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尚之信阴通周将马承荫，谋攻莽依图不克，知事已泄，即奔广东，欲先杀却巡抚金隽，尽调旗兵以截莽依图之后。初不意回粤有变，当至端溪，李天植复谏道：“大王既离广东，现在不知广东情形如何，不如缓进。待探过事势，然后进城，方为稳着。”尚之信道：“我既回东，莽依图必驰报金隽，乃宜昌阿设法制我矣。此行断不能缓也。”李天植道：“吾所虑者，王国栋等耳。彼谄事大王，究为底事？不过欲藉大王之力以得一高官。沈上达、张祯祥二人，又只博大王之宠任，以厚敛金钱耳。宵小之徒，变幻最易。今彼等高官厚资皆已如愿，应不复记大王矣。”尚之信道：“汝言诚过虑。吾附三桂非一日矣，不闻王国栋等即为我害，何至今日乃疑之？”李天植道：“彼一时此一时也。大王昔日威震广东，威权独握，谁不慑服？今此次回粤，为失意而还，彼辈已多疑虑。况又有巡抚金隽及钦差宜昌阿同在广东，皆谋以对待大王。而令弟之孝，又日谋倾陷大王，以期袭王位，此诚不得不虑也。”
尚之信听罢，默然不语。但念王国栋未必遽变，且惧莽依图先到广东，为先发制人，仍主急回羊城，便不从李天植之言，即率三军急回城去。到时，早有人报道：“王国栋已率旗兵前来迎接矣。”尚之信大喜道：“王国栋果非负我者也，李天植何过虑耶？”说未已，已见王国栋下马迎候，尚之信与握手甚欢。尚之信并密询王国栋道：“自吾离广东而后，金隽、宜昌阿等有何举动乎？”王国栋道：“无举动，闻宜昌阿将次进京，金隽则惟盼大王捷音耳。”尚之信听罢，并不思疑，遂并马入城。之信又谓王国栋道：“藩府旗兵，何时可以征集齐备？”王国栋道：“权在大王，欲速则速。不知大王言此，有何用意？”尚之信道：“先臣误前明遂亡，吾心实未尝忘明室，欲一赎前人之愆，故附从三桂，此尔所不知也。吾到广西后，谋攻莽依图不克，今当尽起旗兵，尽杀金隽及宜昌阿，以截莽依图之后。但事须速举，迟则反受人制矣。汝为吾心腹，当助吾一臂。或有疑汝不足靠者，顾吾不之信也。”
王国栋听罢，半晌乃答曰：“吾从大王久矣，今日犹有疑我者耶？特吾亦不复计较。只如大王所言，旗兵亦易征集耳。旗兵久受藩府厚恩，断无有不从命者，大王可以放心也。”言罢，已到城中。时王国栋所领的人马，皆拥护前行，之信本部反在后面。李天植深以为忧，欲赶上观看。不意王国栋早授意手下，以扬鞭为号，甫到城门，即一声呼喝，国栋护兵一齐动手，把尚之信拿下，立即缚之。尚之信欲挣扎时，奈众寡不敌，早已就缚。即厉声曰：“吾何负于汝？奈何为奸细耶？”王国栋道：“此抚军及钦差之意也。”言罢，不做理会，即蜂拥直进金隽衙门。后路人马犹多有不知，惟李天植见前军王国栋的人马飞驰入城，情知有变，乃留兵在城外，先带一小队赶进城中。
知道王国栋已押尚之信至金隽衙门，复派兵将城门紧守。李天植正欲到抚衙问个底细，不想钦差宜昌阿及抚臣金隽已异常神速，即刻会同讯问，以诘究尚之信通周背清之事。尚之信初不自承，惟王国栋、沈上达、张祯祥三人，交口指证其事。王国栋并指曰：“之信欲起兵谋杀钦差及巡抚，以截莽依图归路一事，一一坐实。”尚之信自知难免，乃向王国栋等三人骂道：“吾待汝们不薄，何转眼不识，反陷吾耶？”王国栋等三人，默然不答。惟张祯祥稍有悔心，闻尚之信之言，面为发赤。宜昌阿便欲将尚之信押下，再究同谋之人。王国栋恐被藩兵要劫，乃向宜昌阿道：“尚之信劫父自立，久拥兵权，藩下尚多腹心。若假以时日，之信不难脱矣。”金隽以为然。宜昌阿乃即令押尚之信至市曹斩决。故尚之信自被掩捕，以至斩首，不过半日间，多有不知。
自尚之信既杀之后，李天植知得，即具函至抚衙诘问尚王之罪。王国栋复指天植为同谋，宜昌阿欲一并治之。金隽道：“尚王既杀，藩兵尚在天植之手。藩兵多有受尚氏私恩者，天植不难煽而为变，反为后患。不如缓之，再作后图。”宜昌阿亦以为是，乃宣布尚氏罪名，并慰覆天植，令其解散藩兵。天植道：“吾生为尚王亲信，受恩已重，不得不为之报仇。”乃向藩兵宣言：“尚王罪不至此，只为三数小人忘恩构陷耳。”藩兵闻尚王被杀，多有哗然。李天植乃复至函金隽，略道：尚王通周之事已在前时，既已归正，岂宜复构其狱？谓其欲举兵以截莽依图之后，乃王国栋一人之言耳。忘恩负主，复构而致之死地，罪诚重矣。钦差与中丞等必欲庇之，其如人心何？这等语。宜昌阿乃与金隽酌议，知道藩兵已愤，若真个激变起来，终是不可。
乃与李天植往复函订，愿斩王国栋、沈上达、张祯祥三人之首，以谢藩兵，须李天植解散兵权，天植应允。金隽乃将王国栋、沈上达、张祯祥三人，谓为献谗陷主，即同押赴市曹斩决。可怜王、沈、张三人，藉尚之信之力得图富贵，反以陷尚之信而死不旋踵，亦可为忘恩背主者戒矣。
是时，金隽把王、沈、张三人已经斩首一事函告李天植。天植听得，即谓左右道：“宜昌阿与金隽之必杀王国栋三人者，以惧藩兵为患也。彼欲得吾而甘心久矣。主仇既报，吾事已了，吾敢贪生乎？”言已，又谓藩下将校道：“吾主之志虽大，然三桂非成业之人也。自后汝等不宜妄动。”言罢即拔剑自刎而亡。初时宜昌阿、金隽只望王国栋等既杀之后，李天植即为解散兵权也，不料到天植更能自尽。故听得天植之死，反为感动。以天植义不忘主，至为可敬，乃并请为之封赠。自后藩府兵权，乃移归尚之孝管理，并奏诸以之孝承袭平南王爵。之孝力反之信所为，屡出师入广西，以助莽依图。
自是吴三桂那里，又多两广后患。计先后失长沙，失岳州，今又失尚之信，三桂军中大为震动。马宝、夏国相等，以云南为起事之根本，前军有失，饷项艰难，乃飞报云南，须认真筹款接济。
时三桂大驸马郭壮图在云南驻守，接应各路饷项。自前次军粮紧急，已增采五矿，又广通贸易，以资税饷。但人马既多，需饷浩大，徭役又重，以故民多怨言。自先后接得弃江西、退岳州及尚之信败亡之耗，知道国事艰难，人心更骇。以两广为庾富之地，尚王既死，三桂实去一大助力，恐自此云南征赋更重。故云南人士，此时谣言更多。郭壮图深以为虑，乃谋所以镇定人心。时方重修归化寺，寺中住持弘念方请诸郭壮图助资重建。那寺本建于明朝成化年间，日久渐已颓废。弘念知郭壮图欲粉饰人心，乃诡称佛祖降言，将佑大周兴基，江山不久光复，请增拓禅林，以彰灵应。时则王屏藩大破图海之捷音方到云南，各处人士举国若狂，皆酬资相助。因此大兴土木，不数月间，大工即已落成。郭壮图更请三桂仿行封禅之典，粉饰承平，志为盛事。
并封弘念禅号，并为碑文以纪其事。那碑道：昆明五里有山，曰金马。晋人常璩着《南中志》，称其中有山神光影。
汉宣帝乃遣谏议大夫王褒祭之，殆即其地焉。自大明太祖皇帝崇尚佛教，敕天下郡县各建寺门，故成化时恪遵祖制，遂建寺于金马山，名归化。嘉靖间又复修之，置田罗僧，以供象教，于是乎有归化寺。然而前驱昆池，云霞蒸蔚；后拥呼马，斗杓悬干。右俯城雉，朝市肩摩；左瞰平皋，塍畔鳞集。
此则滇郡之胜地。是以殿庑精舍，香厨鸟台，与夫古木奇卉，根干盆峙于其间。胡为而坊欹，而山门颓，而大殿倾圮。俯仰兴衰，不禁有今昔之感。方今皇周肇兴，大事将成，迭沾灵应，非重加修饰，何以答护灵光？适住持弘念，持一纸以乞疏，将欲重整殿宇，高其门若坊，以复旧观。而左都督巴公乐轩，内府总兵官高公德轩，乃不介而孚，相与弁首，以图厥成。第军需孔亟，正供维艰之际，安必其人有余资，向法门以作福田者。特请留守将军云南总督驸马郭公简臣，内府右将军张公弼吉，内府后将军赵公子远协助之。
自是赞成者亦实繁有徒。未及期而所谓殿与门若坊，丹刻翼飞，轮奂立见。
是虽众心共悦以竟其成，实由一二人贵志殚力，鼓舞善念不倦，乃有如此。
夫天下事莫难于创，而莫不难于继。每见夫辟草莱、披荆棘以结构一刹，层轩延袤，飞阁逶迤，顾而成之，如出反掌。及依旧规嗣遗绪。以施补葺于胜概，或百计图维，反力不副心，如负重登高然，何哉？岂古今人不相及，其视物我之轻重交战于胸中而不能自力耶？抑世有治乱，事有缓急，承平则道愿斯宏，扰攘则自顾无暇，不无性命身家之累，条于中而罔恤其他欤？然创逢人主之好尚，而又祸福死生之说以悚其私人之趋事就功者，常喜而速。继遭世故之变迁，奔走公家，虽知佛有不舍之擅，无缘之慈，而无见效于目前，遂不免以梵言为末务。故创者欲大宫室，饰法相，其功甚易，继者非太平无事，不能无废乎前业。今独能相鼓励底厥成者，因由于佛法无量，灵应及时。
然亦赖有不计治乱，精进一心之释子也。若弘念者，其近是。是以记。
大学士太子少保兼礼部尚书林天擎撰文三韩八十居士徐魁书留守将军兼云南总督大驸马郭壮图世袭将军何进忠内府右将军张国勋内府后将军赵永宁左都督巴克勇张国忠张光祖等大周照武三年仲冬上浣住持僧弘念立时归化寺落成时，郭壮图、林天擎并奏知三桂，称为谕勅重修。三桂并派林天擎、郭壮图，恭代诣寺拈香，以答灵祥。
复加尊佛法，如封泰山禅梁父故事，弄得云南举国若狂。当兴工时，云南文武官员各捐资财，更拨库帑，大兴土木。又于落成之后，郭壮图欲请封赠弘念禅号。惟林天擎以为不可，并道：“国家财用已迫，而战事机势复不如前，此后实心筹划犹恐不及，若徒务虚名，终属无当。驸马为国至戚，休戚相关，即周皇陛下侈务虚名，驸马犹谏之。君子实事求是，不宜如此。”郭壮图道：“某非不知也，以人心震动，事即难为。此举诚粉饰欺时，吾亦不得已而为之耳。”林天擎道：“驸马既知如此，自当着实设法，以抒前敌之忧。粉饰一时，岂为长策耶？”正议论间，忽胡国柱、马宝、夏国相军报驰至，以岳州失守，江西已弃，尚王已死，两广湖南势皆危迫，速募新军以助前敌，急扩运道以裕饷源，等语。
郭壮图听得，乃叹道：“胡、夏二公精于谋略，久为周皇所称许。马宝亦李定国劲将，降归而后，久立战功。之三人者，皆一时之能员，何今日亦颓困至此耶？”言罢，与林天擎互相嗟叹。惟有回复长沙，宣告云南财政竭蹶情形，只有尽力筹划而已。
时胡国柱与马宝俱在长沙，而夏国相却扎在浏阳。清兵已面面趋向，皆欲会攻长沙。马宝即谓胡国柱道：“今大局已危，当会议长策，以抒目前之急。驸马与国休戚，当振刷精神也。”正说间，夏国相已至，马宝即与计议。
夏国相道：“今吾等数人悉聚于湖南，而敌人更无后顾，亦悉力以向。长沙当数面之冲，实非长策。以其只有抵御之力，并无进取之能，终亦难于久持也。”马宝道：“前者之失，计在于进兵太缓，后者之失，计在于守老湖南。而川陕之军，又不能长驱大进，以分敌人之力。故敌军悉聚于此间，其势既厚，我即难于争胜。今则更形竭蹶，若大势既去，即徒保长沙，亦无当也。”
夏国相道：“此说极是。以某愚见，不如弃去长沙，分道进兵。此后虽得城池，亦不必设兵守御，但长驱北上，则敌人或穷于应付，而我军终有得手之处。若徒守此间，只事拒守，无能为矣。”胡国柱道：“二公之论极高。弟自奉命驻扎长沙，未尝征伐，反徒耗精力耳。今当请诸周皇，力主弃去长沙之议，使敌人累军经营以攻湖南者，一旦落空，反改而御我，岂不甚善？”
夏国相道：“但恐周皇注重长沙，恐请命而行必不从也。”马宝道：“夏公之言亦是。但未得周皇之命，谁敢弃之？恐亦徒受责备耳。”胡国柱道：“不如分为二策。先请诸周皇，力言长沙危险，驻守无用。如周皇能出大兵直趋汴梁，自可以解长沙之危。否则，非弃长沙不足以转危为安。看周皇如何主意便是。”马、夏二人皆以为然。便把所议情形，驰驿奏报成都而去。正是：人谋虽在空筹计，天意难回反促亡。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