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铁路普莱西街
明日，五月八日，星期日，凡尔赛的喷泉喷水日，自早晨至晚十一时，每半小时发一趟车。除早晨头几班车而外，所有车次全部直达……三个月后，五月八日的温和阳光照进房间，使一切变得美丽光鲜。时间尚早，阳光尚未射进这条狭窄的街道，但是人们猜想到将是个晴好的日子，是一个温暖的春天的一天。那是一八四二年，是个星期日，而且还是开明君主日（但夏尔-奥古斯坦对此是不屑一顾的）。该大学生的法律书籍没再堆在铺上了白桌布的桌子上了；一只咖啡壶坐在炉子上，桌上还摆着一排杯子和茶碟，全是从女房东那儿借来的；一只大篮子里装着一些奶油圆球蛋糕。在普莱西街火车站，提前发售车票。
机缘凑巧，卡塞尔的一个同学夏尔·德·凯茨波特选择了这个时刻来参观巴黎，他的哥哥，也是儿时的朋友，也在巴黎攻读法学学士学位。外加米歇尔-夏尔在斯坦尼斯拉斯中学的两位老同学参加的这个小组决定，把这个星期天用来欣赏凡尔赛喷水池的喷水。在花园里遛一圈儿之后，他们将带小凯茨波特去参观凡尔赛宫和大小特里阿农城堡；中午在附近找一家小咖啡馆吃完午饭后，下午便去森林里疯玩一通。刚到巴黎没几天的外省青年小凯茨波特被临时看作布朗歇特选中的一位可爱的女伴，他哥哥有他自己的被吸引来的轻佻女子。同行的人中有一位是名叫勒马利埃的建筑师的儿子，另一位是年轻的德·德里翁维尔先生，他们有的带有的没带自己的女伴。谁都没有费心劳神地去记这两三个漂亮姑娘的名字，我们假定她们就叫爱达、柯拉莉或帕米尔吧。米歇尔-夏尔坚持要邀请大家到他那儿去用早餐，以开始这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几乎同时到来。虽然布朗歇特为了显示高贵是最后一个到的，但仍不时地与米歇尔-夏尔眉来眼去。她穿着一件崭新的开司米羊毛衫，是临来前收到的一件礼物，因为已谈定她很快将嫁给一位严肃认真的朋友——莫兰的一位出纳员。小姐们都穿着南苏克布服和奥甘迪衣裳，头戴蓝色或粉红色带子系着的花女帽；先生们穿着浅色的长裤。房间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和衣裙的簌簌声。
一会儿过后，大家就跑到店铺尚未开门、几乎空无一人的街上逛了起来。为了给当天的欢快增加一种更加新奇的快乐，他们决定去凡尔赛，并坐火车返回。北方地区的铁路线尚在计划之中，所以坐马车来巴黎的夏尔·德·凯茨波特还是头一次有机会看到火车。默东-凡尔赛的火车只是一年半以前才开始运营的，即使是对于这一小伙人中的巴黎人来说，坐火车出行也仍是件新鲜事。车厢内已挤满了人，要找个座位很不容易。爱达或柯拉莉很害怕，或者因为撒娇而假装很害怕；先生们则保证说铁路十分安全，让她们放心。旅途中，凯茨波特兄弟俩犯了大忌，同米歇尔-夏尔聊起了卡塞尔的那些大小事件；两个巴黎人则在谈政治。年轻女子们都有点厌烦，便聊起穿着打扮以及去年各自的情人来，一通哈哈大笑，而且觉得火车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快。米歇尔-夏尔殷勤地帮着布朗歇特从眼皮下面弄出一点灰尘来，说实在的，根本就没看见有，但她硬说它弄得她眼睛好疼。
喷水池喷水的情景十分壮观，特里阿农城堡也很美，凡尔赛宫本身却有点逊色，那些充满历史积淀、挤满参观者的大厅让大家感觉疲乏，但谁都不愿明说。在镜宫里，布朗歇特颤抖地提醒道，这儿到了夜晚大概会有不少鬼魂显现。小径旁树木初绿，他们相对来说离开了人群，所以觉得很高兴。有煎鸡蛋和油煎食品的午餐吃得大家很开心，而且似乎吃得有滋有味，因为中午已过了很久，大家都饿极了。大家为布朗歇特未来的婚姻干杯，因为她肯定找到了好主儿；她轻轻地脱去有点挤脚的浅口薄底皮鞋，在桌下用她那纤巧的脚踩她亲爱的男友的脚踝。大家又为米歇尔-夏尔和路易·德·凯茨波特举杯，祝愿他们在即将举行的法律课考试中取得成功，并祝愿勒马利埃在美术学校的考试也成绩斐然。
返回时走得很慢，男士们伸出胳膊让喊累的小姐们挽着，大家又齐声唱起一支抒情歌曲；勒马利埃稍许喝多了点儿，在哼一些下流的曲子，大家让他闭嘴。柯拉莉口渴，想让大家在一家小酒店停一下，喝杯巴旦杏仁糖水，但米歇尔-夏尔提醒大家，必须赶快赶到火车站去，否则就来不及赶回巴黎去茅屋餐馆晚餐——他已在那儿订好座位了，而且也来不及去塞纳河上看焰火了。
凡尔赛火车站洋溢着庙会和吵嚷嬉闹的气氛。米歇尔-夏尔建议等下一趟火车，这多少将会耽搁他们一点的：为了解决旅客太多的问题，现在改为每十分钟一班火车了。一列由两个火车头牵引的列车进了站台，一些盛装但被灰尘和提早到来的热天弄得衣冠不整的资产阶级夫妇，一些中学生、戴鸭舌帽的工人以及拖儿带女怀抱一束已经开始凋谢的水仙花的女人，拼命地往车厢的高踏板上拥去。勒马利埃刚来得及指给他的同伴们看正在登上旁边一节车厢的一位官阶很高的海军军官迪蒙·迪维尔海军上将，他去南极勘察，历尽千难万险，最近刚回来，一位打扮入时的夫人和想必是他儿子的年轻小伙子陪着他。小姐们在她们的男伴们的帮助下往车厢上爬，一边尽可能地护着自己的衣裙边饰和女帽。大家坐下或因没有座位而站着，气喘吁吁的，这时候，工作人员正好在关上并且锁好车厢门，以防止有人无票上车或车到站前悄悄溜下车去。保尔·德·德里翁维尔坐在米歇尔-夏尔对面，心里有点打鼓：他母亲要他保证绝不坐在头一节车厢里。他还补充说车开得实在是太快了。恶劣天气之下，车辆的横向摆动犹如船只的横向摆动一样。突然间，一阵阵摇晃把旅客摇到了一起，大家又是笑又是怕；忽而又是一次巨大的碰撞，把乘客们抛到地上或撞到车厢壁上。一阵金属的摩擦声，木头的断裂声，蒸汽的咝咝声和热水的沸腾声交织在一起，盖过了旅客们的呻吟声和喊叫声。米歇尔-夏尔失去了知觉。
当他恢复半苏醒状态时，只觉得置身于一个冒烟的炉子周围，胸闷咳嗽。好像从什么地方透过来一丝凉风，他将永远也不会知晓那是从一处折断的隔板或是一扇破碎的窗户传过来的。他在令人心悸的暗黑中爬着，用手挪开、推开人的躯体，有时抓住一件撕裂的衣服，最后到了缺口处，他把头和肩膀从过于狭窄的缺口往外挤，拼命地往外挤，终于跌落在路基上。
与大地的接触以及土地的气味使他清醒过来，他摸索着，发现自己滚进了一片葡萄园里。尽管五月份天黑得晚，但现在已黑得如同他爬出来的那个黑洞一样。他用流血的双手撑着站了起来，终于弄明白自己遇上了什么大难了。两部机车挤撞到了一起：列车车厢完全是木质的，或翘起，或翻倒，或断裂，或相互叠起，完全成了一堆木柴，从柴堆里冒出烟雾和喊声来。有几个黑影在动，并沿着铁轨在跑，他们也同他一样是奇迹般地逃出车厢牢笼的人。借助又冒出的一条火舌的光亮，米歇尔-夏尔认出了杜威的一个名叫拉鲁的老同学。他喊他，抓住他的胳膊，冲着他刚逃离的地方叫嚷道：“得再冲进去！那里面还有人！是一些垂危的人！”只有四处窜出的火舌在回答他毫无意义的呼喊。一个年轻女人双臂伸出塌陷的车窗号叫着，一个男子冒着生命危险靠上去，抓住她的手往外拽；那条胳膊拽脱落了，像根燃烧的木柴似的掉了下来。一个被抛到路上的无名氏在扯他那燃烧着的鞋，只有一点皮肉连着的一只压碎的脚同鞋一起扯掉下来。一个年轻人也像米歇尔-夏尔一样滚落到路堤下的葡萄园里，但他没有后者走运，被一根支葡萄的架子像刺刀似的扎进胸口，他只来得及走了几步，便惨叫一声死了。大火无情地在肆虐，沿着路轨，一些营救者拿着长钩或长竿紧张地在往外扒烧焦的肢体。一个年轻的旅客，全身赤裸着，从喉部到下腹被撕裂开来，在垂死地挣扎着。在列车尾部大火没有完全吞噬的地方，一些养路工人成功地砸碎了车窗和门锁，救出了一些旅客，获救的人号叫着往外逃窜，把这个噩梦扔在自己的身后；另一些人则相反，又钻进烟雾中，去寻找自己的同伴。但头几节车厢已经烧完了。
余火现在已照不太清东西了，米歇尔-夏尔借助这微弱的光亮瞥见，长裤下端成了黑乎乎的破布片；当他用衣袖擦拭他以为有汗的额头时，发现自己的脸也满是血。当他完全清醒时，他已躺在默东城堡的大厅里，那里成了临时救护所，对伤员进行初步的治疗。晨曦透进窗户，灾难已是昨日的事了。有人婉转地告诉他，他那节车厢四个座席间的四十八人中，只有他一人生还。
也许是拉鲁用马车送他回了家。想必是根据长期以来一直担任他家医疗顾问的雷卡米埃医生的意见，决定让他十月份进行原定于七月份举行的考试。根据一只破碎的表壳和一点残存的护照，确定了凯茨波特两兄弟的身份，米歇尔-夏尔在他们的死亡证上签了字。很可能他也为勒马利埃和德里翁维尔的死亡证签了字。在尸堆中发现的一段饰带和一只阳伞柄使人联想到那两位小姐。我从肯定不完全的死者名单中徒劳地寻找过她们可信的真实身份，而米歇尔-夏尔也许只知道她们的化名。渐渐地，米歇尔-夏尔烧伤后留下的疤痕在消退，但是，在他厚密褐发上的一绺白发长久地飘在额头上。
大约四十年后，在他临终前不久，他根据自己简短的回忆为他的孩子们记录下了这场灾难。米歇尔-夏尔毫无作家的天赋，但是他的叙述之精确与紧张使人相信，在他挂着勋章和用高级床单盖着的胸脯下面，在他那深不可测的眼底里，那堆木质隔板、烧红的金属和人肉仍在继续燃烧、冒烟。米歇尔-夏尔是十九世纪的人，尊重各种各样的礼仪，他没有在记录中写明有几个可爱的姑娘参加了他们那快乐的小组。他向他的儿子提起过她们，但他并没有向他的孩子们讲述某些丑恶的细节，而我是根据正式的引述记下它们的。
其他一些与遇难者有亲戚关系的人对这个凄惨回忆在内心深处保留了一段时间。死去的那个大学生的父亲，建筑师勒马利埃在灾难发生地修建了一座小教堂，他把它献给了火光圣母院，刚举行完祝圣仪式，他就疯了。那座建筑物看上去挺丑陋，但是它的美丽名字却使人浮想联翩。火光圣母院，一个同样虔诚的父亲可能还会建造一座小教堂献给受苦受难者圣母院，献给安慰圣母院以及其他的什么圣母院。这个陌生人面对燔祭的祭品，不怕把自己也烧掉。他的火光圣母院使我不由得联想起杜尔迦或迦梨，想到那位印度教强大的圣母，一切都源自于她而又毁之于她，她在万物之上跳舞，毁掉一切形体。但基督徒的思维则有着根本的不同：“啊，温情的马利亚，保护我们免遭尘世间的大火吧！特别是别让我们受到地狱之火的焚烧！”门楣上方的铭刻如是说。为了这些从尘世之火过渡到炼狱之火的灵魂，每年得做四次弥撒，甚至二十来次，然后，对亡灵的回忆便淡忘了。大约三十年前，那座行吟诗人式的小教堂仍然屹立着，今天，一幢大楼替代了它。
我们大家都被粘在其上的蜘蛛网的丝非常细：那个五月的星期日，米歇尔-夏尔差点送了命，或者说是侥幸生还，让他又活了四十四年。与此同时，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包括我在内的后代，拼命地在撞那并不存在的大运。当我想到一个有缺陷的连杆（别人肯定地说已在英国订购了一个置换件，但被海关扣住了）有可能已经毁灭了这些潜在性时，当我由此而发现现在和已经历的生活的大部分已所剩无几时，我很难过于看重那些偶然的相互碰撞。对于我来说，从路易-菲利普时代的那场灾难浮现出来的形象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的形象，他用头撞出缺口，两眼昏黑，鲜血淋漓，宛如他身上带着谱系降临人世的那一天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