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夜总会就是典型的1917年革命以来白俄们在欧洲各地开设的夜总会那样。侍者往往全是从前的贵族，合唱队全是由从前的近卫军官组成的，这类场所都收取很高的费用，而且都有一种忧郁的气氛。

除此以外，它们全都灯光暗淡，这一点我倒是估计到了。正如那个侍者说的一样，里边有德国人，这些德国人肯定都不是流亡者。他们大概是密探，是德国使馆的人员，或者是德国公司的雇工。

“这些俄国人，”施瓦茨说，“在安家立业方面比我们更有成就。一点不错，他们先走了十五年。十五年的流亡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一个终身的经历。”

“他们是第一批流亡者，”我答道，“人们还在为他们惋惜呢。他们弄到了工作许可和其他证件，南森护照[27]。等我们到来的时候，世界上储存的怜悯早就已经用光了。我们成了叫人厌恶的东西，成了白蚁，几乎谁也不为我们说一句好话。我们没有权利工作，没有权利生存，而且我们也没有证件。”

我们一踏进这个地方，我心里就有点紧张不安。这大概是对这间关得很严、帘幔挂得很厚实的屋子的反应，也是由于我知道这里有德国人，而且我坐的位子离门口又太远，不容易逃跑。我老早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不论到哪儿，总是挑一个靠近出口处的地方就座。还有一个使我紧张不安的原因是，我从这儿看不见那条船。说不定传来一个什么消息，当天夜里它就提前出航了。

施瓦茨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出那两张船票放在我的面前。“把这个拿去，我不是奴隶监工。把这个拿去，要是你愿意，你就走吧。”

我倒不好意思起来。“你误解我啦，”我说，“我有的是时间。天下所有的时间。”

施瓦茨没有搭理。他等着。我把那两张船票拿过来，放进了口袋。

“我安排好乘这样一班火车，”他接着说道，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要在薄暮时分到达奥斯纳布吕克。我好像觉得这会儿才越过边境。在这以前，人啊，东西啊，即使是在我的故土，对我来说也都陌生得很。可是这会儿，每一棵树都开始说话了。火车经过的村子我都熟悉，不是我在上小学时去过那儿远足，便是我在认识海伦以后的头几个星期里跟她一块儿去玩过。我当年很喜爱这个乡村，正像我喜爱那座有着房屋和花园的城市一样。

“在这以前，我的恐惧都是抽象的，都是一个样。过去发生的事情使我麻痹了，把我变成了石头。我从来不觉得有必要把它分析一下，把它仔细地考虑一番。事实上，我也害怕这样做。可是这会儿，蓦然地，一些细小的东西都开始说话了，和恐惧毫无关系而又构成恐惧的一部分的那些东西。

“乡村并没有改变。它还是从前的那个样子。在残阳的照耀下，尖塔仍然发出淡莹莹的绿锈般的光泽，河流仍然倒映着天空。这都使我记起从前我出去钓鱼，梦想在他乡异地冒险的那些日子——不错，那样的事情我确实经历过很多，可是和我想象中的情况却不完全一个样。蝴蝶和蜻蜓蹁跹飞舞的牧草地并没有改变，栽着树木、开着野花的丘陵也是旧貌依然。它们跟我年轻时候的样子完全相同，在它们中间留下了我的青春——那些日子可以说已经被埋葬了，如果我要用那样的眼光来看待它，或者说准备重新发现那段时光，或是我要争取更加乐观一点的话。

“没有什么能玷污这番景色。从火车上，我没有看见多少人，而且也没有看见穿制服的，仅仅看见那乡村逐渐往暮霭中沉没。站长家小小的庭园里，开着玫瑰、大丽花和百合花。它们全跟以往一个样，‘麻风病’并没有侵蚀到它们。它们攀缘在木制的棚架上，和法国的那些花朵一样。牧草地上站着许多奶牛，也跟瑞士的牧草地一样，棕的、黑的和白的——没有什么万字——同样有着苍老而坚韧的眼睛。我看见一只白鹳在一所农家房舍上嘎嘎地叫着，燕子翻飞，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这种样子。只有人改变了，这一点我知道，可是那天晚上我却看不出来，而且也理解不了。再说，它们也并不像我可笑地设想的那样，一概都不同了。车厢里一会儿挤满了人，一会儿走空了，后来又给挤满了。在一天中的那个时刻，穿制服的人是很少的，所有的人几乎全是普通百姓，他们的谈话跟我在法国和瑞士经常听到的差不多——关于什么天气啊，收成啊，当天发生的大事啊，还有担心战争的爆发啊。对于战争，他们也是害怕的。唯一的差别，就是在德国国外，每个人都知道是德国要发动战争，而在这里，我却听说是别的国家要把战争强加在德国头上。几乎人人都拥护和平，每逢战争爆发之前，人们总是这样的。

“火车停站了。我跟着人群，一起挤出大门。从我最后一次看到它以来，车站内部没有什么改变。跟我记忆中的相比，它仿佛只是显得小了一些，尘灰多了一些。

“我一踏进车站广场，刚才在寻思的那些事情统统都从我的头脑里消失了。夜幕正在降临，空气湿乎乎的，好像才下过一场雨。我再也看不清周围的事物，我身体里的一切都在颤动。我知道，从这以后，我将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而同时，我又觉得什么意外也不会落到我头上。好比我站在一口玻璃钟的底下，这口钟可以保护我，但是也可能随时裂得粉碎。

“我回到售票处的窗口，买了一张回明斯特的车票。我不能住在奥斯纳布吕克。这太危险了。‘最后一班火车，什么时候开？’我问售票员，那个人坐在窗洞里面，沐浴在黄橙橙的灯光里，光秃秃的脑瓜闪闪发亮，活像一尊小镇上的弥勒佛，十分安全，不受外界一切变动的干扰。

“‘一班是九点二十分，还有一班是十一点十二分。’

“我走到一台自动售票机那里买了一张站台票。我要有张车票放在手头，万一在开车之前我就得迅速脱身，也好有个方便。一般说来，站台原也不是一个好的隐蔽场所，可是往往有几个站台可以供你挑选——在奥斯纳布吕克就有三个——你不妨跳上一班就要开出的火车，向列车员解释说，是你搞错了，补张票，到下一站下车。

“我决定跟从前一个朋友通个电话，这个人我知道他并不拥护纳粹政权。他在电话里的声音语调，可以让我知道他能不能帮助我。我不敢直接同我妻子通话，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过着单身独居的生活。

“我站在那个小小的玻璃公用电话间里，面前放着一本电话号码簿。我翻过一页页肮脏揉皱的书角时，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我觉得这心跳的声音连我自己都能够听到，我甚至认为连别人也听得到，于是便伛下身子，免得让人家认出来。我心不在焉地翻到了自己原来那个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我找到了我妻子的名字，仍然是那个电话号码，可是地址却已经改变了。里斯穆勒广场现在叫希特勒广场。

“我一看到那个地址，就仿佛觉得电话间里这个阴惨暗淡的灯泡忽然发出百倍强烈的光芒。我抬起头来观望，感到外面已是黑夜，而我自己却正站在一间灯光熠耀的玻璃亭里，或是站在一盏探照灯照射的灯光之中。我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我的愚蠢行为。

“我走出电话间，穿过半暗的车站。蔚蓝的天空和‘力量来自欢乐’[28]的海报上面那些愉快的脸蛋，威胁地向我俯视着。准是有一两班火车已经进站了，一大群旅客正在从楼梯上涌上来。一个党卫队员离开人群，朝着我的方向走过来。

“我没有逃跑。说不定他是在找别人。可是他就在我面前立定了，而且直瞪瞪盯着我的脸。‘对不起，’他说，‘您有火吗？’

“‘火？’我重复着。于是急忙答道：‘有，当然！火柴！’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索着。

“‘干吗要找火柴？’那个党卫队员惊奇地问。‘你的纸烟还燃着呢。’

“我连自己正在吸烟都没想到。我递过烟去。他用自己的纸烟顶住我那闪闪发亮的烟头，同时抽着。‘你抽的是什么烟？’他问。‘味道有点像雪茄。’

“那是高卢牌香烟。我在穿越边境前买了几包。‘是一位朋友送给我的，’我说，‘法国货。黑烟草。他是从法国带回来的。对我来说，这号烟也太烈了。’

“那党卫队员笑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不要再吸烟了。像元首那样。不过，这样做也不容易，特别是像眼下这种时势！’他行了个礼，走了。”

施瓦茨有气没力地微微一笑。“当我还是一个人，有权利爱去哪儿就去哪儿的时候，我对作家们描写恐惧的那种表现手法，往往表示怀疑——说什么受到恐惧袭击的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啦，他的四肢一点也动弹不得啦，冰冷的寒战传遍他的脊梁啦，浑身冒着大汗啦，我认为那都是些陈词滥调，俗套文章。也许是这样。可是，那倒也是真情实况。我现在感觉到的正是这种滋味，虽然在我淳朴无知的年代，这种情况曾经叫我发笑。”

一个侍者走过来。“你们两位先生想找个伴儿吗？”

“不。”

他朝我伛下身子。“在你们回答‘不’字以前，可否让我提请你们注意那两位坐在吧台边的女士？”

我朝她们看了一眼。其中的一个似乎长得很健壮。两个人都穿着紧窄贴身的夜礼服。我看不清她们的脸蛋。“不。”我又说了一遍。

“她们都是贵妇，”那侍者说，“右边那一位是德国人。”

“是她叫你来的吗？”

“不，先生，”侍者答道，露出一抹叫人消除疑虑的天真微笑，“这是我自己的主意。”

“好吧。那就别提了。你还是给我们来点吃的东西吧。”

“他要干吗？”施瓦茨问。

“他要把我们拴在玛塔·哈里[29]的孙女身上。你一定是小费给太多了。”

“我连账都还没有付咧。你以为她们是特务吗？”

“很可能。可都是冲着世界上那个真正的‘国际人物’——金钱。”

“是德国人吗？”

“其中一个是。”那侍者说。

“你以为她是被派遣来哄骗德国人回去的吗？”

“我有点怀疑。眼下这类事情在俄国人身上发生得更多。”

那侍者把一碟开胃小菜给送来了，这道菜是我点的，因为酒劲上来了。我打定主意要保持清醒和机警。“你不想吃东西吗？”我问施瓦茨。

他心不在焉地摇了摇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烟卷会泄露我的秘密，”他说，“现在，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彻底检查了一遍。我的火柴也是从法国带来的。我把它跟剩下的纸烟一起扔掉，另外买了德国产的。后来我又记起来，我的护照上有法国的入境印章和签证，万一查问，我也不难说明这些法国烟卷的来源。我浑身大汗，并且为了这样害怕而跟自己大发雷霆。我重新回到公用电话间去。

“我必须再等一会儿。有个女人佩戴着很大一个党徽，连续拨了两个号码，大声发着命令。第三个号码没有接通。那女人走了出来，一副妄自尊大、怒气冲冲的样子。

“我拨通了一个朋友家的号码。那边接电话的是个女人的嗓音。‘能请马顿斯医生听电话吗？’我发现我的嗓音有点儿沙哑。

“‘请问您是哪一位？’那女人问道。

“‘马顿斯医生的朋友。’我不能说出我的名字。可能是他的妻子或者女仆，但是信任她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个错误。

“‘请问尊姓大名！’那女人说。

“‘我是马顿斯医生的朋友，’我答道，‘请你就去跟他这样说吧。有紧急的事。’

“‘我很抱歉，’那女人的嗓音答道，‘要是您不肯告诉我尊姓大名，我是没法为您去通报的。’

“‘你得破个例啊，’我说，‘马顿斯医生正在等着我的电话呐。’

“‘既然是这样，那您当然可以把尊姓大名告诉我了……’

“我急得没办法，便拼命地搜索枯肠。随后，我听到那边把话筒给挂上了。

“我站在灰暗的车站里，风在其中穿梭。我的第一步，看起来好像那么简单，可就走错了，于是，第二步该怎么走，我便心中无数了。也许我应当直接打个电话给海伦，她家里人会听出我的嗓音来，这个险我只得冒一下了。我不妨另外讲一个姓名，可是讲什么姓名呢？就说是马顿斯医生吧——那会儿别的姓名我一个也想不出来。我迟疑着。随后有个主意浮上我心头，那么清楚明白，即使我十岁时的一刹那间也会闪现出来。干吗不给马顿斯医生打个电话去，就把我小舅子的姓名冒用一下呢？马顿斯跟他挺熟悉，十年前就对他十分厌恶。

“还是原先那个女人来接电话。‘我是格奥尔格·于尔根斯，’我精神勃发地说道，‘请马顿斯医生听电话。’

“‘刚才有过一个电话，就是先生您打来的吗？’

“‘我是冲锋队中队长于尔根斯。我要请马顿斯医生听电话。马上去请他来！’

“‘是，’那个女人说，‘请等一下。’”

施瓦茨瞅着我。“在电话里等待逃生的时候，听着听筒里那种可怕而轻柔的嗡嗡声，这你体验过没有？”

我点点头。“你等待的甚至不一定是逃生。也可能是你试图赶走的那种空虚之感。”

施瓦茨继续讲他的故事。“‘我是马顿斯医生。’我最后听到那边开腔了。我又处在这样一种境地，要是在从前肯定会叫我发笑的。而那时，我的喉咙焦干了。

“‘鲁道夫。’后来我终于嘟嘟囔囔地说。

“‘对不起，您说什么？’

“‘鲁道夫，’我说，‘我是海伦·于尔根斯的亲属。’

“‘我不明白。难道你不是冲锋队中队长于尔根斯吗？’

“‘我是想打电话给他，鲁道夫。要找海伦·于尔根斯。现在你是不是明白了？’

“‘我一点也不明白，’那个嗓音在电话里气呼呼地说道，‘有个病人我才诊断了一半……’

“‘我能不能上你的诊所去，鲁道夫？你现在是不是很忙？’

“‘你到底要干吗？你是谁，我甚至还不知道，可你……’

“‘老沙特汉德。’我说。

“我突然记起童年时，我们在扮演印第安人的时候彼此称呼的名字，这些名字都是从卡尔·梅[30]的小说里找来的，十二岁那年我们都曾贪婪地阅读这些小说。有那么一会儿，我什么都没听到。随后，马顿斯轻轻地说：‘那是什么意思？’

“‘温内图，’我答道，‘你把从前的名字都给忘了吗？哎呀，那些都是元首爱读的书嘛。’

“‘那是事实。’他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床头总是放着三四十卷卡尔·梅的作品。这些描写印第安人、用陷阱捕兽的人、打猎的人的小说，连十五岁的孩子都认为有点儿荒谬可笑的，却是他最喜爱的读物。

“‘温内图？’马顿斯用怀疑的口气重复了一遍。

“‘是的。我非得来见你不可。’

“‘我不明白。你在哪儿？’

“‘这儿。在奥斯纳布吕克。我们能在哪儿见面？’

“‘我正在给病人看病。’马顿斯呆板地说。

“‘我有病。能上你那儿请你诊断一下吗？’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马顿斯说，他这种嗓音，说明他已经决定好怎么办了。‘如果你有病，就到我这里来见我。干吗还要费事打电话啊？’

“‘什么时候？’

“‘最好是七点半。七点半，’他又说了一遍，‘不要提前！’

“‘好。那我到七点半来看你。’

“我把电话挂好。我满身是汗。我慢悠悠地朝出口处走去。一弯苍白的半月从云层中稍微露出来了一会儿。只消再过一星期，我想，它就会成为一轮新月。正是穿越边境的好时机。我看了看表。还有三刻钟。最好是离开这个车站。凡是在车站周围闲荡的人，往往会引起人家的怀疑。我走的是光线最暗、行人最少的街道。这条路通向古老的城墙。有一段已经给平整了，还栽上了高大的树木。另外那沿河的一段，仍然是原来的样子。我顺着城墙，穿过广场，经过圣心教堂。

“从城墙的上层，你可以越过河面，眺望城里的房顶和高楼。大教堂那巴洛克式的穹顶，在摇曳的月光中闪烁。我熟悉这片景色。它被复印在成千张风景明信片上。我也熟悉河水的气味，熟悉城墙边缘那条马路上的菩提树的味道。

“我看到一对对情侣坐在树木中间的长凳上，从这儿可以看到河流和城市的景色。我在一条空着的长凳上坐下了，为了消磨那去见马顿斯以前的半个小时。

“大教堂里的钟开始敲响了。我心里十分烦躁，只觉得那钟声的振荡确确实实震撼着我。好似在观看一场无形的网球比赛，运动员的一方是我非常熟悉的旧我，他战战兢兢，畏畏缩缩，不敢考虑自己的处境。另一方是新我，他勇敢大胆，甘冒生命的危险，好像没有其他可能的出路——一场古怪的精神分裂的竞赛，由一个冷静客观的人当裁判，这个人尽管毫不偏私，心底里却希望那个新我能够取得胜利。

“我记得那半个小时里的一切详情细节。我甚至还记得对自己做出这种不偏不倚的分析表示的惊奇。倒好像我正站在一间四壁镶有镜子的屋子里，这些镜子漫无穷极、空无一物的空间里前前后后地照射出我的形象，而在每一个映影后面，我都发现另一个映影，俯临在前一个映影的肩膀上。这些镜子似乎陈旧灰暗，因此我也看不清楚那些形象的表情到底是迟疑，是悲伤，还是满怀着希望。照出来的形象都被闪着银光的昏黑弄模糊了。

“一个女人在我旁边坐了下来。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而且我也不清楚这个野蛮政权眼下是不是连这些事情也都要变成军事训练了。因此我站起身来，走了。我听到那个女人在我背后笑着，我后来一直没有忘记在奥斯纳布吕克池堤上那个陌生女人轻盈、相当傲慢，却又表示同情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