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爱_四种爱(C. S.路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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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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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最卑微、涉及面最广的爱谈起。对这种爱，人的感受与动物的感受差别似乎最小。但我要随即补充一句：我并不因此贬低这种爱的价值。人的一切属性不因与动物相同，价值会提高或降低。当我们骂一个人“简直就是禽兽”时，我们并不是说他表现了动物的属性（人人都表现出动物的属性），而是说他在应当表现出人特有的属性时，却表现了而且只表现了动物的属性。（当我们称他为畜生时，我们通常是指，他的野蛮行为连大多数真正的畜生都不可能做得出，因为它们不够聪明。）

希腊人称我要讲述的这种爱为storge（两个音节，g发硬音［g］），我在此简单地称之为情爱。我的希腊文词典对storge的解释是：“爱，尤其是父母对子女的爱”，但同时也指子女对父母的爱。毫无疑问，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是这个词的核心意思，也是这种爱的最初形式。这种爱在我们的脑海中通常呈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母亲为婴儿哺乳；狗妈妈或猫妈妈身边围着一窝幼崽，这些小狗、小猫挤在一起，吱吱乱叫，呜呜低鸣，舔毛、呢喃、吮奶，温暖又舒适，散发着新生命的气息。

这幅画面的重要性在于，它一开始就向我们呈现了某种悖论。婴儿的需求和需求之爱是显而易见的，母亲的给予之爱也是如此，她分娩、哺乳、为婴儿提供保护。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她必须分娩，否则就会死去；她必须哺乳，否则就会疼痛。从这个角度看，母爱也是一种需求之爱。这就是悖论所在：母爱是需求之爱，但她需求的是给予；母爱是给予之爱，但她需要被人需求。这点，我们将会在后面再次谈到。

即使在动物界，情爱也远远超出了母子的范围，人类更是如此。这种温馨的舒适和相聚的满足，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对象，确实是一种最没有等差的爱。这个世界上有些女人，我们可以预料很少会有人追求，也有些男人，可能不会有多少朋友，因为他们自身毫无可取之处。然而，几乎人人——丑陋的、愚蠢的，甚至惹人动怒的——都可以成为情爱的对象，在情爱连接的二者之间，不需要有任何明显的般配。我见过一个低能儿不仅为父母所爱，也为兄弟所爱。情爱跨越了年龄、性别、阶级、教育的障碍。一个年轻聪明的大学生和一个年老的护士，他们的思想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彼此之间可以产生情爱。情爱甚至跨越了物种的障碍。我们看到，情爱不仅存在于人与狗之间，更令人惊讶的是，也存在于猫和狗之间。根据吉尔伯特·怀特的发现，它还存在于一匹马和一只母鸡之间。

有些小说家充分利用了这点。在《项狄传》中，“我的父亲”和托比叔叔就彼此的兴趣和观点而言，绝不可能走到一起，因为二者是如此地不同，说话不到十分钟便会相互误解。但是，从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之间浓厚的情爱。在堂吉诃德与桑丘、匹克威克与山姆·韦勒、狄克·斯威夫勒与候爵夫人之间，我们也感受到这种情爱。同样，在《杨柳风》中，（作者可能并非有意要表达这点）四个搭档——鼹鼠、水鼠、蟾蜍和獾——让人看到，情爱连结的各方之间本质上可能存在着惊人的差异。

尽管如此，情爱也有自己的标准，即，其对象必须是自己所熟悉的。有时候我们能够具体指出在哪一天、哪个时刻，自己坠入了情网，或开始了一段新的友谊。但是，我怀疑我们能否具体指出情爱自何时开始。意识到情爱也即意识到它已经开始了一段时日，用“老”字来形容情爱，可谓意味深长。狗对从未伤害过它的陌生人吠叫，却冲着熟人摇尾，即便他从未给过它任何好处。孩子会爱几乎从不注意他的粗鲁的老园丁，对竭力想赢得他好感的来客却退避三舍。但是，那个园丁一定得是“总是”在那里的老园丁，那个“总是”其实时间并不长，但在孩子的心目中却是无法追忆的久远。

如前所说，情爱是最卑微的爱，从不张扬。人们可能以爱情、友谊而骄傲，情爱却很谦虚，甚至躲躲闪闪、满面羞涩。有一次，我谈到我们常常在猫和狗之间发现情爱，我的朋友说：“没错，但是我敢说，没有哪一只狗愿意在自己的同类面前承认这点。”对很多人际间情爱，这至少可以算得上是一幅很好的漫画。科莫斯说：“相貌平平的人就呆在家里好了。”情爱的相貌极其平平，其对象很多长相普通。爱他们不能证明我们独具慧眼、高雅脱俗，他们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我前面谈到的欣赏之爱不是情爱的基本要素。对那些只凭情爱将我们维系的人，我们通常要在他们离开或去世后，才会称赞他们。我们对他们习以为常。这种习以为常在爱情中无疑是犯了大忌，在情爱中却恰当适宜，符合这种感情舒适、恬静的本性。情爱若被频繁、大肆地张扬出来，便不再是情爱。公开表露情爱犹如迁居时搬出家具，那些家具摆在屋子里很雅致，在阳光之下却显得破旧、俗丽、怪异。情爱几乎从不公开表现自己，而是渗透在生活里。与情爱相连的，是朴素的晨衣、私人物品、软拖鞋、旧衣服、老笑话、厨房里用尾巴拍击地板的困睡的老狗、嗡嗡作响的缝纫机、遗落在草地上的木偶等等。

在此，我需要对自己所讲的立即予以更正。我现在谈论的情爱，独立于其他的爱。情爱常常独立存在，也常常与其他的爱并存，正如杜松子酒本身是一种酒，但也是多种混调酒的主要成分一样。情爱除独立作为一种爱之外，还可以渗入其他的爱，将它们彻底染上自己的色彩，成为它们日复一日发挥作用的媒介。没有它，其他的爱也许持续不了多久。结交朋友不等于产生情爱，但是，朋友一旦成为故交，他身上先前与友谊无关的一切就变得熟悉起来，因为熟悉，又变得珍贵。至于爱情，倘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仍未披上情爱这件家织的衣衫，我认为是极不可取的。这种状况令人极其不安。它要么太纯洁，要么太兽性，要么纯洁和兽性相互交替，对人类而言，既不够伟大，也不够渺小。无论是友谊还是爱情，当欣赏之爱歇息，可以说，蜷身而睡时，唯有情爱的自在和平凡环绕着我们（彼此如独处般自由，却又不觉孤独），这样的时刻确实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无须交谈，无须做爱，也许除了拨拨炉火，没有任何其他需要。

过去，在大多数场合，情爱、友爱和爱情都同样通过亲吻来表达，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之间的混合交织。在今天的英国，人们不再用亲吻表达友爱，但仍然用它表达情爱和爱情。人们在表达这两种爱时，都充分利用它，以致现在我们已经无法断定究竟谁借鉴了谁，抑或是否存在借鉴的问题。当然，你可以说情爱之吻不同于爱情之吻。没错，但爱人之间的接吻并非都是爱情之吻。此外，这两种爱往往都使用“儿语”（这令很多现代人尴尬）。使用儿语并非人类独有的现象，洛伦茨教授告诉我们，寒鸦求偶时，叫声“主要由幼年期使用的音素组成。成年寒鸦保留这些音素，专为求偶之用。”（《所罗门王的戒指》，158页。）人类的这种做法与寒鸦相同。幼年和成年时感受的温情虽不属一类，但同是温情，我们拾起生命中最初感受到温情时使用的语言，用它来表达新的温情。

情爱有一个最不同寻常的副产品，这点我尚未提及。我说过，情爱最主要的不是欣赏之爱，情爱没有等差区别，最没有希望的人也“不难”成为情爱的对象。奇怪的是，正是这点意味着它最终可能萌生欣赏，倘若没有情爱，欣赏便不可能产生。我们可能会说，自己选择这些朋友、爱上这个女人，是因为他们具备了种种优点——漂亮、坦诚、善良、聪明、机智等等。这样说并不太错。但那一定是我们喜欢的那种漂亮、善良、机智，这里面有我们个人的喜好。正因为如此，朋友、情侣们才觉得自己是“为彼此而造”。情爱所特有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将那些极不般配、甚至相形见绌的人连结到一起。这些人，倘若命运没有将他们安置在同一个家庭或社区，决不会彼此发生联系。情爱若因此产生（当然也常常不产生），他们的眼睛便开始张开。刚开始，“老某某”可能只是碰巧在那里，渐渐地我开始喜欢上他，不久，就开始发现“这个人有点名堂”。当一个人首次真心地说，“他虽然和我‘不属一类’，但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有‘他独特的’好的一面”时，那一刻，对说话者而言是一种解放。我们可能感觉不到解放，可能觉得这不过是对他的宽容和纵容，但实际上，我们已经跨越了一个界限。当我们说“他独特的”时候，我们就超越了个人的喜好，学会了欣赏善或智慧本身，而不仅仅是欣赏经过调制、适合我们口味的善或智慧。

有人说：“应该让猫和狗一直在一起长大，这样会使它们心胸开阔。”情爱也使我们心胸开阔。在一切自然之爱中，它最包容、最广博、最不苛求。从这个角度说，不管你在外界为自己结交的朋友是如何之众，命运让你在家庭、大学、食堂、船上、教堂里与之共处的人，范围都要比朋友圈子更广。朋友众多，不能证明我对人类的优点欣赏广泛。倘若如此，你还可以说，喜欢自己书房里的所有书籍证明了我文学兴趣广泛。针对这两种情况，我们同样可以说：“这些书籍、朋友都是你选择的，当然适合你。”阅读兴趣的真正广泛体现在，一个人能够在任何一家旧书店外的廉价书摊上找到自己需要的书籍。与此类似，对人真正广泛的欣赏体现在，能够在自己每天必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身上发现可欣赏之处。根据我的经验，是情爱产生了这种对人的广泛欣赏。它教我们对那些“碰巧在那里的人”首先注意，随后容忍，进而报以微笑，然后喜欢，最后欣赏。他们是为我们而造？感谢上帝，不是这样。他们就是他们自己，其独特性令人难以置信，其价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估计。

现在，我们差不多快要谈到情爱的危险之处。我说过，情爱从不张扬；圣保罗说，爱（charity）不自夸，不张狂。情爱能够爱那些没有魅力的对象；上帝和圣徒爱不可爱之人。情爱“没有过多的期望”，对过错视而不见，争吵后很快和好如初；同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情爱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到在其他情况下不为我们注意或欣赏的善；谦卑的神圣也是如此。我们若只谈这些相似，最终可能会产生这种想法，即认为，情爱不仅是一种自然之爱，它就是在我们心中运行、成全律法的大爱本身。如此看来，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说的没错？拥有（这种）爱真的就已经足够？这种“家人之间的情爱”发展到最完美的状态，就等于基督徒的生命？对所有这些问题，我的回答是“不”。

我的意思不仅仅是指，那些小说家的作品有时候让人感到，仿佛他们没有听到过圣经中关于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妻子、母亲和自己的生命那段经文。那段经文说的当然都是事实，一切自然之爱都与对上帝的爱竞争，这是基督徒应该切记的。上帝是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人嫉妒的终极对象；上帝的美，就像戈耳戈希的美那样可怕，它会随时从我这里偷走（或者说，在我看来似乎是偷）我的妻子、丈夫、儿女的心。一些没有信仰的人对上帝的仇恨其实来源于此。这点，连那些将恨上帝归结为痛恨迷信或反教权主义的人，也没有认识到。但是，我现在考虑的不是这种竞争，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这个问题。眼下我们涉及更多的是属世的事。

所谓的“幸福家庭”有多少真正地存在？更糟糕的是，所有家庭的不幸都是因为缺乏情爱吗？我相信不是。不幸的家庭中可能存在情爱，是情爱导致了它的不幸。情爱的一切特性几乎都是双刃的，既可以促进幸福，也可以招致不幸。任其发展，情爱可能会令人生黯淡、堕落。对此，“拆穿家”和反感伤主义者虽没有道出全部的真相，但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

流行艺术用过分甜蜜的歌曲、故作多情的诗歌来表达情爱，所有这些几乎都令人作呕，情爱令人生的黯淡、堕落也许由此可见一斑。这些歌曲、诗歌令人作呕，原因在于它们的欺骗性。情爱只是具备使人幸福（甚至使人达到善）的可能性，它们却将其说成是获得幸福（甚至达到善）的现成秘方。它们从不提示我们需要做什么，言下之意，只要任由情爱倾泻到我们身上，一切就都会如意。

我们已经看到，情爱包括需求之爱和给予之爱。我先谈它的需求之爱，即对获得他人情爱的渴望。

在一切对爱的渴望中，这种渴望最容易变得不近情理，其中一个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我说过，几乎人人都可能成为情爱的对象。没错。不但如此，几乎人人都期望自己成为情爱的对象。在《众生之路》中，脾气暴躁的庞蒂费克斯先生发现儿子不爱自己时勃然大怒，因为儿子不爱自己的父亲是“有悖天性”。他从未想到要问问自己，自儿子记事之日起，他是否做过一件事、说过一句话，能够激发儿子的爱。同样，在《李尔王》一书的开始，我们就发现主人公是一个极其讨厌的老头，心中充满了对情爱贪婪的渴望。我不得不引用文学作品的例子，是因为你——读者——与我生活在不同的地区。你我若是街坊，我们可以信手从现实生活中取例（这是一种不幸），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其中的究竟不难明白。人人都知道，对爱情或友谊，我们需要付出行动，这个行动即使不足以为我们赢得爱情或友谊，至少可以吸引它。但是，情爱通常被认为发自天性，与生俱来，是天性中固有的，无代价提供的。我们有权期望获得它，别人若不给予，就是“有悖天性”。

这无疑是对真理的歪曲。有很多东西是“与生俱来的”。人是哺乳动物，本能为我们提供了至少一定程度（往往是相当高的程度）的母爱。人又是社会性的动物，长期的交往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如果一切顺利，情爱就会萌发并且加深，其对象无需具备任何特别闪光的品质。若有人给予我们情爱，那未必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优点，我们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它。从对这个真理——很多人得到情爱，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美德——的错误认识中，庞蒂费克斯先生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我没有美德，所以，有权得到情爱。”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这就如同这样推理：因为无人靠德行有权获得上帝的恩典，我没有德行，因此，我有权获得上帝的恩典。无论在情爱上还是恩典上，都不存在权利的问题。我们拥有的不是“期望的权利”，而是“合理的期望”。如果我们和自己熟悉的人基本上属于正常人，我们就可以期望自己能够为他们所爱。但是，我们可能不属于正常人，可能令人无法忍受。果真如此，“天性”就会与我们作对，因为，熟悉既然可以产生情爱，也就可以同样自然地产生一种无名的、无法根除的恨恶。与相应的情爱一样，这种恨恶也是无法追忆的久远，始终存在，不引人注目，有时几乎无法察觉。在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齐格菲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讨厌起他的矮个子养父，他的举手投足、小声咕哝、烦躁不安无不令他厌恶。和情爱一样，我们也从不知道这种恨意何时滋生，它早已就存在那里。注意，那个老字既可以用来表示亲密，也可以用来表示腻烦的厌恶。如，我们说，“又在玩他那套老把戏”，“用他那老一套”，“同样的老玩意”等等。

说李尔王缺乏情爱是没有道理的。就情爱是需求之爱而言，他几乎为之疯狂，他若不爱女儿（当然，以他特定的方式去爱），就绝不会如此贪婪地渴望得到她们的爱。最不可爱的父母（或孩子），心中也可能充斥着这种贪婪的爱，但它最终只会给本人和其他家庭成员带来痛苦，家庭环境会变得令人窒息。有些人，倘若他们已经不再可爱，但是作为合法权利，仍然要求自己被爱——通过明显流露出受伤害的情感，通过大声的责备，或暗含在每个怨愤自怜的眼神和动作中的无声责备，我们就会对自身的过错感到内疚（这正是他们的目的所在），而这些过错是我们过去无法避免、将来也无法停止再犯的。他们堵塞了自己渴望饮水的泉源。倘若我们一时动了恻隐之心，心中泛起一丝情爱的涟漪，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把我们吓得不知所措。当然，这类人总是渴望得到同一种证据，证明我们爱他们：我们应该和他们站在一边，倾听并且赞同他们对他人的抱怨。儿子若果真爱我，就应该看到他的父亲多么自私……哥哥若爱我，就应该和我联手反对妹妹……你若爱我，就不应该让我受到这样的对待……

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正途何在。奥维德说：“若想被人爱，自己要可爱。”这位快乐的老浪子的意思只是：“要想迷住女孩子，自己必须有魅力。”但是，他的座右铭却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在他那个时代，他比庞蒂费克斯先生和李尔王要聪明。

不可爱之人贪得无厌的要求有时候会落空，这不足为奇。真正令人奇怪的是，这些要求常常得到满足。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她的少女时代、青年时代、漫长的成年时代、直至接近老年，都花在照料、服从、安抚、也许还要供养一个吸血鬼似的母亲身上，对这位母亲而言，她的服从、安抚永远都不足够。女孩子的牺牲（对她的做法，看法有两种）也许很美丽，强求这种牺牲的老妇人却毫无美丽可言。

情爱这种“与生俱来”，或者说，不靠博得的特性，就是这样引起可怕的误解。它的随意和不拘礼节也是如此。

我们听到很多有关如今的年轻人粗鲁无礼的抱怨。我已经上了年纪，大家也许期望我站在老年人一边，其实在我看来，较之子女对父母的无礼，父母对子女的无礼更甚。大家都曾遇到过这样尴尬的时刻：去参加一个家宴，席间，男女主人粗鲁地对待自己已经成年的孩子。这种粗鲁换在任何其他的年轻人身上，绝对会导致交往终结。父母们常常问，“为什么他们总呆在外面？”“为什么他们更喜欢别人的家？”答案其实明摆着：他们武断地评判孩子们明白而自己不明白的事；粗暴地打断孩子的谈话；直截了当地反驳孩子；嘲笑孩子看重的事情（有时候是他们的宗教信仰）；用侮辱性的言语谈论孩子的朋友。想一想，谁不喜欢礼貌？谁更喜欢粗鲁？

对这种无法容忍之人（当然，他们不全是父母），你若问其中任何一位，为何在家里会有这种举止，他们会回答说：“得了吧，回家就是为了放松，人不能总是彬彬有礼吧？要是在家里都不能做真实的自我，在哪里还能呢？在家里当然没必要表现得和在公司一样。我们是个幸福的家庭，大家‘畅所欲言’，彼此理解，谁都不会介意的。”

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一件事如此地接近真理，却又是如此致命地错误。情爱是像旧衣服，随意自在，无须设防；但是，如果与陌生人相处，也表现得这样随意，就显得你没有教养。穿旧衣服是一回事，穿一件衬衫直至发臭是另一回事。参加招待会有适合招待会的服装，家居有家居服装，家居服装也须得体，只是得体的方式不同而已。同样，公共礼节和家庭礼节也有区别，但二者的根本原则相同，即“任何人不得唯我独尊。”对这个原则的遵守，愈是公共场合，就愈固定，或者说，愈正式化（有关礼貌行为，是有一套“规定”的）；愈是亲密的场合，就愈非正式化，但对礼节的要求并不因此减少。相反，情爱在最佳状态下表现出来的礼节，其细腻、敏感、深沉是公共礼节无法媲美的。在公共场合，有仪式所代表的礼节之名即可，在家里却需要有仪式所代表的礼节之实，否则，极度自我中心的人就会高奏起自私的凯歌。在家里，你必须真正做到不唯我独尊，在招待会上，掩饰一下即可。所以，我们才有这样一句古话：欲知其人，与其同住。一个人在家的举止，最先揭示了他的“公司”、“宴会”举止（一个极其讨厌的术语）的真实程度，那些从舞会、酒会上回来便将礼节抛诸脑后的人，在舞会、酒会上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礼节。他们的礼节只是一种模仿。

“大家‘畅所欲言’”，这句话背后蕴藏的真正含义是：最真挚的情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出它希望说的话，无须顾忌制约公共礼节的那些规定。因为，最真挚的情爱既不希望伤害或羞辱对象，也不希望盛气凌人地对待他。当心爱的妻子无意间把自己的还有你的鸡尾酒一同喝掉时，你可以称她为“猪”；当父亲又在重复老掉牙的故事时，你可以大声吼叫着打断他，嘲笑他，戏弄他，对他说，“住嘴！我要看书。”你可以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语调说任何话，只要在这个时间、以这种语调，你无意伤人，也不会伤人。情爱愈深，对这种时间和语调的把握就愈准确（每种爱都有自己的爱的艺术）。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家里一向粗鲁无礼，他要求“畅所欲言”时，意思却大不相同。在他自己的情爱很不健全，甚至在没有任何情爱时，他僭取了只有健全的情爱才有权运用，或者说，知道如何运用的那些美好的自由。然后，出于怨恨或自我中心主义，恶意、无情地践踏这些自由；最理想的情况也不过是因为缺乏技巧，愚蠢地滥用这些自由。自始至终，他都可能问心无愧。他知道情爱允许自由，而他正是在利用自由，因此（他得出结论），自己是在表现情爱。因为怨恨一切，他会说是你那方的情爱出了问题，说他受到了伤害，遭到了误解。

于是，他有时候就变得趾高气扬、格外“彬彬有礼”，以此施行报复。其中的含义当然是：“噢，这么说，咱们之间不该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只该像熟人那样啦？我原希望——不过没关系，您请便吧。”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亲密的关系与正式的关系在礼节上的不同。适合前者的可能恰恰违背了后者，反之亦然。在被介绍给一个地位显赫的陌生人时，你若表现得随意自在，是极不礼貌的。在家里，如果你运用正式场合以及仪式上的礼节（“私人场合的公共面孔”），也是极不礼貌，并且是有意表现得极不礼貌的。《项狄传》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让我们看到了何谓真正的居家礼节。在一个极不恰当的时刻，托比叔叔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最喜欢的话题——构筑防御工事。唯有这一次，“我父亲”被逼得忍无可忍，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随即他注意到弟弟的面孔，从那张面孔上，他看不出丝毫反击的神情，只有深深的被伤害——不是因为对他个人的轻视（他绝不会这样想），而是因为对构筑防御工事这门高贵艺术的轻视。“我父亲”立即感到后悔，随后道歉，两人和好如初。为了表明他宽恕“我父亲”的彻底，表明他不维持自己的尊严，托比叔叔又继续大谈起防御工事。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涉及嫉妒。我想，现在没有人会认为嫉妒只限于爱情。倘若有人这样认为，看看孩子、雇员、家养动物的行为，他就会立刻醒悟过来。每种爱，几乎每种关系中，都可能存在嫉妒。情爱中的嫉妒与它对老的、熟悉的东西的依赖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与情爱完全或相对不看重欣赏之爱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希望那张“熟悉的老面孔”变得更有精神或更美丽，不希望老办法有所改变（哪怕是改进），不希望老玩笑、老兴趣被新奇刺激的事物代替。变化对于情爱是一种威胁。

哥哥和妹妹或兄弟俩（在这点上，性别不构成差异）长到一定的年龄，一切都是共同的——读同样的连环画，爬同样的树，一起扮演海盗或太空人，同时爱上集邮，又同时放弃。随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其中一位突然跑到了前面：发现了诗歌、科学或古典音乐的魅力，或者皈依了宗教，生活为这种新的兴趣所充满。另外一个孩子由于无法拥有和他同样的兴趣，被甩在后面。我想，即使是配偶的不忠，有时恐怕也不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嫉妒或如此痛苦的遗弃感。此时，嫉妒的对象还不是弃旧者不久将要结交的新朋友。这种嫉妒会到来。但一开始遭嫉妒的，是那个东西本身——那门科学、那种音乐、上帝（这时候总是被称为“宗教信仰”，或“那一套宗教信仰”）。这种嫉妒可能以嘲弄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新兴趣“十足地愚蠢荒谬”，幼稚得可笑（或老成得可笑）；你根本不是对它真感兴趣，只是想借此炫耀一下，出出风头；这整个是装模作样，等等。不久，那些书籍会被藏起来，科学标本被毁坏，收音机被强行从古典音乐节目中调开。因为情爱是最本能的爱，在这个意义上说，也是最具动物性的爱，所以，与之相称，其嫉妒心也十分强烈。它就像一只狗在被夺去食物时那样，会咆哮、龇牙咧嘴。它怎能不愤怒呢？我提到的那个孩子，某个人或某个东西抢走了他终身的食粮——他的第二自我，他的世界坍塌了。

然而，作出这种反应的不只是孩子。在文明国家和平时期的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全不信教的家庭中出现了一位基督徒，或是一个没文化的家庭中有人表现出成为知识分子的迹象，整个家庭都会与之为敌，其仇恨之深几乎无与伦比。这不单纯是（像我以前所认为的）黑暗对光明的那种固有的，客观的仇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中若有人成为无神论者，情况未必比这乐观。这种仇恨是对遭遗弃、甚至遭抢劫的反应。某个人或某个东西偷走了“我们的”儿子（或女儿），他原来是我们当中的一员，现在成了他们一伙的了。谁有权利这样做？他是我们的。变化既然发生，谁知道结局会如何？（以前大家在一起时，是那样地快乐、舒适，谁也不伤害谁！）

有时候，痛苦的那方会感到一种奇怪的双重嫉妒，确切地说，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嫉妒在他脑海中相互追逐。一方面，他在想：“这一切全是荒谬的，纯粹是自命清高的无稽之谈，完全是伪善的欺骗。”另一方面，又在想：“万一——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万一——其中有点道理呢？”万一文学或基督教中真有点什么呢？假如他真的进入了一个大家以前都以为不可能存在的新世界，那该怎么办呢？果真如此，多不公平！为什么非得是他？这个新世界为什么从未向我们开启？“一个黄毛丫头，一个目中无人的臭小子，这些奥秘难道会向他们揭示，而对长辈们隐藏？”显然，这种想法令人难以置信、无法容忍。于是，嫉妒重新兜回到“全是荒谬的”这种假设上去了。

遇到这种情况，父母的处境要比兄弟姐妹好得多。因为子女不了解他们的过去，所以，不管这位弃旧者的新世界是什么，他们总可以宣称，自己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后来彻底醒悟，从中走了出来。他们会说：“这是一个必经阶段，很快就会过去的。”没有什么比这种说法更令人满意的了。因为这句话说的是未来，所以眼下不可能遭到驳斥。话虽刺耳，但因为用的是如此娇惯的口吻，所以也很难让人怨恨。更妙的是，长辈们可能真的这样认为。最妙的是，这句话也许最终成为现实，即便没有成为现实，那也不是长辈们的错。

“孩子，孩子，你这些放荡的行径会令妈妈心碎。”这种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恳求，在过去也许多半是正确的。以前，当一名家庭成员没有达到整个家庭的伦理标准，去做坏事——赌博、酗酒、嫖妓时，情爱会受到深深的伤害。不幸的是，今天，超出了家庭的伦理标准几乎同样可能令妈妈心碎。情爱这种保守的固执，会在家庭和国家两个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国家的层面上，我们有一种自戕式的教育，即，不允许好学生进入高级班级，因为这样做不民主，可能会伤害懒惰、愚笨的学生的自尊心。情爱对弃旧者的羁绊，也可能成为一种家庭的自戕。

情爱的这些扭曲主要与它作为需求之爱有关。然而，作为给予之爱，情爱同样可能产生扭曲。

我想到几个月前去世的菲吉特太太。看到她的家人在她去世后精神大振，确实令人吃惊。她的丈夫不再拉长着脸，开始会笑。我原来一直以为她的小儿子是个乖戾、满腹怨恨的小家伙，现在发现他竟然很有人情味。她的大儿子以前除了睡觉，几乎从不回家，现在差不多总呆在家里，而且开始重新布置花园。她的女儿一向被视为“体弱多病”（我从来没弄清楚她的病由何在），现在却开始学习骑马（这在以前是绝不可能的）、通宵跳舞、尽情地打网球。就连那只狗，以前没有人领着从来不许出门，如今也成了他们那条路上最为人熟悉的身影。

菲吉特太太常常说自己为家人而活。这话不假，街坊人人都知道，都称赞说：“她一切都为家庭，真是位贤妻良母！”她包揽了家里所有的洗衣活。说实话，洗得并不干净。其实，他们有钱把衣服送到洗衣店，也常常哀求她不要自己洗，但她坚持这样做。每天，在家的人都能吃到热气腾腾的午饭，夜里（即便是仲夏时节）也总有热饭热菜等着他们。他们哀求她不要为他们准备，几乎含泪（真心地）抗议，说自己喜欢吃凉的饭菜，但是毫无用处。她一辈子都为家人而活。如果你深夜未归，她就一直坐在那里，“欢迎”你回来。哪怕凌晨两、三点钟，也照等不误。你总能看到那张虚弱、苍白、疲乏的面孔在那里等你，像是在无声地控诉。这当然意味着你没有脸面经常外出。她还不停地做手工，自认为是一名出色的业余裁缝和编织手（对此我没有资格论断）。当然，除非你没有良心，否则就不能不穿这些衣服。（教区的牧师告诉我，自从她去世后，仅他们一家拿到“针线活拍卖会”上的东西，就超出了教区所有家庭的总和。）还有她对家人健康的关心！她独自扛下了女儿“体弱多病”的重担，从不允许医生与病人谈论病情（医生是他们的老朋友，女儿的看病纯属额外保健）。在医生对她做过短得不能再短的检查之后，菲吉特太太就将他领到另外一个房间。女儿不应该有任何的焦虑，不应该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只应该享受体贴的照顾、爱抚、特殊的饮食，喝苦味的滋补药酒，在床上用早餐。因为菲吉特太太，正如她常常所说，愿意为家人“鞠躬尽瘁”。家人无法阻止她，他们都是爱脸面的人，看着她如此辛劳，也不能袖手旁观，只得帮忙。其实，他们总得帮忙，也就是说，他们帮助她为他们服务，而他们并不需要这些服务。至于那只亲爱的狗，她说过，她就“把它当作家里的一个孩子”。实际上，她已经竭尽全力让它和孩子一样，只是因为狗没有什么良心上的不安，所以活得要比孩子们快乐些。尽管菲吉特太太也给它看兽医、规定饮食、看管得让它差点儿丧命，那只狗还是偶尔能够设法溜到垃圾箱旁，或去亲近一下邻家的狗。

牧师说菲吉特太太现在安息了。但愿如此。不过有一点可以确信，那就是，她的家人现在安宁了。

显然，母爱的本能（可以说）天生就有产生这种局面的倾向。我们看到，这是一种给予之爱，但这种给予之爱需要给予，因此需要被人需要。给予的正确目的在于让接受者脱离需要的境地。我们抚养孩子，为的是他们不久能够自食其力；教导他们，为的是他们不久就无须我们的教导。因此，给予之爱肩负着重任，它必须朝着自己的引退努力。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使自己成为多余。当我们能够说“他们不再需要我了”，那一刻便是对我们的奖赏。但是，母爱的本能仅凭自身无力做到这点。它希望所爱的对象幸福，但不只是幸福，而是唯有自己能够给予的幸福。在母爱的本能引退之前，必须有一种更高层次的爱介入，帮助或驯服这种本能。这种爱希望对象获得幸福，而不计较幸福来源于何处。当然，母爱的本能往往会引退。但是，一旦拒绝引退，那种需要被人需要的贪婪心理，就会要么让对象始终处于需要的境地，要么为其创造假想的需要，以满足自己。因为母爱自认为是给予之爱，因而是“无私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没错），所以在这样做时，它会更加无情。

犯这种错误的不只是母亲。一切其他的情爱，不管是出于父母的本能，还是类似父母的本能，只要是需要被人需求，都可能陷入同样的火坑。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情爱即是一例。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爱玛希望哈里特·史密斯过上幸福的生活，但那种幸福的生活必须是爱玛为她安排好了的生活。从这个角度说，我从事的大学教师的职业是一份危险的职业。老师若是好老师，就应该不懈地努力，以便有朝一日将学生培养成自己的批评者和对手。当那一刻到来时，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就像击剑教练在学员能够刺中他、将他手中的剑击落时，感到高兴一样。很多老师都为此高兴。

然而，不是所有的老师都如此。我仍然记得库兹博士，他的情况很可悲。在所有大学里，找不出比他更敬业、教学更出色的老师。他将全部的心血都花在学生身上，差不多给每位学生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很自然地，在他不再担任他们的指导教师后，学生仍然乐意去拜访他，晚间绕道去他家坐坐，与他展开精彩的讨论。奇怪的是，这种状况从来没有持续下去，绝交的那个夜晚迟早会到来（可能不出几个月，甚至不出几个星期）。终有一天，他们敲门时会被告知教授另外有约。自那以后，他就总是有约，他们被永远拒之门外。这是因为，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学生“反叛”了，“宣告了自己的独立”——与他意见相左，并且用论据支持了自己的论点，可能还很成功。作为老师，库兹博士曾努力去培养这种独立，只要能力允许，也有义务培养这种独立。然而，真正面对这种独立时，他却无法接受。沃顿曾经煞费苦心地培养自由的齐格菲，当自由的齐格菲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又怒不可遏。库兹博士是个不幸的人。

这种可怕的、需要被人需要的心理，往往在溺爱动物身上得到发泄。知道一个人“喜欢动物”，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除非我们知道他以何种方式喜欢，因为喜欢的方式有两种。一方面，（打个比喻说）驯养的高等动物是连接我们与自然界中其他事物的“桥梁”。我们每个人偶尔都会为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隔绝感到痛苦：我们的理智导致了本能的退化，我们的自我意识过强，我们的情境错综复杂，我们不能生活在当下，等等。要是能摆脱这一切该多好！我们决不可以（顺便说一句，也不可能）变成动物。但是，我们可以和动物“共处”。动物具有一定的人性，人类可以名副其实地与之“共处”。尽管如此，动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无意识的，受生物本能控制，三条腿插足自然界，一条腿插足人类。动物是一条纽带、一名使者。正如鲍桑葵所说：谁不希望“畜牧神的宫廷里有一位自己的代表”？人有动物与之共处，就不再与自然隔绝。当然，动物也常常被滥用。如果你需要被人需要，而家人又合情合理地拒绝对你的需要，宠物无疑就成为替代品。你可以让它一辈子都需要你——让它永远停留在幼年阶段，不能独立；让它永远病病怏怏；剥夺它一切属于动物的真正幸福，然后，作为补偿，培养它无数小小的嗜好，为它创造需要（这些需要只有你才能予以满足）。这样，这只不幸的动物就成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救星。它像化粪池或排水沟，你因为忙于毁掉一条狗的生活，而无暇毁掉他们的生活。从这个用途来说，狗比猫好。我听说猴子是最好的，而且猴子与人更相像。对动物来说，这无疑是极大的不幸。但动物可能无法充分意识到你对它的伤害，更令人宽慰的是，你永远不知道动物是否意识到你对它的伤害。最受欺压的人被逼至绝境，有一天可能还会掉转身来，脱口说出可怕的真相，动物却不会说话。

有人说：“我把人看得越透，就越喜欢动物。”这些人对同伴的需要不能从人类中得到满足，便在动物身上找到慰藉，我建议他们仔细检查一下自己喜欢动物的真正原因。

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缺乏“自然的情爱”绝对是一种人性的堕落，若有人读了本章后对此产生怀疑，我的写作就是一种失败。我也从不怀疑，在我们自然的生活中，大凡持久稳定的幸福百分之九十都来自情爱。因此，对读了以上几页、作如下评论的人，我部分地赞同。他们说：“当然，当然，这些情况确实存在。自私的人、精神不健全的人什么都可能扭曲，包括扭曲爱，把它变成一种痛苦或剥削。但这毕竟是少数，为什么要强调这些？稍具常识，彼此稍微忍让一下，在有修养的人当中就可以杜绝这种现象。”但是我认为，这种评论本身也需要加以评论。

首先，关于精神不健全。我认为，将情爱这一切有害的状态都归结为精神疾病，并不能加深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毫无疑问，对某些特定的人来说，由于精神的疾病，要抵制诱惑、禁止情爱向这些状态发展，确实异常困难，甚至不可能。这些人，我们应该想方设法送他们去就医。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个人扪心自问，都会承认自己曾经受到过这些诱惑。出现这些诱惑不是疾病，或者说，若是疾病，它的名字就是“堕落的人”。对普通人而言，向这些诱惑屈服（谁能免于偶尔屈服？）不是病，而是罪。对此，灵性的指导比医学治疗更为有效。医学的目的是恢复身体“自然的”结构或功能。但是，贪婪、自私、自欺、自怜这种不自然、不正常，不同于散光、浮游肾这种不自然、不正常。我敢发誓，没有人会称毫不贪婪、毫不自私的人为自然、正常。你若愿意称之为“自然”，那是完全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自然，是最高的自然，即未曾堕落。我们只见过一个这样的“人”，他一点也不符合心理学家描绘的那种性格整全、不偏不激、适应环境、婚姻幸福、事业有成、左右逢源的公民的形象。你不可能真正地“适应”周围的环境，如果这个环境中的人说你“被污鬼附着”，最终将你赤身裸体地钉死在十字架上。

其次，这个评论本身就认可了我一直极力想要表达的内容。即在，并且只有在具备常识、“修养”、彼此忍让的条件下，换句话说，只有在一种远远高于情爱、不同于情爱的事物介入的情况下，情爱才会带来幸福。单有情爱是不够的。你需要“常识”，即理性。你需要“彼此忍让”，即正义，以便在纯粹的情爱淡漠时不断地激发它，在它忘记或无视爱的艺术时约束它。你需要“修养”，毫无疑问，这指的是善。耐心、舍己、谦卑、远远高于情爱的爱的不断介入，本身都可能是善。这是整个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极力想仅以情爱为生，情爱就会“在我们身上变质”。

我相信，很少有人意识到情爱会变质到何种地步。菲吉特太太对她给家人带来的无数的烦恼和痛苦，难道真的全然不知？这令人难以置信。她当然清楚，当你知道回家来会发现她毫无意义地“坐在那里守侯”、无声地谴责时，你整晚都不会开心。她一如既往地这样做，因为，倘不如此，她就会面对那个她决意不想看到的事实，自己不再被人需要。这是第一个动机。其次，她的辛劳本身也打消了她暗地对自己爱的性质的怀疑。脚越起泡，背越酸痛，她就越高兴，因为疼痛会在她耳旁低语：“我既然能做到这一切，可见我是多么地爱他们！”这是第二个动机。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动机。家人的毫不领情，哀求她把衣服送到洗衣店时的那些难听、伤心的话语（对于像菲吉特太太这样的人，什么都会令她“伤心”），都使她有权觉得自己受到了虐待，因而可以常常心怀不满，享受怨恨带来的种种乐趣。人人都体验过怨恨的乐趣，若有谁说自己不知道，那他不是在撒谎，便是圣人。诚然，这些乐趣只是对心怀仇恨的人而言，菲吉特太太那样的爱包含了很多仇恨的成分。奥维德在谈到爱情时说，“我既爱又恨。”其他的爱同样也会爱恨交织，携带着仇恨的种子。人生若以情爱为绝对的主宰，这些种子就会发芽生长。爱一旦变成上帝，亦即沦为魔鬼。

[1] 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1720-1793），英国博物学家。

[2] 英国小说家、幽默作家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小说。

[3] 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的主人公与他的侍从。

[4] 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人物。

[5] 狄更斯的小说《老古玩店》中的人物。

[6] 英国儿童文学名著，作者是肯尼斯·格雷厄姆。

[7] 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司酒宴之神。

[8] 科恩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1903-1989），奥地利动物学家，现代行为学的奠基人。

[9] 参见圣经《哥林多前书》13：4。

[10] 参见圣经《哥林多前书》13：4，7。

[11] 指圣经《马太福音》10：34-39。

[12] 腊神话中的一个蛇发女妖，人一见其美貌即化为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