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1）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民）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民）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2）彼其初与万物俱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民）。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3）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於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矣。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盭，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4）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民），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民）而无叛吏。人（民）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民）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5）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世）可知也。
（6）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7）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适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余又非之：
（8）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治）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民）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9）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治）人（民）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治）人（民）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治）；酷刑苦役，而万人（民）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10）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治）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民），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民）乎？汉事然也。
（11）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治）平矣。
（12）或者又曰：夏、商、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治）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13）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14）夫天下之道理（治）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治）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治）。继世而理（治）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民）之理（治）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民）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指导大概
本篇是议论文，而且是议论文中的辩论文。辩论的题目是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得失。辩论的对象是魏代的曹冏，他作《六代论》，晋代的陆机，他作《五等论》，都是拥护封建的人；还有唐代的杜佑等。曹、陆的论，《文选》里有；杜佑等的意见，载在《唐书·宗室传赞》里——那“赞”里也节录了本篇的文字。本篇着重实际的政制，所以历引周、秦、汉、唐的事迹作证。但实际的政制总得有理论的根据；曹、陆都曾举出他们理论的根据。柳宗元是反对封建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哲学作根据，这便是“势”。他再三的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1）（2）（14）。这是全篇的主旨。柳宗元生在安史乱后，又亲见朱泚、朱滔、李希烈、王武俊、吴少诚、吴元济、王承宗诸人作乱。这些都是“藩镇”，都是军阀的割据。篇中所谓“叛将”，便指的这些人。他们委任官吏，截留税款，全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这很像春秋时代强大的诸侯。柳宗元反对封建，是在这一种背景里。他是因为对于当时政治的关心才引起了对于封建制的历史的兴趣；所以引证的事实一直到唐代，而且对于当时的局面还建议了一个简要的原则（11），供执政者参考。——柳宗元是唐朝的臣子，照例得避本朝帝王的讳。太宗讳“世民”，文中“世”作“代”，“民”作“人”——文中有两个“民”字（10），大概是传刻的人改的。高宗讳“治”，文中作“理”。当时人都得如此，不独柳宗元一个。今在想着该是避讳的字下，都用括弧注出应作的本字，也许看起来明白些。
曹、陆都以为封建是“圣人意”。《六代论》说：“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五等论》也说：“夫先王知帝业至重，天下至旷；旷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任重必于借力，制旷终乎因人。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财（同“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盘石之固，宗庶杂居而定‘维城’之业。”共忧乐，同安危，便是封建制的理论的根据。曹、陆都说这是“先王知”，可见是“圣人意”。这是封建论者共同的主要的论据。柳宗元反对封建，得先打破这个论据。这是本篇主要的工作（1）—（6）。“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便是针对着曹、陆的理论而发的。柳宗元还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1）。那么，不但“封建非圣人意”，圣人并且要废除封建，只是“势不可”罢了。说到“势”，便得从封建起源或社会起源着眼，这便是所谓“生人（民）之初”（1）。柳宗元似乎不相信古传的“天作君师”说（《孟子》引《逸尚书》）；他以为“君长刑政”起于“争”。人与人因物资而争，其中“智而明者”给他们“断曲直”，施刑罚，让他们息争。这就是“君长”。有“君长刑政”然后有秩序，然后有“群”。群与群又因物资相争，息争的是兵强德大的人；于是乎有诸侯。诸侯相争，息争的是德大的人；于是乎有方伯、连帅。方伯、连帅相争，息争的是德更大的人；于是乎有天子。“然后天下会于一”（2）。群的发展是自小而大，自下而上。这是柳宗元的封建起源论社会起源论，也就是他的政治哲学。所谓“势”，就指这种自然的发展而言。他的理论大概是从《荀子》来的。《荀子·礼论篇》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君道篇》又说：“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这便是“君长刑政”起于“争”的道理，不过说得不成系统罢了。“假物”也是借用《荀子·劝学篇》“君子……善假于物”的话，篇中已提明荀卿。至于那种层次的发展，是恰和《墨子·尚同篇》所说翻了个个儿。《尚同篇》以为“正长”“刑政”起于“乱”；而封建的社会的发展是自天子至于“乡里之长”，是自大而小，自上而下。柳宗元建立了他的封建起源论社会起源论，接着就说“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这是说明封建的世袭制的来由，但未免太简单化了些。
可是社会的自然发展是“势”，圣人的“不得已”也是“势”。篇中论汤、武不革除封建制的缘故道：“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13）。“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不免是姑息，不免是妥协。所以接着便说：“夫汤、武之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13）。这种“不得已”出于私心，虽然也是“势”，却跟那圣人无可奈何的“生人（民）之初”的“势”不一样。但是无论怎么样，封建“非圣人之意”是一定的。在封建的世袭制下，“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14）。圣人那会定下这种不公的制度呢？本篇除辩明“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这个主旨以外，还设了三个难。末一难是“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柳宗元便举出“汤、武之所不得已”来破这一难，已见上。中一难是“夏、商、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12）。《六代论》开端就说“昔夏、殷、周之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杜佑也以为封建制“主祚常永”，郡县制“主祚常促”。但这也是封建论者一般的意见，因为周历年八百，秦二世而亡，可以作他们有力的证据。柳宗元却只举魏、晋、唐三代作反证。魏、晋两代，封建制还存着，“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唐代改了郡县制，“垂二百祀，大业弥固”（12）。可见朝代的长短和封建是无关的。头一难是：“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适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7）这也是《五等论》里一层主要的意思，而且是陆机自己的见解—他那“共忧乐，同安危”的论据是袭用曹冏的。这里他说：“五等之君为己思治，郡县之长为利图物。何以征之？盖企及进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进取之情锐而安民之誉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损实事以养民者，官长所夙夜也。君无卒岁之图，臣挟一时之志。五等则不然，知国为已土，众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后，后嗣思其堂构；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之义。”共忧乐，同安危，是从治者方面看，“施化”的难易是从受治方面看。这后一层的重要仅次于前者，也是封建论者一种有力的论据。所以本篇列为头一难。别的两难，柳宗元只简单的驳了过去；只对于这一难，却历引周、秦、汉、唐的事迹，证明它的不正确。他对于“共忧乐，同安危”那个论据，除建立了新的代替的“势”的理论外，也曾引周、秦、汉、唐的事迹作证。这一难的重要性由此可见。篇中两回引周、秦、汉、唐的事迹，观点却不同。一回着重在“制”，在治者；一回着重在“政”，在被治者。但从实际的政治里比较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得失，却是一样的。
照全篇所论，封建制有三失。一是“诸侯盛强，末大不掉”，天子“徒建空名于诸侯之上（3）。二是“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治）国寡”（8）。三是“继世而理（治）”，君长的贤不肖未可知，“生人（民）之理（治）乱未可知”（14）。因为“末大不掉”，便有陆机说的“侵弱之辱”，“土崩之困”；本篇论周代的末路“判为十二，分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3），正是这种现象。因为“列侯骄盈，黩货事戎”，便不免“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的情形（10）。而这两种流弊大半由于“继世而理（治）”，便是所谓“世袭”。“生人（民）之初”，各级的君长至少是“智而明者”，此外“有兵有德”；越是高级的君长德越大（2）。虽然在我们看，这只是个理想，但柳宗元自己应该相信是真的，他也应该盼望本篇的读者相信这是真的。那么，封建制刚开头的时候，该是没有什么弊病的。弊病似乎起于“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这就是“继世而理（治）”。“继世而理（治）”的嗣君不必是“智而明者”，更不必“有德”。这种世袭制普遍推行，世君之下，又有“世大夫，”使得“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14）。这不是和“生人（民）之初”“智而明者”“有德”者作君长的局面刚刚相反了吗？自然，事实上世袭制和封建制是分不开的，是二而一的。可是柳宗元直到篇末才将“继世而理（治）”的流弊概括的提了一下，似乎也太忽略了这制度的重要性了？不，他不是忽略，他有他的苦衷。他生在君主世袭的时代，怎能明目张胆的攻击世袭制呢？他只能主张将无数世袭的“君长”归并为一个世袭的天子，他只能盼望这个世袭的天子会选贤与能去作“守宰”。篇中所论郡县制之得有二。一是“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4），便是中央集权的意思。二是陆机所谓“官方（宜也）庸（同“用”）能”；按本篇的说法，便是“孟舒、魏尚之术”可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可得而行（10）—一方面也便是圣贤有以立于天下（14）。但本篇重在“破”而不在“立”，封建之失，指摘得很详细，郡县之得，只略举纲目罢了。
本篇论历代政制的得失，只举周、秦、汉、唐四代。“尧、舜、禹、汤之事远”（3），所以存而不论。尧、舜、禹、汤时代的史料留传的太少，难以考信，存而不论是很谨慎的态度。“及有周而甚详”（3），从周说起，文献是足征的。不但文献足征，周更是封建制的极盛时期和衰落时期。这里差不多可以看见封建制的全副面目。这是封建制的最完备最适当的代表。而周代八百年天下，又是封建论者所艳羡的，并且是他们凭藉着起人信心的实证。秦是第一个废封建置郡县的朝代；这是一个革命的朝代。可是二世而亡，留给论史家许多争辩。封建论者很容易的指出，这短短的一代是封建制的反面的铁证。反封建论者像柳宗元这样，却得很费心思来解释秦的速亡并不在郡县制上—郡县固然亡，封建还是会亡的。汉是封建和郡县两制并用；郡县制有了长足的发展，封建制也经过几番修正，渐渐达到名存实亡的地步。年代又相当长。这是郡县制成功的时代，也是最宜于比较两种制度的得失的时代。所以本篇说，“继汉而帝者，虽百代（世）可知也”（5）。汉可以代表魏、晋等代；篇中只将魏、晋带了一笔，并不详叙，便是为此。汉其实也未尝不可代表唐。但柳宗元是唐人，他固然不肯忽略自己的时代；而更有关系的是安、史以来的“藩镇”的局面，那不能算封建却又像封建的，别的朝代未尝没有这种情形，却不像唐代的显著和深烈，这是柳宗元所最关心的。他的反封建，不但是学术的兴趣，还有切肤之痛。就这两种制度本身看，唐代并不需要特别提出；但他却两回将本朝跟周、秦、汉相提并论，可见是怎样的郑重其事了。《唐书·宗室传赞》说杜佑、柳宗元论封建，“深探其本，据古验今而反复焉。”杜佑的全文不可见；以本篇而论，这却是一个很确切的评语。“深探其本”指立封建起源论，“据古验今而反复”正指两回将唐代跟周、秦、汉一并引作论证。
篇中两回引证周、秦、汉、唐的事迹，观点虽然不同，而“制”的得失须由“政”见，所论不免有共同的地方，评为“反复”是不错的。第一回引证以“制”为主，所以有“非郡邑之制失”（4），“徇周之制”，“秦制之得”（5），“州县之设，固不可革”（6）等语。这里周制之失是“末大不掉”（3），秦制之得是“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4）；汉代兼用两制，“有叛国而无叛郡”（5），得失最是分明。秦虽二世而亡，但“有叛人（民）而无叛吏”（4），可见“非郡邑之制失”。唐用秦制，虽然“桀猾时起，虐害方域”，但“有叛将而无叛州”，可见“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6）。兵原也可以息争，却只能用于小群小争。群大了，争大了，便得“有德”，而且得有大德。“藩镇”是大群，有大争；而有兵无德，自然便乱起来了。—这番征引是证明“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那个主旨。第二回引证以“政”为主，所以有“侯伯不得变其政”，“失在于制，不在于政”（8），“失在于政，不在于制”（9），“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10）等语。周虽失“政”，但“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上下牵掣，以至于此。所以真正的失，还“在于制，不在于政”。秦制是“得”了，而郡邑无权，守宰不得人；二世而亡，“失在于政”。“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郡邑，可谓理（治）且安矣”（10）。篇中接着举出孟舒、魏尚、黄霸、汲黯几个贤明的守宰。“政”因于“制”，由此可见。至于唐“尽制郡邑，连置守宰”（11），“制”是已然“得”了，只要“善制兵，谨择守”，便会“理（治）平”（11），不致失“政”。这就是上文提到的柳宗元向当时执政者建议的简要的原则了。—这番征引是证明郡县的守宰“施化易”而“能理（治）”（7），回答那第一难。郡县制的朝代虽也会二世而亡，虽也会“桀猾时起，虐害方域”（9），但这是没有认真施行郡县制的弊病，郡县制本身并无弊病。封建制本身却就有弊病，“政”虽有一时的得失，“侵弱之辱”“土崩之困”终久是必然的。—篇中征引，第一回详于周事，第二回详于汉事。这因为周是封建制的代表，汉是“政”因于“制”的实证的缘故。唐是柳宗元自己的时代，他知道的事迹应该最多，可是说的最少。一来是因为就封建郡县两制而论，唐代本不占重要的地位，用不着详其所不当详。二来也许是因为当代人论当代事，容易触犯忌讳，所以还是概括一些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