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为国者，必度其君可与共患难、可与同安乐而后者为，故功成而无后忧。晋厉公与楚共王争郑，晋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栾武子为政，欲出兵击之，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范文子不欲，请释楚以为外惧。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厉公侈而多嬖宠，诸大夫富则凌上，国有大功，则君臣不相安，乱之所自生也。既谋之不从，出而遇楚，犹欲避楚而归，既胜反国，曰：“乱将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厉公杀三却，立胥童。栾书杀胥童，弑厉公。文子虽死而免于大难，子孙与晋国相终始。范蠡事越王勾践，反自会稽，扶人民，厉甲兵，七年而杀吴王夫差。归未及国，知越王之难与同安乐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种之戮。若二子者，可谓有先见之明矣。范文子至于自杀，范蠡至于逃亡而不顾，何则？所全者大也。晋武帝既受魏禅，中原富强，群臣用命。吴孙皓以淫虐失众，有亡国之衅。晋人习于长江之险，以为未可取也。羊祜为襄阳守，知其不能久，陈可取之计，武帝纳之。祜又进王浚、杜预，以成灭吴之功，后世皆称其贤。吾尝论祜巧于策吴，而拙于谋晋。何以言之？武帝之为人，好善而不择人，苟安而无远虑，虽贤人满朝，而贾充、荀勖之流以为腹心，使吴尚在，相持而不敢肆，虽为贤君可也。吴亡之后，荒于女色，蔽于庸子，疏贤臣，近小人，去武备，崇藩国，所以兆亡国之祸者，不可胜数，此则灭吴之所从致也。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国常亡。故人常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祜不虑此，而锐于灭吴，其不若范文子远矣。或曰：“吴灭而晋乱，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应之曰：为国当论人事，使祜不为灭吴之计，孙皓穷凶而死，吴更立君，则长江未可越也。吴既不亡，则晋之君臣，厉精不懈。是吴不灭，而晋不乱也。不犹愈于吴灭而晋乱乎？祜之将死也，武帝欲使卧护诸将，祜曰：“灭吴不须臣自行，但吴平之后，当劳圣虑耳。”推祜此言，盖亦忧在平吴矣。忧在平吴而勇于灭吴，其不若范文子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