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千年间，巨人般的巴西一直沉睡着。它，连同它之上蜿蜒墨绿的森林，连同那里的高山、河流以及激荡回响的大海，都不为人所知。1500年4月22日下午，远方的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几艘满载的帆船。在那些白帆之上，画有葡萄牙的红色十字。这些帆船靠近海岸，第二天，几艘小艇率先登上了未知的沙滩。

这是一支葡萄牙舰队，由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1)担任指挥。他们于1500年3月在特茹河口起航，希望能重复瓦斯科·达伽马的传世之旅，越过好望角、找到印度，再现卡蒙斯《葡国魂》(2)中传唱的辉煌。据说由于风向相反，船只偏离了达伽马的航道，漂向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人们对海岸的辽阔一无所知，故将此地命名为圣十字岛。尽管阿隆索·平松几乎到达了亚马逊河口，韦斯普奇也许已经到达过巴西大陆，可葡萄牙与卡布拉尔才是公认的巴西发现者。而这一切，似乎只是风浪的合谋。对此，许多历史学家心存疑虑。因为卡布拉尔的随行者中，有一位是达伽马的指挥员，他完全知道准确的航线。而根据贝罗·瓦斯·德·卡米尼亚的证言，风向之说也失去了价值。作为当时船上的一员，卡米尼亚声称船队偏离佛得角时，并未出现极端天气或强风干扰。既然船队偏离好望角向西航行并非受到风暴影响，那么便是卡布拉尔有意为之，或者是国王秘密授意，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早在正式发现巴西之前，葡萄牙王室已对巴西的地理位置有所了解。里斯本大地震摧毁了相关档案，能够揭开这一谜题的证据也不复存在，人们将再也无法得知巴西发现者的真实姓名。或许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葡萄牙曾派舰队勘探这块区域，并在返航之时带回了新的消息；又或者早在哥伦布之前，葡萄牙宫廷已经知道在遥远的西方有这样一块土地。这些假说也并非毫无根据。可是无论得知怎样的消息，葡萄牙都会避免惊扰自己善妒的邻国；在航海大发现时代，葡萄牙王室将一切有关航海扩张的消息视为国家机密，对于走漏风声到其他强国的人处以极刑。地图、司南、航海日志和旅行报告，都同金银一样视若珍宝，封存在里斯本藏宝库中。而发现巴西的消息，尤其不能提前泄露。因为按照教皇诏书，佛得角西面一百里格(3)以外的地方均归西班牙所有，而巴西恰在这个区域之内。若在那时将巴西公诸于世，增加的只是邻国的疆土，而葡萄牙则一无所获。为此，在取得这片区域的统治权之前，葡萄牙不会公开发现巴西的消息。葡萄牙王室需要通过合法手段，将这块新土地从西班牙手中夺走，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而在发现美洲之后，西葡两国于1494年6月7日签订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则提供了这一保证。该条约大大扩展了葡萄牙的领地范围，将其从佛得角以西一百里格扩展到了三百七十里格，而这一区域恰好包含了尚未发现的巴西海岸。倘若这次扩展只是巧合，卡布拉尔又怎么会恰巧偏离航道来到这里，而不是偏向其他地方，根本就无法解释。

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葡萄牙早就知道巴西存在，是葡萄牙国王秘密指挥卡布拉尔向西偏移，并在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将这一发现称为“神迹般的奇妙巧合”。同样有其他证据支持这一论断，其中之一便是舰队记录员贝罗·瓦斯·德·卡米尼亚给国王的汇报。他们意外发现了一块新大陆，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欣喜或振奋，只是平淡地陈述事实，仿佛是一件平常的小事。另一位记录员没有留下姓名，记录方式却完全一样，对这件事只说是“令人开心的发现”。没有一点得胜的喜悦，没有任何其他的猜想。同哥伦布及其后继者不同，没有人猜测可能到达了亚洲。这种冷冰冰的报告，与其说是有了新发现，倒更像是确认已知的事实。而如果能够证实平松到达了亚马逊河北部，那么卡布拉尔或将永远失去巴西发现者的荣耀。不过既然尚未找到相关文件，我们便依旧认为是在1500年4月22日这一天，巴西踏入了世界历史的舞台。

对于刚刚登陆的航海者而言，这块新大陆的第一印象非常美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源洁净，果实丰硕，居民友善。在卡布拉尔发现巴西的一年之后，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来到这里，赞美道：“如果尘世中真有天国，那一定离这里不远！”之后无论谁来到巴西，都会发出同样的感叹。大发现者受到了原始居民的热情招待。他们浑身赤裸、毫不掩饰，裸露的身体直面世人，“如脸庞一般天真无邪”。尤其是这里的女人，不仅身材曼妙、十分顺从，而且不问对象（这一点也受到后来殖民者的赞扬）。是她们让船员忘记数周的压抑。那时，他们并未对内陆地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开发或占领，因为卡布拉尔在完成了这个秘密使命之后，还要继续履行他的官方目标，尽快到达印度。他们在巴西一共停留了十天，于5月2日启程向非洲进发。在此之前，卡布拉尔指派贾斯帕尔·德·赖默斯率领一艘帆船沿巴西海岸向北探查，然后返回里斯本报告大发现的消息，并带回了一些新大陆上动植物的标本。

不管是秘密指派还是出于偶然，卡布拉尔发现新大陆的消息传到了葡萄牙。宫廷愉快地接纳了这一消息，但却没有特别兴奋。葡萄牙正式告知西班牙君主，以确立葡萄牙对巴西的所有权。然而，这块“没有金银，甚至连金属都没有”的土地起初并没有受到重视。在之前的几十年里，葡萄牙发现了太多土地，占有了世界上太多地方，已经穷尽了这个小国的能力。通往印度的新航道又确立了它对香料的垄断，仅此一项就是无比巨大的财富。里斯本人知道，在卡利卡特和马六甲，有无数的奇珍异石、绫罗绸缎、珠宝香料，这些几个世纪以来的传说，正等着他们去掠夺。而将东方文明古国丰饶的财富掠为己用的野心，则给葡萄牙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勇气，在世界历史上鲜有比拟。连《葡国魂》也无法使我们理解这次远征，就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葡萄牙期望用几个人、几艘船同时征服三块大陆及所有大洋。这个小国，两百年前才从摩尔人手中取得独立，国库毫无储蓄可言；它的国王，每准备一支舰队，都不得不向银行家与商人请求借贷。葡萄牙也没有足够的士兵，无法同时向阿拉伯人、印度人、马来西亚人、非洲人、土著人开战，不能在三大洲的所有地方建立殖民地和防御工事。然而，如奇迹般，葡萄牙释放出了全部力量，无论是骑兵还是农民。哥伦布曾经气愤地声称：在葡萄牙，连裁缝都离开作坊、告别家人，投入到远征的队伍之中。全国各地的人们，无论是何职业，都奔赴港口。尽管按照若昂·德·巴胡斯的名言，“海洋已经成为葡国人最大的坟墓”，他们却无所畏惧，因为“印度”一词拥有更加神奇的力量。对国王来说，一艘从宝库返航的帆船能够弥补十艘沉船的损失；对个人而言，与风暴斗争、与死神较量能够为自己取得财产，更能为子孙谋得富贵。既然世界宝库的大门已被强行打开，自然没人愿意继续留在祖国的“小房子里”。这种举国一心的愿望给了葡萄牙狂热的力量与巨大的勇气，使他们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了不能完成的任务，创造了不可思议的成就。

在这番激情与狂热之中，“发现巴西”这一重要事件竟被忽略了。卡蒙斯的史诗便是最典型的例证。在千万行诗句之中，巴西的存在与发现只占了寥寥数语。瓦斯科·达伽马的水手不仅为葡萄牙带回了绫罗珍宝、奇石香料，还带回了一个重要消息：当地首领与酋长的财富，比这更要多千百倍。与此相比，贾斯帕尔·德·赖默斯带回的东西是多么无足轻重！五颜六色的鹦鹉，几样木材标本，一些干果和令人沮丧的消息——别想从这些赤裸的人身上得到任何东西！他没有带回哪怕一粒金子、一块宝石、一袋香料；而这些东西，只要一点点，就抵得上整片的巴西木林。奇珍异宝只靠枪炮就能轻易取得，而巴西木的树干，却需要经过砍伐、刨锯、运输、贩卖。即使“圣十字岛”（或者“圣十字地”）藏有潜在的宝藏，也需要常年的勘探与发掘。可对葡萄牙国王而言，为了归还之前的借贷，财富必须马上兑现。他必须将船派往印度、非洲，派往东印度群岛，派往遥远的东方。因此，在非洲、亚洲、美洲三姐妹中，“圣十字地”便成了李尔王的考狄利娅。尽管在父亲面前饱受歧视，在灾难面前，却只有她能保持忠诚。

葡萄牙沉醉于辉煌的成就之中，起初并没有注意巴西。这是当时情形下的必然结果。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自然不能燃起民众的热望。德国和意大利的地理学家在地图上随意勾勒，在海岸线旁写上“巴西”或者“鹦鹉之国”；毕竟“圣十字地”上的荒芜与翠绿，根本无法吸引航海者和冒险家的注意。然而，尽管曼努埃尔国王没有时间与财力开发这片土地，也决不会让其他国家占去分毫。因为巴西守护着通往印度的航线，更因为沉醉于冒险与征服的葡萄牙帝国，希望将整个世界揽入怀中。通过不懈努力和非凡手段，葡萄牙说服西班牙承认其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因为根据《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这一区域归葡萄牙所有。尽管它们并不需要这块土地——它们需要的只是钻石、黄金——可两个国家却差点为此大动干戈。不过，它们马上意识到这样做非常荒谬，因为双方都需要人手去开辟从天而降的新土地。1506年，西葡两国达成一致，葡萄牙对巴西的所有权终于不再是一纸空文。

对于强大的邻国西班牙，如今已经无需畏惧。可法国，由于在西葡分割世界时未能尝到甜头，便开始明目张胆地染指这片广阔的土地。在尚未有人居住的海岸旁，有越来越多来自迪耶普或勒阿弗尔的船只。它们来此砍伐巴西木。那时，巴西港口还没有葡萄牙的驻军，也就无法制止这种盗窃行径。葡萄牙的合法权益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法国只需三五船只、少许装备，就能征服整个巴西。保卫广阔海岸的最佳方式就是殖民。葡萄牙国王要想将巴西归入囊中，就必须派葡萄牙人去那里居住。在那里，广袤的国土尚未开发，诸多可能性都等待着双手去创造、去探索。而每一个到达那里的人都会向葡萄牙呼唤，请求派来更多的人。这种呼唤由始至终，贯穿了整个巴西历史，“人，人！”就像是渴望成长的自然之声，为了完成真正的目的，为了成为伟大的国家，最不可或缺的条件便是：人。

可在这个人丁稀少的小国，如何找到那么多的殖民者呢？葡萄牙在扩张之初，至多拥有三十万成年男子；其中最勇敢的十分之一，早已登上甲板扬帆起航；而这些人中，十有八九已经牺牲，或葬身大海，或身染重疾。村庄已经废弃，田野已经荒芜，想要找到水手士兵更是难上加难。即便是冒险家也不愿意去巴西。而整个国家的中坚力量——贵族、军人、骑士——也拒绝前往。因为他们知道，在“圣十字地”没有黄金、象牙、玛瑙，也没有令人向往的荣耀。原始丛林同人类文明相隔绝，文人学者又能有什么作为？而商人面对赤裸的食人部落，又如何做得成生意？一艘前往东印度的船只足以弥补上千倍的风险，可往返巴西一次，能带回怎样的货物呢？那些最贫穷的农夫，宁可种原有的农田，也不想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承担被食人族吞掉的风险。在所有的贵族、富商、文人、政客中，没有一个愿意到这道荒芜的海岸。因此，最早在巴西定居的人，不过是滞留的水手或是叛逃的士兵。出于偶然或懒惰，这些人为殖民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生育了无数的混血儿，无数的“玛麦鲁古”(4)。据说他们每人都有三百个后代。可最终，这里只留下了几百个欧洲人，尽管当时已经探明的土地已经同欧洲差不多大小。

因此，葡萄牙帝国不得不采用西班牙试行过的流放制度，强制推动巴西移民。地方法院接到通知：倘若罪犯愿意前往巴西，则可以免除刑罚。何苦要让监狱人满为患，还要用国家的钱供养他们？最好将他们流放出去，让他们在新大陆度过余生。毕竟在那儿，他们还能有些用处。就好像高效的肥料，自身虽不干净，却能够最有效地滋润土壤，促进丰收。

真正自愿来到巴西的只有刚刚受洗的犹太人。他们不带手铐脚镣，不为污名所累，没有刑罚在身。但他们的自愿也不纯粹，还夹杂着恐惧与逃避。在葡萄牙，接受洗礼并不意味着虔诚，更是为了逃避火刑。即便如此，他们也不能完全摆脱宗教裁判所的阴影。那么，趁着宗教法庭的毒手还未延伸到大西洋的另一端，最好及时抽身逃往新大陆。受洗或者仍未受洗的犹太群体在港口定居，他们才是这里最初的殖民者。在巴伊亚和伯南布哥，新的基督教徒不仅最早组建家庭，而且率先开展商业活动。凭着对全球市场的了解，负责对巴西红木的砍伐与装运。这是巴西当时唯一的出口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特许经营权由国王授予其中的一名殖民者——费尔南·德·诺隆亚所有。无论葡萄牙还是外国船只，都常常来购买这种特殊商品。自伯南布哥到桑托斯一带，渐渐形成了许多小型的沿海村落，也即未来城市的雏形。此时大大小小的舰队经过多次探索，已经到达拉普拉塔河并绘制了海岸线图。然而，在狭长的海岸背后，巴西那无边无际的国土，依然是一片未知的领地。

最初的三十年间，巴西发展缓慢，而且慢得危险。为了得到木材，新港口的外国船只越来越多，却没有经过葡萄牙的许可。1530年，葡萄牙国王终于下令，向巴西派遣一支小型舰队，由马丁·阿方索·德·索萨担任指挥。舰队刚刚抵达，便当场擒获三艘法国货船，并在第一时间向君主汇报那已听说了无数次的观点：倘若不想失去巴西，就必须进行殖民。然而，自大航海时代开始，葡萄牙国库一直是空的。印度的驻军、非洲的要塞、必要的军事供给，都在不断消耗着葡萄牙帝国的财富与能力。若想殖民巴西，只能采取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已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取得了良好效果，即以个人的进取精神，促进殖民进程。既然巴西国土尚未有人居住，便将它分为十二个长条，每一条赠与一位公民。受赠者需要在其领地上种植开垦，吸引更多的人居住；而一切收益都归受赠者所有，且其后代享有完全继承权。获赠的每一块领地都是一个真正的王国——都比葡萄牙国土还大，有些甚至抵得上法国和西班牙。在葡萄牙本国已经一无所有的贵族，在印度战争中功勋卓著而要求奖赏的将军，抑或是像昂·德·巴胡斯一样让国王对他心存感激的史官，所有这些人都在分封的行列。每一块巨大的领地都包含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开垦土地，间接地为祖国捍卫领土。

这种方式既无组织也无计划，但作为最初的殖民尝试，却极其慷慨。受赠者们拥有巨大的优势，他们只需承担很少的义务，便可以自由铸造货币，拥有完全的领主权利。如果能够成功吸引大批人口居住，他们子孙的财富将堪比任何一个欧洲君主。可是，这些受赠者大多已不再年轻，为了替国王效命，他们耗尽了自己的青春。如今接受这块赠予的土地，只当是留作子孙的遗产，并没有精力进行殖民。因此，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只有圣文森特和伯南布哥（原名为新卢济塔尼亚）两块领地得到发展，这要归功于种植甘蔗的明智选择。而在其他地方，由于领主的无所作为，劳动力的缺乏，土著人的仇视以及陆地与海洋上的各种灾难，很快便陷入到混乱之中。整个海岸面临着分裂的威胁。他们彼此隔绝，意见不一。既没有统一的法律，也没有防御能力，更没有要塞与士兵。在领地之上，无论是凶猛的敌人还是狂妄的海盗，都肆无忌惮、随意劫掠。1548年5月12日，绝望的路易斯·德·高雅斯写信给国王：“……若陛下不尽快救助巴西海岸与各处领地，不仅我们会失去生命与庄园，陛下也将失去自己的土地……”只有葡萄牙向巴西提供统一的组织力量，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只有国王派一个全权代表作为巴西的最高长官，并配备足够的军事力量，才能及时恢复秩序，将正在四分五裂的巴西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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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巴西历史上的决定性事件。葡萄牙国王及时听到巴西的呼救，并于1549年指派多梅·德·索萨为最高长官，在巴西设立首都，建立中央政府，掌管巴西全境。首都地点不限，但最好在巴伊亚。

多梅·德·索萨早在印度与非洲就已展现过非凡的才能。除了必要的随从之外，他还带去了六百名士兵和四百名流囚。他们将成为城墙内外最早的居民。建造城市的必要材料一到港，每个人立即投入到建设之中。只用了四个月时间，便修起了城墙及防御工事，拆掉了破败的泥草房，代之以教堂别苑。他们在临时政府大楼里设立了两个行政处，分别用以管理首都与殖民地。为了司法的公正及实际的需要，他们还建起了一座监狱。这也是一个警告，预示着从此之后，一切法令都必须严格执行。在每个人心中，他们再也不是被祖国遗忘抛弃的流人了，他们也有了相应的权利与义务，需要遵守国家法律，能够受到军队保护。有了首都和中央政府，巴西终于获得了头脑与灵魂，结束了一盘散沙的状态。

多梅·德·索萨带去了六百名士兵和四百名囚犯。他们或举起武器捍卫领土，或操持工具建设家园。然而，这一千个人的价值却仅仅体现在身体与力量之上。对于巴西的命运而言，他们的重要性还不及六个衣着朴素、身穿黑袍的人。国王派他们随多梅·德·索萨一起，在巴西提供精神劝解及导引。这六个人带来了最珍贵的、也是这片土地和人民最需要的东西：他们传递了一个思想，并借此创造了真正的巴西。这六名耶稣会士怀着尚未偃息的最初活力；因为他们的教派是如此之新，正饱含着热切的心愿，期许证明神圣的教义。他的创建者依纳爵·罗耀拉尚且在世，凭借钢铁般的意志、炽烈真挚的激情和与目标相契合的热望，成为了自治自律的表率。同所有的宗教运动一样，在还未取得成就的最初阶段，耶稣会士克己清修、严谨自律，其程度之高、要求之严为后世所不及。在1550年，无论在精神还是世俗层面，在政治还是经济领域，耶稣会都还未能像之后几个世纪中那样取得权威。而一切形式的权威都将降低人类精神的纯洁，正如某个党派的独裁一样。一无所有的耶稣会，无论个人还是整个教派，其思想都是精神性的，丝毫未受世俗沾染。最好的时刻来临了。因为他们最大的目标，便是通过思想争战，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建立统一的宗教团体。而一块新大陆，便是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1519年，在沃木斯议会上，狂热的德国人点燃了宗教改革的战火，近一半的欧洲大陆背离了天主教会。基督教，这一从前的“世界教派”，几乎只剩下防守的气力。倘若能够征服这突然出现的新世界，令它皈依真正的古老信仰，就能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阵地，这将是多么巨大的优势啊！鉴于耶稣会士对金钱特权一无所求，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同意他们在新大陆传教，并允许六名基督战士随军前往巴西。但事实证明他们并非随从，而是真正的主导者。

这六个人创造了历史。在他们之前，所有来到巴西的人，或是为了完成使命，或是为了躲避灾祸；每一个登陆巴西海岸的人，无论他们的目标是木材干果还是飞禽走兽，又或是人类矿石，都对这里有所图谋。从没有人想过要回馈这片土地。只有耶稣会士无欲无求、全心全意地为新世界服务。他们带来了作物牲畜，用以耕作土壤；带来了常用药品，用以治疗病痛；带来了书籍工具，用以教化他人；带来了信仰戒律，用以传播教义、移风易俗。总之，他们带来了新的思想，这是殖民地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对于历史早期的蛮族和他们邻旁的西班牙而言，殖民就意味着屠杀，或者将土著人当作牲畜；对于十六世纪的征服者来说，大发现就意味着统治、征服、剥削、奴役。而耶稣会士们却完全不同。按照尤克里德斯·达·库尼亚(5)的说法，“在那个时代，这些唯一守着原则底线的人”超越了抢掠的殖民思维，希望能用道德力量改造社会、教化后人。从这一刻起，他们在这片新大陆上，在所有人之间，树立起了互相平等的精神信念。正因为土著人的生活落后，才不能使他们更加落后，堕落成为牲畜或者奴隶。而应该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借助基督之手将他们引导到西方文明之中；应当通过宗教、教育，使这片土地发展成为新的国度。这个卓有成效的思想，最终将巴西由分离的元素变成了有机的整体，从互斥的散沙变成了统一的国家。

耶稣会士显然知道，如此重要的任务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他们并非混沌不清的空想家，领袖依纳爵·罗耀拉也不像圣方济各一样轻信人类之间的手足情谊。他们是真正的实干者。依靠每日的修行，他们知道如何蓄积能量，以克服人性弱点的巨大阻力。他们明白世事艰难，任重道远。然而，正因为有着长远的目标和永恒的追求，才使得他们能够自始至终区别于那些只顾眼前、用枪炮权力迅速牟利的人。耶稣会士清楚地知道，若想完成“巴西化”的过程，势必要靠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每一个人更要不惜一切代价，用自己的生命健康以及全部力量来冒险。而作为这项事业的先驱者，他们也许无法看到任何成就。万事开头难，更遑论这番事业本身的艰辛与无望。可面对着一望无际而未加开采的土地，面对着未受教化的居民，他们的斗志非但没有消减，反而越发激昂。耶稣会士的到来对于巴西是一件幸事，巴西对于他们亦是天赐的宝藏，是他们传教的理想之地。在巴西，他们的活动不仅史无前例，而且无人比肩。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奠定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精神连同物质，本质合并形式，毫无秩序的荒野加上前所未有的组织方法，便形成了崭新的世界与鲜活的生命。

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由更加强大的力量加以完成。这两者相遇之时最特别的惊喜，便是出现一位真正的领导者。马努埃尔·达·诺布莱加精力充沛，在得到教区长委托之后，立即启程奔赴巴西，甚至没有留出时间前往罗马亲自接受会长罗耀拉的指示。他那时三十二岁，在加入耶稣会之前，曾在科英布拉大学学习。然而，诺布莱加之所以能为历史铭记，并非因为其突出的理论修养，而是因为他旺盛的精力和高尚的道德力量。由于语言缺陷，诺布莱加无法成为维埃拉(6)一样的伟大布道者，也不是安谢塔(7)一般的伟大作家。在罗耀拉眼中，他是一名战士。在解放里约热内卢的远征军中，他是整个部队的推动力量，也是最高长官的策略顾问。处理行政事务时，他展现出了一名天才指挥的完美才能。他的信件中有明显的英雄义气，证明他从不惧怕任何形式的自我牺牲。在那些岁月里，仅仅为了勘查探索，他们从南到北又由北向南，横跨了整个大陆，在忧虑与危险之中度过了上百个夜晚。在那些岁月里，他成为了长官身边的长官，大师之中的大师。他建造了城市，平息了骚乱。在那个时代，巴西历史上的每一件大事，都与他的名字紧紧相连。收复里约港口，建立桑托斯与圣保罗，征服敌对部落，成立大学，普及教育，解放土著居民，这一切的一切，都有他的功劳。诺布莱加开创了一切。他的学生与继任者，维埃拉与安谢塔，在巴西的名声虽然更大，却不过继续发扬了他的思想。他们建造的一切，无不在诺布莱加的基石之上。在巴西历史这“独一无二的历史”中，诺布莱加写下了第一页。这双坚定有力的双手所勾勒的笔触，直到今天仍留有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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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达巴西之初，耶稣会士致力于了解当地情况。在传道授业之前，他们愿意先学习。立即有人提出要尽快学会土著语言。只需一眼就能发现，这些人还生活在极其落后的游牧社会。他们一丝不挂，不知道劳作，也没有武器，甚至连最原始的工具都没有。如果饿了，就直接从树上摘、到河里捉；一个地方的东西吃光了，再换另一个地方。他们天性善良，温顺纯朴；之所以互相争斗，也只是为了抓到几个俘虏，在隆重的场合将他们吃掉。即便这种食人风俗也并非由于他们性格残忍；这些野蛮人甚至会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囚徒，对他们如丈夫一般侍奉照料，直到将他们杀死的那天。当圣徒们劝说他们放弃食人，他们的惊异多于真正的反抗。因为这些土著居民远离文明社会，没有一点道德观念，在他们眼里，吞掉俘虏就如喝酒跳舞做爱睡觉一样，是一种单纯的快乐。

这种低下的生活方式，乍看起来是耶稣会士不可逾越的障碍，事实上却简化了他们的任务。既然这些赤裸的人们毫无道德与宗教观念，便更容易说服他们。其他地方的人，或有固定的文化成见，或者受到巫师、圣徒、萨满控制，对传教士心存怨恨；而巴西的土著居民则恰恰相反。按照诺布莱加的话说，他们温和顺从得就像一张“白纸”，接受一切教化，服从新的指示。土著居民热情地接待了这些白人传教士，对他们没有丝毫怀疑：“无论我们到哪儿，都会受到友好接待。”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洗礼，心甘情愿、满怀感激地（为什么不呢？）追随传教士们，让这些“好白人”保护他们免受“坏白人”的迫害。作为专注的实践者，耶稣会士自然明白，这些食人者天真的盲从，他们的祈祷、跪拜，并不代表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即便在最成功的传教区域，在圣保罗和第比利萨(8)，有时仍能见到食人风俗的复兴。耶稣会士从不浪费时间统计征服了多少灵魂，他们明白真正的使命尚未完成。首先要让这些游牧部落定居下来，他们的子女才能得到抚养教育。要使食人部落的这一代人文明开化，已经不可能了。但若教育他们的孩子，使下一代人遵守文明礼仪，或许并非一件难事。

对于耶稣会士而言，最重要的便是建立学校。他们谨慎地采用了种族融合的办学方法，以便使巴西融合为一个整体，并且永远保持下去。他们有意识地聚集起茅草房中的印第安儿童，让他们同许许多多的混血小孩一起；并且不断请求送来更多的白人小孩，尽管他们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一切崭新的事物，只要有利于种族融合，他们都极力欢迎，即便是“在葡萄牙被称作恶棍的迷途浪子与流氓土匪”。他们有意在人民群众中培养大众领袖，因为土著人在宗教学习中，更愿意相信他们的兄弟而不是外国人，更愿意相信肤色相近的人而不是白人。与其他人不同，耶稣会士更关心下一代。这些现实主义者目标明确，只有他们能够看清巴西的未来。早在所有的地理学家之前，他们已然了解巴西的广袤，并对自己的任务进行了严格规划。这是一份长期的作战纲领，永远不得变更。其目的就是要在这片新大陆上，建立起统一的宗教、统一的语言和统一的思想。巴西完成了这些目标，更应当向这些传教士报以永恒的感激，因为正是他们，使它成为了真正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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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伟大的殖民计划中，耶稣会士所遇到的真正阻碍，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来自土著人和野蛮的食人部落，而是来自于欧洲人，来自于基督徒和殖民者。直到那时，对于叛逃的士兵、落魄的水手或是囚犯来说，巴西还是一个异域天堂。在这里没有法律，没有约束，没有义务，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他们不受司法或行政的严格管束，可以放任自流，随意妄为。那些在葡萄牙必须受到严惩的罪行，在巴西只是无伤大雅的玩笑。“赤道另一侧不存在罪责”，这是征服者的惯例。他们侵占土地，不论地点也不限数量；他们随意捕捉土著人，用皮鞭强迫他们干活；他们强占遇到的每一个女人，扩大一夫多妻的范围，生下众多的混血后代。这些人身上还留有劳教所的印记，在这里却像帕夏(9)一样，可以无视宗教律法，甚至再也不用动手劳作。这些最初的殖民者非但未给这里带来文明，连自己也变得更加野蛮。

要让这群残忍的乌合之众遵纪守法，改变懒散暴虐的习惯，真是一件艰难的任务。这些怜悯的传教士最无法接受的便是一夫多妻的淫乱行为。但换个角度来讲，既然不可能在这里合法结婚、组建家庭，又如何能怪罪这些姘居的人呢？在这个根本没有白人女性的社会里，又如何能组建家庭呢？为此，诺布莱加请求国王送来妇女：“恳请陛下将无家可归的女子送来这里，所有人都可以结婚。”贵族阶级显然不会将女儿送到这么远的地方，让地痞流氓当她们的丈夫。诺布莱加，凭借他高尚的精神勇气，甚至请求国王将堕落的女子、里斯本的妓女也一并送来。在巴西，她们都能找到丈夫。一段时间之后，宗教组织与世俗机构建立起了一些秩序。但在奴隶问题上，他们遭到了整个殖民地的疯狂抵抗。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奴隶制度一直是巴西最灼痛的话题。土地要靠双手耕作，可却没有足够的劳力。要想种植甘蔗、加工蔗糖，仅靠几个殖民者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这些征服者冒险来到这里，可不是为了跟锄头镰刀打交道。他们要当主人，就得解决这个难题——他们像猎人追野兔一样抓捕土著居民，用皮鞭强迫他们工作，直到这些可怜的人们精疲力竭倒下为止。这些冒险者辩解说，土地是他们的，地上地下的一切就都是他们的，这些两只脚的深色动物也不例外。他们才不在乎这些工人的死活；如果死了一个，他们可以找来几十个来代替。而抓捕本身就是有趣的体育活动。

这种如意算盘遭到了耶稣会士的强烈反对，因为奴隶制度会使居民减少，直接妨碍他们的伟大计划。他们不能任凭殖民者将土著人贬低为动物，因为作为罗耀拉的使徒，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令这些野蛮人皈依信仰，令他们成为土地和未来的主人。为了使这里人丁兴旺、文明开化，就必须解放每一个土著人。殖民者们不断挑拨各个部落彼此争斗，以加快它们的灭绝速度，在战争结束以后，还可以用很低的代价购买战俘。耶稣会士则尽力安抚每个部落，用广袤的土地将他们分隔开来，让他们能够安心定居。这些土著居民就是未来的巴西人，就是潜在的基督教徒。他们是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财富，比蔗糖、巴西木、烟草还要重要。但为了这些东西，他们却要沦为奴隶，遭到屠杀。传教士将这些一无所知的人看作上天眷顾的种子，像对待从欧洲带来的作物果实一样，将他们安顿在肥沃的土壤中悉心培养，不允许他们堕落或者消失。他们明确要求国王保障土著人的自由。在传教士的计划中，巴西不应当只由白人统治，有色人种不应当沦为奴隶；他们应当团结一致，在这片自由的国土上共同生活。

即使是国王的命令，在三千英里之外也会丧失效力。而在这十几个耶稣会士中，有一半人每天都跋涉传教，得不到丝毫休息。他们又怎么能斗得过那些自私自利的殖民者呢？为了拯救这些土著，虽然只能救一部分，耶稣会士也不得不在奴隶问题上让步。他们必须同意让“正当”战争中的战俘做殖民者的奴隶，而所谓“正当”战争指的就是土著人之间的战争。这一条款自然遭到了最具弹性的解读。不仅如此，为了能够尽快发展殖民地，他们还想到了从非洲进口黑人。在那个年代，黑人奴隶一贯被当作商品，如同木材、棉花一样，即使这些道德高尚、最具人道精神的人也不能免俗。既然在首都里斯本，黑人奴隶已经达到了一万人，殖民地为什么不能引进？就连耶稣会士也觉得有必要进口黑人奴隶；诺布莱加冷漠地宣称，在第一所学校里有三个奴隶和几头奶牛。不过耶稣会士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即任何冒险者都不能随意捕猎土著人。他们为每一个新入教的教徒辩护，坚定地为巴西有色人种争取权利。但这种坚持对他们自己来说，却意味着灾难。为了将巴西建成一个真正的国家，为了使巴西人民拥有统一的民族身份，他们为居民的自由而战，却使自己陷入到前所未有的艰难境地。一名耶稣会士悲痛地认识到这一点，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一直待在学校，单纯地履行宗教职责，会比现在生活得平静得多。”然而，对于这个教派的创建者而言，参军的经历并非毫无用处——他教会了使徒们为信念而战。令他们奔赴新大陆的正是这个信念：要将巴西建设成为真正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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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造未来帝国的计划中，诺布莱加敏锐地发现了通向未来的桥梁，展示出一名战略家的才智与谋略。到达巴伊亚之后，他立即开办了第一所学校，并同之后到来的神父一起马不停蹄到沿海地区视察。从伯南布哥到桑托斯，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最终，他决定在圣文森特定居，但在哪里建造主学院，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希望将主学院作为宗教与精神的中心，慢慢覆盖到整个国家。乍看起来，这种对落脚点的悉心选择简直不可理解。诺布莱加为什么不将他的总部设在巴伊亚，设在首都，同政府与主教一起呢？这是人们第一次察觉到一种隐蔽的对抗，这种对抗在后来将愈发明显，直到演变成激烈的冲突。耶稣会士不愿意在政府与教皇的监管之下开展这项事业。他们不愿屈从于宫廷与教会，不愿受制于教书与辅政，不愿充当殖民者手中的工具。在巴西问题上，他们怀有更崇高的目标。巴西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决定性的试验对象，是耶稣会组织与实践能力的第一次尝试。诺布莱加直言不讳：“这片土地是我们的事业。”这也就是说：在上帝与人民面前，我们要为这里负责。这些强大的人想要将这一责任一肩担起。也正是因为如此，对耶稣会的怀疑从他们登陆巴西的那天起就如影随形，人们怀疑他们来巴西是别有用心。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所奋斗的目标并非为了葡萄牙某个殖民地的发展，而是要建造一个神权国家，一个不屈从于金钱权势的新的团体，就像他们后来在巴拉圭所尝试的那样(10)。他们一直希望将巴西建设成独一无二的国家，使它成为世界上新的典范。或早或晚，这种观念必然会同葡萄牙宫廷的商业主义与封建思想产生冲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耶稣会士绝对没有——像他们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想过要占领、剥削、统治巴西。

他们来到巴西，并不仅仅为了传授福音，而是要做一番不同于其他教派的成就。葡萄牙政府马上意识到这一点，对他们的服务表示感谢，却又十分谨慎地监视着他们；教会意识到了这一点，丝毫不愿意将精神领域的特权与他人分享；殖民者们也意识到这一点，在他们自私自利的殖民计划中，耶稣会士无疑是巨大的障碍。他们追求的不是具体的成就，而是精神准则的实现。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理想主义不能为时代潮流所理解。持续不断的反抗力量想要战胜他们，将他们从这片土地上驱逐出去。但那时，他们已经在这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为了能将这场冲突尽量推迟，诺布莱加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他的罗马——这里的宗教中心——建立在远离政府与主教的地方。在巴西推行基督教，虽然大有可为，却是一个缓慢且艰辛的过程。若要成功，只有在不受监管、没有约束的地方进行。将宗教中心由沿海转向内陆，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教义传播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内陆地区有群山遮蔽，可以防止海盗袭击；更能够靠近土著部落，使他们皈依宗教，开始定居生活。只要内陆的一个交叉路口，就能成为一个理想的发展基地。

诺布莱加最终选择了比拉提宁加，也就是今天的圣保罗。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决定有多么英明。因为直到几百年后的今天，这里仍是工商业及宗教中心。1554年1月25日，就在这里，诺布莱加和他的助手们建起了“低矮逼仄的小房子”。如今这里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车水马龙，高楼林立。诺布莱加做出了最好的选择。巴西高原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附近有一个港口，河水流量很大，能够连通巴拉那州(11)与巴拉圭，并与拉布拉塔河交汇；比拉提宁加四通八达，传教士们可以到达各个部落，使耶稣会的教义在那里生根发芽。不仅如此，在这个小居民点附近，没有一个道德败坏的殖民者。耶稣会士善待土著居民，通过赠送小礼物赢得了他们的友谊。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土著居民便按照传道士的要求组成了小村落，这些团体的发展方向类似于苏联的集体农庄。一段时间之后，诺布莱加已经可以说：“居民点正在繁荣发展。”那时的耶稣会还未拥有土地资源，由于经济条件拮据，诺布莱加无法大力发展神学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培养出了一批神职人员，既有白人也有印第安人。他们一旦学会土著语言，便会到一个个部落轮番传教，目的是让当地居民放弃游牧生活，皈依基督教会。他们建立起了一个联盟，第一个“属于全体印第安人的团体”；很快的，传教士与土著部落之间也都团结一致、忠诚相待。游牧部落第一次来袭，正是这些刚刚受洗的教徒，他们在首领第比利萨的带领下，怀着虔诚的牺牲精神，挫败了敌人的攻击。一项伟大的试验开始了：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以宗教精神为指导的新国家。正是得益于这次尝试，巴拉圭才能建起举世无双的“耶稣会国”。

从国家意义上讲，诺布莱加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个尚未成形的国家第一次找到了某种平衡。直到那时，说起巴西，有的只是北方的三四个沿海城市，除了出口热带产品之外，没有任何的商业活动。而现在，南方与内陆地区也得到了发展。各方力量渐渐融合，向着内陆汹涌而去。凭着自身的好奇与渴望，每一片土地、每一条河流都将得到探访。内陆地区形成了第一个遵纪守法的村庄，设想已久的计划也终于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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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才刚刚五十岁。它渐渐退去胚胎期不安的萌动，有了自己的意识与真正的思想。殖民的最初成果也渐渐显露出来。巴伊亚与伯南布哥的甘蔗种植业尽管仍处于起步阶段，已经创造了巨大的收益。越来越多的商船带着货物，用来交换这里的原材料。还没有人愿意冒风险来巴西旅游，还没有书向世界介绍这广袤的天地。对于全球商业而言，巴西并不抢眼。但这种迟疑随性的吸引方式，却恰恰是巴西的幸运。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发展得更加全面。在那个暴力与征服的时代，能够默默无闻不受凯觎，便是莫大的优势。阿尔布克尔克(12)在印度与马六甲看到的财富，科尔特斯(13)从墨西哥带走的象牙，皮萨罗(14)在秘鲁掠夺的黄金，使其他国家贪婪的目光偏离了巴西。幸运的“鹦鹉之国”依旧寂寂无名，无论是宗主国还是其他国家对它都毫无兴趣。

正因为这样，1555年11月10日发生的事件才没有引发战争。那一天，一支小型的法国舰队停驻在瓜纳巴拉海湾(15)，并有几百人登陆到其中的一座岛屿上。那时的里约热内卢还未发展成一座城市，甚至连一个居民点也算不上。因此在几间破旧的茅草房中，没有一名士兵，没有一个葡萄牙官员。即使一个人单枪匹马到这里摇旗呐喊，也不会遇到丝毫抵抗。罗德岛的骑士尼古拉斯·杜兰德·维列盖格农，一位颇具吸引力的神秘人物，他既是海盗也是学者，正是文艺复兴造就的人才。他不仅将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带到了法国王宫，而且骁勇善战，醉心于文化艺术。皮埃尔·德·龙沙(16)对他大加称赞，法国宫廷则惧怕他，因为他思维独特，不可捉摸。为了能够自由自在不受束缚，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自己充满幻想的世界；他厌恶稳定的职位，鄙视崇高的身份。在胡格诺派眼里，他是一名天主教徒；对于天主教徒而言，他又是一名胡格诺派。没人知道他的确切立场，也许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只想做出一件惊天动地、大胆狂妄、举世无双的大事。如果在西班牙，他一定会成为另一个皮萨罗或者科尔特斯；但是法国君主国事缠身，实在没有精力组织殖民扩张。野心勃勃的维列盖格农只好靠自己。他纠集了几艘船只，塞满了几百个人。这些人大部分是胡格诺派，希望逃离吉斯家族统治下的法兰西；但也有一些渴望到新大陆去的天主教徒。为了能够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维列盖格农还带了一位历史学家安德烈·戴维。他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大西洋的法兰西，他要成为这里的开创者、管理者，甚至是具有绝对权力的郡王。法国宫廷究竟在多大程度了解、认同并支持这一计划，我们不得而知；但很有可能的是，一旦他们取得成功，亨利二世便会将功劳据为己有，就像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对雷利(17)与德雷克(18)爵士所做的那样。先让维列盖格农以个人名义去碰碰运气，不但不必动用国家力量，还能避免同葡萄牙产生正面冲突。

作为一名富有经验的将领，维列盖格农首先想到的便是防御。在登上以他名字命名的岛屿之后，他立刻修建起了军事要塞，取名为科利尼，以纪念这位胡格诺派的海军将领。为了证明对国王的忠诚，他又将这个未来的边塞小城大张旗鼓地命名为亨利郡，尽管那时这里只有荒芜的丘陵和沼泽地。维列盖格农一点不顾忌宗教问题，以至于当他无法找到更多的法国天主教徒前往巴西时，竟然在1556年从日内瓦带来了一批加尔文派的教徒。从那之后，这片小殖民地上便不断掀起宗教争端。双方的神父都将彼此视为异端，并不断指责这座小岛的异端实在太多。可不论怎样，大西洋的法兰西毕竟建立起来了。由于法国人不愿意捕捉奴隶，他们与土著人的关系也十分和睦，并且经常彼此交易。从那时开始，尽管这块殖民地尚未得到官方认可，法国人却已经将其视作常驻港口，并有法国船只定期往来。

巴伊亚当局不可能对这种入侵完全视而不见。根据当时实行的法律条款，巴西沿海水域属于葡萄牙领海，外国船只不得在海岸停靠，更不得从事贸易活动。其他国家在殖民地最好的港口修建军事要塞，可能会造成南北割据，破坏巴西统一。巴西政府理应立即解除外国船只的武装，拆除他们的一切建筑；但他们没有力量执行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早年来到巴西的那几百名士兵，如今已然成为了农夫或庄园主，经过这么多年松弛懈怠，根本无法适应身着戎装的生活；年轻一代对祖国没有认同感，也没有保卫领土的思想基础；葡萄牙也没有财力马上派出远征军。对于葡萄牙王室而言，巴西的重要性远远不够，不值得因此组建一支耗资巨大的舰队。因此，法国人才有时间不断地挖掘战壕、修建要塞。直到1557年，新的巴西总督门德萨前往巴伊亚，才开始着手对抗入侵者。门德萨十分信任诺布莱加，在宗教领域赋予他绝对的权威。正是诺布莱加以其旺盛的精力，坚决要求对法国人进行打击。耶稣会士是最了解巴西的人，同里斯本的商人比起来，自然也更加关心巴西的未来。那些人评判一块土地的价值，只看生产的作物能够获取多少收益。而耶稣会士们却知道，如果法国的胡格诺派们在殖民地扎根，不但会破坏巴西领土的完整，也会给宗教带来灾难。巴西总督与诺布莱加轮番上阵，不断寄信到葡萄牙，请求“支援可怜的巴西”。但葡萄牙就像另一个阿特拉斯(19)，整个世界都在他脆弱的双肩之上。直到两年之后的1559年，葡萄牙才派出几艘船只前往巴西。门德萨终于可以考虑对入侵者采取军事行动了。

诺布莱加才是这次远征的真正领导者。他同安谢塔一起，将教徒尽量组织起来，组成了一支弱小的葡萄牙军队。1560年2月18日，诺布莱加与巴西总督同时到达里约热内卢。3月15日，由圣文森特临时组建的部队也汇集起来，开始对维列盖格农基地进行猛烈进攻。于我们今天来看，这次重要的行动就像是蝼蚁之争。一百二十个葡萄牙人与一百四十个印第安人联合起来攻打由七十四个法国人和几个奴隶守卫的科利尼要塞。法国人抵抗不住逃往内陆，找到他们的土著人朋友，试图在山丘的庇护下重新作战。既然科利尼要塞已被攻下，葡萄牙人便认为自己已经得胜；他们没有继续追赶法国人，直接返回了巴伊亚与圣文森特。

可是他们只胜利了一半，因为法国人仍然留在巴西。他们总共撤退了大约一公里，如果今天乘坐汽车，也就是几分钟的路程。他们像以前一样，可以在港口自由活动、交换货物，船只可以随意装卸；他们在荣耀之山上修起了另一个要塞，并鼓动土著人朋友帮助他们反抗葡萄牙人；也是他们组织起了这些土著人，对圣保罗进行了第一次袭击。门德萨却没有能力将他们驱逐出境。自始至终，巴西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没有人。门德萨不能出动巴伊亚唯一的帆船，如果他这么做，巴西经济的支柱——蔗糖的生产就要停止。更可怕的是，一场瘟疫夺取了大多数人的生命。如果没有葡萄牙的帮助，他们就不可能赶走法国人，但这帮助却遥遥无期。维列盖格农的殖民者们留了下来，在里约相安无事地待了五年。这一次，又是诺布莱加不断地提醒葡萄牙，如果法国继续向殖民地派遣援军而他们却无动于衷，葡萄牙一定会失去里约海湾，就连巴西也会一并失去。终于，王后听到了他执著的请求，派埃斯达西奥·德·萨(20)率领耶稣会在本土招募的援军前往巴西抗击敌人。1565年3月1日，埃斯达西奥·德·萨率军进入瓜纳巴拉海湾，并在糖面包山脚下安营扎寨，也就是今天的乌尔加街区。尽管糖面包山距离荣耀之山不过十分钟的车程，葡萄牙军队却在两年之后才展开攻击。这其中的原因我们无从知晓。1567年1月20日，埃斯达西奥·德·萨的部队向敌人开战。他们仅用几个小时便结束了战斗，以二三十人的牺牲换取了历史性的胜利。这场战役决定了这座城市是里约热内卢还是亨利郡，决定了这个国家是说葡萄牙语还是法语。无论在印度还是在美洲，整个大陆未来几个世纪的走向与命运，都是由这种数十人的战役决定的。埃斯达西奥·德·萨被弓箭射中，为胜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一次，是决定性的胜利。法国人乘坐四艘小艇逃离了巴西。除了对烟草的发现，他们一无所获。后世为了纪念法国大使让·尼科，将其中的生物碱成分命名为尼古丁。在法国要塞的废墟之上，一名主教主持了新教堂落成的祝圣仪式，这里就是巴西未来的首都——自这一刻起，才有了里约热内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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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矮人间的战争，却捍卫了巴西的统一：巴西从此归属于巴西人民。现在是发展殖民地的时候了，巴西也为此迎来了五十年的和平岁月。疆域慢慢地向帕拉伊巴、北大河州与内陆方向拓展，圣保罗的耶稣会居住点越发繁荣，沿海地区的种植业大获丰收。不仅蔗糖与烟草的出口大量增长，还兴起了一项卑鄙的贸易：对“黑色象牙”的进口(21)。他们源源不断地运来非洲奴隶，数量一次比一次多。由于船上肮脏拥挤，这些来自于几内亚或塞内加尔的奴隶，许多在运输途中便死去了，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则被运往巴伊亚的市场上出售。一段时间之后，欧洲文化的影响已经受到严重威胁。不仅黑人的数量越来越多，还有无数各种肤色的混血儿。在沿海地区，一面是一夜暴富的实业家，另一面却是不计其数的奴隶。只有耶稣会士在内陆维护着各方面的平衡：他们建立了农庄，教会土著人如何耕种土地，制止外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并且无条件地支持异族婚配。如果不是他们，巴西就会成为另一个非洲，因为欧洲人对此完全无动于衷。而葡萄牙历经多次战争，可用的殖民者本来就不多，能够看清这块土地价值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早在1587年，加布里埃尔·苏亚雷斯·德·索萨(22)就曾在日志中做过预言：“陛下在这里的一切行动都将有所回报。因为只需付出稍许代价，它就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

然而，由葡萄牙统治半个世界的时代已经远去，它也失去了帮助别人的能力。它曾经期望将三大洲收入囊中，让它们全部臣服于十字架之下；如今，这宏伟浪漫的梦想也已不复存在。曾经，对这个强大的小国而言，拥有非洲的东西海岸仍不能使它满足，还必须将印度、中国变成自己的贸易垄断区。塞巴斯蒂昂国王是这个英雄家族的最后一个梦想家，也是最大胆的一个，他试图用一个十字架彻底结束摩尔帝国的统治。他没有将最精锐的部队派往各个殖民地，也没有将他们组织起来保卫卢济塔尼亚的领土，而是像圣杯骑士一样，身披银质的盔甲，将各方力量整编为一支队伍开赴非洲，预备给宿敌摩尔人以致命的一击。可致命的一击并未打中摩尔人，而是打在了自己身上。1578年的三王之战，是迟来的十字军东征，也是东西方最后一次宗教大战。在这场战役中，葡萄牙军队全军覆没，塞巴斯蒂昂国王也战死沙场。然而对功名的热望却遭到了残酷的报复：葡萄牙只是一个小国，它想要征服世界，却连自己的独立也失掉了。西班牙夺取了空置的王位。葡萄牙在千百次战役之后已经筋疲力尽，甚至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从1578年到1640年，独立的葡萄牙在历史上消失了六十二年。它的所有殖民地，甚至包括巴西在内，都变成了西班牙王室的财产。

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菲利普二世成为了世界帝国的君主。他的领土远远超过了亚历山大与奥古斯都。除了伊比利亚半岛之外，这个哈布斯堡人还拥有芬兰和美洲全部的已知部分，四分之三的非洲领土与葡萄牙征服的印度帝国也都在他的掌控之下。这种自信心与自豪感在伊比利亚艺术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塞万提斯，洛佩德维加，卡尔德隆(23)写下了令人惊叹的优秀作品，世界各地的财富都向这胜利的国度涌来。

可巴西却没有分享到丝毫胜利的喜悦。作为一直未受重视的殖民地，巴西被迫归属于西班牙之后，不但没有获得力量，反而频频受到西班牙敌国的侵扰。英国海盗劫持了桑托斯，焚烧了圣文森特；法国人在马兰尼奥修建了临时要塞；荷兰人占领了巴伊亚，掠夺了港口的船只。巴西必须痛苦地认识到，自从“无敌舰队”溃败以来，有多少个新兴势力要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这些强盗行径确实没有造成严重后果，除了较小的损失及风波之外，殖民地的发展并未受到影响。直到荷兰经过仔细研究，制定出了明确的计划，巴西才真正陷入到危险之中。在这份计划里，荷兰不仅要劫持港口，还要征服整个“het zuckland”(24)。这些优秀的商人如此命名巴西，因为蔗糖是这里最好的商品。

荷兰在经济组织方面堪称典范，他们的商人头脑敏锐，自然不会忽视《巴西博大对话录》(25)中所说的——巴西比印度拥有更多的财富。正因为如此，荷兰才会仿照东印度公司的模式，于1621年在阿姆斯特丹建立“西印度公司”。他们为公司投入了大量资本，宣称只是为了在巴西与南美进行贸易活动；事实上却另有所图，希望将巴西变成它的贸易垄断区。这个公司拥有十分优秀的财务人员，他们明白，想要完成如此宏伟的目标，必须要有巨大的财力支持。他们不仅要占领巴西，更要持久地掌控这里。那就绝对不能像法国一样仅仅派两三只船、精疲力竭的水手和刚刚入伍的士兵；而是要准备一支真正的舰队，船上的所有将士必须经过严格训练。巴西在最近的五十年中迅速发展，它的重要性也越来越为世界所知晓。荷兰为占领这里投入的巨大力量，恰恰是巴西发展的明证。维列盖格农只用两三只舰艇就想建立起大西洋的法兰西，才会被不足百人的临时部队一举击溃。而荷兰方面则预备了二十六艘船舰，派遣了一千七百名正规将士与一千六百名水手。

他们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便是首都。1624年5月9日，荷兰人轻取巴伊亚并掠夺了大量财产。西班牙方才如梦初醒，派遣了五十只舰艇与一万一千名士兵，并在伯南布哥土著人的帮助下，重新占领巴伊亚。荷兰又派出了由三十四只船组成的第二支舰队。巴西的价值终于得到了认可，可如今要想保卫“蔗糖之乡”，必须付出之前千百倍的努力。荷兰被迫从巴伊亚撤退之后，积蓄起新的力量发动了又一轮攻击。1635年，他们成功占领了累西腓；1636年，除了巴伊亚之外的整个北部沿海地区全部由荷兰占据。从那时起，荷兰政府在巴西北部足足统治了二十三年。

在这二十三年中，荷兰政府的殖民活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甚至超过了葡萄牙在过去一百年中的全部成果。荷兰人有着丰富的经验与清晰的组织意识。他们并不信任无政府状态下的移民活动与行政管理；他们派往巴西的不是国内的避难者，而是经过事先选拔的优秀人才。荷兰宫廷的官员约翰·毛里茨(26)是这块新属地的统治者。他不仅是荷兰王室的后代，更是一位真正的贵族，是智慧与道德的化身。他为殖民地带来了无数的专家、学者、工程师、植物学家、天文学家，希望将巴西变成另一个欧洲。同法国与荷兰相比，葡萄牙派往巴西的人文化层次明显更低。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在我们能看到的巴西早期资料中，但凡有一点文学价值的，除了耶稣会士所写的信件之外，没有一件出自葡萄牙人之手。而法国人到巴西不过几年，就已经创作出有关“大西洋法兰西”的作品；在毛里茨的授意下，巴尔留斯(27)更是写出了一本配有图示的豪华杰作，将他们的付出与荣耀永远铭刻在历史之中。

拿骚的毛里茨在巴西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他带来了人道主义的宽容思想，允许自由开展宗教活动，促使各项艺术繁荣发展，禁止任何人使用暴力，甚至资深的殖民者也不例外。在以他名字命名的毛里赛亚，也就是现在的累西腓城，建造起了石屋与宫殿，开辟了干净的公路，地理学家还对周围区域进行了勘探。为了发展蔗糖工业，他们进口了液压机；对于逃离葡萄牙的商人，他们提供贸易机会；在公共生活方面，他们管理有序，成效卓著。除此之外，他们还对葡萄牙人的合法权利及土著人的人身自由予以保障。可以说，基于人道主义的毛里茨与站在宗教立场的耶稣会士一样，都希望能建立起一个和平发展的殖民地。

但是巴西的命运并不由自己决定，而是掌握在欧洲人手中。1640年，葡萄牙脱离西班牙统治，王位回到了若昂四世手中。从此之后，荷兰对巴西的占领便失去了正当理由。一份休战协议使两个国家得以喘息。这个时候，荷兰与英国这两个新兴的海上强国正在交战，为巴西争取独立提供了机会。巴西国民军开响了反抗斗争的第一枪，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次不再是葡萄牙，而是殖民地要捍卫自己的自由与统一。1649年，那个时代最天才的外交家——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父——在里斯本成立了“巴西商业总会”，用以反抗荷兰人。商会自己出资组建了一支舰队；并同巴西的农场主合作，临时组建了一支国民军队，帮助他们夺回失去的庄园。这一举动取得了惊人的效果。葡萄牙还在同荷兰谈判，商讨应该将哪一块区域留给荷兰人。而巴西却在葡萄牙援助舰队靠岸之前，便独自展开攻击。他们慢慢逼退了荷兰人。1654年，拿骚的毛里茨从累西腓撤退，放弃了他最后一个据点。荷兰人彻底离开了巴西。《葡国魂》中描绘的乌托邦帝国，在葡萄牙鼎盛之时迅速崛起，又在转眼之间便烟消云散。巴西却靠着自己的力量，保持了自身的统一与完整。

总体而言，荷兰在巴西历史上的插曲是一件幸事。它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能够让人们看到，在这个国家里，良好的组织与人道的管理如何得以实现；它又没有持续太久，不但没有破坏语言的统一或葡萄牙的风俗，反而正是在外国统治的威胁之下，才激发了大众的民族主义情感。由北到南，整个殖民地已经成为统一的国家。他们团结一致，要将国家内部的武力侵扰统统驱赶出去——从此之后，如果外国人想留在巴西，就必须努力融入巴西生活。从表面上看，这场战争将巴西归还给了葡萄牙，但事实上，它是将巴西交到了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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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葡萄牙与荷兰的战争之中，一个新的因素第一次显露出来，它的力量尚不为人所知。那就是：巴西人。

在“巴西人”的形成过程中，充满了对抗性的因素。沿海与内地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在沿海地区的城市里，不断有新鲜的血液注入，或来自于移民与商人，或来自于奴隶与水手；内地的村庄却恰恰相反，祖祖辈辈都流着相同的血液。沿海居民大多从事工商业活动，大海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他们的一切生产、计划，无不与欧洲密切相关。对于内地的居民来说，故乡却是土地，只有土地才能激发出团结共通的情感。

内陆人拥有更大的活力。他们居住在没有保障的地区，在习惯了危险之后便爱上了它。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圣保罗人。圣保罗人大多是葡萄牙人或葡萄牙人的后代，在他们的血液中，既有印第安人对于游牧生活的爱好，又有他们的欧洲祖先对于冒险的向往。因此，新一代圣保罗人并不喜欢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项繁重的工作都由奴隶完成。但这种缓慢的致富方式无法克制他们血液中不安定的成分。单靠种植畜牧很难发家，除非农场规模巨大，拥有数百个奴隶。而他们却想像征服者一样一夜暴富，即使要冒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因此，圣保罗人才会聚集成几个大部队，一年数次深入内地，就像曾经的劫匪一样。他们都骑着马，前面撑起一面旗帜，后面跟着许多随从与奴隶。(28)在他们出发之前，这面旗帜一定要在教堂得到祝福。有时候他们的人数多达两万，于是在那几个月里，圣保罗与周围的居民点就会空无一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他们之所以上路，一方面是对冒险的渴望，一方面是希望在这片无人探寻的土地上得到一点意外的收获。自从发现秘鲁与波托西的宝藏以来，就一直流传着一个关于黄金国的传说。也许黄金国就在巴西呢？正是带着对传说中金矿的向往，圣保罗人才会翻山越岭，开辟蹊径，逆着风向不断前行。那时，稀有金属的矿藏还未被发现，“腹地的赫拉克勒斯”费尔南·迪亚斯(29)还没有找到翡翠，他们却找到了另一样东西：人。在最初的几十年里，这些人唯一的任务就是凶残地捕捉奴隶。对于圣保罗人来说，与其到巴伊亚市场上购买黑奴，还不如骑马追捕土著人；不但更加简单有趣，热闹的围捕还能使他们精神振奋。可他们最终发现，追逐受到惊吓的土著人并不容易，不仅要长途跋涉，还要深入丛林。而到耶稣会士建立的殖民区内抓捕就容易多了，那里印第安人组织有序，而且学会了如何工作。

这种强盗式的捕猎活动显然是非法的，因为国王曾经明确表示土著人是自由居民。安谢塔绝望地指出：“对于这种人而言，刀剑才是最好的布道。”单单为了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这些强盗摧毁了耶稣会士历尽艰辛才创造出的殖民成就；他们清空了曾经的居民点，将恐惧散播到安宁的村落，他们不仅掠夺毫无防备的土著居民，甚至连已经皈依基督教的人也不放过。可是圣保罗人经过世世代代的混血融合，如今已经太强大了。无论是法律还是命令，都不能使他们有所畏惧。就算是教皇训喻要反对他们，在这荒山野岭的腹地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他们对土著人的劫掠越来越残暴，涉及的地区也越来越多。在德布雷(30)十九世纪初创作的《巴西历史风情之旅》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个最恐怖的画面，其中的男女老少全身赤裸，被铁链捆成一排；残暴的捕猎者像驱赶牲畜一样驱赶他们。

即使如此野蛮的行径，在巴西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功劳。对一夜暴富的追求尽管可鄙，却也是鼓励人们到荒远之地的潜在动力；是它推动了腓尼基人的船队，是它将征服者吸引到新大陆上，也是它——这人性中最糟糕的弱点——将人类从安定与停滞中强拽出来。就这样，那些只想着抢夺掳掠的圣保罗人反倒推动了巴西文明建设的进程，因为他们漫无目的的游窜促进了对巴西地理情况的认识。他们由巴伊亚沿圣弗朗西斯科河逆流而上，又从圣保罗沿巴拉那河与巴拉圭河向米纳斯进发，他们翻山越岭开赴马托格罗索与戈亚斯，甚至原始丛林也留有他们的足迹。在那些不为人知的地方，是他们寻觅并开辟出了最初的道路；在他们破坏居民区的同时，却又创造了新的居住地。他们在一些地方留了下来，那里便形成了村落。这些村落就像种子一样，以它们为中心的枝叶，慢慢延伸到了人迹未至的地区。对于耶稣会士的殖民计划，他们进行了残酷的破坏；可他们对于未知区域的好奇探索，又大大加快了移民进程。正如歌德所说，这种力量“常想作恶，反而常将好事做成”(31)，这一力量在巴西的建设过程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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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这些圣保罗人，最先深入到米纳斯·吉拉斯无人居住的峡谷中，并在维利亚斯河里发现了第一批金子。其中一个将这个消息带到了巴伊亚，另一个人将它带到了里约热内卢。在这两个城市与其他许多地方立刻掀起了一股移民热潮，人们竞相赶往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庄园主带走了全部奴隶，作坊遭到废弃，士兵擅离职守。在金矿附近，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形成了许多城市，包括富镇、皇镇、阿尔布克尔克镇，其居民总数达到了十万人。很快地，他们又发现了钻石。巴西在一夕之间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黄金产地，也成为了葡萄牙王室最宝贵的财富。从那时起，巴西不仅黄金产量占到全世界的五分之一，还包揽了所有二十四克拉以上钻石的出产。

起初，这个新州府一片混乱。由于在殖民初期，遥远的山谷并未受到政府监管，移民者也未受到法律义务的约束；所以中央政府想要在此确立秩序时遭到了激烈反抗，就像之前耶稣会士所遭遇的那样。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圣保罗人抗击着“印博阿巴”(32)与沿海地区的入侵者，并在数次决战之中战胜了国王的权威。诚然，将这些淘金者聚集起来的是贪婪，因为他们不愿同别人分享这从天而降的财富。可在这固执的立场之后还暗藏着一种高尚的心理，那就是民族主义。在最初反抗葡萄牙当局的斗争之中，圣保罗人已经在不经意间表明：巴西土地上的财富只能归巴西人民所有。那些由他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的奴隶——开采出的金矿，却被运到另一个国家建造巨大的宫殿与修道院；而这个国家远在千里之外，在大海的另一端，在一个他们永远也见不到的地方。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这场由淘金者领导的反葡起义，已经可以看作争取独立斗争的序曲。半个世纪之后，就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城市，受到压制的力量再一次激发出来。正是黄金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巴西的富有；从这一刻起，巴西再也不需要依靠宗主国的施舍。它已然是一个自由国家，因为葡萄牙所给予的，它已经百倍奉还。

这场淘金热只持续了不到五十年。金矿的枯竭对葡萄牙而言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巴西历史上惯有的情景再一次出现：宗主国的灾难却恰恰是殖民地的幸运。巴西的黄金来源刚一切断，葡萄牙便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连彭巴尔侯爵也无法控制，并在最后直接导致了对耶稣会士的驱逐及国会的解散。金矿的发现打破了原先的平衡，巴西的居民分布由此得到重新确定。大批居民涌入荒无人烟的内陆地区，后来金矿枯竭了，这些无家可归的淘金者却宁肯留在肥沃的米纳斯·吉拉斯，也不愿回到沿海地区。圣保罗的故事再次上演：人们在新的州府定居下来，并且找到了连接外界的媒介——圣弗朗西斯科河。巴西从最初的沿海地区慢慢发展为真正的国家。

对于巴西来说，自我认同比开采金矿更为重要。同法国人的斗争使他们一路向北来到马兰尼昂，而对未知区域的大胆探索与西部人口的大量增长，则让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征服了亚马逊的峡谷、马托格罗索、戈亚斯、南大河及许多其他的州府。在地理范围上，每一个州府都相当于一个无所不能的欧洲国家，就同德国、法国、西班牙一样，甚至比它们更大。在那个时期，美国领土才开发出六分之一，而面积相当的巴西却已经勘探到了每一块土地。它小小的宗主国早已不能发号施令，因为如果在辽阔的殖民地上勾勒出它的轮廓，葡萄牙看起来就像巨大毛巾上的一个墨水点。在1750年的马德里条约上，西葡双方试图将巴西与西属殖民地的界限确定下来。西班牙不得不愤怒地承认，巴西的边界已经不能限制在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内。碍于巴西殖民活动所取得的事实权利，之前条约上的内容宣告无效。就这样，从十八世纪末开始，欧洲与巴西才慢慢意识到，经过这么多年悄无声息的缓慢发展，巴西已经成为了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它已经脱离了幼年时代，摆脱了经济依赖，并且越来越感受到局促与不公——它要摆脱葡萄牙的压制，寻求自由的发展道路。

为了从殖民地榨取更多的利润，葡萄牙王室向巴西下达了一系列法令，用以切断它同世界的贸易交流。举例来说，尽管巴西棉花产量丰富，葡萄牙政府却不允许它开展纺织业，强迫巴西从里斯本进口棉织品。这一类的禁令不断增多，以至接近暴政。1775年下达了一条禁止生产肥皂的法令，随后酒精产业也遭到打压，迫使消费者饮用更多葡萄牙生产的酒。任何人若想进入总督府邸，就必须身穿葡萄牙的纺织品。他们甚至禁止这个拥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国家种植水稻，禁止在这个哲学与启蒙时代印刷报刊，禁止巴西人购买外国船只，也禁止外国人居住在里约热内卢或停泊在附近的港口。他们将巴西封闭起来，仿佛它是葡萄牙国王的私人花园。直到十九世纪洪堡(33)探索巴西，希望写出一部传世之作，将巴西真正介绍给世界的时候，葡萄牙方面还秘密下令，要想方设法为难“这位洪堡男爵”。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在美国争取独立的战争中，巴西人民会投入如此巨大的热情。尽管英国作为宗主国，比葡萄牙更加明智温和，美国依然通过武力取得了自由。巴西变得愈发商业化，这使得巴西生活最早的组织者——耶稣会士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这些早期的殖民者也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竞争，最终在彭巴尔侯爵的命令下离开了巴西。但巴西人民依然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巴西总督只想着葡萄牙的利益，对巴西的独立发展毫不关心。在巴西地下慢慢发展出一个反葡萄牙的团体。当时，这一组织的目标还只是要葡萄牙政府保障他们的平等权利，认同巴西的贸易自由。巴西人民天性如此，既不激进也不反叛；如果依靠温和精明的手段，统治这里并非难事。可里斯本并不理解巴西的需求，甚至连彭巴尔侯爵也不例外。他试图用启蒙时代的方法引导里斯本，却都徒劳无功；他在某些方面优化了巴西经济，但却未能促进巴西的全面发展。对耶稣会士的驱逐，在他看来是现有问题的缓解剂，却遭到了葡萄牙民众的强烈抗议，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都毫无益处。不仅如此，连殖民者也将原先对于耶稣会士的愤恨统统转嫁到了葡萄牙身上。在米纳斯·吉拉斯、巴伊亚和伯南布哥，已经出现过多起抗税事件，只是由于他们彼此缺乏联系，才没有掀起大乱。这些抗税事件大多都是区域性的，仅针对新的税收或压迫，是一时冲动的结果，因此并未对葡萄牙权威造成真正的威胁。直到十八世纪末，才由“米纳斯谋反”的密谋者们组织起一场全国性的反叛运动。这场运动目标清晰，饱含着理想主义。

“米纳斯谋反”是青年人的合谋，因此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在他们大胆的演讲与诗篇中，尽管没有突出的技巧，却展现出那个时代特有的活力与风貌。1788年，一个巴西青年学生团队来到蒙彼利埃大学，在那里热烈地讨论民族解放的必要性，并且希望能与美国驻巴黎大使杰斐逊签订协议，以获得美利坚合众国的援助与支持。尽管没有实际行动，这个想法却未曾消逝。黑金市是当时精神文化最为繁荣的城市，部分学生到达那里之后，马上成立了一个革命团体，由刚刚从科英布拉归来的若泽·阿尔瓦雷斯·马西埃尔和人称“拔牙者”的若阿金·若泽·德·西尔瓦·夏维埃尔担任领袖。这是巴西第一次真正的解放运动，“拔牙者”更是成为了举世称颂的大英雄。知识分子一直都是密谋行动的中坚力量——医生、诗人、牧师、法官——正是这个激昂的社会群体在同一时间领导了法国大革命。他们喜爱辩论、热爱发言，却在这一次说了太多的话。这些密谋者在激情的感召之下，尚未制定出严密的计划，便认为自己离胜利不远了。他们急切地寻找追随者，却不知一切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如此一来，政府便在同谋者中安插了许多间谍，并赶在他们行动之前发动突袭。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被判流放非洲；诗人卡劳迪奥·曼努埃尔·达·科斯塔在狱中自尽；唯有“拔牙者”在法官面前毫不讳言，被判处死刑并以最残酷的方式执行。1789年4月21日，“拔牙者”在里约热内卢行刑。他备受折磨，遗体被分成许多块，曝陈在米纳斯·吉拉斯的各个地方“以儆效尤”。可是，解放运动的火种并未扑灭，而是存留于灰烬之中。十八世纪末的巴西，同南美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已经做好了脱离欧洲的准备；它们要做的，只是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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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情将巴西的独立推迟了二十年。在拿破仑战争中，葡萄牙陷入到最危险的境地：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拿破仑与英国这两个巨人的鏖战之中，小国理当退居到战争边缘，保持中立地位。但当暴力持续了一个世纪之后，渴望和平的国家已没有了退路。一边是觊觎葡萄牙港口的法国，一面是亟需打破陆地封锁的英国，葡萄牙必须立即做出决定。对于若昂六世来说，这个决定背后的责任实在是太大了。拿破仑控制着陆地，英国则是海上霸主。如果国王无视拿破仑的要求，法国就会入侵里斯本，葡萄牙就会沦陷。如果国王拂逆了英国的意愿，海路就会遭到封锁，他们就会失去巴西。是承受拿破仑军队的硝烟还是面对英国舰队的战火，在这艰难的抉择之前，葡萄牙宫廷也分为了两派，一派支持英国，一派倾向法国。国王迟疑不决，正是在迟疑之中他才第一次意识到：巴西经过三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变得比宫廷还要宝贵；它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殖民地了。他预感到巴西将会比葡萄牙更加富有、更加强大，在世界上占有更高的地位。在判断的天平上，巴西第一次赶上了葡萄牙！

1807年，拿破仑下达最后通牒，要求葡萄牙表明立场，说明是赞同他还是反对他。在这最后一刻，布拉甘萨王族作出决定：他们宁愿放弃里斯本和葡萄牙，也不能失去巴西。当朱诺特(34)赶到里斯本港口时，王室成员与一万五千名随行人员已经匆匆登船。所有的贵族、执政官、教士与将军，还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两亿克鲁萨多——都在英国舰队的护送之下渡过了大西洋。正是得益于这场战争，三个世纪以来才第一次有王室成员踏上了巴西的土地，而这个人就是葡萄牙国王！

巴西总督及其管家感受到巨大的惶恐。里约热内卢没有宫殿，也没有足够的房间被褥供庞大的王族与贵宾使用。但民众们却热情洋溢，在狂喜的呼喊中迎接他们的国王，将他唤作“巴西皇帝”。因为直觉告诉他们，既然宗主国逃到这里寻求保护，就不会再将巴西当作低级的殖民地。事实上，国王刚刚抵达巴西，所有的壁垒便统统瓦解。他们首先开放港口，允许同世界各国展开贸易；然后解放工业生产，赋予它以绝对的自由；还开办了一家银行，取名为“巴西银行”。他们还组建了各个部委，筹措起一间皇家印刷厂：此前一直遭到禁言的巴西，终于印出了第一份报纸。随着一系列机构的设立，里约不仅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首都，同时也成为了学术中心、文化博物馆和天然植物园。但直到1815年，巴西才取得了同宗主国完全平等的权利：这对曾经的主仆，如今终于成为兄弟。倘若提早十年，这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国务活动家几个世纪都无法取得的成果，居然用如此短暂的时间便实现了。这都要归功于拿破仑，是他改变了这个世界。得益于这份幸运（也即是葡萄牙巨大的不幸），像美国独立战争那样将一国夷为平地、让人们血流成河的战争放过了这个受到上天眷顾的国家。这个时代的欧洲动荡不安，巴西却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巩固国界。早在1750年，《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就已宣告无效。在穿越亚马逊的旅程中，这个新的王国向西扩展了太多太多。他们向南取得了南大河州，向北则占领了圭亚那这一备受争议的地区。当时欧洲各国正为维也纳会议忙碌不堪，若昂六世便抓住这一契机，先是发动突然袭击占领蒙得维的亚，随后又将乌拉圭作为西斯普拉提那州并入巴西，尽管这个格局只持续了一小段时间。十九世纪，巴西的边界已经彻底确定下来。

在葡萄牙王室停留的这段时间，巴西不仅取得了丰厚的政治利益，也收获了巨大的道德优势。自从彭巴尔侯爵将耶稣会士驱逐出去之后，这是葡萄牙精英阶层第一次在巴西首都定居。为了展现自己的优越感，国王专程请来了法国及奥地利的画家与研究人员，由他们负责建造各个机构。从这个时代开始，我们才有了真正属于里约的图画、雕塑以及值得一读的科学与文学作品。自从成为国王的避难所，巴西便再也不是一块蛮荒之地。短短几年之间，它已经成为一个以欧洲文明为蓝本的文化中心，同时也是最光荣显耀的王室所在地。没有什么比奥地利国王的举动更能体现这个年轻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了。自拿破仑倒台之后，奥地利便成为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即便是奥地利国王，也将巴西王位的继任者佩德罗(35)当作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他才会将玛丽·路易莎(36)的妹妹、他的女儿利奥波丁娜嫁给佩德罗为妻。为了迎接利奥波丁娜，里约热内卢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如果若昂六世能顺从自己的心意，他就会永远留在巴西。因为他像所有人一样，很快便发现了巴西的美好与潜力。然而，葡萄牙对此充满妒忌。既然拿破仑已经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欧洲也已经恢复了平静，国王便理所应当立即返回。召唤已经渐渐变成了命令，如果若昂六世不予听从，他很可能会失去祖辈传下来的王位。他不断地将启程日期一推再推，却还是不得不走：1821年，若昂六世返回里斯本。在走之前，他亲自选定了自己在巴西的代理人，也就是王位的继承者——佩德罗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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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昂六世在巴西居住了十二年，足够他明白在新的世纪，巴西已经变得多么强大、自由和独立。在他内心深处一直有个不祥的预感，担心由两个相隔三千英里的国家所组成的联邦无法永远存在下去。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指定佩德罗王子为巴西摄政王，并且建议他在必要情况下，宁可亲自戴上巴西的王冠，也不能让它落在任何一个冒险家手中。就这样，国王的离去加速了巴西寻求独立的民族化进程，而王位的继任者对此非但不反对，反而加以支持。在公然的反叛之后，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于1822年9月7日宣告巴西独立。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若泽·布尼法西奥·德·安德拉德·伊·西尔瓦的帮助，后者是巴西人中第一个政治家，拥有很高的智慧，知道如何利用王位继承人的野心。同年10月12日，摄政王向国家宣誓，保证自己并非专制君主，而是受宪法约束的国王。人们便拥立他为巴西皇帝，世称佩德罗一世。经过几次小规模的战役——敌人一部分是忠诚的葡萄牙军队，一部分是革命运动分子——巴西便获得了平和的外部环境；可若想赢得人民内心的平静，却面临更多困难。巴西独立的情感，因着突然的胜利而飘飘欲仙，却还希望看到更加夺目的荣耀。民族主义者并不认同第一位皇帝是真正的巴西人，人民也不会谅解佩德罗一世的葡萄牙出身。甚至有人怀疑，待若昂六世死后，他就会将两个国家合二为一。佩德罗一世又过于浪漫而不切实际，怯懦而缺乏勇气。他沉浸在男欢女爱之中，为了讨好情人桑托斯侯爵夫人，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利益。这个皇帝实在无法赢得人民的敬重。

在同阿根廷的大战中，巴西又失掉了西斯普拉提那州，从根本上动摇了佩德罗一世的统治。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场战争为巴西带来了政治优势，因为乌拉圭的独立解决了巴西与阿根廷之间的所有冲突，这两个兄弟国家的友谊也由此建立起来。但是1828年的巴西却只想着拉普拉塔河河口。这个它多年以来所觊觎的目标，如今彻底失去了，巴西皇帝不可能不感到沮丧。1826年，若昂六世驾崩。佩德罗一世拒绝了理当由他继承的葡萄牙王位，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巴西利益的考虑。可是这一举动毫无用处——在巴西，佩德罗一世仍然是一个外国人，民族主义因素对他的反抗也越来越强烈。七月的法国革命使他彻底失去了民心，因为法国模式深深吸引了巴西议院。他们按照法国人的样子演讲、辩论、制定法律，他们对法国的模仿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以至于巴西重要的政治家都更名为拉法耶特或者本杰明·康斯坦特。要想在共和革命中保住王权，这个不得人心的国王就必须退位。因此，在1831年，佩德罗一世将王位让给了儿子。他对当时的境况有着清晰的认识：“我的儿子比我更有优势，因为他是巴西人。”万幸的是，这次禅位再次体现了巴西传统：无论怎样的政治斗争都能以平和的方式解决，而不会有太多的流血牺牲。巴西的第一位君主顺利离境，没有受到任何的追捕与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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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帝佩德罗二世拥有哈布斯堡与布拉甘萨血统，在父亲禅位时他只有五岁。作为“幼年皇帝”的监护人，若泽·布尼法西奥在台前幕后教授给他大量政治诡计。在过去的三个世纪，巴西一直处于依附地位，受到葡萄牙的监视。对它来说，议会权力与出版自由过于新鲜，马上便迷倒了所有的人。人们争论不休，政治氛围永远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但他们只是因为热衷政治喜欢辩论，并非真有什么外部诉求。一个党派为建立共和国而努力，另一个党派则想让佩德罗二世早些即位；不仅党派明争暗斗，个人恩怨也掺杂其间。没有一届政府、没有一个党派能够稳固不变。摄政王不断更换，七年之内就换了四个。直到1840年保守党派宣布佩德罗国王已经成人，才获得了一些安宁。1841年6月18日，十五岁的少年国王正式加冕为巴西皇帝。

对于争吵不休的南美政客，外界一直抱着怀疑态度。最明显的例证便是，佩德罗二世即位之后，巴西派特使秘密前往欧洲，希望能给年轻国王找到一位公主为妻，却遭受了冷漠的接待。特使首先来到维也纳的哈布斯堡家族，也是少年皇帝关系最近的亲属。尽管在二十多年前，这个强盛的帝国毫不犹豫地将公主嫁给了佩德罗一世，如今的权臣梅特涅对这一请求的态度却是犹豫而冷淡。由于政局不稳、叛乱频发，南美国家已经无法取得欧洲的信任。1841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让公主漂洋过海，前往一个比海洋还危险的地方；而即便是级别最低的公主，也对大海那边的王位不感兴趣。特使在维也纳的待客室徒劳无功地游荡了一年，最后不得不满足于找到一个那不勒斯公主。她既不漂亮也不富有，同她未来的国王丈夫相比，她唯一超过他的便是年龄。

可是这一次——就像历史上常常发生的那样——那些职业政客却算错了。这位年轻的君王和平统治了近半个世纪，保住了这个很难维持的地位，并受到了广泛的尊重与爱戴。佩德罗二世天性喜爱思考，他更像是一个被束缚在王位上的学者与藏书家，而不是一名政客或者军人。他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生平最大的愿望便是收到曼佐尼、维克多·雨果或巴斯德的来信，而不是在战场上立下战功凯旋。尽管他长有漂亮的胡须，英俊潇洒受人欢迎，却不愿意抛头露面。他喜欢留在佩德罗波利斯，同他的花草一起；或者前往欧洲，流连于书籍与博物馆之间。他性格温和，行为处世也同他的国家一样：在他任期内的唯一一场战争，还是由于巴拉圭独裁者洛佩斯的挑衅，才被迫应战。巴西得胜之后便立即同邻国言归于好，甚至主动将战利品退回给战败国。巴西皇帝于外独当一面，于内谨言慎行；政治家们高瞻远瞩，总能以国际仲裁或相互协商的形式解决边境冲突；国内经济繁荣发展，与其不断向外扩张，不如维持国内稳定。正因为如此，在佩德罗二世统治的五十年里，巴西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尊重和认可。

在这些年里，只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那就是奴隶制度。它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脉，如果强令废除，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与牺牲。从一开始，奴隶制度便是巴西工农业发展的基础，如今国内仍没有足够的机器与自由工人来取代那几百万黑色的双手。但是自从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奴隶制度已经从社会问题上升为道德问题，成为了整个国家的精神重负。巴西于1810年便同英国签订协议，但直到1831年才全面禁止进口黑奴，一同禁止的还有黑奴运输。1871年，为了完善保护法令，又出台了《奴隶子女自由法》，保证奴隶的孩子出生便能获得自由。依靠这两个法令，废除奴隶制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奴隶来源已被封锁，随着现有奴隶的死亡，巴西以后将全部都是自由人。可事实上，无论奴隶商人还是农场主都没有将这些法律放在眼里。1846年，奴隶运输已经禁止了十五年，可仍然有五万奴隶进入巴西。1847年，数字增加到五万七千人；1848年，又增加到六万人。这些“黑色象牙”的商人势力强大，无视一切国际条约，英国不得不装配炮艇抓捕非法运输的船只。年复一年，奴隶问题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自由团体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要求立即全面废止这项“黑色的罪行”。但种植业的反抗亦日趋激烈，其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害怕采取突然措施会给国家带来严重危机，这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十分之九的经济收入都要依靠奴隶完成。

但对国王来说，这个问题却造成了他个人的困扰。作为一位学者和自由主义者，他推崇民主、富有感情。尽管他也带有一点哈布斯堡家族的冷漠，但却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奴隶受苦。他高调反对所有从事这项肮脏业务的人；无论一个人多么富有，只要他的财产同贩卖奴隶有关，皇帝就拒绝为他封爵授勋。可就是这样一个文雅的人，在他探访欧洲时，尤其是在那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巴斯德、沙尔科、拉马丁、雨果、瓦格纳、尼采——面前，却遭受着巨大的痛苦；因为只有在他统治的国家里，奴隶依然生活在皮鞭与铁链之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必须克制自己，尽量避开相关话题，这是巴西最明智的人——里约·布朗库子爵——给他的建议。“不要为了奴隶问题大动干戈”，里约·布朗库在临死之前仍不忘劝告。他希望能用巴西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也即和平的方式。奴隶问题的后果难以预料；废奴主义者与奴隶主间的冲突十分激烈，皇帝只能尽量从中调解，因为无论偏袒任何一方都可能造成皇权的倾覆。佩德罗二世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尽管私底下人尽皆知，但在1884年前的四十多年里，他都尽力隐藏自己的观点。1885年的临时法令宣布解放所有的奴隶，甚至包括七十岁的老人；巴西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可是皇帝如今年老多病，留给他的时日已经不多了；而如果想让最后一个奴隶恢复自由，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因此，佩德罗二世对废奴主义者的支持便越来越明显；他的女儿伊莎贝拉公主，皇位的法定继承人，也赞同父亲的做法。1888年5月13日，盼望已久的法律终于颁布，规定所有的奴隶立即恢复自由。

年迈的皇帝险些没有看到宏愿的实现。里约热内卢全城欢庆废除奴隶制度时，佩德罗二世却躺在米兰的酒店里，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他一直热衷于学习知识，四月份还参观了博物馆，拜访了几位意大利学者。他先后到达卡普里岛，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并在威尼斯美术学院漫游，仔细欣赏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晚上，就到歌剧院听爱莲诺拉·杜丝唱歌，或者接待巴西作曲家卡洛斯·高梅斯(37)。沙尔科与另外三个医生负责照顾他，但是皇帝的病情如此糟糕，已经做好了临终圣事的准备。任何药品与治疗手段都比不上奴隶制废除的消息，电报给了他新的活力，使他在艾丽丝莱班与戛纳迅速康复，几个月后便计划着返回巴西。

这个长着白胡子的老皇帝已经维持了巴西近五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在他回国之际，整个里约都沸腾了。但是一个街区的声音却无法表明整个国家的态度。事实上，与之前各党派间的斗争相比，废除奴隶制度引起了更大的慌乱，因为经济危机的形势比预计的更严重。许多曾经的奴隶都由乡村来到城市；种植企业突然失去了工人，陷入到困境之中；曾经的奴隶主们也觉得受到了损害，因为没有拿到补偿或者所得的补偿金不多，不足以弥补失去“黑色象牙”造成的损失。政治家们明白出现了问题，却不知道该怎样解决。自从美国独立之后，巴西共和的火种就一直掩藏在灰烬之中，却在如今这场强劲的风潮中汲取了养料。这次运动并非针对皇帝个人，他善良真诚、支持民主，即使最激进的共和派也没法不尊敬他。可若想保住他的王朝，佩德罗二世却缺少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他已经六十五岁了，却没有一个儿子，没有一个男性继承人来接管皇位。他曾有过两个儿子，但都年少夭折，女儿也已经同法国的奥尔良家族成婚。巴西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自然无法认同一个外国血统的亲王。政治叛乱起源于军队，始作俑者人数很少，但如果积极抵抗，应该不难镇压。可是年迈体弱的国王早已厌倦了国事，当他在佩德罗波利斯接到消息时，已经没有了抵抗的欲望。以他这种温和的性情，最不能容忍的便是内战。由于他和他的女婿都没能当机立断，保皇党在一夜之间迅速倒台。帝国的桂冠就这样失去了，几乎没有掀起一点波澜，也没有造成流血牺牲；就像得到它时一样，平和的巴西精神又一次成为真正的道德赢家。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佩德罗二世一直尽心为国，新一届政府对他并无敌意，只是希望他能平安撤离前往欧洲。老皇帝高贵冷静地接受了建议，没有丝毫抱怨。1889年11月17日，他像自己的父亲与祖父一样，永远离开了美洲大陆。因为这里，再无君王容身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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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巴西各州便组成了联邦共和国。可是这种由帝国向共和国的转变并没有引起国内的震动，就像先前由殖民地变成帝国以及最近热图里奥·瓦加斯的崛起一样；国家外在体制的变化并不能决定人民的精神态度，只有民族内在的特点才能铭刻于历史之中。无论巴西的形式如何变化，在本质上都始终如一；不过随着民族品性的不断发展，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巴西秉承相同的对内对外政策，坚持互惠互利、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因为这是几千万人意志的反映。它从不以自身的建设阻碍世界的发展，反而能够推动世界共同进步。在最近的一百年里，它再也没有拓展过边界，而是对所有邻国心怀友善。它将所有精力都用于国内建设，尤其是在最近十年里，经济不断增长，人口不断增加。它以最稳固的方式，跟上了时代的节奏。巴西受到大自然特殊的眷顾：土地广袤、资源丰富、风景优美，拥有无尽的潜力。可是最初的问题依然存在，需要让人民在各地扎根，而不是集中在人口过剩的地区；需要将新旧事物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尽管已经过去了四百四十年，巴西的发展却从未停止；这片土地、这个世界对于下一代人的意义，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无论谁想描绘现在的巴西，都会不自觉地介绍它的“昨天”；也只有看到了巴西未来的人，才能发现它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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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1467或1468—1520），葡萄牙贵族、军事指挥和航海家，一般认为是巴西的发现者。

(5) 尤克里德斯·达·库尼亚：巴西作家、通讯记者。其著作《腹地》描述了巴西内陆的形成历史及当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在巴西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6) 安东尼奥·维埃拉（1608—1697），耶稣会士、作家和布道师。

(7) 比阿图·若泽·德·安谢塔（1534—1597），耶稣会士，巴西圣保罗的创建者之一。

(8) 以tibiriçá命名的地方。tibiriçá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印第安人，也是最忠诚的基督教徒。

(9) 奥斯曼帝国长官。

(10) 南美洲的耶稣会国，兴起于十七世纪初，范围不仅指今天的巴拉圭，还包括乌拉圭、阿根廷及巴西的一部分。在当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传教区，由耶稣会领导，采取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随着1768年对耶稣会士的驱逐而逐渐衰落。

(11) 位于巴西南部。

(12) 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1453—1515），葡萄牙贵族，海军将领，第一位“果阿公爵”称号的享有者。

(13) 荷南·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以摧毁阿兹特克古文明、在墨西哥建立西班牙殖民地而闻名。

(14)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1475—1541），西班牙殖民者，现代秘鲁首都利马的建立者。

(15) 位于里约热内卢州。

(16) 皮埃尔·德·龙沙（1524—1585），法国诗人。

(17) 沃尔特·雷利爵士（1552—1618），英国著名的冒险家、作家、诗人、政治家、军人以及艺术、文化与科学研究的保护者。

(18)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1540—1596），英国著名的私掠船长、探险家和冒险家。

(19) 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靠双肩支撑苍天的神。

(20) 埃斯达西奥·德·萨（1520—1567），葡萄牙军人，里约热内卢领区的第一任总督。

(21) 即奴隶贸易。

(22) 加布里埃尔·苏亚雷斯·德·索萨（1540—1591），既是葡萄牙的农场主、实业家，也是巴西学者、历史学家。著有《巴西笔记》（noticias do brasil），亦称《巴西描绘》（tratado descritivo do brasil）。

(23) 佩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1600—1681），西班牙军事家，诗人、剧作家。

(24) 意为“蔗糖之乡”。

(25) 是一部问答体的书，作者不详。全书共分为六段对话，对巴西的历史、经济、动物种类以及习俗进行了全面介绍。

(26) 即拿骚—锡根的约翰·毛里茨（1604—1679）。

(27) 贾斯帕尔·巴尔留斯，著有《巴西自然史》。

(28) 这群人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做“旗士”（bandeirantes），是由旗帜（bandeira）一词衍生出来的。

(29) 费尔南·迪亚斯（1608—1681），以“翡翠猎手”闻名于世。是圣保罗当时最出名的“旗士”。

(30) 让·巴普蒂斯特·德布雷（1768—1848），法国画家。

(31) 引自歌德《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的自我评价。

(32) emboaba的音译，专指在巴西殖民时代圣保罗人对葡萄牙或巴西其他地区人的称谓。

(33) 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

(34) 让·安多歇·朱诺特（1771—1813），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将领。拿破仑的第一个副官、骑兵司令和挚友。

(35) 巴西的佩德罗一世，也即葡萄牙的佩德罗四世，是巴西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正是他在依皮朗加河畔的呼声，宣告了巴西独立。

(36) 玛丽·路易莎（1791—1847），拿破仑的第二位妻子，法兰西皇后。

(37) 安东尼奥·卡洛斯·高梅斯（1836—1896），巴西最重要的歌剧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