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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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觏之后又有王安石,安石字介甫,临川人,封荆国公。欧阳、李、王都是江西人,我们可称此三人为江西派。他们都注重在政治制度上,而觏与安石更注意到经济制度之重要。但觏论学近荀卿,而安石则尊孟子。他蚤负盛誉,曾著《淮南杂说》,见者以为孟子复生。知鄞县,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后相神宗,力主行新法。这是范仲淹以后,第二个要奋起改革当时政治的人物。

他在思想上,亦是有重要关系的杰出人。他对“王霸”之辨,有一套新颖而深刻的见解。他说:

仁义礼信,天下之达道,而王霸之所同。王之与霸,其所以用者同,而其所以名者异,盖以其心异而已矣。其心异则其事异,其事异则其功异,则其名亦不得不异。王者之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为仁义礼信者,以为吾所当为而已矣。故王者之治,知为之于此,不知求之于彼。霸者则不然,其心未尝仁,而患天下恶其不仁,于是示之以仁。其于义礼信亦若是。是故霸者之心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王霸论》)

这一分辨,撇开了政治,直论其心术,于是辨王霸成为辨义利。他把心术政术绾合到一起,修身正心与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这一说,遂为以后学者所遵循。这是他在宋儒思想进展上一大贡献。本此乃有他的《大人论》。他说:

孟子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此三者,皆圣人之名。由其道而言谓之神,由其德而言谓之圣,由其事业而言谓之大人。道存乎虚无寂寞不可见之间,苟存乎人,则所谓德也。是以人之道虽神,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德而已。夫神虽至矣,不圣则不显。圣虽显矣,不大则不形。称其事业以大人,则其道之为神,德之为圣可知。故神之所为,当在乎盛德大业。德则所谓圣,业则所谓大也。世以为德业之卑不足以为道,道之至,在于神耳,于是弃德业而不为。夫为君子者,皆弃德业而不为,则万物何以得主乎?故曰:神非圣不显,圣非大不形。此天地之大,古人之全体也。(《大人论》)

在孟子,明明分开“大”与“圣”与“神”之三阶段,他乃会合释之,只有德业始见神,而德必于业见。于是撇开神而专重圣,又把圣着重在事业上。天下只有圣人,更无神。也只有成大事业的圣,没有不成事业的圣。惟其有大事业,始为真道德,始为真神圣。这又是一种极新辟的意见!佛家有“法报应三身”说,依于“法身”始有“报身”与“应身”,是谓由真转俗。他的说法,则由大而始见其为圣与神,由事业而始见其德性与神圣,则是由俗显真。和佛家理论,正成颠倒相反。他这一番见解,实在比欧阳修《本论》更转进一层。欧、王两家,都学韩愈,但他们在辟佛理论上,实是愈转愈深了。

安石思想的另一贡献,则为他的性情论。心性之学,隋唐以来,几乎成为释家的擅场。韩愈辟佛,而对心性理论所涉实不深。本于儒学而来谈心性的,最先是李翱《复性书》。翱说:

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上篇》)

又曰:

人之昏久矣,将复其性必有渐,弗思弗虑,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

这是一种“性善情恶”论。果主性善情恶,必成为阳儒阴释。欧阳修偏重于人事,故主探本人情。但人情果恶,则其势必趋于厌世。修乃一史学家,不喜对此问题作更深一层的探讨。安石则偏近于为哲学家,故能对此问题独标新义。他说:

喜怒哀乐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性情一也。若夫善恶,则犹中与不中也。

这里他以未发存中为性,已发见行为情,而善恶之辨只在中不中。他提出《中庸》上“未发、已发”一问题,遂为此后宋明六百年理学家集中讨论争辨的一项大题目。而他自己意见,也大体与同时周敦颐,稍后程颐之说都相通。

安石又对如何研读经籍,有一番深辟通明的见解。他说:

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致其知而后读,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惟其不能乱,故有所去取者,凡以明吾道而已。(《答曾子固书》)

此处所重,在致我之知以尽圣,然后于经籍能有所去取。此见解,竟可谓是宋人开创新儒学的一条大原则。

这一风气,远溯还自欧阳修。叶适有言:“以经为正,而不汩于章读笺诂,此欧阳氏读书法。”安石遂著《诗》、《书》、《周礼》《三经新义》,时人称其“不凭注疏,欲修圣人之经”。当时列于学官,悬为功令,至南宋而始废。朱熹对于诸经与四书的新注释,也可谓由安石启其端。

所以安石虽是宋学初期的人物,但他实已探到此后宋学之骊珠。程颢说:

介甫谈道,正如对塔说相轮,某则直入塔中,辛勤登攀。虽然未见相轮,能如公之言,然却实在塔中,去相轮渐近。

这因安石此后置身政治漩涡中,想实践他从大人事业来证实到圣人神人的地位,不免在德性修养精微处忽略了。而后人遂也只认他是一文学家,与韩欧并列,至于他的政治措施,则永远成为后代争论毁誉之焦点,而他在学术思想史上的成绩,则大部给人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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