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好吧，老婆，也许我是个十分令人讨厌的人，不过，当你听完我为了成功从一九三五年至今（一九六七年）所不得不经历的种种痛苦之后（尽管我也知道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你就会理解，我的痛苦形式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我对所有我不得不对付的笨蛋过分敏感；为了成为一名高中橄榄球明星、一名大学生，我倒咖啡、洗餐具、争抢橄榄球直至天黑、三天读完荷马的《伊利亚特》，所有这些事情都要同时做完。天哪，一个作家 ，他的“成功”远不像人们所说的是一种幸福的非凡成就，而是他本人 厄运的标志。（迄今为止，没人喜欢我使用破折号，为了便于新一代文盲阅读，我将使用常规标点符号。）
还有，我所谓的痛苦来自这样的事实：人们变化太大，天哪，或者正如麦克卢汉 [1] 所说，不仅在过去的五年或十年里，而且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变化如此之大，我都认不出他们是人了，也认不出我自己是某种被称为人类的真正成员。我依然记得，一九三五年，当时成年男子双手深深插入外套口袋，常常吹着口哨沿街溜达，没人注意他们，他们自己也不注意任何人。而且健步如飞 ，去工作，或者去商店，或者去见女朋友。如今，请告诉我，这些没精打采四处闲逛的人们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因为他们只习惯于穿越停车场？是不是汽车使他们充满虚荣，以至于他们走起路来像一群没精打采的流浪汉，没有一个特别可去的目的地？
战前马萨诸塞州秋天的夜晚，你总能看见一个家伙回家吃晚饭，他双手握紧拳头，深深埋在上衣侧面的口袋里，吹着口哨，一边独自沉思一边阔步行走，甚至不瞅一眼人行道上任何其他人。晚餐过后，你总能看见这同一个家伙沿着这同一条路匆匆忙忙外出，前往街角上的那家糖果烟杂店，或者去探望乔，或者去看一部电影，或者去台球室，或者去工厂顶班，或者去见女友。如今在美国你再也看不见这种情景了，这不仅是因为每人都开汽车，他们昂着愚蠢的脑袋，驾驶着愚蠢的机器，在种种交通的危险和处罚中穿梭；而且也是因为如今没人低着头，吹着口哨，走路漫不经心。每个人都心怀负疚，看着人行道上的每个其他人，更糟糕的是，怀着好奇和虚假的关切去看别人，在某些情况下，是“赶时髦”，目的是“别错过每个机会”；而在那些岁月里，甚至常常放映华理士·勃利 [2] 的电影，雨天的早晨，他会在被窝里翻个身说：“哎呀，我还是继续睡觉吧，反正我不会错过任何机会。”他永远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今天，我们听说“对社会创造性的贡献”，没人敢在雨天睡上一整天，或者敢认为他们真的没错过任何机会。
我跟你说的那种吹口哨走路，是过去成年人在周六和周日走去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德雷克特猛虎”球场的惯常样子，他们只是去看孩子们的沙地橄榄球赛。十一月寒风刺骨，他们，成年人和男孩们，站在球场边线处；有些热衷此事的人甚至在家里制作了一根边线链，打两个桩子，来测量十码进攻——也就是说，推进的距离。在橄榄球比赛中，一个球队如果推进十码，那么他们将又得到四次十码进攻的机会；得有人满球场奔跑，密切注意球赛进展情况，当球接近时，精确测量还剩多少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得有两个人拿着边线链的两端，根据两人的平行直觉，知道如何奔跑。如今，我怀疑，除大学里的数学家、测量家、木匠等专家以外，在曼荼罗 [3] 马赛克般乱七八糟的世界里，是否还有人知道平行直觉是什么意思？
于是，这里来了这么一群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成人与小孩，甚至还有姑娘和不少母亲，他们穿越德雷克特猛虎球场的草地，为的是观看十三至十七岁男孩们比赛橄榄球，球场没有球门柱，在起伏不平的田野里估摸着量出一百码，一头以一棵松树为界，另一头以一个桩子为界。
不过，一九三五年我的第一次沙地橄榄球赛大约在十月份举行，观众很少：那是个周六的清晨，我的那帮人挑战来自罗斯芒特的某某球队，对，事实上是德雷克特猛虎队（我们）对罗斯芒特猛虎队，到处都是猛虎队，我们在洛厄尔《太阳报》上向他们挑战，我们的队长斯科奇奥·博尔迪尤在该报刊登了一篇小文章，由我做了修改：“德雷克特猛虎队，队员十三至十五岁，本周六早晨在德雷克特猛虎球场或者任何一个球场，挑战任何一个十三至十五岁的橄榄球队。 ”没有任何正式的球队俱乐部联合会，只是一群孩子，仅有一些大个子带着边线链和桩子前来正式测量总码数。
在这场球赛中，尽管我也许是球场上岁数最小的队员，但却也是唯一的大个子，是橄榄球意义上的大个子，也就是说，粗壮的双腿，熊腰虎背。我九次触地得分，我们在丢了三分之后以六十比零赢了比赛。从那天早晨起，我就寻思，我这一辈子都将像那样触地得分，永远挡不住或者被擒抱摔倒；不过，接下来一周里有一场重要比赛，那帮经常在波塔基特维尔 [4] 社交俱乐部我父亲的台球房和保龄球场里厮混的一些岁数稍大的家伙们决定要让我们见识见识橄榄球赛的猛烈撞击。他们（其中的某些人）要教训我们的理由很充分：我父亲经常把他们赶出俱乐部，因为他们从来没花五分钱喝一杯可乐或者玩一轮台球，或者打一圈保龄球；他们只是泡在那里，抽着烟，伸长腿，阻挡真正来娱乐的常客们的道路。我当时还不太清楚未来会发生的事，那天早晨九次触地得分之后，我冲进我的卧室，用印刷体手写了一条新闻大标题和一则报道，宣布杜洛兹九次触地得分，德雷克特六十比零大胜罗斯芒特！ 这份报纸，唯一的一份报纸，我三分钱卖给了我唯一的顾客尼克·里戈洛波洛斯。尼克是个病人，大约三十五岁，他喜欢读我的报纸，因为他无所事事，而且很快就要坐轮椅了。
大赛来临了。正如我说过的那样，那些手插在口袋里的成年男子，吹着口哨嘻嘻哈哈穿过田野来了，携妻带女，还有一帮帮其他的男人和男孩；他们都沿着边线一字站开，观看引起轰动的德雷克特猛虎队迎战一支更强的球队。
事实是，“台球房”球队的平均岁数是十六至十八岁。不过，我们这个队里也有几个粗野的男孩。我有艾迪博伊·比索内做我的中锋，他个头大岁数也比我大，但不喜欢在守卫区奔跑，而是喜欢在对阵开球线内横冲直撞，为带球进攻队员打开缺口。他硬得像块石头，要不是他的学业平均成绩都是e或者d，他很有可能日后成为洛厄尔高中橄榄球队历史上最伟大的线上球员之一。我的四分卫是聪明强壮的小斯科奇奥·博尔迪尤，他传球漂亮极了（后来也成了出色的棒球投手）。我还有另一个精瘦结实的男孩，名叫比利·阿陶德，他真的能撞倒对方带球进攻队员，每当他做到这一点，他就会吹嘘一个星期。我还有其他一些不太起作用的队员，像迪基·汉普希尔，一天早晨，他实际上穿了他最好的礼服来打球（右边锋），因为他要去参加一个婚礼，生怕弄脏了他的礼服，所以不让任何人碰他的衣服，他也不去碰任何人。我有g. j. 里戈洛波洛斯，他发火的时候相当不错。为了这场大赛，我设法从现已销声匿迹的罗斯芒特猛虎队招募了邦戈·鲍德温，他很强壮。不过，我们都只有十三四岁。
一开球，我抢到球就跑，大龄男孩们蜂拥而上，把我压在底下。我在人堆下紧抱着球，突然，十七岁的哈尔马洛，在台球房里被撵走的那个家伙，在众多身体的掩护下猛打我的脸，一边打一边还对他的同伙说：“打这个杜洛兹的狗崽子！”
我父亲就在边线上，亲眼目睹了这一情况，他一口口猛抽雪茄烟，来回踱步，气得脸红耳赤。（为了简单说明情况，我要像这样写一写。）三次进攻成死球，我们不得不踢悬空球，踢球时，大孩子队确保球门线的安全队员往回跑了几码，这是他们第一次死球。我跟比索内说了我被压在人堆下时挨揍的事。他们赢了第一场，大孩子队里有人从地上爬起来时流鼻血了。每个球员都疯了。
第二场，哈尔马洛中场得球，在他的左边锋位置开始轻松顺利前进，他长腿瘦高个，在阻击队员很好的掩护下，以为他能一路顺畅，甩掉这些球场新手。我猫着腰奔跑，渐渐赶了上去，我的身姿那么低，掩护他的队员在拼命阻击时，以为我跌倒跪在了地上，他们散开了些，去攻击我们队的其他队员，为哈尔马洛开辟道路。我突然穿过那个缺口，对准他的膝盖，迎面扑去，撞得他仰面朝天往后倒退了十码，橄榄球也落到了场外地区，他一下晕了过去。
他失去了知觉，被抬下球场。
我父亲高声呐喊：“哈哈哈，谁叫你揍十三岁的孩子，mon maudi crève faim！”（句子最后一部分是用加拿大法语说的，大概意思是，你这个该死的缺德鬼 。）
二我忘了那场球赛的比分，我想我们赢了；即便我到波塔基特维尔社交俱乐部去弄个明白，我想不会有人记得，当然也知道每个人都会说谎。我之所以深感苦涩，正如我所说的，如今“感到极其痛苦”，或者说理由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开始说谎了，因为他们说谎，所以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也说谎；他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我对许多事情的记忆极佳（当然，我也会忘记一些事情，比如那场球赛的比分），不过，我认为说谎是一种罪孽，除非因记忆欠佳而无意中说谎；当然，作假证，冒充亲眼目睹者是一种滔天罪行；不过，我的意思是，说谎在当今世界上如此盛行（除其他原因外，应该要感谢马克思辩证法的宣传和第三国际的手法），以至于当一个人说了真话，每个人朝镜子里看，看到的却是个说谎的人，于是就认为说实话的人也在说谎。（辩证唯物主义和第三国际的手法是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原创性手法，也就是说，如果你站在吹牛大王 [5] 这一边，你就有权利说谎。）于是就有了那种可怕的新说法：“你在骗我 。”我的名字叫杰克（“杜洛兹”）·凯鲁亚克，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我出生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卢派因路九号。“啊，你在骗我 。”我写了这本《杜洛兹的虚荣》。“啊，你在骗我。”这就像那个女人，老婆，不久前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写到，请听这个：
“你不是杰克·凯鲁亚克。不存在什么杰克·凯鲁亚克。他甚至还没有写过书。”
这些书只是突然出现在计算机上，她也许在想，疯狂的戴眼镜的自以为大有学问的社会学家把它们编入了程序，给它们输入了混乱的信息数据，于是计算机就输出完整的手稿，隔行打印，清清楚楚，出版商只要照样印刷、装订、发行，裹个封面、印上广告语即可；于是，这个不存在的“杰克·凯鲁亚克”不仅可以从日本收到两美元的版税支票，而且还可以收到这个女人的来信。
现在，大卫·休谟 [6] 是个大哲学家，从永恒的意义上来说，佛陀是对的，可是这有点扯远了。的确，我的躯体只不过是电磁引力场，就像远处那张餐桌，此话一点不假；的确，从像慧能那样的达摩法师这个意义上来说，思想真的不存在；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一个白痴的无知，这个不是“他”的“他”又是谁呢？
三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发牢骚呢；不过别担心，我不会喋喋不休的。我在这里发的牢骚是有关那个事实：哈尔马洛（或者不管他的真实姓名叫什么）骂我“杜洛兹的狗崽子”，这是亵渎上帝的，他还偷偷打我嘴巴。可是，如今没人会相信这种说法。如今没人会双手插在口袋里吹着口哨穿越田野或者甚至大摇大摆地走在人行道上。在忘记发牢骚之前很久，我吸毒，甚至逐渐相信，正如报纸照片里那些吸食强烈迷幻剂的人，他们坐在公园里，痴迷地凝视着天空，显耀他们多么销魂快乐，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受害者，因为血管和大脑神经瞬间收缩而产生对外界必然事物感觉闭合（一种关闭）的幻觉，以为我根本不是杰克·凯鲁亚克，我的出生记录、我家人的出生记录和血统记录、我所拥有的剪报上有关我的运动记录、我自己的笔记本和所出版的书籍，根本都不是真的，全都是谎言；我自己在夜间睡梦中所做的梦根本都不是真的，而是我醒着时候的臆想；我不是“现在的我”，我只是寄居于某人身躯里的一个暗探，假装我是头大象，穿越伊斯坦布尔，后面跟着许多当地人。
四所有打橄榄球的人都知道，最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来自沙地球场。比如约翰尼·尤尼塔斯 [7] ，他甚至没进过高中；还有棒球运动中的贝比·鲁斯 [8] 。我们从早期沙地球场练球比赛，发展到进军北部联赛，与以希腊字母命名的校队（北部联盟黑豹队）进行一些令人生畏的血战。很自然，像利奥·布瓦洛那样的加拿大人（此时在我队里）与像苏格拉底·楚利亚斯那样的希腊人正面对阵，那将鲜血飞溅。我亲爱的，那些星期六的早晨，鲜血会像在古希腊时代的战斗中一样飞溅。想象一下吧，普特西·克利阿卡罗洛波洛斯试图绕过艾迪博伊或者越过疯牛似冲锋陷阵的阿尔·迪迪埃，在那个尘土飞扬的疯狂球场上顺利推进！这是加拿大人对阵希腊人。最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球队后来都成为洛厄尔高中橄榄球队的核心。想象一下吧，我要试图冲过俄瑞斯忒斯·格林格斯或者他的弟弟忒勒玛科斯·格林格斯的防守！想象一下吧，克里斯蒂·凯拉基斯试图越过高个阿尔·罗伯茨的手指传球！后来，这些沙地球场的比赛打得那么残酷，星期六早晨我都害怕起床去球场露面。有些比赛在巴特利特初级中学的球场上进行，我们这些小孩悉数到场；有些比赛在德雷克特球场进行，有些在圣丽塔教堂附近的奶牛场进行。还有其他一些来自塞勒姆大街四周的几支比较野蛮的加拿大人球队，他们从不与我们联系，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通过报纸的体育版联络赛事；否则，我想如果他们的球队联合我们的球队，联合城镇周围其他希腊人球队或者甚至波兰人球队或者爱尔兰人球队……啊，我的天哪，换言之，用“古希腊时代的战斗”来形容都不算贴切。
不过，这就当作我在那里学打橄榄球的一个例子吧。因为我想上大学，但不知何种原因，我知道父亲根本付不起学费，结果后来证明家境确实如此。而我呢，一心只想最终能踏进校园，在校园的某个角落抽上一袋烟，身上穿着领尖钉有纽扣的套衫，像宾·克罗斯比 [9] 那样，在月光下，沿着古老的公牛路，对着女生唱起小夜曲，就像大学生联谊会里传出母校校歌的旋律。这是我们的梦想，在里亚尔图剧院看戏和看电影的过程中慢慢编织起来的梦想。再遥远一些的梦想就是大学毕业，成为保险公司的一名大推销员，戴着灰色毡帽，拎着公文包，在芝加哥下了火车，在月台上在大城市嘈杂喧闹的烟雾和煤烟中兴奋激动地拥抱白肤金发碧眼的妻子。你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放在今天会是个什么样子？空气污染和其他污染、行政管理人员的腐败、《时代周刊》的广告，还有如今我们高速公路上汽车呼啸疾驰，数以百万计，沿着环形交通枢纽，进进出出，驶向各个方向，从精神愉悦的一种腐败驶向另一种腐败？随后，我想象自己，大学毕业生，保险业成功人士，在有镶板的别墅里与妻子白头偕老，屋子墙上挂着我在拉布拉多半岛狩猎时成功猎获的一个个驼鹿头，白发苍苍的我从酒柜里取出波旁威士忌，细细品味，我为儿子祝福，接着又一次心脏病大发作（就像现在这样，看来又要心脏病发了）。
当我们在尘土飞扬鲜血飞溅的赛场里尖叫着猛烈冲撞，我们甚至连想都没想到我们都会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中的一些人阵亡，一些人负伤，剩余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天真无邪的梦想追求几乎丧失殆尽。
我不愿细说我在洛厄尔高中第三年的情形，那时候年纪太小或者资历尚浅的男生不能经常上场比赛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塔姆·基廷教练不让我上场，是因为当时我只有十五岁，他认定我是个二年级学生，要把我“保留”到三四年级再派用场。另外，梅里马克 [10] 这个地方还有点风气不正，因为在练球混战时，他使劲训练我，我也的确表现不俗，得了许多不易获得的比分，而且在任何一场正式比赛中都可能有同样出色的表现；或者政治被卷入了其中，我父亲对以上种种情况都不赞成，因为他过于诚实，一九三年前后，洛厄尔市名人委员会前来询问他是否愿意竞选市长，他回答说：“当然愿意，我要竞选市长，不过如果获胜，我一定要把所有的坏蛋骗子统统赶出洛厄尔，到那时，洛厄尔城里就会一个人也不剩了。”
五我只知道我高中四年级这段时期是怎样度过的，你可以自己来判断，假如你不理解，那就让教练来判断：我开始参加那年的第一场球赛只是因为皮埃·梅内拉科斯踝关节受伤。就算他是个优秀机敏的带球进攻队员，可是他个子太小，别人一撞，他就飞出去十英尺，他再机敏圆滑也不管用。不过，因为不知怎么的，教练觉得他需要一个拦球阻击队员，一个像里克·皮埃特利卡那样的“进攻后卫”，以及那个灵巧的小个克里斯蒂·凯拉基斯，于是，在开球守卫区里就没有我这个带球进攻队员的表现空间。然而，作为进攻后卫，在混战中，我能压低脑袋持球一下子前进十码，甚至不用抬头看一眼；作为中卫，我能接住传递很糟糕的球，橄榄球从我身后“嗖”的过来，我只轻轻一转身，就把球抓在手里，随后又一旋身，便开始飞奔，一路跑到底。我承认挡不住比尔·德芒斯那样的四分卫或者像凯拉基斯那样的传球。不知是何原因，他们非要用皮埃特利卡和梅内拉科斯，我父亲断言一定有人接受了贿赂。“梅里马克河流域腐败城镇的典型事例”，他说。除此之外，父亲在洛厄尔并不太受欢迎，因为只要有人耍他，他决不轻饶。有一次摔跤比赛弄虚作假，他就在劳里埃公园的淋浴房里扇了摔跤运动员一个嘴巴子。一个德高望重的希腊族长因为与他争论传单的印刷价格，就被他抓住黑袍的袍边，猛地推出印刷店。对里亚尔图剧院的老板，他也干过同样的事情，他管那个老板叫“一元当千元的下流坯”。一帮加拿大裔“朋友”把他骗得生意破产，他说一九八四年之前，梅里马克河流域不可能清除腐败。他已经对市长竞选委员会说过，他认为如今诚信实在太差！他办了一份报纸名叫《聚光灯》，专门揭露市政厅里的贿赂丑闻。我们知道所有城市都一样，但我父亲是个特别诚实和坦率的人。他只是个五乘五先生 [11] ，身高五英尺七、体重二百三十五磅，然而他不怕任何人。他承认我在棒球运动中是个劣等的击球员，但是，在橄榄球中，他说几乎没有比我更出色的带球进攻球员了。弗朗西斯·费伊——当时波士顿学院和后来圣母大学的教练也有这种看法。事实上，费伊教练来到我家，在客厅里与我父亲进行了交谈。
他有充分理由感到痛心，因为历史记载将表明这一点。刚才说过，我开始了第一次球赛。让我这样说吧，首先，我们的阵容非常强大：大个子阿尔·斯沃博达打右边锋，他是立陶宛或者波兰人，身高六英尺四，壮实得像头牛，温和得也像头牛。忒勒玛科斯·格林格斯（前面提及过）打右路阻截，绰号“公爵”，是伟大的俄瑞斯忒斯·格林格斯的弟弟，兄弟俩都是我所遇见的最坚忍不拔、最消瘦、最诚实的希腊人。实际上，公爵本人是我童年的朋友，在十二岁左右短短一个月时间内，我们就决定成为朋友，星期六晚上，从灯光闪耀的卡尼广场出发，两人相互手臂搭着肩膀，散步一英里半。现在，公爵变成了一个文静的人，不过体重二百一十五磅，像枚重磅炸弹，两只黑眼睛显得活泼愉快。休吉·韦恩打右后卫，大个子，体重二百二十五磅，来自富人居住的安多佛街，他默不出声，举止力大如牛。乔·梅利斯打中锋，他是个波兰人，身体强悍，声音低沉，剃了平头，主要擒抱阻截，后来被选为来年的球队队长，命中注定专打进攻后卫，可以带球进攻整整三百码。切特·雷夫打左后卫，他比较古怪，喜爱说话，十七岁，石头一般硬实，命中注定是洛厄尔球队除我以外唯一受到一流大学校队拼命争抢的队员（他受到了佐治亚大学的青睐）。吉姆·唐宁打左内边锋，他是个爱尔兰人，身高六英尺四，懒懒散散。哈里·基纳打左边锋，他速度快，善于防守，骨头坚硬。
于是，我开始了那年第一场球赛，与“格林菲尔德高中”（这是我谈到的记录，整整一年的记录）（一场一场地谈）对阵，两次持球触地得分被宣布无效，整场球赛中实际七次十码进攻，五次有效。每次进攻平均推进约十码，有一次推进了二十码，离持球触地得分仅几英寸，凯拉基斯赢得了持球过线得分的殊荣（他是个叫号队员 [12] ）。
该赛季的第二场球赛，尽管我在第一场球赛中表现出色，但是梅内拉科斯（梅尼）的踝关节已经痊愈，在马萨诸塞州西部加德纳高中的比赛中，他开始取代我的位置，我只能在最后两分钟上场，只两次持球，但每次都第一次进攻受阻，各推进十二和十三码，撞得鼻子流血，球赛结束后，吃了些“谢尔城”冰淇淋（加德纳生产的）。
（洛厄尔轻而易举赢了那头两场球赛。）
第三场一开始，我甚至没上场，只在最后半场才被派上场，与“伍斯特古典”队对阵；我截获对方踢的悬空球后，持球穿越整个球队奔跑六十四码触地得分；随后撞倒对方两次试图持球触地得分，每次大约二十五码；持球仅七次，每次平均推进二十码六。这是报纸报道的记录。（洛厄尔也赢了那场球。）
不过，洛厄尔的“严重考验”来了，那是与“曼彻斯特”队对阵，即便在那时，我也不是个大英雄般的“一开始就上场的队员”，而是坐冷板凳；不过此时看台上学校的孩子们开始反复呼喊“我们要杜洛兹！我们要杜洛兹！”你弄得懂或者说得清他们为啥那样呼喊吗？我只能坐在板凳上，眼看那些差劲队员趾高气扬，奔跑跳跃，皮埃特利卡小腿扭伤，在别人搀扶下一瘸一拐走出场地时，没忘记英雄般地脱去防护帽，以便让每个观众看清他悲壮的头发在秋天的微风里飘动。作为一个猛打猛冲的进攻后卫，他确实奋力开路，胖乎乎的像头老奶牛，但是如果没有比尔·德芒斯为他在前面坚定不移地默默阻截，他不可能及时到达争球线打开缺口。不管曼彻斯特队如何自吹自擂，如何被人过高评价，洛厄尔高中还是以二十比零赢了比赛，我只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允许持球一次，四分卫叫号队员要求边线佯攻，而我却想一竿子到底，于是，我被众人阻截压在底下，“我们要杜洛兹”的呼喊声消失了，一分钟或不到一分钟后球赛结束了。
我承认，在那场球赛里（二十比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不需要我；可是，第五场我一开始也没上场，只被允许打四分之一场，在这期间，我三次持球触地得分，一次被宣布无效，这场球赛我们与基思私立中学对阵，我们四十三比零取胜。不过，这很容易理解，如果你懂橄榄球的话，无论是刚懂还是以前就懂，此时波士顿学院弗朗西斯·费伊的团队正在暗地里悄悄地观察我，他们已经准备去圣母大学执教了，换言之，我已经逐渐受到美国橄榄球最高阶层的关注，更有甚者，波士顿《先驱报》 [13] 在那周的体育版发了一则大标题新闻，放在头条，标题是“杜洛兹是洛厄尔第十一高级中学的第十二人”，不管你如何分析，这条新闻都很奇怪。即便我自己十六岁，思想天真纯朴，我也在暗自怀疑一定是哪里出了差错，我不能（或者不会）完全相信我父亲偏袒的断言。有时，塔姆·基廷教练似乎用一种冷淡俗气遗憾的目光看我，我觉得，尽管他对我明显的爆发力熟视无睹，但他已经没法阻止橄榄球高层对我的关注。到了此时，我父亲已经火大了。有位体育新闻记者名叫乔·卡拉汉，弗朗西斯·费伊任教期间，他成了圣母大学的公关部主任，随后成了美国橄榄球联盟“波士顿爱国者” [14] 队的主席；他开始在他的体育专栏里暗中赞誉我“数据不会说谎”。甚至有位憎恨我父亲的不友好的体育新闻记者也写我“看上去”像个橄榄球运动员。这难道不叫人高兴吗？
六下一场与“莫尔登”队的比赛是那年马萨诸塞州高中橄榄球巨人们之间的一场对决，尽管我承认“林恩古典”队比我们两个队都厉害。莫尔登那些人高马大粗壮结实的后卫和阻截队员的眼睛下面都抹了油脂，看上去像出战前脸上涂了颜色的易洛魁人 [15] ，整个下午，他们与我们零比零打了个平手（我仍然要说艾迪博伊·比索内应该到场，但是教练告诉我他的学习成绩不太好，几场训练赛之后，他们把他送回了家，在训练赛中，他狠狠攻击了每个男孩，他也能狠狠攻击每个成年男人）。与莫尔登比赛的那整个下午，几乎没人一直持球。不过，我们阵容强大，有斯沃博达、韦恩、雷夫、唐宁、梅利斯、格林格斯等，不能容忍他们嚣张跋扈。那天下午，我是否持球，是否开始就上场，是否只打四分之一场，其实都没多大差别；这是一场防守战，像打乒乓球那样把球传来传去：十分枯燥，可是饶有兴趣的观众们依然认真观看。
这个赛季我唯一的差错发生在与林恩古典队的交锋中：他们在林恩六比零打败了我们，但是如果我没有因为手指他妈的打滑，在球门线丢了那个该死的传球，那个凯拉基斯直接传过来并确实到了我手里的球，我们也许可以赢一球，或者打个平手。我永远没法摆脱丢那个传球的负疚感。如果橄榄球比赛不用橄榄球，而是用一只上好的松软袜子，就像你十岁时玩的那种，那就好了。事实上，我习惯在奔跑时一只手持橄榄球，而且经常失球，这也许是教练不喜欢的恶习之一。但这是我能拼命奔跑，用径赛运动员的能力躲闪对方防范的唯一方法，不管怎么说，我并不比其他人多失球。
“莫尔登”赛事结束后，紧接着是一场在新不列颠康涅狄格进行的荒唐比赛。比赛前一天晚上，我们大队人马，所有队员都在宾馆套房里尖声呐喊，虽然没像如今孩子们必做的那样喝啤酒或其他饮料，但是没有机会像星期五晚上在家里那样睡觉，所以我们彻底输了那场球。（有些人偷偷溜出去跳舞。）
所以此时，所有人都很沮丧，队里的大牌参赛队员，那些英雄们都很沮丧，在康涅狄格荒唐的结局之后不得不歇着了；我呢，留下来与一群替补队员在雨中的泥潭里面对纳舒厄（我父母的家乡）的球队，正如我所说，这就是他们如何对待我的一个例子。比赛结束之后，注意……嗯，等一会儿。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惨烈的一场球赛，就是这场球赛让费伊教练下了决心，也引起了哥伦比亚大学陆·利贝尔对我的关注，还有其他学校，比如杜克大学。很自然，英雄们在雷克斯休息洗蒸汽浴，而我开始了这场比赛，在有一股让人不舒服的甜味的泥潭里，面对许多人高马大强壮彪悍的希腊、波兰、加拿大和新英格兰的男孩，与他们相互碰撞，直至我们全都滚了一身烂泥，面目全非，紧身运动衣上的号码也无法辨认。报纸集中报道了赛事的得分情况，纳舒厄队十九比十三胜出，但没有密切注意推进的距离，因为洛厄尔队总共推进一百四十九码，我低头猛进，独自推进了一百三十码，包括一次六十码持球跑动进攻，后来从身后被一个长腿边锋抱住，但还是手臂夹住传球跑动进攻，完成十五码持球触地得分。由于场地打滑，双方都有失误，踢悬空球受阻，滑入边线上观众张开的双臂里，然而，这场球赛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是我参与的所有比赛中最美好最有意义的，因为我（与德芒斯一起）承担了没人夸耀的最吃重的任务，这种角色只有懂行的观众才会为其鼓掌，球赛中闷声不响独自大力推进的骨干球员，灰头垢面嘴唇流血，这种梦幻般情景可以使人想起旧时新闻短片中雨天里吉珀 [16] 和阿尔比耶·布思 [17] 的比赛。
当然，如果按正常阵容上场，我们是能够赢得这场比赛的，没有一个队是一人球队，可是没办法，那些英雄们不喜欢雨天的烂泥。
那天晚上在家里，我在睡梦中醒来，肌肉痉挛，俗名“查利抽痉”，我痛得尖声叫喊：我拼尽全力疯狂地在溜滑的赛场上大力推进，吸引多半对手朝我猛力冲撞之后，在雷克斯却没人为我提供蒸汽浴！
（但是十天以后即将举行的感恩节橄榄球大赛上有人试图从中作梗？）
七好吧，感恩节橄榄球大赛如期举行，冤家路窄，洛厄尔对“劳伦斯”，零度气温下的赛场像坚冰一样硬。这时，“英雄们”准备上场了，没我就开始了比赛。电台实况转播，一万八千人观战，英雄们得炫耀一番。我坐在长凳边的稻草堆上，就像他们用法语说的那样，mon derrière dans paille（我的屁股在草堆上）。上半场结束了，什么分也没得。下半场他们琢磨也许需要我，于是就把我算在里头。（也许他们觉得我在纳舒厄场球赛中表现得那么糟糕，没人会在乎我。）所以上场后一度没人把我当回事，劳伦斯队有个男孩用其意大利人肉乎乎的手几乎勾倒了我。不过，几招过后，凯拉基斯越过几个边锋的手从空中快速传给我一个三码高球，我接住球，一转身沿着边线猛撞猛钻，头忽低忽高，歇一歇，跑一跑，唐宁的阻截非常漂亮，还有另外一名队员也不错，我跌跌撞撞一路奋进，推进了十八码，即将到达球门线的时候，劳伦斯队的一个家伙撞击我，抱住我，不过我挣脱了他的双臂，扑倒在地，拿到这场球赛中唯一的持球触地得分。比赛结果是八比零，因为哈里·基纳已经拦截过一次劳伦斯队踢的悬空球，抓住战机在球门区安全得两分 [18] 。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能够以二比零获胜了。我们守住了对阵开球线。球赛结束时，球场上一片嘈杂喧闹。我立刻当着赛场上所有其他人的面跑进更衣室，以便能尽快更衣，回家赶上感恩节正餐；除皮埃·梅内拉科斯以外，还有谁会在洛厄尔高中的更衣室里骂骂咧咧，乱踢他的头盔，好像我们输球似的？他骂街，是因为本场球赛拿到唯一持球触地得分的人是我而不是他。
那么，你就去享受观众的欢呼吧！
几天后，弗朗西斯·费伊来到我家，接着来了陆·利贝尔的人；皮埃·梅内拉科斯得到了佛蒙特州诺威奇大学抛来的橄榄枝。
所以，老婆，尽管我可能因此而不快，我确实是不愉快，可是自助者天助，上帝给了我一个机会。
与此同时，可怜的老爸，待在家，火鸡，樱桃馅饼，免费让人打保龄球，现在好了，我的大学梦即将实现。
可我还是要说，这意味着什么？尽管所有这些比赛记录在称为资料库的报纸档案里都有记载，你也许还会说我在自吹自擂橄榄球艺；我承认我自吹自擂，但我不认为这是在吹牛，因为吹牛有什么用，正如传道者所说：“虚幻的虚幻……一切都是虚幻。”你拼死奋斗自掘坟墓；尤其是甚至在你去世以前，就拼死奋斗自掘坟墓，那个坟墓的名字叫“成功”，那个坟墓的名字叫扯淡屁话。
[2] wallace beery（1885—1949），美国演员，主演过《珍宝岛》等众多影片。
[3] mandala，佛教和印度教中梦里所见的、代表做梦者追求完美的曼荼罗。
[4] pawtucketville，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地名。
[5] bullshivitsky，与前面bolshevist（布尔什维克的）谐音，以示幽默。
[6] 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经验论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随笔作家，著作有6卷本《英格兰史》等。
[7] johnny unitas（1933—2002），美国职业橄榄球运动员，曾被美国橄榄球协会评为1959、1964、1967年最有价值的运动员。
[8] babe ruth（1895—1948），美国棒球运动员，是美国文化中最伟大的体育明星之一。
[9] bing crosby（1904—1977），美国歌手、演员，代表歌曲有《白色的圣诞节》等。
[10] merrimack，美国东北部河流，源出新罕布什尔州中部的怀特山脉。
[11] mister five-by-five，原为一首1942年的流行歌曲，描述了一个五英尺高、五英尺宽的大块头。此处用来形容父亲的身材。
[12] 示意改变打法及形式的队员。
[13] boston herald，创建于1846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日报之一。
[14] 现更名为“新英格兰爱国者”（new england patriets）。
[15] iroquois，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
[16] george gipp（1895—1920），美国圣母大学著名橄榄球运动员。
[17] albie booth（1908—1959），美国耶鲁大学橄榄球明星。
[18] 传球在球门线上或端区内成为死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