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_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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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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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奴隶制法律和气候类型的关系

第一节　民事奴隶制

所谓奴隶制，就是建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特有的支配权，使前者成为后者的生命与财产的绝对主人。奴隶制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不好的制度。它无论对主人或对奴隶都没有益处。对于奴隶来说，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德行做任何好事，对于主人来说，因为他拥有奴隶而养成种种坏习惯，不知不觉地失去一切高尚的品德，变成骄傲、急躁、严厉、易怒、淫荡、残忍的人。

在专制的国家，人民生活在政治奴隶制之下，所以民事奴隶制比在别的国家更容易为人们所容忍。在那些国家里，每个人为有饭吃有衣穿，能过日子而感到相当满意。所以，在这里一个奴隶的生活不比一个平民差多少。

但是，在君主政体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性不能受到摧残或贬抑，所以，不应该有奴隶。在民主政体下，人人平等。在贵族政治的国家里，法律应该在政体性质所能容许的范围内尽量使人人平等。所以在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的国家里，奴隶的存在是违背政体的宗旨的。因为奴隶的存在只能给公民一种他们不应拥有的权力和享受。

第二节　罗马法学家与奴役权的起源

人们不曾相信奴隶制是从怜悯中产生的，也难以想象怜悯的以下三种表现形式[1]。国际法为防止奴隶被杀戮，准许俘虏做奴隶。罗马的民法允许债务人卖身，债权人可以虐待债务人。自然法规定，当奴隶的父亲不再继续养活子女的时候子女可以和父亲一样去做奴隶。

罗马法学家们的这些理由是不高明的。除非在必要的情况下，否则，战争中允许杀戮是荒唐的。一旦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当做自己的奴隶，就不能说前者曾有杀死后者的必要，因为事实上前者并没有杀掉后者。战争能够提供给对待俘虏的全部权力，就是把俘虏看守起来，使他们不再造成危害而已。在激烈的战争之后，让士兵进行无情的屠杀俘虏，是世界各国所唾弃的。

另外，说一个人可以把自己卖掉，这也是不真实的。出卖就得有价钱，当一个人把自己卖掉时，他所有的财产归主人所有，主人什么也不付出，奴隶什么也得不到。人们也许会说奴隶有积蓄，但是这种积蓄是附属于人的。如果说不许自杀，是因为自杀等于逃避自己的祖国的话，那么就再不能允许一个人把自己卖掉。每个公民的自由是大众自由的一部分。在平民政治的国家，这种身份甚至是主权的一部分。公民出卖自己的身份是一种荒唐至极的事，使人简直不可想象作为一个人会干出这种事来。如果自由对买主来说是有价的话，它对于卖主是无价之宝。民法准许分配财产，就不会把要执行这种分配的人的一部分财产也列入这种要分配的财产之中。

第三种情况，涉及分娩的事。它与前边两个问题是分不开的。因为，如果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卖掉，那就更不可能把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儿子卖掉。如果一个战争中的俘虏不应该被迫沦为奴隶，那么他的儿子就更不应做奴隶了。

把一个罪人处死之所以是合法的，那是因为制裁他的法律是为着他的利益制定的。例如，一个杀人犯，他也曾经享受过为他定罪的法律的保护，该法律曾经时刻保护着他的生命。因此，他就不可能抗议反对这一法律。但是对于奴隶制情况就不同了，奴隶制的法律从来对奴隶都是不利的，这种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反对奴隶的，从来没有维护奴隶的利益。这是违背一切社会的基本原则的。有人会说这种法律对奴隶是有益的，因为他的主人养活了他。这样，就应该让那些无法生活下去的人去当奴隶了。但是，谁也不会要这些奴隶的。至于小孩，大自然把奶汁给予母亲，使他能供养孩子，他们童年时代的后期已经非常接近他们有较强自食其力的年龄。我们就不能说那个将要养活他们，但什么也没有给他们的人就是他们的主人。

奴隶制不但违背自然，也违背民法。奴隶不属于社会成员，所以任何民法都与他没有关系，那么又会有什么样的民法能阻止奴隶逃跑呢?只有家庭的管治权才能控制奴隶，也就是说靠他的主人的权力来控制。

第三节　奴役权的另一个来源

我喜欢这么说，奴役权来自于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所怀有的鄙视，这种鄙视是建立在习俗差异的基础上的。

罗贝斯·德·哥马[2]说：“西班牙人在圣马尔塔附近发现了几个篮子，里边装着当地居民的食品，其中有螃蟹、蜗牛、蚱蜢、蝗虫。胜利者就此事对战败者横加指责。”这位作者承认，西班牙人把美洲人当做奴隶的权力就是建立在这上面的。此外，美洲人抽烟，而且留胡子也不是西班牙式的。

知识使人温和，理智使人仁慈，只有偏见使人抛弃温和与仁慈。

第四节　奴役权的又一个来源

我还是喜欢说，宗教给信教的人一种迫使不信教的人处于奴役地位的权利，以便使宗教的宣传更加容易进行。

就是这种思想方法激励了美洲的破坏者们的犯罪[3]。就是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他们建立起把那么多的人当做奴隶的权利，因为这些强盗是非常虔诚的信教者，他们绝对是甘愿当强盗兼基督教徒的。

路易十三对于规定他的各殖民地的人民都要做奴隶的法律深感不安。但是当人们竭力使他相信这里迫使黑人信奉基督教的最稳妥的方法时，他同意了。

第五节　对黑人的奴役

假如我要拥护我们把黑人当奴隶的权利的话，我就要这样说：

欧洲人把美洲人泯灭之后，不得不将非洲人作奴隶来开发这广阔的田地。如果种植业不把奴隶当做劳力，糖的价格就会很贵。

这些黑人，从头到脚都是黑的，鼻子又那么扁平，几乎不能让人怜悯。上帝太贤明，我们几乎难以相信，把灵魂，而且是美好灵魂，附在黑人的躯体上。

把颜色当做构成人性的要素是很自然的，阳性不足的亚洲人总是武断地认为我们欧洲人和黑人没有任何关系。

皮肤的颜色可以用头发的颜色来判断。埃及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哲学家，他们把头发看得很重要，所以他们要把落入他们手中的棕红头发的人都要处死。

黑人珍爱玻璃项链，胜过文明民族十分看重的黄金项链，这就是黑人缺乏常识的证明。

我们不能认为这些人是人类，因为假定他们是人的话，那么就得考虑我们究竟是不是基督教徒。

心胸狭隘的人过分地夸张了对非洲人的不公平待遇。因为，如果情况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的话，那么欧洲的君主们彼此之间缔结了那么多无用的公约，竟会没想到制定一个弘扬仁慈与怜悯的一般性协议呢?

第六节

奴役权的真正起源

现在是寻求奴役权真正起源的时候了。这种权利应该建立在事物性质的基础上。让我们看一看是不是在一些情况下产生了这种权利。

在一切专制统治之下，人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把自己卖掉，在那里政治上的奴役在某种程度上泯灭了公民的自由。

裴里说[4]，俄罗斯人很随便就把自己卖掉，我知道其中的原因，因为他们的自由分文不值。　在亚金人人都想卖身。有些大贵族拥有奴隶不下千人。这些奴隶都是些大商人，这些商人下边也有许多属他们支配的奴隶，这些被支配的奴隶下边还有他们的奴隶。奴隶可以继承，也可以买卖。在这些国家里，自由人的数量太少，难以抵御专制统治。所以他们竭力使自己成为那些施行专制统治的人们的奴隶。

这就是在某些国家存在的所谓温和的奴役权的真正起源，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这种权力应该是温和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人的自由选择上的，为着自己的利益自由选择主人。这就形成了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协议。

第七节　奴役权的又一个起源

这就是奴役权的又一个起源，它甚至是在人间所能见到的最残忍的奴役权。

有些国家天气炎热，使人身体疲惫无力，并大大地削弱了人们的勇气，所以只有用惩罚的恐怖才能迫使人们履行一项费力的义务，因此那里的奴隶制对理性的伤害较少。奴隶主对它的君主，奴隶对奴隶主都是一样的懈怠。在那里既有民事上的奴隶制又有政治上的奴隶制。

亚里士多德想要证明有天生的奴隶，但是他所说的不足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有天生的奴隶的话，我认为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奴隶。

但是，由于所有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所以奴隶制是违反人的本性的，尽管某些国家的奴隶制是建立在天然合理的基础上的。我们应该把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在其他国家天然合理本身就是排斥奴隶制的，例如在欧洲，奴隶制很幸运地被废除了。

普卢塔克在他《努玛的生平》里写道，在农神时代，没有奴隶，也没有主人，在我们的环境下，基督教又回到那个时代了。

第八节　奴隶制对我们是无益的

由此可见，自然奴役应该跟制在地球上某些特殊国家。在其余所有的国家里，在我看来社会所需求的劳动，不管有多么艰辛，也完全可以由自由人去完成。

我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看到了在欧洲；基督教废除民事上的奴役之前，人们总认为矿山上的工作太艰苦，只能由奴隶或罪犯去做。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被雇佣在矿山上劳动的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人们曾用一些微薄的优待来鼓励干这一行的人，多投入劳动，就能增加收入，而且使干这行的人喜欢他们的待遇超过他们可能找到的任何其他地方的待遇。

只要支配劳动的是理智而不是贪婪，那么任何劳动都不会艰苦到与从事劳动的人的体力不相适应的程度。在别的地方强迫奴隶去干的活，是可以通过技术发明或应用机器的方便来代替。在土耳其与匈牙利交界处泰姆土瓦的土耳其矿山虽然比匈牙利的矿藏丰富，但是开采出来的并不多，因为土耳其矿一向单靠他们的奴隶的双手开采。我不知是受我的性格还是内心感情的支配写出这些东西的。地球上也许没有任何一种环境不能让自由人参加劳动。因为法律制定得不好，所以才有懒人出现。因为这些人懒惰，所以让他们做奴隶。

第九节　普遍建立起公民自由的国家

我们天天听到有人说，要是我们有奴隶，该多好啊!

但是，要对这一点作出正确的判断，就不必去考察奴隶对每个国家那一小部分富裕和好逸恶劳的人是否有用。无疑，奴隶对这一小部分人是有用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我想这部分人当中没有一个愿意抽签决定谁应做国家的自由人，谁应做奴隶。那些为奴隶制辩护最卖劲的人是最厌恶抽签的人，而最穷困的人也同样地反对抽签。因此，赞成奴隶制的叫嚣，便是奢侈淫逸者的叫嚣，而不是公众满意的呼声。有谁会怀疑每个人不为他成为别人财产、荣誉和生命的主人而高兴，他的一切感情不首先为之振奋呢?关于这一些，如果你想知道每个人的愿望是否合乎情理，你就得对所有人的愿望进行调查。

第十节　各种奴隶制

奴役的方式有两种：对物的奴役和对人的奴役。对物的奴役就是使奴隶依附于土地。塔西佗所说的日耳曼的奴隶就属于这一类。这种奴隶并不在主人的家中干活。他们向主人进贡一定数量的谷物、牲畜和布匹。他们的奴隶制的目的仅此而已。这种奴役方式也存在于匈牙利、波希米亚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地方。

对人的奴役就是在主人的家中劳动，依附于主人。

最混乱的奴役制则是同时实行对物和对人的奴役制。拉栖弟梦的伊洛底就实行这种奴役制。他们要承担户外的一切劳动，又要在主人家里遭受各种凌辱。这种伊洛底式的奴役制是违背情理的。普通平民只有对物的奴役制，因为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干的是家务劳动。奢侈淫逸的富人们则需要对人的奴役制，因为他们要让奴隶干家务劳动。然而，伊洛底式的奴役制要把这两种奴役制结合起来一起使用。

第十一节　法律对奴隶制该做什么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奴隶制，民法应竭尽全力一方面制止滥用，另一方面要消除危险。

第十二节　奴隶制的弊病

在伊斯兰教国家里，不但女奴的生命财产属于主人，而且她们的贞操或名声也操纵在主人手里[5]。这些国家最大的不幸之一就是那里的大部分人生来就是为别人的淫逸享受服务的。对这种奴役的报酬就是让奴隶过上怠惰的日子，这对国家又是一种不幸。

这种怠惰，对那些屈尊幽禁在东方后宫的人也觉得，后宫变成了乐园。那些惟恐劳动的人会在这些幽静的地方找到他们的幸福。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到，它和建立奴隶制的本意是相违背的。

情理上要求主人的权力不应当超过服役的范围。奴隶制应该有实际的效用，而不是为了骄奢淫逸。世界各国都应该认识到，有关贞节的法律属于自然法。

如果保护奴隶贞洁的法律在那些权力无限的专制国家是合乎道德的，那么，对君主政体的国家和对共和政体的国家不是更合乎道德吗?

伦巴底人的法律有一条规定，好像对所有政体都是适合的。这就是：“如果一个主人诱奸了他的奴隶的妻子，那么该奴隶和他的妻子都将成为自由人。”[6]这是预防和制止奴隶主们的淫乱行为，但又不够严厉的一种折中办法。

我没有看到罗马对此有什么好的办法。他们听任奴隶主们的穷奢极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他们的奴隶的婚姻权。奴隶属国家中地位最低下的那部分人。但是，不管他们地位多低下，也应该尊重他们的道德风尚。再说，阻止奴隶成婚，也就破坏了公民的道德风尚。

第十三节　奴隶过多的危害

过多的奴隶在不同政体下有不同的作用。在一个专制的国家里，奴隶多并不是一种负担。在国家机构中的政治上的奴役使人认识不到民事奴役。所谓的自由人几乎不比那些没有这个称号的人们自由。后一种人，即太监和脱离奴籍的人或奴隶,几乎可以处理各种事务，所以一个自由人的社会地位和一个奴隶的地位差不了多少。因此，在专制的国家里；奴隶多或少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在政治上温和的国家里，奴隶不能过多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那里政治上的自由使人十分珍视公民的自由，一个人被剥夺了公民的自由，也就剥夺了政治自由。他会看到社会充满幸福，而自己却不是其中的一员；看到别人的安全受到保障，而自己却得不到这种保障；他感觉到他的主人的心胸宽广起来，而自己的精神上遭受压抑；随时看到自由人而自己却不是自由人，没有什么能比在这种状况下使人感到与牲畜的境遇接近的了。这种人是社会的天敌，如果这些人多起来就太危险了。

因此，政治上温和的国家经常有奴隶的动乱而专制的国家却没有，这是不足为奇的。

第十四节　武装起来的奴隶

把奴隶武装起来在君主国不像在共和国那么危险。在君主国，一个好战的民族再加上精良的部队就足以制服这些武装起来的奴隶。

但是，在共和国中那些作为普通公民的人要制服那些手持武器而又和公民是平等的人们几乎是不可能的。

征服西班牙的哥特人，傲居在全国各地，很快就变得不堪一击了。他们制定三项重要法规：(一)废弃[7]了禁止与罗马人通婚的旧风俗；(二)所有免交税的人都必须去打仗，否则降为奴隶[8]；(三)每个哥特人出发打仗时，必须武装他的十分之一[9]的奴隶去参战，这个数字与留下来的奴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此外，这些奴隶由他们的主人带领去打仗，不单独组成队伍，可以说他们在部队就像在家里一样。

第十五节　续前

如果整个民族都是尚武的话，那么武装的奴隶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根据德国的法律规定奴隶偷了东西，所受到的处罚与自由人相同[10]。但是他如果通过暴力[11]去抢的话，他只要归还被抢的东西就算了结。在德国人看来，出于勇敢与力量的一切行为都不是令人憎恨的。他们动用奴隶去打仗，多数共和国总是设法挫败奴隶们的勇气。但是德国人有信心，总是设法增加奴隶的胆量，奴隶成为他们劫掠和赢得荣誉的工具。

第十六节　温和政体的预防措施

一个政治上温和的国家，给予奴隶的人道能够防止它所害怕的、由奴隶人数众多所能产生的危险。人对于什么东西都能习惯，甚至对奴役也能习惯。只要主人不比奴役本身更使人难以接受就行了。雅典人对待他们的奴隶非常宽厚。所以，在雅典就看到奴隶使国家遭受动乱的场面。而在拉栖弟梦，奴隶却动摇了国家。

人们没有看见奴隶使初期的罗马人有什么不安。但是，当罗马人对待奴隶失去一切人道主义的感情时，内战就爆发了。人们把这种内战比做罗马与迦太基发生的布匿战争。

那些自身参加劳动的普通人对待奴隶通常要比那些厌恶劳动的人对待奴隶宽厚。初期的罗马人和奴隶共同生活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进餐，对待奴隶很温和公平。他们对奴隶的最严厉惩罚是让他背着一块分叉的木头在邻居面前经过。他们的风俗就能够使奴隶保持忠诚，因此并不需要法律。

但是当罗马日益强大起来的时候，奴隶不再是他们的劳动伙伴，而是他们享乐与骄横的工具。他们的道德已．经败坏，所以他们需要制定法律。甚至需要制定令人恐怖的法律来保证那些残忍的奴隶主的安全。这些奴隶主生活在他们的奴隶中间就像置身于自己的敌人之中。

他们制定了“西拉尼安元老院法令”和其他法律，规定如有一个奴隶主遭杀害，那么在同一个院里或附近能听到人的叫声的地方居住的奴隶都要不加区别地全部处死。在这种情况下，谁要隐藏一个奴隶为他保全生命，那么就要以杀人凶手论处[12]。甚至奴隶因服从自己主人的命令而杀主人的也有罪[13]。那些没有阻止主人自杀的也要问罪[14]。如果一个主人在旅途中被害,那么那些曾与主人一起的和逃跑的，都要处以死刑[15]。所有这些法对于那些已被证明的无辜者也是适用的。这些法律的目的在于要求奴隶对他们的主人要非常尊敬。这些法律与平民政体无关，而是平民政体的一种弊病或缺陷，它们不是从民法的公正中派生出来的，因为它们与民法是相违背的。它们原本是建立在战争的原则基础上的，所不同的一点是敌人就在国内。“西拉尼安元老院法”是从国际法派生出来的，国际法认为一种社会即使不是完美的，也要被保留。

当官吏们认识到不得不制定这样一些残酷的法律的时候，那就是政府的一种灾难。因为他们使法律的执行遇到困难，政府不得不加重对违法者的惩罚，或更加怀疑奴隶们的不忠诚。一个谨慎的立法者能预计到变成一个令人憎恶的立法者的不幸。

第十七节　有关主奴关系的法规

官吏们要务必使奴隶有饭吃、有衣穿，并且应把它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

法律应该关注有病和年迈的奴隶。法律的条款规定，在患病期间被主人抛弃的奴隶；病愈后将获得自由。这条法律保证了他们的自由，他们的生命更需要得到保证。

当法律允许主人剥夺他的奴隶的生命的时候，主人所行使的是法官的权力而不是主人的权力。因此，法律应该规定避免强暴行为的措施。

在罗马不允许父亲将子女处死的时候，法官们则对子女处以父亲所希望给予的处罚[16]。在主人对奴隶拥有生死权的国家里，主奴之间也能照此办理，那将是合乎情理的。

莫伊兹的法律是极其严厉的。法律中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殴打奴隶当场致死者要受到惩处，要是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免受处罚，因为奴隶是用金钱买来的。”一个民族的民法竟然如此地背离自然法。

希腊有一条法律[17]规定，奴隶受到其主人的过分虐待时，可以要求主人转卖给另一个主人。罗马在后期，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一个满意自己奴隶的主人和一个满意自己主人的奴隶应该分开。

一个公民虐待另一个公民的奴隶时，这个奴隶可以向法官提出控告。柏拉图的法律和大多数民族的法律都剥夺了奴隶的自然自卫权。因此，应该给予他们民事自卫权。

在拉栖弟梦，奴隶无权对所受的侮辱或不公正待遇提出控告，致使他们所承受的苦难达到顶点，因为他们不但是一个公民的奴隶，而且是公众的奴隶，他们既属于所有人，也属于一个人。在罗马，人们处理奴隶所犯错误时，只考虑主人的利益。根据阿吉利安法，人们认为一个奴隶的受伤和一个牲畜的受伤并无二致，人们关心的只是价格会降低多少。在雅典对于凌辱他人奴隶的人要受到严厉惩处，甚至处死。雅典的法律是合理的，不应该让失掉自由的奴隶再失掉安全保障。

第十八节　奴隶的释放

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在共和政体下，奴隶的数量多了，就应该多释放奴隶。问题在于奴隶数量如果太多，就很难以容纳。如果过多地释放奴隶，他们将无法生活从而加重共和国的负担。此外，释放奴隶多和奴隶的数量多同样对共和国是危险的。因此法律应该注意到这两种缺陷。

罗马所制定的各种法律和元老院法令，有的对奴隶是肯定的，有的对奴隶是否定的。有的限制奴隶的释放，有的有利于奴隶的释放。从这些法律和法令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在这些问题上所遇到的困惑。人们有时候甚至不敢制定法律。在尼禄统治时代[18]，人们要求元老院允许把那些忘恩负义的已解放的奴隶重新降为奴隶。尼禄皇帝书面告示，应该按特殊案件审理，不要作一般规定。

在这里我很难说不出一个好的共和国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法规。因为这是由许多情况决定的。下边是我的一些想法。

不要突然通过法律来释放大批奴隶。我们看到在伏尔西尼安[19]被解放的奴隶控制了选举，制定了一条臭名昭著的法律，给予获释的奴隶同自由民少女的初夜权。有各种办法，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了共和国的新公民；法律为奴隶的积蓄提供方便，使奴隶能够赎身获自由；法律可以规定奴役的期限，例如莫伊兹的法律规定希伯来人的奴役期限为六年；每年要释放一定数量的奴隶，只要年龄、健康或能力表明具有谋生的手段，释放并不困难；人们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邪恶。例如许多奴隶把允许他们从事的各种行业连在一起，如果把这些行业，如经商和航海等，也将一部分劳动交给自由民去做的话，那么奴隶的数量也将减少。

当获释的奴隶多起来的时候，民法就应该规定这些获释者对他们原来的主人负有什么义务，或者将这些义务在奴隶获释的契约中作出规定来代替民法的规定。

我认为，应当使他们在民事上的处境优于在政治上待遇，因为即使在平民政体的国家里权力也不应掌握在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手里。

在罗马，获释的奴隶很多，那些有关公众方面的法律受到他们的称赞。这些法律没有给他们什么，但是几乎没有让他们受到什么排斥。他们完全有权参与某些立法，但是在所能作出的决议上，他们却起不到什么作用。获释奴隶可以担任公职，甚至可以担任圣职[20]，但是由于他们在选举上的不利处境使得这种享有特权的地位对他们来说变得毫无意义。他们有权参军，但是要当兵就必须经过某种户口调查。没有什么法律禁止获释奴隶与自由民通婚[21]，但是，不许他们与元老脘议员的家庭联姻。另外还有一点，尽管他们不是自由民，而他们的子女则是自由民。

第十九节　获释奴隶和太监

在共和政体下，获释奴隶的地位略低于自由民的地位。因此，法律竭力消除他们在地位上的不利之处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在专制的政体下，在专横骄奢的权力统治时代，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在这样的政体中，获释奴隶的地位几乎总是在自由民之上。他们在君主的周围和宫廷内外占有优势。由于他们注重研究他们主人的弱点而不是研究他们的德行，所以他们使主人按照他们的弱点而不是按照他们的德行治理国家。罗马皇帝的统治时代，获释的奴隶就是这样做的。

主要的奴隶要是由太监组成，又给他们某种特权，那么就几乎不能把他们当做获释的奴隶看待。因为他们不能有自己的家庭，所以根据他们的血缘关系归于别的家庭。把他们看做公民只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

然而，在宁些国家，授予太监各种官衔。唐皮埃[22]说：“在东京所有的文武官员都是太监”[23]，他们没有家庭，尽管他们是贪婪成性的，但是最终还是他们的主人或君主从他们身上捞到好处。

上边所提到的唐皮埃告诉我们，太监也少不了女人，因而他们也结婚[24]。法律允许太监结婚，一方面可能是为了让人们把他们当正常人对待，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对妇女的歧视。

因此，他们被委任各种官衔是因为他们没有家庭。另外，允许他们结婚是因为他们有官位。

他们身上所保留的官能要顽强地取代他们所失去的官能；把绝望的事业当做一种享受。所以，在米尔顿著作里，这种充满创伤的精神对于太监来说，只是一种欲望，即甘愿把自己性欲上的无能也派上用场。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过许多关于罢免太监一切文武官职的法律，但是这些被罢免的人总是又回到原来的官位上了。在东方，似乎太监是一种必然的灾难。

[1]　参见，查士丁尼《法初》第1卷。

[2]　见《英国图书》第13卷第2部分第3条。

[3]　见梭里《墨西哥征服史》。

[4]　见约翰·裴里《大俄罗斯现状》。

[5]　见沙尔旦《波斯旅行记》。

[6]　见《伦巴底法》第1卷第32章第5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