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正统，二程称洛学，张载称关学。当时关学之盛，不下于洛学。后来宋室南渡，关学中绝，洛学则杨时一派，四传而得朱熹，遂臻大盛。吕大钧字和叔，其先汲郡人，祖始迁蓝田。大钧乃关学之翘楚。载倡学关中，一时寂寥，绝少和者。大钧与载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执弟子礼。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他后又从二程学，但论其学脉，确然是关学之矩镬。
载讲学，以礼为先。大钧承其意，爱讲井田兵制，以为治道必由是。悉撰成图籍，作具体推行之想。大钧为人质厚，所知已自信而又力可及者，遂行无稍疑畏，时人方之为子路。他曾做一两任小官，自说：“学未优，道未明，不愿再仕进。”他推本载教法，先为《乡约》，先在他本地推行，关中风俗为之一变。这却是配合经济与道德来融铸入普遍日常人生的一种社会运动，也可说是一种寓有社会主义的社会教育。欧阳修《本论》，只注重上层政治；范仲淹义田，才着眼社会经济，但亦仅是一种私人性的慈善事业。大钧的《乡约》，可说是《本论》之本，想实从乡村中提倡新风气，建立新人生。这一运动，却是提倡儒学，排斥佛、释，而深入农村的备有具体方案的活动。
下面摘要述说他《乡约》之内容：
一、德业相励
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
他之所谓“德”，一切都是能。他之所谓“能”，全表显在个人处社会群体之实际事业上。政治则只占最末的一项。
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僮仆。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畏法令，谨租赋，如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类，皆为无益。
他之所谓“业”，全是日常人生，而是日常人生中与人相接的一面，却不指私人单独生活言。这可见关学与洛学精神之根本相异处。
右件德业，同约之人，各自进修，互相劝勉。会集之日，相与推举其能者书于籍，以警励其不能者。
《乡约》主要精神，在举出人人可能者，而由团体力量来互相督励。虽各自自由，而有一种集体的心理上之制裁与引导。
二、过失相规
过失谓犯义之过六，犯约之过四，不修之过五。
犯义之过：一、酗博斗讼。讼谓告人罪恶，意在害人，诬赖争诉，得已不已者。二、行止逾违。三、行不恭逊。四、言不忠信。五、造言诬毁。六、营私太甚。
犯约之过：一、德业不相励。二、过失不相规。三、礼俗不相交。四、患难不相恤。
不修之过：一、交非其人。二、游戏怠惰。三、动作失仪。四、临事不恪。五、用度不节。
这里所举的“不修之过”，也不指私行言，乃指私人生活之有关涉于公共生活者而言。如不衣冠入街市，犯第三条。与人约了时间不遵守，犯第四条。
右件过失，同约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规戒。小则密规之，大则众戒之。不听，则会集之日，值月以告于约正，约正以义理诲谕之，谢过请改，则书于籍以俟。其争辩不服与终不能改者，皆听其出约。
凡此所举，在古代儒家则有礼，在佛教中则有戒律。僧人不守戒律，例得驱逐。这些在政府法律上，则不能照顾，也不能约束。又不是专指私人道德言，因此社会应有公众的制裁。惟不由宗教团体来任此制裁之责，那是吕氏《乡约》之用意。
三、礼俗相交
礼俗之交：一曰尊幼辈行，二曰造请拜揖，三曰请召送迎，四曰庆吊赠遗。
尊幼辈行凡五等：曰尊者年长二十以上，长者长十年以上，敌者，少者少于己十岁以下，幼者少于己二十岁以下，造请拜揖凡三条，请召送迎凡四条，庆吊赠遗凡四条。
此处条文，因礼俗随时而变，不具引。
右礼俗相交之事，值月主之，有期日者为之期日，当纠集者督其违慢。凡不如约者，以告于约正而诘之，且书于籍。
这是乡村间一种生活公约。让我们姑举一例：
凡遇尊长于道，皆徒行，则趋进揖。尊长与之言则对，否则立于道侧以俟。尊长已过，乃揖而行。或皆乘马，于尊者则回避之，于长者则立马道侧，揖之。俟过，乃揖而行。若己徒行，而尊长乘马，则回避之。若己乘马，而尊长徒行，望见则下马前揖，已避亦然。过既远，乃上马。若尊长令上马，则固辞。遇敌者皆乘马，则分道相揖而过。彼徒行不及避，则下马揖之，过则上马。遇少者以下皆乘马，彼不及避，则揖之而过。彼徒行不及避，则下马揖之。
此等当然是当时的礼俗，乡约只是在礼俗上加上一种团体约束的力量，好使此种礼俗加广推行，经久维持。宗教团体有约束礼俗主持推行的力量，但当时佛教偏重的是出世，因此对社会日常礼俗不得不由儒者来另订，并结成新团体来主持推行它，这是吕氏《乡约》用心之所在。相传程颢曾进佛寺，叹道：“三代礼乐，想不到在这里了。”此刻则是要把礼乐重新推行到佛寺外的社会来。
谢良佐监西京竹木场，朱震自太学偕弟往谒，坐定，朱震说：“震愿见久矣。今日之来，无以发问，乞先生教之。”谢良佐说：“好！待与你说一部《论语》罢！”朱震私念日刻如此，如何来得及讲一部《论语》？已而具饮，酒五行，只说他话。及茶罢，乃掀髯曰：“听说《论语》。”他才首举“子见齐衰者”一章，又举“师冕见”一章。他说：“圣人之道，无微显，无内外，由洒扫应对进退而上达。夫道一以贯之，一部《论语》只恁地看。”
现在是想把如何见齐衰者，如何见瞽乐师，一切时代化，群众化，好让社会群众全在这上躬行而实践。那是《乡约》精神，亦是关学与洛学精神之亦同亦异处。
四、患难相恤
患难之事七：一、水火。二、盗贼。三、疾病。四、死丧。五、孤弱。六、诬枉。七、贫乏。
这七项，范仲淹义田先注意到，但仲淹似乎专注意在经济问题上。这里的第六项，却不关经济，但也是一种患难，也该援助。
右患难相恤之事，凡有当救恤者，其家告于约正，急则同约之近者为之告约正，命值月遍告之，并为之纠集而绳督之。凡同约者，财物器用车马人仆，皆有无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则不必借。及逾期不还，及损坏借物者，论如犯约之过，书于籍。邻里或有缓急，虽非同约，而先闻知者，亦当救助。或不能救助，则为之告于同约而谋之。有能如此，则亦书其善于籍以告乡人。
上引是吕氏《乡约》之具体内容。政治管不尽社会一切事，南北朝、隋、唐，大门第和佛寺便分别管领了这一切。到宋代，门第衰替了，社会上只有宗教团体，只有和尚寺，还在管领着社会。吕氏《乡约》，便要把儒家精神，客观化，具体化，普遍渗透进社会群众之日常生活里，来代替宗教团体之任务。所以说，吕氏《乡约》乃欧阳修《本论》之脱化，而更尤是基本的。张载曾要试验推行井田均地的新农村，但并没有成功。大钧《乡约》，便是承接载之新村运动之遗意。这一精神之具体实现，便是张载《西铭》篇所讲理想之具体化。他把一乡化如一家般，参加《乡约》的，对其同约中人，便如一孝子之对其家庭般。可惜不久北宋垮了，完颜氏南下，关中沦陷，《乡约》运动便告中断。后来朱熹想再度推行吕氏《乡约》，对大钧《乡约》原条款，也并没有多增损。可见吕氏所订，于当时社会现实所需，是颇能配合的。范育作《吕大钧墓表》，说他：
明善志学，性之所得者尽之心，心之所知者践之身。
但他所实践之身的，有些处和洛学着眼不同，那是关学的精神。这是一新运动，应该为研究宋学者所注意之一项目。
吕大临字与叔，大钧弟。亦先学于载，后学于二程。程颢有名的《识仁篇》，乃为他而发。后人把他和谢、杨、游、尹合称程门五弟子。朱熹在程门中最取大临，说他高于诸公，大段有筋骨。惜不寿，四十七岁便死了。但他究竟是关学。程颢说：
与叔守横渠说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才有说了，便不肯回。
朱熹是更尊洛学的。所以说：
如天假之年，必所见又别。
因此他与他两兄大忠、大钧，一面勉勉以进修成德为事，另一面又共讲经世实济之学，而又严异端之教，那是关学特色。他论选举，欲立士规以养德励行，更学制以量材进艺，定贡法以取贤敛才，立试法以区别能否，修辟法以兴能备用，严举法以核实得人，制考法这是考课，非考试以责任考功。后人说：“其论甚悉，实可施行。”那些也如大临《乡约》，均见关学精神。富弼告老在家，信佛氏，他与书说：“古者三公，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此岂世之所望于公者？”弼复书答谢。可知他们自不会像谢、杨诸人般，后梢皆溺入禅学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