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渐深了，主妇和她女儿回房去了，只留下利特医生和我两人。他探问我是否已有睡意，并说，如果我想去睡，床铺早已预备好了；倘若并无此意，他极愿同我作伴。“我自己也是个晚睡的家伙，”他说，“不怕你说我恭维，要想找到一位比你更有趣的朋友是不可能的。能有机会和一个十九世纪的人谈天，确实是很难得的。”
整个晚上，我一直有点害怕，到该睡觉的时候，我孤零零地怎样度过这个长夜。在这些非常友好的陌生人当中，在他们富于同情的关切鼓舞和支持下，我倒还能保持精神正常。但是，即使当着他们，每当谈话停顿，想到自己无以排遣时所产生的那种对新奇环境的恐惧心理，就像跃然一闪的电光似的掠过我的心头。我明白，那个晚上自己是睡不着了。躺着不睡而只是思索，我是害怕的，我相信承认这一点并不表示自己是个懦夫。当我的主人问我时，我就坦白地说出这种想法。他说，我这种想法也是人之常情，并不足怪。他劝我不必为睡眠担忧，只要我想睡觉，他就会给我一种药吃，保证我一夜睡到天亮。等到第二天醒来，自然就不会有陌生的感觉了。
“等一会儿我再向你要药，”我说，“现在，关于我醒来重新见到的波士顿的情形，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些。我们在屋顶上的时候，你告诉我说，虽然从我入睡以来，只不过一个世纪，但是世界的变化却比以往几千年都大得多。从眼前这个城市来看，我完全相信这话，不过我很想知道，到底有了哪些变化。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随便提出一点来谈吧，你们究竟是怎样解决劳工问题的？在十九世纪，这个问题简直就是斯芬克斯的一个谜。1当我离开时，斯芬克斯正威胁大家，要吞下整个社会哩，因为当时大家还没有找到谜底。如果你们现在真的已经找到谜底，能够让我知道圆满的答案，那么，我这样睡了一百年也是值得的。”
1斯芬克斯（sphinx）是希腊神话中一个狮身女面有翼的怪物。它常出谜语给过路人猜，猜不中的就被它吃掉。——译者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有劳工问题这回事了，”利特医生答道，“也不可能再发生这种问题了，我想可以说，这问题已经解决啦。如果一个社会对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无法解答，也确实应该被吞噬掉了。事实上，正确地说来，这个谜根本不必由社会来解答，可以说，它是自己解决的。这个解决是生产发展过程带来的必然结果。整个社会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种发展趋势已经显而易见的情况下，来认识并顺势推动这种发展。”
“我只能说，”我答道，“当我入睡那个时期，大家还认识不到这种发展哩。”
“我记得，你说自己是在1887年睡着的。”
“不错，是1887年5月30日。”
我的伙伴沉思着，向我注视了一会儿，这才说道，“你说，直到你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社会面临着的危机的性质，还没有一般认识吗？当然，我完全相信你的话。你的同时代人对于当代的动向十分盲目无知，这种现象我们有许多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过。可是很少有历史事实比这种现象更使我们难以理解的，因为当我们现在回顾过去，对于即将到来的某种变化的征兆，看得清清楚楚，而这些征兆一定也曾经出现在你们面前的。韦斯特先生，请你更具体地谈谈当时你以及像你那样的知识分子对于1887年的社会状况及其远景所持的看法，我很愿意听听。至少你们必然已经意识到，当时普遍存在的生产上和社会上的骚动、各阶级对于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不满以及人类一般的悲惨遭遇，都预示某些巨大变革的即将来临。”
“我们确实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我说。“我们感到整个社会正逐渐失去重心，有随波逐流的危险。谁也不知道它要漂到哪儿去，不过大家都怕它触礁。”
“可是，”利特医生说道，“只要你们仔细观察，这股潮流的去向是完全可以看清的，它不是朝着礁岩流去，而是流向更深的航道。”
“我们有一句流行的谚语，”我说，“‘先见不如后见’，毫无疑问，这句话的道理我现在比以往体会得更深刻了。我只能说，当我陷入这次长期睡眠的时候，我们对前途的展望并不乐观，如果我今天从你屋顶上望下去所看到的，不是这么一个辉煌的城市，而是一片焦土和满生藓苔的瓦砾，我也绝不会感到惊讶的。”
利特医生十分注意地倾听着我的话，当我说完，他若有所感地点点头。“你刚才说的话，”他说道，“用来证明斯托里奥特的见解，却有极大的价值。人们总认为，他对你们那个时代的描绘，过分渲染了当时人们心理的忧郁和混乱方面。像那样一个过渡时期，免不了充满紧张和动荡，这原是人们预料得到的。但是，在清楚地看到当时各种动力的趋向以后，自然就会相信，在当时人们的心里占优势的不是恐惧，而是希望。”
“你还没有说出你们找到的那个谜底哩，”我说。“我急于要知道，你们究竟使用了什么一种制止事物自然发展的办法，竟使我们当时那样一个社会产生出你们现在似乎在享受着的那种和平和繁荣。”
“对不起，你吸烟吗？”我的主人问道。等我们把雪茄点燃，吸着以后，他才继续谈下去。“既然你像我一样爱谈天，不想睡觉，那么，我看最好让我把我们现代生产制度的情况向你说清楚。这样至少可以使你不再会觉得生产发展的过程有什么神秘了。你们那时代的波士顿人是以会提问题出名的，现在就让我来表现一下这种遗传的习性，先来问你一个问题吧。在你们当时的劳工纠纷中，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
“那还用问，当然是罢工啰，”我回答。
“对啦；但什么东西使得罢工有这么大的力量呢？”
“那就是各种庞大的劳工组织。”
“这些庞大的劳工组织的动力又是什么呢？”
“工人们认为他们必需组织起来，向大公司争取他们的权利，”我回答。
“问题就在这里，”利特医生说道，“劳工组织和罢工的出现，只不过是大量资本较前更为集中的结果。在这种集中发生以前，工商业并非由少数拥有巨额资本的大公司所垄断，而是由无数资本不大的小公司来经营的。那时候，每个工人对雇主来说，所处的地位还比较重要而有独立性。而且，当工人有了一点资本或有某种新的主意足以使自己独立经营的时候，工人也就经常变成了雇主，这两个阶级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就没有劳工组织的需要，也谈不到什么大罢工了。但是，当资本不大的小公司时代被大资本公司的时代所接替，一切情形就都变了。被小雇主雇用时还比较重要的个体劳动者，面对着大公司就变得微不足道，并且也无力与之抗衡，同时，上升为雇主的这条路也就断绝了。为了自卫，他们不得不和同伙团结起来。
“从当时的记载看来，反对资本集中的声浪是很猛烈的。人们相信资本集中就像一种新的暴政那样威胁着社会，比社会前此所经历的任何暴政更为可怕。他们相信这些大公司为他们准备了一种人类有史以来最下贱的奴役的枷锁。这种奴役并不受制于人，而是被束缚在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活动，然而却贪得无厌的机器上面的。回顾以往，也难怪人们要拼命斗争，因为人类确实从未遭遇到比预料中的垄断集团的暴政时期更为卑贱、更为可怕的命运。
“同时，日益壮大的独占企业并吞小公司的现象，丝毫没有因为反对的呼声而停止。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美国任何重要工业方面的个别企业，如果没有大资本的支持，是绝对站不住的。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留下的一些小企业都成了过去时代的迅速趋于破产的残余，或者只不过寄生在大公司下面，否则便是在大资本家不感兴趣的小范围内苟延残喘。这些小企业即使还存在着，也只能像老鼠一样躲在洞穴和角落里，尽量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才能生存下去；全国的铁道都联合成为几个大辛迪加，控制着国内每一条铁路。在制造业方面，每一项重要商品都掌握在一家辛迪加手里。那些所谓辛迪加、普尔、托拉斯或类似的组织操纵着价格，击溃所有的竞争者，除非是另外出现了规模同它们一样大的联合组织。这时便展开一场斗争，结果是发生一次更大规模的合并。城市里的大商场，用开设分店的办法击溃了乡间的同行；同时并吞了城里较小的竞争者，使整个区域的商业集中在它一家，而以前数以百计的小店主都成了它的店员。小资本家失去了自己投资的买卖，在他为大公司工作的同时，除了购买公司的股票和证券以外，他的一点资金就找不到其他出路。这样，就对大公司产生了双重的依赖性。
“尽管一般人都激烈地反对企业集中到几个有势力者的手里，但这种反对却并无任何结果。这一事实证明，其中必然存在着某种重大的经济原因。因为小资本家和他们无数的小公司是属于过去小规模生产时代的，根本没有能力满足蒸汽机和电报时代的要求，以及这个时代大规模企业的要求，实际上也只能把业务让给大资本集团来经营。如果恢复旧的制度，即使有此可能，也将使我们回复到马车时代。尽管这种资本大量集中的制度有很大的压力，令人难以忍受，但即便是牺牲者，他们一面咒诅这一制度，一面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制度大大提高了全国各种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而且由于管理的集中和组织的统一，也大大地节省了费用。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自从新制度代替了旧制度，全世界财富增加的速度是以前无法想像的。这些增加的财富固然多半使富者更富，造成贫富之间更大的悬殊，但事实仍然是：仅仅作为生产财富的手段，资本的效率是和它的集中程度成正比的。即使有可能恢复旧的制度并把资本重新分散，一方面固然可以使社会贫富又变得均匀一些，带来更多的个人尊严和自由，但另一方面，其所付的代价，却是社会的贫困和物质进步的停顿。
“那么，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一方面利用这种集中资本大量创造财富的因素，同时又不必向迦太基1时代那样的财阀去低头么？人们刚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便发觉早已有了答案。使用日益集中的资本来经营企业的这种趋势，也就是趋向于独占的这种形势，曾受到人们强烈的抗拒，但终归无效，最后人们只能承认它实际是一种过程，只要把这种过程的合理进展加以完成，就会替人类开辟一个光明灿烂的前途。
1迦太基（carthage），古代奴隶制国家，都城所在地在今非洲北岸突尼斯附近，当时乃一大城，商业极为发达。公元前146年被罗马灭亡，公元692年，该城被阿拉伯人焚毁。——译者
“到了本世纪初期，这种进展终于完成，一切资本都由国家集中。全国工商业不再由少数属于私人的、不负责任的大公司或辛迪加，以追逐私利为目的地任意经营，而由一个唯一代表人民的辛迪加来经营，为全体人民谋福利。也就是说，国家组织成为一个大的企业公司，所有其他公司都被吸收进去。它代替了一切其他资本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它是独一无二的雇主，并吞了所有以前较小的垄断组织，成为最后一个垄断组织。它的利润和各种节余由全体公民共同享受。这个‘大托拉斯’的出现结束了一般托拉斯的时代。总之，美国人民终于自己来经营他们的企业了，正如一百多年前他们负责管理自己的政府一样。为生产目的和为政治目的而组织起来，理由是完全相同的。终于在人类历史上晚得出奇的时候，人们才认识到这一明显的事实，即任何事业没有比人民赖以生活的工商业更应该收归公营了；将工商业交给私人经营，听任他们谋求私利，是件愚蠢的事，就像把政府职权完全交给国王和几个贵族，听任他们据以图谋自己的荣华富贵一样，但前者愚蠢的程度和影响却要大得多。”
“你所说的这种惊人的巨大变革，”我说，“总免不了大流血和恐怖的骚动吧。”
“恰恰相反，”利特医生答道，“根本没有任何暴力行动。大家早就预见到这种变革，社会的舆论已经成熟，全体人民都拥护这样做。因此，人们不可能用暴力去反对它，而只能采取辩论的方式。另一方面，公众认识到，在真正的生产制度的演变中，作为一个环节、一个过渡的阶段来说，大公司有其必要性，因此群众对于这些大公司及其代表人物，也不再怀有敌意。反对大规模私人独占企业最激烈的人，这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企业在训练人民使之有能力管理经营自己的企业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极其宝贵而不可缺少的。如果在五十年以前，要把全国各种工业都集中起来由国家管理，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会觉得这种尝试太大胆了。但是通过一系列客观事实的印证，经过大家的观察和研究，大公司使人们在这问题上有了一整套崭新的看法。他们多年来看到辛迪加经营的收入，比各个州的收入还要多，而且，在指挥几十万工人从事劳动中所采用的那种经济有效的方法也决非一些小规模经营所能比拟。大家逐渐相信了这样一个真理：企业愈大，可以采用的管理原则也就愈加简单；正如机器要比人手更为可靠，在制度方面也是如此，大企业公司的制度所起的作用，较之小企业主的眼睛更加精确。因此，一旦时机成熟，有人提议应该由国家来接替大企业公司的经营时，即使是胆小的人，也不觉得有什么行不通的地方。这得归功于大公司本身。当然，这是空前未有的一种措施，一种范围更广的综合，但是人们认为，国家成为唯一的公司，就可以避免那些局部的独占企业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公司的经营时，即使是胆小的人，也不觉得有什么行不通的地方。这得归功于大公司本身。当然，这是空前未有的一种措施，一种范围更广的综合，但是人们认为，国家成为唯一的公司，就可以避免那些局部的独占企业所遇到的许多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