆里好吃的菜，一般的家庭是吃不上的。而外国的游客也会认为旅馆的菜是日本的家常菜。支那绝不是料理之国。我到东京时，师兄带我到八丁堀的偕乐园、神田的会芳楼吃所谓的支那料理，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菜。我来日本以后，从没认为菜不好吃。”
“可是，那个泥汁呢？”
“不，那个很特别。可是学习了津田君式的烹调法以后，就能够下咽了。很好吃。”
我们正说着，酒上来了。
“日本的戏剧怎么样?觉得有意思吗?”
“对于我来说，日本的戏剧比日本的风景更容易理解。其实，前几天，对于松岛的美，我就不太理解。对于风景，我和你一样……”周先生话说了一半，停住了。
“你阳痿啊。”我不客气地跟他开着玩笑。
“啊，是的。”眼睛不停地眨着说，“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可却不大喜欢风景。还有一个不擅长的，就是音乐。”
我笑了出来。忽然想起在松岛他唱的“云啊，云啊……”，
“那日本的净琉璃呢?”
“那个我并不讨厌。与其说它是音乐，不如说是roman（德语，“传奇故事”之意）。或许因为我是俗人吧，比起高尚的风景呀、诗呀，我更喜欢平民的平易的故事。”
“也就是说，比起松岛来，你更喜欢松岛座了？”尽管我是乡下人，却总能在周先生面前轻松地开玩笑。“这阵子仙台很流行无声电影，你喜欢吗?”
“那个嘛，在东京我也看过，我感到有些不安。把科学用于娱乐是很危险的。说到底，美国人对科学的态度是不健康的。是邪恶的。快乐不该是使之进步的东西。以前在希腊，不是有个音乐家因为发明了增加一根弦的新式琴而被放逐了吗？支那的《墨子》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有个叫公输的发明家，把用竹子做成的鹊拿给墨子看，得意地说‘把这个玩具放向空中可以绕飞三天’。墨子沉着脸说，还不及木工做的车轮，并让他扔了那个危险的玩具。
我认为叫爱迪生的发明家，是世界级的危险人物。有许多原始形式的快乐。由酒发展成了鸦片，支那变成什么样了呢？爱迪生各种各样用于娱乐的发明，不会变成与此相似的结果吗？我很不安。今后的四五十年里，爱迪生的后继者们不断涌现，这样一来，世界就会走向快乐的尽头，我们眼前将会展现一副难以想象的悲惨的地狱之图。如果这仅仅是我的杞人忧天，那就太幸运了。”
一边说着这样的事，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油腻的炸荞麦，然后，我们离开了东京庵。至于是谁付的帐，自己有没有遵从津田君的劝告，这些，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那天晚上，我决定把周先生送回荒町的住处。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有月亮。同样不喜欢欣赏风景的两个人却好像很关心月景。
“我从小就喜欢看戏，”周先生静静地说。“我现在还记得，每年一到夏天，去妈妈的故乡，从妈妈的娘家坐一里地的船就能到演社戏的地方。……”
天黑后，乘着蓬船在两岸都是豆麦的河上通过，都是没有大人跟着的孩子，年龄稍大的孩子轮流划船。月色朦胧在河的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兽脊似的，远处的渔火闪闪烁烁，此时又不知从何处传来了忧伤的短笛声。戏台屹立在河边的空地上，周先生他们泊了船，在船上眺望好似梦幻般的五光十色的小戏台。台上，有个长胡子的老生，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在打仗。
小旦出场了，正用尖尖的声音唱着，忽而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鞭打起来了。不一会儿，船返航了，月亮还没落，河面越发亮起来，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宛如火柴盒般大小，热热闹闹的。
“月色好的夜晚，我常常想起这一幕。这可能是我唯一风流倜傥的回忆。像我这样的俗人，沐浴在月光下，也变得有些sentimental（德语，“多愁善感”之意）起来。”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去学校。我希望能见到周先生，和他聊天。说真的，像我这样游手好闲的人，与津田君的预言正好相反，非但没有留级，而且还能从学校毕业，想一想完全是周先生的功劳。不，周先生，还有另外一个人。我对藤野先生的崇敬之情也催我奋起，使我从留级生的困境中被拯救了出来。
我记得是在那个月夜的四、五天后，仙台下了第一场雪。我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把周先生拉到我的宿舍，坐在火盆旁边，我们一边吃着包子一边聊天。这时，周先生的脸上浮现出了微妙的笑容，他从包里拿出一本笔记递到我面前。我一看，是藤野先生的解剖学笔记。
“打开看看。”周先生笑着说。
我翻开一看，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每页几乎都是红色的、用红笔细细地改过了。
“改得真多啊！谁改的？”
“藤野先生。”
我恍然大悟。似乎明白那天藤野先生自言自语地说“不言实行”的意思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很久以前。从上课的第一天开始。”
周先生更加详细地对我讲了事情的经过：藤野先生最初的讲义是解剖学的发展，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大概是星期六，先生的助手来叫周先生，到研究室一看，先生像往常一样被一群人骨包围着，微笑着问道：
“我的讲义，你能记下来么？”
“嗯，我想争取记下来。”
“记得怎么样呢？把笔记拿给我看看吧！”
周先生把笔记拿去后，先生就把笔记留了下来，过了两三天，先生把笔记还给他时，对他说：“从今以后，每周都把笔记拿给我看吧。”
周先生打开先生还给他的笔记后，吓了一跳。笔记从头到尾都是红笔字，不仅把许多落写的地方都规规矩矩地填好了，就连语法错误也一一订正了。
“从那以后，每周如此。”
周先生和我沉默着对视了良久。学习吧！无论有什么事，都要来听藤野先生的讲义。就这样，在无人知晓的人生的一隅，这种默默的不言实行的小善，不正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珍贵的珠宝吗？这件小事，就连只是旁观者的我都被打动了。以前的那只懒惰的鸟，从那以后也开始努力学习了，并因此很顺利地拿到了医生资格证。可以说，正因为此，我才能像现在这样继承祖辈的家业吧。
那以后，藤野先生也始终默默地亲手修改笔记，从未间断过。在我们第二学年的秋天，因为笔记，发生了一件不太愉快的事。但那是后话了，总之，从明治三十七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天，对我来说，在许多意义上，都是充满干劲儿的时期。日本就要开始对旅顺的总攻击了，国内形势十分紧张。我们这些学生，为了防止日币外流，不穿羊毛服了，改穿棉服，讨伐戴金边眼镜的人，或者，称作战前生活，开一种忍耐会，还不时举行未明雪上行军，士气越来越盛，好像对旅顺的陷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终于，明治三十八年元旦，旅顺陷落了。第二天，手拿着旅顺陷落号外的仙台市民沸腾了。胜了。终于胜了。不知是新年的祝贺还是胜仗的祝贺，人们一味地说着“恭喜了！恭喜了！”甚至到平时不大亲近的人家去，不要命似地喝酒。4号晚上在青叶神社院内点燃了篝火。5号是仙台的祝胜日，这天早上十点，以爱宕山上的一声礼炮为信号，全市的工厂都拉响了汽笛，市内各派出所的警钟以及社寺备用的梵钟、钲太鼓，无一不被敲响，那架势就像是要把一切都敲碎一样。同时市民也都到户外各自敲着金盆、白铁罐、大鼓，并且一起喊万岁，呈现出全市轰鸣的壮观景象。那天晚上，有各学校联合的提灯队。我们每人发了一个提灯、三根蜡烛，一面连呼着“万岁、万岁”，一面在仙台市里结队游行。异国的周先生，好像跟往常一样是被津田君拉着出来的，他微笑着和津田君并肩提着灯走着。我和津田君倒不是不和，不过总觉得从那次以后关系便不太融洽。即便是在教室碰面，也只是互相轻轻地点个头而已，互诉衷肠的事从来不曾有过。只有那个晚上，我极其自然地向津田君搭话说：
“津田君，恭喜了。”
津田君也情绪极好地说：“哦，恭喜了。”
“多有得罪了。”我顺便为平素不说话的失礼向他道歉。
“不，是我该道歉才对。”外交官的侄子到底老练圆滑。“那天晚上我醉过了头，说那样的话，太不应该了。事后，我被藤野先生批评了。”
“什么事呀？”周先生插嘴问道。
“没什么，津田君请客吃了鸡肉还喝了酒。”我含糊地岔开了。
“不仅如此。”津田君说了一半、忽然变了腔调说“你对周先生还是什么也没说吗？”
“嗯。”我点了点头，给津田君递了个眼色暗示他什么也别说。
“是吗？”津田君大声说：“你这家伙真是好人。虽然向藤野先生告状很不像话，不过那确实是我不好。好吧，喝酒！今晚咱们三个再吃鸡肉吧！万岁！”
津田君好像已经有几分醉意了似的。
我痛切地感到在战争中，即便对手是你的朋友，也要取得绝对的胜利。胜了，真好。津田君所说的外交上的深谋远虑什么的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津田君仍是个爱国的好青年，这点没有变。那天晚上，他用小得周先生听不见的声音对我说，他两个月之前听说了巴尔切克舰队出发在即的消息，于是很担心日本没有攻下旅顺时，那个舰队来袭击日本，便开始觉得每个人都很可疑，而这时周先生一个人悄悄去了松岛，他便怀疑周先生是俄国的侦探，要测量松岛湾的深浅，并把俄国的舰队引到这儿来，企图消灭整个仙台市。——总之，在那个刚刚攻陷旅顺的乱糟糟的夜里，他对我说了这些话。我听到后惊呆了。但都已经无所谓了。我们已经胜利了，无所谓了。那天晚上，我深切地思索着：战争一定要胜利。战况一旦不利，就连相信朋友也变得很困难了。民众的心理原来是那么地不可靠。小而言之，是为了防止国民日常伦理道德的动摇；大而言之，是为了发扬藤野先生所谓的“东洋本来之道义”，因此，战争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要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