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奥克塔夫也有他的巅峰，说实话这人地位卑微，来去匆匆，并且来自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地区。奥克塔夫仿佛只是远远地、居高临下地跟随着他那个时代比利时的文学运动。他曾经给德·科斯特提出过一些具有梯尔·欧伊伦施皮格尔老头儿那奇特天才的忠告，据说他也借给他了一些钱。但科斯特死时穷愁潦倒，他死前十五年就被遗忘了。至于《梯尔》，奥克塔夫否认其中有任何诗意，这并不公正，大概是因为那强烈的现实主义惹恼了他，再加上从那些文字中散发出一股叛逆的气味。年轻的乔治·罗登巴赫向他致敬；年轻的朱勒·代斯特雷来热情安慰，但都来得太晚：他已经要死了，他没有亲眼目睹比利时诗坛的百花争艳，他曾经为这小心翼翼地作过准备。他不敢肯定他的古典主义和稍稍过时的浪漫主义是不是受到这些象征主义者的重视。自然主义的小说家，大吵大嚷地千方百计要钻透这个在当时欧洲市侩习气最浓的一个国家，且不说这种做法时而会刺激他本人的神经，也会惹阿克兹的那些人不高兴。人们几乎不能相信，他这个虚幻影像的爱好者竟会十分喜欢卡米尔·勒莫尼耶那略嫌粗俗的肉欲主义，而这人隔着半个世纪的距离，正是劳伦斯的先驱。然而，勒莫尼埃出版的有关《雷莫》的那篇文章深深地感动了他。他觉得，他以及他的弟弟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当这个小说家被人诬告，与法院方面有了麻烦，评委拒绝颁给他不知是哪一个国家级的文学奖，布鲁塞尔大学的年轻人为他开一次宴会来昭雪委屈树立荣誉。人家也邀请奥克塔夫出席宴会，他接受了邀请。但他在预定的日期以前的三个礼拜就去世了。一八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宴会如期举行，在缺席的诗人的座位上有一大捧野花作为标志。有关他的信息暗淡了。他对自己的评价尽管不完美，但也得到了某些人的赞同和接受。他本来可以接触到那种荣誉，人们把那叫作“幸福的青年时代”。
在让这两个阴影重新渡过冥河之前，我要向他们提出几个有关我自己的问题。然而我首先一定要向他们说一声谢谢。经过了长时间一代接一代的直系和旁系先祖，对于那些人，我们除了他们的生卒日期之外一无所知，终于有了两个精神和肉体，两个声音，激烈昂奋或者相反，期期艾艾、欲言又止地表达自己的心意，两个生灵，我们有时听到他们的呐喊，有时听到他们在叹息。于是，借助家里一向残缺不全的纪念品，我描画出我的外祖母玛蒂尔德或是我的外祖父阿尔蒂尔的模样。此外，为了使他们的形象更加完整，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我使用了我所知道的有关十九世纪一位虔诚的妻子和一位品行端正的封建领主的材料。相反，我读到的奥克塔夫和雷莫的某些作品书简却充斥着他们本人的性格，在他们的那个时代里喷薄而出。
为了把这两个人物放在正确的背景环境之中，让我们观察一下一个小群体，比他们俩更伟大，或者说肯定更显赫，这些人也在那个世纪的同一个阶段“紧紧攀住他们的顶峰”。一八六八年，当雷莫正慑于普遍的罪恶，苦苦挣扎时，托尔斯泰正在阿尔扎马斯一个小旅店的破茅屋里，度过苦闷和豁然开朗的夜晚，这给他打开了仍然关闭着的门（或者那些门在他不知不觉的当儿已经微微打开了），这也让他成了一个比天才更胜一筹的人。一八七二年九月，当雷莫在列日仔仔细细地准备自杀时，兰波和魏尔兰一起坐船抵达英国，经过这个阶段，再坐火车到哈勒尔，终于死在马赛的一家医院里。如果他早两年信步走进沙勒鲁瓦的碧绿酒家，就可以跟这位头发乱蓬蓬、裤兜儿里揣着《醉舟》底稿、徒步从夏尔维尔的那个小村子走来的小伙子肩并肩地坐在一起了。我并不是在杜撰一个小说情节：那时，兰波这位狂暴的天使对给他送来一大杯啤酒的长着一对丰乳的女招待有特别敏锐的感觉，他一定不会认为那个衣冠齐整的先生是一位面色苍白的六翼天使。而在奥克塔夫看来，这个打量他的人只不过是个流氓阿飞。到一八七三年，魏尔兰在布鲁塞尔放了一枪，如果这声音传到奥克塔夫的耳朵里，他大概会以为这两个莫名其妙的诗人之间的争执只是个低级下流的社会新闻，连在饭桌上谈谈都不值得。
一八八三年，离雷莫哥哥的死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瓦格纳患上了胸部的炎肿，一蹶不振，退居到威尼斯的一个王宫里，随身还带着那些“奇妙乐曲”的秘密，这些乐曲还会吸引门槛外面的那些“欢欣的灵魂”。马克思也是在这一年逝世的，比巴枯宁早了七年。路德维希二世，施塔恩贝格的那个隐居者，还要苦熬三年，跟他的那些幻象以及他自己的肉体斗争（“多一些亲吻，上帝！多一些亲吻！”），然后才投湖自杀。鲁道夫正因为是金枝玉叶，不能摆脱乃父独立施展其政治抱负，只得从一场狩猎到另一场狩猎，从一个情妇换到另一个情妇，于一八八九年一月一步步走到了玛耶林。他的母亲伊丽莎白皇后，仿佛是个美丽的幽灵，在希腊科孚她的花园里重读海涅的诗，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昏昏然地驶进了狂风暴雨中的希腊海。战地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得了心脏病，从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回来之后定居在伦敦，躺在一张长椅上度过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漫长日子。红十字会的创建者邓南特周游列国，为他的事业寻求支持，而当时，大家对他的提议普遍漠不关心或者心存疑虑，他又急又气，几乎半疯。一八八七年他要求瑞士阿彭策尔的一个养老院给他一个床位，他要在那里打发余生。尼采在锡尔马利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分子的平庸苟且，很是愤慨，一八八三年左右开始构思有关超人的雷霆闪电。但他疲惫不堪灰心丧气，眼睛差不多半瞎了。一八八八年圣诞节的那天，扑到一匹被鞭打的马的脖子上，终于进入了他的漫长的黄昏。易卜生定居在罗马，动笔写他那预言性的作品《人民公敌》。作品中，一个人单枪匹马与全世界精神和肉体的腐朽败坏做斗争。福楼拜未老先衰，一八八〇年就谢世了，跟他的布瓦尔与佩居谢一样窘困潦倒。（“我仿佛穿过无穷无尽的寂寥走向不知何处的前方……我既是荒野，也是旅客和骆驼。”）奥克塔夫逝世的那年，约瑟夫·康拉德正乘船在利物浦和澳大利亚之间来往穿梭。直到一八八七年，他才来到布鲁塞尔，得到一艘专跑刚果的轮船船长的职位。又过了两年，他又来到了这个城市，他饱览了剥削殖民地的那些“黑心肠”，从灵魂到肉体都几乎崩溃。雷莫幸亏死得比较早，没有看到非洲的这种悲惨景象，否则他也会像康拉德一样，陷入沉思，并为此痛苦的。至于雨果，这位死于一八八五年的预言家，那时已是八十岁的老翁，还在写亚历山大体的诗句，闹恋爱，想念上帝，思虑重重地端详着裸女。丁尼生一直到一八九二年才跨过了生死的藩篱。把雷莫写在这些光辉显赫的名字旁边，仿佛是在讽刺奚落。就像他哥哥说的一样，雷莫周围是民众的一片冷漠，好像连死后也无葬身之地，只有并无才华的奥克塔夫在有关比利时文学的手稿中才提到了几笔。不过，这哥儿俩也被那个时代从上而下吹来的一股罡风刮得无影无踪，而那个时代就像堆在二十世纪这个深渊边上的一道巨大的、密密实实的堤坝，远远地、沉甸甸地悬在我们头上。
按照布列塔尼或者埃诺的算法，这两位舅姥爷精确地说都不是近亲，然而，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亲上加亲却把我与这两个死去的魂灵拉近了，因为我身上四分之一的血与他们身上一半的血出自同一个源头。不过对血液的分析并不能提供什么重要证明。对这类细节十分好奇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在这兄弟俩（尽管彼此完全不同）和他们几代之后的外甥孙女之间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之点。不同之处来自时代和命运。性别的差异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一八六〇年的一个男青年所受的束缚与一九三〇年的一个少女受的拘束都差不多。我们之间的相似之处绝大多数都与文化有关，但从某一个程度开始，文化就代表着一种选择，使我们按照更为精微的同一性来聚分群类。就像那兄弟俩一样，我也在树下阅读赫西奥德和忒奥克里托斯的作品；我不知不觉地又像他们那样在比他们那时受到更多蹂躏和损害的世界上旅行。但如今，过了四十年以后来看，那时的世界反倒显得又干净又平和。按照社会地位或是钱财多寡来区别与你相同还是不同，其实并不那么容易。一九三〇年左右，社会地位远没有像半个世纪前对伊雷内的儿子们那么重要，或者说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钱，il gran nemico有时候也是个好朋友，又重要，又不太重要。
无论如何，在某一个领域之内，雷莫比我强很多。刚到二十岁，尽管他曾有过天真的愿望但没有保留下来，如同他哥哥形容的“永不枯竭的灵魂”，他就已经感受到了原本就神圣的生命，与人或社会——其实也就是复数的人——的作为二者之间的矛盾。他通过叔本华从佛经里借用了泪海这个词，我也在那海边留连了许久。我的头几部书就向我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时候，我的回忆是模糊麻木的。直到近五十岁，我从灵魂到肉体才完完全全地感受到了他的痛苦。雷莫曾说他自己“只爱纯粹的思想，它是一位身穿粗毛衣服的处女”；我不能像他那样自诩。不过，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思想甚至超越了思想的东西就占据了我的心；而我并不像他那样，只到二十八岁就死了。我也像雷莫那样，将近二十岁时，曾经相信有关人生问题的希腊式答案就算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最好的。到后来我才明白，并没有什么希腊式答案，那只不过是来自希腊人的许多答案，在其中还必须再进行选择。柏拉图的答案与亚里士多德的不同；赫拉克利特与恩培多克勒又不同。我也发现，这问题所涉及的基本数据过于繁多复杂，一个答案哪怕无比完美，也不能覆盖全局。但是，在创作《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的行程》与《卫城上的祈祷》这两本书之间的某个时候，雷莫正处在希腊式的激情澎湃的阶段，也把我带回了我自己的青春时代。而且我还发现，尽管一切幻想都化为泡影，但我们当初并没有全错。他说：“在这个废墟中间，我想起古人怎样想象如今的香榭丽舍大街：一个集会庆祝的场所，在那里人们可以跟大贤大德的智者谈话……这是多么高贵的梦想！人们想象着那种人，他们还没有受到道德的束缚，他们的青春可以自由自在地茁壮成长。人们没有把他们刚进摇篮就绑在极紧的襁褓之中……读柏拉图的作品时，那种思想自由驰骋的健康气氛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在旅行中得到的最好的印象就是感受到这种希腊精神的美，这美就像希腊帕罗斯岛的大理石似的，洁白坚实。”
那个时候的代罗斯还不像现在这样，挤满了成群结队的游客，雷莫这位年轻的旅客在那里短暂停步时，一天晚上曾到一个月桂树林中去漫步，如今那里经过接二连三的挖掘搜寻，月桂树肯定被砍伐净尽了。那时，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希腊时代的雕像。“月亮冉冉升起，仿佛一面银盘……大海奔腾澎湃，我只能听到重浊的涛声……”雷莫想描写美丽景色，这等于说他想传达出他在这个神圣的处所感受到的美丽，但他的才情远远比不上夏多布里昂或者勒南，只把他领上了一个活跃的梦境，或者是在他在魏玛也许喜欢过的德国浪漫派的märchen，在月光底下，他仿佛看到在那大理石的面孔上描画着难以形容的痛苦。他觉得他认出了那是三面的赫卡忒，塞勒涅是她在天上的形象。他想象着天上的月亮接受了女神的灵魂，她的形象就横陈在他的脚下，月光刹那之间就会使她复活。“我就是赫卡忒，主持着我自己为那么多无辜牺牲流血而举行的赎罪仪式。”
在一八六四年的这个青年与一九三〇年也来这片海岸游荡的、跟他也许有葭莩之亲的外甥孙女之间，已走过了成百上千的朝圣客，从那以后，又有人成群结队地来过这里，有多少人曾想过日复一日牺牲在那大理石祭坛上的牲畜？那大理石上还装饰着纯洁的卷叶花纹。同样的思虑把我们彼此拉近了。然而赫卡忒的统治并没有像雷莫想象的那样宣告结束。在上一个世纪，科学变成了女神，而且像所有的神祇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那样，成了血腥的异教偶像崇拜的女神，成千上万的生物变成了科学的牺牲。这些生物慢慢地窒息，失明，受到炮烙，活活地被人开膛破肚。它们的死倒让古代宰杀祭品的人显得清白无辜。也正像我们的屠宰场里，家禽牲畜被活活地倒挂起来，便于屠夫在流水线上的工作，让这百牲大祭的凶器显得干净一点，而且还在牺牲品上面摆上鲜花。至于希腊人在传说时代就已经放弃的人祭，如今千百万人仍然以祖国、种族、阶级的名义，杀戮另外千百万人，犯着同样的罪恶。大理石的面孔上那难以形容的悲哀忧愁，应该更加深一层。
奥克塔夫的轮廓已有些淡化，跟他之间的关系对比不太容易确定。我曾居高临下地分析过他那种只把他自己认为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的执着愿望。二十岁时，我很了解他。在那个年纪，我的野心只是当一个匿名的作者，或者顶多有一个名字和两个彼此不相符合的日期为人所知，因为我写了五六首十四行诗，在整个一代人中，只得到了七八个人的欣赏。我很快就打消了这类想法。文学创作就像喷泻而出的洪水，卷走了一切。在这一股急流当中，我们的个人特性顶多是一些沉淀物。作家虚荣好胜也好，腼腆羞涩也好，在这戏剧性的自然现象前面只起很少的作用。然而，比起我们这个时代病态的张扬炫耀，我看奥克塔夫内向的收敛虽然也是病态的，却更有魅力。
我支起耳朵，听他阐述有关历史的几个见解：在他看来历史最多是个样板，昔日里许多贤哲也这么看，在艰难的岁月，历史就是我们大家遵循的榜样。然而，我听到在他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声音。他坐在罗马斗兽场的台阶上，心里想着据说在这里殉教的年轻基督徒，他们为数众多，无名无姓，被总括在一个圣塞巴斯蒂安的美丽外形底下，不禁悲从中来。他始终无限怜悯这些年轻人。他永远不可能了解这样昏厥而死的震撼。同样，他想到一些同时代的陌生人，他本来可以爱护他们，但在大地的茫茫人海当中，他永远不可能跟他们相遇，又有些怅然若失；这两种感情相差无几。我曾尽力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兼诗人和小说家，这使我直接突破了这种不可能性。奥克塔夫做不到这一点，但我爱他的就是这种张开怀抱的举动。
在每个偶然事件当中都有奇迹。一八六五年奥克塔夫曾参观过乌菲兹美术馆，顺便记录了最使他感动的绘画。在某些方面，他的爱好与我不同，审美永远在不停摆动。他还欣赏当时仍稳稳享受着荣誉的学院画派：多米尼基诺，圭尔奇诺，圭多以及跟他们一起的卡拉瓦乔那“光辉灿烂的现实主义”，所有那些接下来的两三代人引以为耻的东西。而到我们这个年代，他们又开始占据应有的地位。他已经喜欢波提切利了，在这位画家的作品面前，五十年以来，人们几乎要轻率地掩口而笑，然而他费时最久，用了整整一页的笔墨来描绘的画作是他以为微微有些笨拙的初级作品，《埃及的特巴伊德》。他那时候，大家以为是罗拉提的作品，以后又以为是别人画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也观览过同样的这张绘画，还随身带着一张半圣像半护身符的照片。背景是纯净的沙漠，上面这里长着一片托斯卡纳的小树林，那里耸立着一座风格朴素的佛罗伦萨式小教堂。神秘派的修士在驯化羚羊，跟黑熊一起跳舞，给老虎套上缰绳和辔头，骑着温顺的鹿迈着溜步游逛，他们跟狮子谈话，一到傍晚，狮子就把他们埋到沙子里；他们跟野兔、苍鹭以及天使亲密相处。我心悦诚服，天真地以为，这个形象也许就意味着完满的生活，但对于“奥克塔夫舅舅”这形象代表着天使的生活。
整个一八七九或一八八〇年的夏天，诗人穿着一身漂亮的白色棱纹布西装，大概还戴着一顶从意大利买来的草帽朝海斯特沙滩走去，我把《苦炼》中的一段情节安排在这个西佛兰德的小渔村里。在作品中，泽诺从布鲁日这个死亡的陷阱逃脱之后，试图到英国或是荷兰的泽兰去，帮助他逃亡的人素质卑下，性格愚鲁，让他大失所望，就放弃了这两个计划。在那个时候，仔细研究佛兰德的公路交通地图，我发现了离布鲁日很近的几个地点，从那里出发，逃亡的人只要没有受到严密的监视，可以登船起航，那个五十八岁善于行走的人完全可以采纳，还要避开那些远在海边的几个偏僻地方：文敦纳，布朗肯贝格，奥斯当德，听上去像广告上的廉价度假地点。海斯特这个地名听起来就纯粹是佛兰德的，没有旅行的联想，而且离布鲁日又近，很适合我的小说。自然，我当时还不知道，八十年以前，奥克塔夫和他的母亲瞧不起时尚流行的四轮小车和旅行锅，找了这么个洞穴来过夏季的乡间生活。
这地方自十六世纪以来直到一八八〇年还没有任何变化，只不过在那里筑了一道堤坝，说实话就是一片海滨浴场，人们宁愿在那里设计一座演奏音乐的小亭子。精巧别致的别墅还没有污染海边纯洁的沙丘。“海滩上几乎空无一物，晚上只有十几条渔船在这里的沙滩上抛锚停泊，卸下在大洋深处打来的奇形怪状的鱼。一上午，几条客艇驶向海滩，人们可以看到从客艇上走下来洗海水浴的女人。年轻的外国姑娘有时候沿着堤坝散步，她们那高雅的薄纱衣裙与飞腾的浪花争奇斗艳”，她们那胆战心惊和孩子气的动作使他觉得那都是些高贵的可意人儿，证明她们是极娇弱的。
他把母亲安置在一把高脚的安乐椅上，让她呼吸清早的新鲜空气，她只需这些，也无需别的，他独自一人朝着退去的潮水走去。就像他说的，他想听“大海的轰鸣”。他心情郁闷。小心翼翼地绕过几小时以前退潮留下的波光潋滟的大水塘，注意不把鞋踩湿。他并不喜欢大海。（我敢肯定，精神分析学家会争先恐后地紧紧抓住这个独特的事实，其实只有在法语里这个文字游戏才成立。）“啊，可怜的海斯特小镇，你是多么阴暗无趣，你的大海是多么苍白无光！”约瑟曾告诉他几天之后来看他，他希望约瑟早些到来，好在这一片混沌的景象中有一个人给他些安慰。“大自然的制动阀门已经锈蚀了，她不满足她的命运，切望着砸碎那无影无形的锁链，让极度的忐忑不安填满观察者的灵魂。看到这广阔无边受着束缚制约的现象，那观察者可以暂时忘却他兄弟们的痛苦；社会的不公，被剥夺者的沦丧暂时从他的眼前消失。他最终也许可以在力量里找到权利……人们都说大海高贵，我却看不到高贵在哪儿。我只看到大海的强暴粗鲁，桀骜不驯，恣肆鲁莽，起伏不定。”他从汹涌的波涛扑向防波堤的那威势中，看到了愤怒的人群那狂暴贪婪的模样。
突然，在中午炫目的光线底下，一个破衣烂衫的人穿过他和那几个英国小姐的身体。aqua permanens。让奥克塔夫感到恐惧的这一片大水，书中的泽诺倒觉得仿佛像光线似的。汹涌的波涛有它的威势却没有愤怒，留在沙滩上的每个痕迹都表现着无垠无限，他觉得每个贝壳上的曲线都构成了一个数学般完美的世界，而这就补偿了他不得不在其中生活的真实世界的凶残。他让自己赤裸着；他已不仅是一个十六世纪的人，而直截了当地变成了一个普遍意义的人，一个清癯而强壮的、已经上了点年纪的人，双腿和两臂肌肉发达，肋骨条条突起，性器上的阴mao已成了灰色。他不久就死去了，死得很惨，在布鲁日的一所监狱里。然而，这弯弯的沙丘，这海浪留下的波痕是他真实死亡的抽象处所。就在这个地方，他从思想中消除掉了逃避与和解。把这个裸体的男人与那个身穿白色西装的先生划分开来的线条比时区的划分还要复杂。泽诺在世界上的这一地点时，比奥克塔夫整整早三世纪又十二年零一个月，但我的创作大约晚了四十来年。到了一九六五年我才想起在海斯特海滨入浴的那个细节。在这两个人之间的唯一联系当时还无影无踪，并不存在，然而这个联系却带出了十六世纪的衣服和附属物品，以及一八八〇年的那个浪荡子，又过了三年这浪荡子就成了死去的鬼魂。这个联系就是一个小姑娘，奥克塔夫曾经向她诉说过暂且搁置未曾实现然而却蛰伏潜在的故事，终有一天这成了我的一部分。至于雷莫，他似乎处于这个场景中，是他哥哥思想意识和阴郁情绪的一丝一缕。八年以前，他就经受过一个的确更为短暂也更为鲜血淋漓的死亡，可以与一五六八年那人的死相比。但到了一九七一年我才听到有人说起这件事。时间和日期又反射回来，就像阳光照射在水塘或沙粒上似的。我与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很简单：我炽烈地尊重雷莫；“奥克塔夫舅舅”有时让我感动，有时惹我恼火。而我爱泽诺，就像爱一个哥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