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停奏了一会儿。可以听到舞池里传来愤怒的话语。随后，乐队又开始演奏了，声音比先前更响，一个穿着鲜黄色衣裳的女人，头发上簪着一串假钻石，唱起歌来。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德国人跟一个英国人碰撞了一下。彼此都在指责对方，说对方是故意的。经理和两个侍者扮演着“国际联盟”[41]的角色，试图叫争论的双方平静下来，可是谁也不听他们的话。乐队比较聪明，他们换了个曲子。原来的狐步舞曲变成了探戈舞曲，那两个外交官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是站着不动，叫人笑话，要么是重新开始，继续跳舞。可是那个德国勇士看来不会跳探戈舞，而那个英国人却只是打着拍子，站在原地没有移动。两个人都被别的舞伴推来挤去，一场争论就此烟消云散。那两个外交官都怒目相视，回到各自的桌子上去。

“为什么这两个英雄好汉没有互相挑战，来一场决斗呢？”施瓦茨鄙夷地问。

“就这样，你来到了苏黎世。”我说。

他微微地笑了一笑。“我们干吗还不离开这儿？”

“我们能上哪儿去啊？”

“总该有那么一家普通的酒吧通宵营业的。这个地方尽是些死尸，在跳舞，在扮演战争。”

他付了钱，问那个侍者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我们可以去。侍者从拍纸簿上撕下一条纸，草草写了个地址，还告诉我们怎么去。

我们走到外面壮丽的夜色中。星星依然在闪耀，可是地平线上，海和清晨却在第一缕蓝幽幽的晨曦中搂抱了起来。天空比原先更高，盐和花朵的味道也更浓了。天就要大亮了。在白天，里斯本有一种迷惑人、俘获人的朴素的戏剧性的特点，可是到了黑夜，它却是一个童话中的城市，顺着灯光熠耀的一排排房屋下去，一直到海边，好像一个穿着节日盛装的女人走下去会见她的秘密情人。

我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这不就是我们经常把生活想象成的样子吗？”施瓦茨最后说道。“上千的灯光和街道通向无穷……”

我没有回答。对我来说，生活便是停泊在下面塔霍河上的那条船，它并不通向无穷……它通向美国。我历尽种种艰难险阻，时间把这种艰难险阻如同臭鸡蛋一样甩向我们。我唯一的艰险活动是要一张有效的护照，一张签证和一张船票。对一个并非出于本意的流浪者来说，正常的生活变成了最富于浪漫色彩的梦想，而冒险却是一种折磨。

“那天，苏黎世在我的眼里正像今夜这个城市在你的眼里一样，”施瓦茨说，“我认为自己已经失去的一切在那里重又开始了。时间——这个你知道——是一种冲淡了的死亡，一帖分成许多份无害剂量的慢性毒药。最初，它会叫我们兴奋，甚至会使我们觉得会长生不老——可是一滴又一滴、一天又一天地吃下去，它就越来越浓烈，把我们的血液给破坏了。即使拿未来的岁月作为代价要买回自己的青春，我们也办不到了。时间的酸性作用已经把我们改变了，化学组合再也不是跟原来一样了。那得有一个奇迹。而那个奇迹就发生在苏黎世。”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望着下面灯光闪烁的城市。“那是我一生中最最可怕的一夜，”他慢条斯理地说，“我要把它当作最最幸福的一夜来回忆它。回忆难道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它一定能够。奇迹在它发生的时候，绝不是完美无瑕的。它总是有一些扫兴的小事。可是一朝它永远消逝，再也不能有所改变的时候，回忆却能使它完美无瑕，而且从此以后它也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如果我现在能够让它复活过来，它是不是一直会是那个样子呢？它是不是会与我同在，和我的生命一同终结呢？”

他站在台阶上，注视着不可抗拒、逐渐进逼的黎明，几乎像是神经错乱了的样子，黑夜中一个可怜的被遗忘的人影。我为他觉得万分的难受。“你说得对，”我说，试着不让他难受，“我们对自己的幸福，在我们知道它将有多少部分会与我们同在之前，怎么能够真正觉得有把握呢？”

“唯一的办法，”施瓦茨嘟嘟囔囔地说，“就是要知道我们不能够抓住它，因而就不再试着去把握它。我们用自己那笨拙的双手把它给吓跑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去用手触摸，那它是不是会在我们的眼睛后面无所畏惧地继续存在下去呢？它是不是会在那儿保持下去，和我们的眼睛一同终结呢？”

他俯瞰着城市，那里停放着一口松木棺材，泊着一艘轮船。一副深受苦难的神情毁损了他的形象：他的嘴成了一个乌黑的窟窿，眼睛成了两块石子。随后，他的脸又有了生气。

我们继续朝着码头，从小山上往下走去。过了半晌，他开腔了。“我们是什么人？”他说。“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还有其他所有的人，以及那些死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哪一个是真实的：是人还是他照在镜子里的映像？是一个活人还是他的回忆，他那解除了忧虑的阴影？我的亡妻和我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会不会她以前从来不曾完全是我的，只是死亡这个不祥的炼金术才使她完全属于我了呢？既然她只是像我头盖骨底下的一点磷光那样存在着，既然她只有当我要她回答的时候才能回答，而且也只能像我要她那样地回答，那她是不是完全属于我了呢？再说，我既然失去过她一次，会不会第二次再失去她，随着她的回忆的消退，每分每秒都在一点一点地失去她呢？”他直愣愣地瞪着我。“我非得抓住她不可，这你是不是明白？”

我们来到了一条街上，这里有长长的一段梯级从小山上通下去。前一天，在这里一定举行过什么节日活动，使我联想起墓地里那枯萎的花环，挂在一排排房子中间的一根根铁杆上，一串串晃亮的灯泡，被一盏盏横过街道吊着的郁金香形的大灯隔开了。每相距大约二十米，便有一颗用小电灯泡缀成的五角星高挂在那儿。可是那游行队伍，或者是节庆，都已经过去了，节日的装饰如今在晨曦中显得光秃秃的，色彩都褪了。在我们脚底下远远的地方，电灯线路似乎出了毛病，只有一颗星星还发着特别刺目的白惨惨的亮光，电灯在黎明和薄暮时分往往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地方。”施瓦茨说着，把门推开了。迎接我们的，是一个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强壮男人。这是一间天花板很低的屋子，沿墙放着许多酒桶，中间摆着几张桌子，有一张已经给一对男女占坐了。我们要了酒，还要了一客凉煎鱼。别的菜都已经没有了。

“苏黎世你熟悉吗？”施瓦茨问。

“熟悉。我在瑞士被逮捕过。挺好的牢房，比法国的还要好得多。特别是冬天。可惜他们至多关你两星期，虽然你也乐于在那儿休息一下。随后，他们把你驱逐出境，于是边境马戏团又重新开演了。”

“我那公开越过边境的决心，多少使我得到了解放，”施瓦茨说，“我不再害怕了。在街上看到一个警察也不再瘫痪无力了。我仍然感到一点震惊，但是很轻微，恰恰足够使我欣赏自己得到的自由。”

我点点头。“危险使我们更加意识到生命。只要危险不是太靠近，生命总是挺完美的。”

“你是这样想的吗？”施瓦茨古怪地瞟了我一眼。“我还要想得远些，”他说，“要想到我们所谓的死亡，想到更远更远的所在。难道一个城市因为你离开了它就不再存在了吗？即使它被毁灭了，难道它不是依然存在于你的心里吗？谁知道死亡是什么？也许生命不过是一道光，慢慢地掠过我们那一直在变化着的脸。也许我们在出生以前就有一张脸，而在我们所有会死的脸都已逝去之后，这张脸依然会存在下去呢？”

一只猫鬼鬼祟祟地溜到了桌子上。我丢了一块鱼给它。它翘起尾巴，转身就走了。

“你在苏黎世遇到你的妻子了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在旅馆里遇到了她。我在奥斯纳布吕克感觉到的那种窘迫的因循延宕已经消逝了，而且是永远地消逝了。她不再悲愁和恼火，而是策略地利用起她的创伤了。我遇到了一个我不了解的女人，我热爱的女人。仿佛平静无事过去的九年已经把我们紧密结合在一起，然而那个过去却已经失去了把她禁锢起来的力量。对她来说，时间的毒药也在她越过边境的时候蒸发了。我们再也不受过去的支配：它是属于我们的。过去通常只是岁月的一种使人意气消沉的反映，可是我们的过去却成了这样一面镜子，只反映我们，而不反映其他的东西。冲破罗网的决心以及冲破罗网的行动使我们那么彻底地离开早已逝去的一切，以至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得到了新生。”

施瓦茨瞅着我，他脸上又掠过那种古怪的表情。“幸福就那样待下来了。把它保持下去的是海伦。我没有能做到——特别到最后那段时间。但是她能够对付过去，这就够啦。要紧的倒是这个。你不同意吗？可是现在，我自己也非得这样做不可啦，不过仅仅这一遭。我跟你聊，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是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你们在苏黎世住下来了吗？”我问。

“我们住了一个星期，”施瓦茨说，用一种更正常的语气，“我们住在那个城市和那个国家，就欧洲来说，那里的世界还没有开始旋转，只有那么个地方了。我们的钱，足够维持几个月的生活。海伦还带着几件珠宝饰物，我们可以拿来变卖，到了法国，我还有那个死去的施瓦茨的几幅绘画。

“1939年的夏天啊！倒像上帝想要最后一次让全世界看到和平是怎么个景象以及什么将要失去。那些日子里，洋溢着夏天的无忧无虑的气氛，但是等到我们离开苏黎世到南面的马焦雷湖[42]去的时候，情况可完全变得不像是真实的了。

“海伦已经接到她家里的来信和电话。她临走时留言，说她要去苏黎世看医生。对她家里的人来说，要找出她住在哪里是容易的：瑞士的登记制度效率极高。他们又是盘问，又是责备，搞得她不得安宁。她仍然可以回去。我们得做出决定。

“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但不是住在一起。我们是结了婚的，但是我们的护照上却填着不同的姓名。在这种时世，支配我们生活的是几张纸而已。我们确实不能够住在一起。这是一种奇怪的处境，可是它却增强了我们这样一种感觉，觉得时间已经为我们倒流回来了。根据一种法律，我们是夫妻，根据另一种法律，我们又不是。新的环境，长久的别离，特别是到了瑞士以后海伦身上发生的变化——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种离奇的情况：样样东西似乎很模糊，然而同时又是极度真实。而在我们这个怪异的世界上空，飘荡着我们已经记不起来的一场梦境那最后几抹正在消散的薄雾。当时，我不明白怎么会产生这种幸运的状态——我把它视为一件意外的礼物，好像有个神祇答应我把我第一次搞糟了的那一段生活重复了一遍，把它变成完美的生活。没有护照而从边境线的地下打洞过来的鼹鼠，如今变成了一只不知道有疆界存在的飞鸟。

“有一天早晨我去找海伦的时候，发现她正在跟一位克劳泽先生谈话，据她介绍，这是德国领事馆的一个人员。我一进去，她跟我用法语讲话，称我为雷诺阿先生。克劳泽把她的话给误解了，用拙劣的法语问我是不是那位名画家的儿子。

“海伦笑了起来。‘雷诺阿先生是打日内瓦来的，’她说，‘可他会讲德语。不过，他倒是一个十分崇拜雷诺阿的人。’

“‘你喜欢印象派的绘画吗？’克劳泽问我。

“‘他甚至还有些收藏品咧。’海伦说。

“‘我有几幅画。’我说。把我从已故的施瓦茨那里得来的遗物变成了收藏品，似乎又是海伦的一个新的奇想。但是，既然她有过一个奇想使我免于关进集中营，那我就扮演下去吧。

“‘你知道瑞士温特图尔的奥斯卡·赖因哈特的收藏品吗？’克劳泽和蔼可亲地问道。

“我点点头。‘赖因哈特有一幅梵高的画作，我愿意拿我一个月的生命去交换。’

“‘哪一个月？’海伦问道。

“‘梵高的哪一幅画？’克劳泽问。

“‘《精神病院的花园》。’

“克劳泽微微一笑。‘一幅了不起的杰作！’

“他开始谈起绘画来了，当他把话题转到卢浮宫的时候，我就可以参与进去，多亏我从已故的施瓦茨那里受到的教育。海伦的策略，我现在懂了。她试着不让克劳泽认出我是她的丈夫或是一个流亡者。德国领事馆不怕向瑞士警察局检举揭发。我感觉到克劳泽是想刺探出我跟海伦的关系，这一点她一开始就知道了，现在，她替我虚构了一位妻子——吕西安娜——和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说是钢琴弹得好极了。

“克劳泽的眼神从这一个转到另一个的身上。他利用我们在艺术方面的共同兴趣，建议再约会一次——为什么我们不在湖边一家小饭馆里吃一顿午饭呢？那里的鱼可美味呢——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绘画的人，着实不太寻常咧。

“我同样热情地答应了——我很高兴等我回到瑞士的时候再来一次约会。那将在四到六个星期以后。他惊奇了：难道我不住在日内瓦吗？我告诉他，我是日内瓦人，却住在贝尔福。因为贝尔福是在法国，他就不太容易到那边去打听。分手的时候，他经不起诱惑，还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么海伦和我是在哪儿遇见的呢？这样两个志趣相投的人——那可不太寻常咧。

“海伦瞟了我一眼。‘在医生那儿，克劳泽先生。有病的人往往更加志趣相投，比起’——说到这里，露出一缕恶意的微笑——‘那些健康的人，他们健康得简直只有肌肉，没有神经，连他们的脑袋里面都是这样。’

“克劳泽听着海伦的嘲讽，露出一丝狡猾的笑意。‘我了解，女士。’

“不让海伦抢先，我问：‘眼下德国人是不是把雷诺阿看成颓废的艺术了？不用说，肯定还有梵高。’

“‘我们当中的行家是不会的，’克劳泽说，又狡猾地瞅了一眼，打门里溜出去了。

“‘他来干什么啊？’我问海伦。

“‘来侦察呗。我原想警告你不要来的，可是你已经出来了。是我弟弟派他来的。我多么憎恨这一切哪！’

“盖世太保那黑影一般的手臂，已经伸过边界，来提醒我们眼下还不是完全自由的。克劳泽要海伦在她方便的时候到领事馆去一趟。不是什么急事，只是她的护照得去盖一个新的戳记。出境签证之类的东西。这件事之前被忘记了。

“‘他说这是一项新的规定。’海伦说。

“‘他胡说，’我答道，‘这个我知道。这些事，流亡者往往会得到风声。要是你去了，他们很可能会拿走你的护照。’

“‘那我就成了像你一样的流亡者了？’

“‘是的。除非你决定回去。’

“‘我要待着，’她说，‘我既不想去哪一个领事馆，也不想回去。’

“这件事我们从前没有谈起过。这是一个决定。我没有吱声。我只是瞅着海伦。在她背后，我看见天空，公园里的树木，还有一条闪闪发光的狭长湖水。在明亮的晨光里，她的脸黑黝黝的。‘你用不着负责，’她不耐烦地说，‘你没有说服我这样做，这跟你毫不相干。即使你不在了，我也不会回去的。现在，你是不是满意了？’

“‘是的，’我说，既惊奇又相当惭愧，‘可是，我不是在想这个。’

“‘我知道，约瑟夫。因此，咱们不要再谈这个了。永远不要再谈了。’

“‘克劳泽会回来，’我说，‘或者别的什么人会来。’

“她点了点头。‘万一他们发现你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会来找麻烦的。咱们干吗不到南面去呢？’

“‘咱们不可能去意大利。墨索里尼的警察跟纳粹的盖世太保关系太密切了。’

“‘南面难道就没有其他去处了吗？’

“‘有的。瑞士的提契诺、洛迦诺和卢加诺。’

“那天下午，我们搭上了火车。五小时以后，我们已坐在阿斯科纳[43]一个广场的瑞士酒店外面，这是一个离苏黎世不是五小时而是五十个小时的世界。风景是意大利式的，城里到处是旅游者，仿佛谁的头脑里都没有一点思想，除了游泳啊，躺在日光底下啊，趁还有可能的时候纵情欢乐啊。你还记得那和平年代的最后几个月吗？整个欧洲的空气里都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施瓦茨说。

“是的，”我说，“人人都希望出现一个奇迹。第二次《慕尼黑协定》。随后再来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这样一直下去。”

“那有点像希望与绝望之间的朦胧时刻。时间静止了。在即将来临的灾难的阴影里，别的东西仿佛样样都是不真实的。倒像有一颗巨大的中世纪的彗星跟太阳一起占领了天空似的。样样东西都没有对准焦点，模模糊糊的。而样样事情又都可能发生。”

“你们什么时候到法国去的？”我问。

施瓦茨点点头。“你说得对。别的东西样样都是暂时的。法国是无家可归者的不稳定的家。条条道路都通回法国。一星期之后，海伦接到一封克劳泽先生写来的信，通知她马上到苏黎世或者卢加诺的领事馆去报到。事情紧急。

“我们只好离开那儿。瑞士这个地方太小，组织得又太严密。不管去哪儿，我们总能被找到。而且不管哪一天，我们的证件都可能被检查：他们会发现我的护照是伪造的，会把我驱逐出境。我们去了卢加诺，但是没去德国领事馆，却到法国领事馆去了。我们得到了旅游签证，有效期六个月。我本来以为最多会给三个月。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我问海伦。

“‘明天。’

“我们在龙科[44]港的驿站旅馆花园里吃了最后一顿晚餐，这个村子仿佛一个燕子窝似的高高地蹲在群峰之中，俯瞰着湖面。日本式的纸灯笼悬挂在树木中间，猫儿在墙头爬行，从下面平台屋顶上飘过来玫瑰和野茉莉花的香味。湖泊连同它的岛屿——传说在罗马时代，其中的一个岛上有过一座维纳斯女神庙——纹丝不动地横在那儿。周围的山岗，在晴空的衬托下呈现出钴蓝色。我们吃着意大利面和意式嫩煎小牛肉，喝着当地产的葡萄酒。这是一个美妙而凄清得几乎叫人难以忍受的傍晚。

“‘真可惜，我们必须离开这儿，’海伦说，‘在这儿过完夏天我才高兴呢。’

“‘这种话，你往后说的机会可多着呐。’

“‘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话可以说的吗？跟这相反的话，我倒是说得够多了。’

“‘相反的话？’

“‘真可惜，我不能不待在这儿。’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皮肤是深褐色的——她挺容易被太阳晒黑的，两三天下来便成了这样子——这样就使她的眼睛显得更明亮了。‘我很爱你，’我说，‘我爱你，爱这一瞬间，爱这个即将消逝的夏天，爱这个我们正要离去的乡村，而且生平第一次也爱我自己，因为我不是别的，而只是一面把你反映出来的镜子，这样，我就有了两个你了。愿上帝保佑这个傍晚和这个小时！’

“‘愿上帝保佑一切！让我们为这个干杯。还愿上帝保佑你，因为你终于胆敢说出一些平常会叫你脸红的话了。’

“‘我是在脸红，’我说，‘不过那只是在我心里，我不是觉得害臊。我一定要习惯下来。哪怕是一条毛虫，当它从黑暗中出来，发现自己长着一对翅膀的时候，也一定得习惯那亮光。这里的人们多么幸运哪！还有，野茉莉花发出来的是股什么样的香味啊！女侍者说，这种野茉莉花，整个树林子里到处都是呢。’

“喝完了酒，我们便穿过湫隘的小街，走上刚才来时的老路，从那座有着鲜花和十字架的龙科公墓旁边经过，沿着山坡往下到了阿斯科纳。南方是个魔术师，棕榈树和夹竹桃把你的思想给抹掉，让你的幻想解放了。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星星。天空活像一面永远展开着的巨大的美国星条旗。阿斯科纳广场上的咖啡馆，将一条条光芒远远地照射到湖面上，一阵凉风从山谷里吹来。

“我们走到了湖边那所租下来的房子跟前。地方很小，可是有两间卧室。按照当地的道德标准，这样似乎已经足够了。‘靠我们现有的这点钱，能维持多长时间的生活？’海伦问。

“‘一年，如果我们用得仔细一点的话。说不定一年半。’

“‘要是我们用得不仔细呢？’

“‘只能过这个夏天。’

“‘那我们就不要仔细了吧。’她说。

“‘一个夏天是短促的。’

“‘是的，’她突然狂暴地说，‘一个夏天是短促的，生命也是短促的，可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它们都是多么的短促。外边那些猫，是不是也知道生命是短促的呢？鸟儿是不是知道呢？还有，蝴蝶呢？在它们看来，生命将永远延续下去。谁也没有告诉过它们。干吗告诉了我们呢？’

“‘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的答案。’

“‘你给我一个就够了。’

“我们站在黑沉沉的屋子里。门窗都洞开着。‘一个答案就是，要是生命永远延续下去，那会叫人受不了的。’

“‘你以为我们会厌烦吗？像上帝一样？那可不是真话。再给我一个答案！’

“‘那就是，世间的悲愁多于幸福。让生命早点结束倒是幸运。’

“海伦缄默了半晌。随后她说：‘在这些话里，简直一丁点儿道理也没有。我们说这些，只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想在这儿待下去，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这中间根本无所谓幸运什么的。我们只是凭空想象出来。我们之所以要凭空想象，又是因为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我们还不是一样相信它？’我问。

“‘我就不相信。’

“‘你难道对希望也不相信？’

“‘我对什么都不相信。有朝一日，咱们的寿限到了，也就完啦。’她把衣服往床上一扔。‘对每个人都一样。一个囚徒希望越狱，说不定他果然逃脱了。可是下一回，他就不会那么幸运了！’

“‘他希望的只是这个。中止，所能有的也只是这个。’

“‘是的，所能有的也只是这个。这对世界和战争来说，都一样。它也希望再来一次中止。可是战争是怎么也制止不了的。’

“‘战争也许可以制止，’我说，‘可是，死却不成。’

“‘不要笑！’她嚷道。

“我朝她走过去。她退缩着，从一扇门里溜到了户外。

“‘怎么啦？’我惊奇地问。外面比较亮，我看见她脸上尽是泪水。她没有回答，我也没有再问她。‘我喝醉了，’她最后才说，‘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没有。’

“‘我酒喝得太多了。’

“‘没喝够，还有一瓶呢。’

“屋后草地上有一张石桌。我把那瓶意大利的酒搁在上面，走进屋里去找酒杯。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海伦穿过草地，往湖的方向走去。我没有马上去追她。我把酒杯斟满了，在湖水和天空的柔和光芒中，那酒看上去黑黝黝的。随后，我慢慢地穿过草地，走到岸边的棕榈树和夹竹桃那儿。我为海伦担心，看见了她，我才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她站在水边，弓着身子，驯顺得出奇，好像在等待什么似的，等待一个嗓音，或者也许在等待一个幻影。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倒不是要看住她，而是生怕惊动她。过了一会儿，她叹了一口气，身子挺直了。随后，她踩进了水里。

“看见她在游泳，我便走回去拿了一条毛巾和她的浴袍。随后，我在一块花岗石上坐下来，等着。她那头发盘起来的脑袋，远远地看去很小。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我暗自寻思，凭我的冲动我想叫她回来。但同时，我却感觉到她自己还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的什么事情要解决，而且这是个关键的时刻。对她来说，水就是命运，就是问题，就是答案。她只能靠自己一个人找出一个结果来，本来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的——别人能够做的事，充其量也只是待在那儿，或许再给予一点儿温暖。

“海伦向外泅去，转成一个弧形，随后掉过头来，往回笔直朝我游来。我看见她越游越近了，紫莹莹的湖水映衬着她那黑黝黝的脑袋。随后，她从水里走上来，又纤弱又晶莹，奔到我面前。

“‘水很凉，又像有鬼似的。那女侍者说，岛屿底下还有一条很大很大的章鱼咧。’

“‘这个湖里最大的鱼是老梭子鱼，’我说，用毛巾把她裹了起来，‘没有章鱼。所有的章鱼都在1933年以后的新德国了。不过水呢，一到夜里总像是有鬼似的。’

“‘要是我们想到有章鱼，那就一定有章鱼，’海伦说道，‘凡是不存在的东西，你是绝不会想到的。’

“‘那倒是证明上帝存在的简便办法。’

“‘你难道不相信它吗？’

“‘今天夜里，我什么都相信。’

“她紧贴着我。我让那条湿了的毛巾掉下来，给了她一件浴袍。‘你是不是以为咱们已经生活过不止一次了？’她问。

“‘是的。’我毫不犹豫地说道。

“她叹了口气。‘感谢上帝。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争辩，此刻我不想。我又累又冷。我一直忘记，这水是从山里流下来的。’

“除了酒，我还从驿站旅馆带来了一瓶格拉巴酒。这是一种用葡萄渣酿造的纯白兰地，性烈，味香，像这样的时候喝起来挺合适。我走进屋里去把它取了出来，替她斟满了一大杯。她慢慢地喝着。‘我就恨离开这儿。’她说。

“‘到了明天，你就会忘记的，’我答道，‘我们要到巴黎去。那个地方你从来没有去过。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

“‘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就是你在那儿觉得幸福的城市。这话是老生常谈吗？’

“我笑了起来。‘让我们不要为文风操心！’我说。‘如果那是老生常谈的话，那么我们的老生常谈还少得很。你要不要再来一点格拉巴酒？’

“她点点头，我又为自己拿来了一个酒杯。我们坐在草地上的石桌旁边，直到海伦有点昏昏欲睡了，我才把她放到了床上。她就在我身边睡熟了。我从开着的门里望着外面的草地，它慢慢地变成了蓝色，随后又转成为银色。一小时过后，海伦醒来了，她走到厨房里去找水喝。回来时，她拿着一封信，这信是我们在龙科的时候送来的。一定是放在了她的屋子里。‘是马顿斯写来的，’她说。她看了信，就把它搁下了。

“‘他知道你在这儿吗？’我问。

“她点点头。‘他告诉我家里，说他向我建议，要我到瑞士去再进行一次检查，还说我要在这儿住几个星期。’

“‘你是到他那里看病的吗？’

“‘断断续续地请他看过病。’

“‘看什么病？’

“‘也没什么特别的毛病，’她说着，把信放进了手提包里。她没有把信递给我看。

“‘你那个疤痕怎么来的？’我问。

“横贯她腹部有一条细细的白色纹路。我从前也曾看到过，可是她现在这种棕色的皮肤使它越发显眼了。

“‘动过一次小小的手术。没什么紧要的。’

“‘什么手术？’

“‘我们不大谈的那种手术。女人家才动这种手术咧。’她把灯关了。‘你来找我，这很好，’她轻轻地说，‘我再也熬不住了。爱我吧！爱我，不要问什么问题。千万不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