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文中我已标明，为了写这本书，我使用了我所掌握的一些文件和口头的传闻。我还利用了某几部有名的家谱。有关大福雷马尔城堡，我引证了叙述地方掌故的报章杂志上的文章。有时我会在随处记录下来一些由于出处不同而显示的彼此矛盾之处，尽管问题不大。遇到这种情况，我从来不去订正真伪，这很困难，也经常做不到。我的某一位叔祖名字是让-路易，还是让-巴蒂斯特；或者说某一块地产是在我说的那个日期转手卖出的，还是在十年以后，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那么重要，读者更无所谓。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只不过是历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事。

有关皮尔麦茨家的两兄弟，奥克塔夫和费尔南又称雷莫的那些篇章，严格地以奥克塔夫本人写的文字，特别是他写的《雷莫》为依据，这本书整个是写他兄弟的生和死。《雷莫》中引用了大量他兄弟的信件和笔记。这些东西是他兄弟遗留下来的，奥克塔夫曾说过准备出版，但始终未得付梓，所以就更加珍贵。我还参考了在奥克塔夫通信录中未曾出版的几封信件，是保存在布鲁塞尔国立图书馆里的，这些信件在我们已知的有关通信双方的资料之外，还能稍许提供一些新东西。特别是有一封奥克塔夫给他的同学菲里西安·罗普斯的信，后来在一九〇五年七月一日的《法兰西信使报》上刊出的。这信揭示了作家的文学活动，也部分地解释了他在文学活动中精神上的局限性，以及一些时常令人困惑的委婉隐讳的语言。

王家图书馆馆长罗歇·普鲁谢先生给我寄来了他开列的一份长长的有关奥克塔夫·皮尔麦茨的文章篇目，他要在他那纪念碑式的著作《比利时的法语作家作品名录》的下一卷中发表，内容丰富，简直让人目不暇接。这似乎表明了这位在法国几乎并不为人所知的作家在他的故国却受到精心的研究。其实，这都算不得什么。他同时代的人，工程师、地质学家和文学家雅姆·旺德吕南后来当上了布鲁塞尔大学的校长，这人曾留下来了一份关于奥克塔夫的叙述，让人惊异同时也生动感人。除了这个以外，有关奥克塔夫·皮尔麦茨的文章以及论到他的生活和作品的影射评论几乎总是让人失望。绝大多数的这类文字都弥漫着一种差不多只出自感情的亲切气息，人们可以很方便地把这类感情给予那些有名的业余文学家，他们在身后留下了一部描写齐楚的装束和闲适生活的作品，让人感觉到他们那饶有诗意或富于浪漫气息的人格素质。但是从奥克塔夫几部书中的语调，特别是从他的书信中那些披露心迹的文字看来，显然他本人也更喜欢沉浸在溯源怀旧这么一种慵怠懒散的氛围当中。我觉得，如果人们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他，他会在人文价值方面更为受益。

一九五二年，当地博学多闻的保尔·尚帕涅出版了一部作品《奥克塔夫·皮尔麦茨新探》，已被收在比利时法语及法语文学院的名录中，还有这位作家针对同一个主题的小册子，也都是用名人传记的口气撰写的，有点不同于流行的观点，保持了诗人和他家里的人们愿意给予自己以及他们所生活的一八八三年左右的原来面貌。只有七八行涉及费尔南-雷莫，这个自由主义的，与全家的想法都格格不入的倔强的兄弟，一八七二年雷莫在列日饮弹身亡，囊括了他的悲剧生涯，虽然这个事件显然让奥克塔夫受到震惊，但书中却只有一行略微提及。保尔·尚帕涅的书收罗了许多生活中大有深意的细微小事，对我来说十分珍贵，因为里面摘录了许多未曾出版的通信和日记。例如，我在里面找到了有关德里雍家的几位姐妹，也就是我的外祖母和几个外姨祖母的新资料。这书还引用了我的外祖父阿尔蒂尔·德·卡蒂埃·德·马尔西安给他的姨表兄弟奥克塔夫的信，我也从中摘录了几行。不过我指出了保尔·尚帕涅书中相当数量程度不等的一些错误：我的外曾祖父约瑟夫·德·卡蒂埃·德·马尔西安并不是男爵；我的外祖母玛蒂尔德并没有生十四个孩子；雷莫的出生年代不是一八四八，而是一八四三。显然，这只不过是错了一个字，但却让这个不到三十岁就死了的年轻人的生命又减少了五年，这样一来，也减轻了他在他哥哥身旁的地位，这就让人奇怪了。我十分清楚，撰写家史是个平铺直叙并无成见的行当，这样的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给与我们关系很近但时间已很遥远的人写传记也是一样。恐怕我自己的作品也提供了这样的例子。的确可以说，有关奥克塔夫和他弟弟的明确可信的传记还没有写出来，也许永远也不会写出来。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感觉不同，所处的时代也不同，于是就很难估量这两个人物的正确价值。况且，有许多必不可少的资料也无可挽回地散失了。

我特别要在这里提到几位帮助我的人，他们给我寄来了信件、照片、珍贵的家谱或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逸事汇集，有的为我找到了极难搜寻的书籍。如果没有让·埃克胡先生，特别是格安先生的友善帮助，这本书中的几个篇章肯定就写不出来。我也要感谢住在布鲁日的德·莱盖尔夫人，住在列日的彼埃尔·汉格先生，列日博物馆馆长约瑟夫·菲利普先生，还有比利时驻伦敦的大使罗贝尔·罗斯柴尔德先生以及法国驻联合国的前大使让·肖韦尔先生，他们都不吝赐教，给他们以前的同事埃米尔·德·卡蒂埃·德·马尔西安的形象和他的侄子——牺牲于一九四四年抵抗运动中的让——的形象加以补充和润色。我也要热诚地感谢让娜·卡拉雍夫人，她总准备着为我提供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让我可以用来作这个主题的背景。例如兄弟俩的朋友德西雷·邦塞于十二月二日被流放的事。从巴黎公社的历史专家路易·格林贝尔那里，我还得到了有关雷莫的另一个朋友，古斯塔夫·弗鲁朗的一些文字资料，是从雨果的笔记中摘录的，说他是“红色的骑士，忠实勇敢但有些疯狂”，他于一八七一年四月在夏杜被凡尔赛的军人们枪毙了。

最后，我还要感谢马克·卡萨迪先生，他为我核实了费尔南德曾引证的“弗耶先生”。特别感谢苏阿雷的杜卡尔姆-纪拉夫人，她研究过地方的档案之后告诉我，那个年轻的疯子，我的舅舅加斯东，我曾经说过许多有关他的让家里气氛阴郁的轶事，他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死在苏阿雷，而是在布拉邦特地区赫尔市的一个收容院里。四十来年以后，他的小弟弟奥克塔夫也在那个收容院了其余生。一八八七年加斯东被运回了苏阿雷，葬在家族的墓地里。费尔南德当时只有十六岁。那么，她对米歇尔·德·克先生说的关于那个年轻人的故事，说他的死是因为大概挨了他父亲一顿打之后发起了高烧，就是不可靠的了。也许是费尔南德杜撰出了这个夸张的情节，说不定为的就是不要提起赫尔的那个疯人院；也许是米歇尔自己在无意当中把那些记忆中的旧事弄混了。

在给予我协助而且跟我本人或我的外祖父家有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的人当中，我首先要感谢里塔·芒戴巴赫夫人，我的“表兄让”的遗孀，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以及他们的同辈所遗下的子孙中间，除了我之外她是唯一还活着的人。还要感谢德里雍·杜·夏布瓦男爵；也出身于德里雍家的诺尔贝·德·普克维尔伯爵夫人；赫尔曼·皮尔麦茨男爵夫人；卡蒂埃·德·依万斯男爵；皮托尔男爵；那慕尔的阿·梅里奥先生；克洛德·德·布里埃伯爵夫人；特别是出身于外祖家的表兄雷蒙·戴尔沃先生，他告诉了我许多关于他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生活细节，又对我推心置腹地提起他们那些生活的心理氛围，还对我说了这些话：

“即便是历史的真实没有得到尊重，也没有人能够埋怨您。何况反映真实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完成的任务，因为在这个彼此相互影响，感情多有矛盾而又布满瑕疵的社会圈子里，连我都不敢确定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上面这些见解本意在于让所有的传记作者，所有的历史学家以及所有的小说家放心，他们要探索的真实繁琐驳杂，很不稳定，扑朔迷离，有时候让人伤心，乍一看甚至颇为丑陋，但是对于这些如果不经常抱有同情之心，不永远怀有悲悯之情，那就不能接近人类这种孱弱的生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