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会有那么一天，”施瓦茨说，“我们的时代将被认为是一个讽刺的时代。不是十八世纪那种妙趣横生的讽刺，而是一个技术上进步、文化上倒退的粗野时代的那种愚蠢的或者恶意的讽刺。希特勒不断地叫嚣，他是和平的信徒，别的国家却把战争强加在他的头上；他不仅向全世界这样宣扬，而且他自己也这样相信。五千万德国人也跟着他信以为真。其实，只有他们自己这几年来一直在扩充军备，别的国家可没有一个在准备战争，这个事实却一点也没有影响他们的看法。另外一个讽刺是，我们这批从德国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人，居然又被关进了法国的集中营。对于这件事，你甚至也不能过于愤慨——一个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作战的国家，有着比难民的绝对正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操心。我们没有受到拷打，没有遭到毒气虐杀，也没有被枪杀，只是被拘留。我们再能指望一些什么呢？”

“你是什么时候再次见到你的妻子的？”我问。

“没隔太久。你在韦内待过没有？”

“没有，可是我知道那是法国最糟糕的集中营之一。”

施瓦茨冷笑了一声。“那是一个程度问题。你知道那些被投进一锅冷水里去煮的蟹的故事吗？当水温升到五十度的时候，它们尖叫着说忍受不了了，哀叹不如水温只有四十度时的那种幸福时刻；后来温度上升到六十度的时候，它们就哀叹不如只有五十度的时候，后来上升到七十度的时候，又哀叹不如只有六十度的时刻，如此等等。韦内比起最好的德国集中营要胜过一千倍，正像一个没有死刑毒气室的集中营，要胜过一个有死刑毒气室的集中营一般。”

我点点头。“你后来怎么样呢？”

“不久，冷天来了。很自然，我们都没有足够的毛毯，而且也没有煤。原因自然是法国人的管理不善。但是，当你挨冻的时候，苦痛就更加难熬。我不愿意描绘集中营里的冬天来让你无聊。要讽刺一番，这未免太容易了。如果海伦和我承认自己是纳粹党人，那我们就会过得好些——我们会被送到一个特殊的集中营去。当我们挨饿受冻，还在拉肚子的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那些被拘留的非难民——德国俘虏的图片。他们有刀叉、桌椅、床铺、毛毯，甚至还有他们专用的食堂。报纸用自豪的语气，报道法国如何优待敌国的侨民。对付我们这些流亡者，不需要温文尔雅。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我做到随遇而安。我接受海伦的劝告，丢掉正义的观念。劳动后的晚上，我往我那床——用稻草铺就的一米宽、两米长的‘铺位’上一坐，便开动我的脑筋。我训练自己，要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与我个人毫不相干的一个过渡时期。某些事情发生在我的周围，我要学会像一只机灵的野兽一般立刻反应。极度伤心也能像痢疾一样容易致你死命，而正义乃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

“这个话你当真相信吗？”我问。

“不，”施瓦茨说，“可我只能一直喋喋不休地反复说，直至把它印进我的头脑里去。正是那些不公道的小事——面包片比较小，而工作量却比较大——叫人最难忍受。你必须学会不要把这些日常的气恼小事放在心上，否则你对小事的怨恨会抹掉你对大事的认识。”

“原来你生活得像是一只机灵的野兽。”

“是的，一直到海伦寄来了第一封信。那是在两个月之后。信是由我们在巴黎住过的那家旅馆转来的。我觉得仿佛一扇窗从一间阴暗闷热的屋子里打开了。外面的生活很沉寂，可是至少它又存在了。她的信来得没有规律，有时候一连几星期都不见她来一封信。这些来信是怎样改变和增强我对海伦的印象的，说起来真是奇怪。她在信上讲起她的情况很不错，又说她终于被送到了一个集中营里，而且被安排了工作，先是在厨房里，随后在集中营的商店里。有两次，她居然还寄给我一包食物，怎样寄的，用什么妙计，行了什么贿赂，我都想象不出来。我开始从信里看到一张新的脸。那中间有多少成分是由分居两地、我自己的欲望和想象力的驰骋形成的，我不知道。当你离群索居，只跟几封信打交道的时候，样样东西都会呈现出几乎一种神奇的比例。这你是知道的。随便写下的一句话，如果在别的情况下本来是毫无意义的，却能变成足以毁灭你生存的霹雳，而另一句跟上面一句同样毫无意义的话，却能给你几星期的温暖。你会花掉整整几个月的时间，去仔细考虑写信的人在把信一封起来就忘记的事情。一张照片寄来了，海伦站在营房外面，跟另外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们是集中营的法国工作人员，她这样写道。”

施瓦茨抬头望了一眼。“我无比仔细地研究了那个男人的脸！我从一个钟表师傅那儿借来了一个放大镜。我捉摸不出海伦为什么要寄给我这样一张照片。说不定她在寄照片的时候，根本什么都没有想。或者，她是想过的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感受？”

“人人都有过，”我说，“拘留犯的精神变态。没什么特别的。”

酒吧老板交给我们一张账单。我们是最后两个客人了。“还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去的？”施瓦茨问。

酒吧老板告诉我们一个地方。“他们还搞到了一些姑娘，”他说，“又标致又丰满。价钱也不贵。”

“别的去处难道就没有了吗？”

“据我所知，在夜里的这个时辰还开着的，确实没有了。”他把短上衣穿上了。“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带你们到那边去。我反正已经没有事啦。那些姑娘可是相当狡猾的。我会留神不让你们受骗。”

“不要姑娘的话，我们能坐在那儿吗？”

“不要姑娘？”那个人显出迷惑不解的样子。随后，脸上露出龇牙咧嘴的笑容。“不要姑娘？哦，我明白了。行啊，当然了。不过，他们只有姑娘。”

我们走出屋子，到了外面的街上，他一直目送着我们。这是一个美妙的黎明。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可是盐的味道却已经更浓重了。车辆爬过街头，咖啡和睡眠的气味从开着的窗子里飘送出来。灯光都已经熄灭了。我们听到几条街之外一辆看不见的大车驶过的隆隆声。一艘艘渔船浮在不平静的塔霍河上，仿佛盛开着的一朵朵黄色和红色的睡莲，而在下面，又惨淡，又沉静，没有一点人工的光芒，停泊着那条轮船，那艘方舟，那个最后的希望。我们朝着它走下山坡。

这家妓院相当阴沉。四五个又肥胖又邋遢的女人，坐在那儿抽烟或者打牌。没精打采地做了一番吸引我们兴趣的尝试，她们就不来打扰我们了。我望了下表。“不会再待多久的，”施瓦茨说，“而且，不到九点，领事馆也不会开门。”

这一点，我知道得跟他一样清楚。他似乎并不知道的是，讲和听可不一样。

“一年仿佛是一段永无穷尽的时间，”施瓦茨说，“后来，时间似乎一点也不长了。一月里，我们在营房外面劳动，我试图逃跑过一次。两天之后，我就被抓住了。那个臭名昭著的c中尉用马鞭抽打我的脸。有三个星期，我被单独监禁起来，只准吃点面包和清水。第二次我试图逃跑的时候，当场就被逮住了。从此，我便放弃了越狱的念头。没有定量供应卡和身份证几乎是无法走动的。任什么宪兵都可以把你抓起来。而且要到海伦的集中营去，路途可远着咧。

“后来，我们的情况改变了。五月，真正的战争开始了，过了四个星期，战争就结束啦。我们是在未占领地区，可是消息沸沸扬扬地流传，说是有个军事委员会或者甚至盖世太保就要来视察这个集中营。我猜想你总还记得那时发生的一场惊慌吧？”

“记得，”我说，“惊慌，自杀，释放我们的请愿，还有往往会使这种请愿不能实现的官僚主义的无能。也并不总是这样的，有时候，会有那么一个聪明的集中营司令官，由他自己承担责任，把难民释放出来。他们当中有些人，这是真的，后来在马赛[52]，或者在边界上又被逮捕了。”

“在马赛！那个时候，海伦和我身边都有毒药，”施瓦茨打断我的话说，“小小的胶囊。它会给你的心灵带来致命的宁静，是我集中营里一个药剂师卖给我的，总共有两粒。我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可是我相信他的话，他说你要是吞下一颗，包管你死得快，而且几乎没有一点痛苦。他说，这毒药给两个人服用足够的了。他所以要把它卖给我，是因为他害怕哪天夜里，陷于绝望的时候，他自己就在黎明之前把它吃了。

“我们好像泥制靶子排成的队列一般。失败来得太快了。谁也不曾料想到会来得这么早。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英国会不肯议和。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一切都完蛋了，”施瓦茨做出一个厌烦的手势，“而且甚至到此刻，我们还没有把握说它并不曾完蛋。我们被推回到岸边。我们前面只有一片大海。”

海，我暗自思忖。还有依然在那上面航行的船。

门道里出现了我们刚才离开的那家酒吧间的老板。他跟我们招呼的时候，龇牙咧嘴地笑了笑，还模拟着行了个军礼。随后，他跟那些胖乎乎的妓女嘟嘟囔囔地絮语了一阵。她们中间有一个胸部很大的女人，走到我们这儿来了。“跟我们讲一讲，那件事你们是怎么干的？”

“什么？”

“一定会痛得很厉害吧。”

“什么？”施瓦茨心不在焉地问。

“水手们在公海上的那种干法呗！”酒吧间老板从门道里嚷道，笑得那么用劲，我料想他牙齿都会落掉。

“那位行家骗你啦。”我对那个女人说，从她身上发出来一股橄榄油、大蒜、洋葱、汗水和生命的味道。“我们不是同性恋。我们参加过埃塞俄比亚战争[53]，那里的土著人把我们阉割了。”

“你们是意大利人？”

“我们过去是的，”我答道，“阉人就没有国籍了。我们现在是世界主义者。”

她把这句话寻思了一会儿。“tu es comique.”[54]她随后正经地说，接着她摆动着肥大的臀部回到门口，酒吧老板就在那儿用手将她挽住了。

“没有希望这说起来也奇怪，”施瓦茨说，“你的自我没有了。你甚至再也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了。可是在你心里，仍然有种什么东西叫嚷着要你活下去。而且它是多么顽固地依恋着那种纯粹且赤裸裸的生存啊！有时候，你会感到一种彻底的沉寂，如同水手讲起的那种在台风中心的死一般的平静。你死了心了——你活像一个装死的虫豸——可是你并没有死。你只是放弃把一切心力集中在纯粹的争取生存和为生存而生存上面。你完全清醒，可是绝对消极。你没有可以浪费的力量。台风在你周围狂吹，可是你却寂然不动。恐怖和绝望都已经消失了，连它们也都成了你不复能负担的奢侈品。你花在它们上面的精力，会减损你争取生存的意志——这样你便把它排斥掉了。你仅仅是一双眼睛和孤立消极的准备。一种奇特而宁静的澄澈会忽然支配你。在那些日子里，我有时候觉得像是一个瑜伽信徒，他把一切与有意识的自我有关的东西都抛弃了，为了要……”施瓦茨说话结巴起来了。

“追随上帝？”我一半带着嘲弄地问。

施瓦茨摇了摇头。“为了寻找上帝。我们常常在寻找着‘他’。可是，我们寻找‘他’的时候，总好像我们在试图穿着我们全部的衣物、带着鼓鼓囊囊的背包去泅水。你非得脱光衣服不可。全身赤裸裸的，要像有一天夜里那样，我离开一个安全的异邦，回到我那危险的祖国的时候，泅过莱茵河，仿佛那是一湾命运的溪流，一狭给月光照亮了的生活似的。

“在集中营里，我有时候会想起那天夜里的光景。想起它，倒不会削弱我的力量——反而会使我更加坚强。我的生活要求我做的事情，我都已经做了。我没有失败，我已经赢得了跟海伦在一起的上天再度赐予的生活——而且连那种曾经支配过我、后来仍然在我睡梦中不时出现的绝望也只是因为其他一些东西逐渐远离了，那些东西是巴黎、海伦，以及那种难以置信的不再孤单的感觉。海伦会在一个什么地方活着，也许她跟另外一个什么人生活在一起，可是她终归是活着。在这样的时势下，当一个人还不如皮靴底下的一只蚂蚁的时候，这种事情到底能有多少意义，想起来是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施瓦茨不吱声了。“你找到了上帝没有呢？”我问。这是一个粗鲁的问题，可是，突然间我十分渴望想知道。

“镜子中的一张脸。”施瓦茨答道。

“谁的脸？”

“总是那同一张脸。你知道你自己的脸吗？你在出生以前早就已经有了的那张脸？”

我十分惊愕地瞅着他。以前他也曾经用过同样的这些词语。“镜子中的一张脸，”他重复了一遍，“还有，从你肩膀上端瞧着的那张脸，还有在它后面的另一张脸——可是，随后蓦然地，你自身就成了那面重复着无穷映像的镜子。不，我没有找到‘他’。如果找到了‘他’，我们将对‘他’怎么样呢？我们势必不能再做人了。仅仅去寻找‘他’——那是另一回事。”

他微微一笑。“再说，对待那种事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我太卑微了。我只能想我爱的东西。正是那个东西使我活下来了。我再也不去想什么上帝，或者公道什么的。圆圈已经合拢。情况跟在河里相同。重复。于是，我又一次剩下了单独一个人。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多少办法的。你甚至连思考也不行。再说那也没有什么必要，思考只会使你混乱。事情自然地发生。你从一个人可笑的孤立中，回到了一个由不知名的事件组成的世界里。只需要你做好准备。准备在那只看不见的手拍拍你肩膀的时候，撒腿就走。你只要跟着，只要你不提什么问题，你就没有事。你大概以为我在讲神秘的胡话吧。”

我摇了摇头。“我懂得那种感情。在十分危急的时刻，人们有时会有那种感情的。士兵跟我讲起过这种情况。一点理由也没有，有一样什么东西会使你走出那个看样子非常安全的地下掩体。一会儿之后，一次直接命中的轰击叫它变成了一片集体埋葬的坟场。”

“我最后做的，”施瓦茨说，“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它却好像是天下最最自然的事。我把我的东西收拾好。随后，有一天早晨，我走出集中营。越狱的企图大多是在夜里尝试的。我却在大白天走到大门那，告诉岗哨，我已经被释放了。他们是两个人。我扬了扬施瓦茨的护照，同时，我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点钱送给他们，要他们为我的健康干一杯。他们甚至连我的释放证明书也没有向我要来看。这两个穿着军服的年轻农民，怎么可能想到随便哪一个人没有得到准许，居然胆敢从大门里出去？

“我慢慢地顺着白色的道路走出去。开始迈了几步之后，我觉得集中营的大门好像变成了一条龙，正在我背后偷偷地跟上来。但是我没有奔跑。我镇静地把施瓦茨的护照藏好，继续往前走。空气中有一股迷迭香和百里香的气味——一股自由的气味。

“过了一会儿，我装作我的皮鞋带子散开了。我弯下身子，朝后望。没有人在跟踪我。我开始把脚步加快了。

“在那些日子里，你可能会被查问许多证件，我一份也没有。我的法语讲得还算好，我希望人家会错把它当作一种什么地方的土话。整个国家在动荡之中，城市里住满了从占领区来的逃亡者，马路上塞满了各种各式的车辆，其中有许多都高高地堆满了被褥和家用器具，还有许多逃兵。

“我来到一家小旅馆。旅馆的一边，摆有几张桌子，再过去是一个菜园和一个小果园。酒吧里铺着瓷砖，里头腾出一股泼翻的酒、新烤面包和咖啡的味道。

“招待我的那个姑娘光着脚板。她铺上一张桌布，搁下一把咖啡壶，一只杯子，一个碟子，面包和蜂蜜。何等的豪华啊！自从离开巴黎以来，我还不曾见到过这样的东西咧。

“外头，在那满是尘灰的篱笆后面，支离破碎的世界移动了过去——这儿，在树木底下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却有着和平，蜜蜂的嗡嗡声，迟夏的颤巍巍的金光。我把这些东西都吞饮了，正像一匹骆驼把水储藏起来，为了要穿过沙漠赶那一段艰苦的旅程。我闭上眼睛，感受着光亮，吞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