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者，论次宋事而比之，以续袁氏《通鉴》之编者也。先是，宗伯冯公欲为是书而未就，侍御斗阳刘先生得其遗稿若干帙，以视京兆徐公，徐公以授门下沈生，俾雠正之，因共属不佞续成焉。凡不佞所增辑几十七，大都则侍御之旨而宗伯之志也。编成宜有叙，叙曰：

史自纪传而外，益以编年，代有全书，尚矣。事不改于前，词无增于旧，胪列而汇属之，以为讨论者径，斯于述作之体不已末乎？而非然也。善乎杨氏之言曰：“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是述本末者，旨也；而不佞于宋事，尤重有慨焉。夫史者征往而训来，考世而定治者也。五帝、三王之事既已若存若亡，而汉、唐之盛，智名勇功独为诵说者所艳慕，然而未暇考其世已。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舟行乎水而不得不视风以为南北，治出乎人而不得不视世以为上下。故周而上持世者式道德，汉而下持世者式功力，皆其会也。逮于宋，则仁义礼乐之风既远，而机权诈力之用亦穷，艺祖、太宗睹其然，故举一世之治而绳之于格律，举一世之才而纳之于准绳规矩，循循焉守文应令，雍容顾盼，而世已治。大抵宋三百年间，其家法严，故吕、武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莽、卓之祸不作于朝廷；吏以仁为治，而苍鹰乳虎之暴无所施于郡国；人以法相守，而椎埋结驷之侠无所容于闾巷。其制世定俗，盖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独其弱势宜矫而烦议当黜，事权恶其过夺而文法恶其太拘，要以矫枉而得于正则善矣，非必如东西南北之不相为而寒暑昼夜之必相代也。故曰，世变未及，^[1]则治不得不相为因。善因者鉴其所以得与其所以失，有微，有明，有成，有萌，有先，有后，则是编者，夫亦足以观矣。余故不揣而叙之，俾论世之君子有考焉。

万历乙巳仲春，南京吏部稽勋清吏司郎中高安陈邦瞻书。

〈〔据万历三十三年原刻本〕〉

夫古今之有史，皆纪事也，而经纬不同。左、马之义例精矣，一以年为经，一以人为经，而建安袁先生复别开户牖，迺又以事为经而始末具载，士有游心得失之林而希合出门之辙者，咸有取焉。余尝为之评曰：是书也，事固无改于前，其范围在二子之内，例则有取于会其标指为二子之功。试即所纪一事论，志盛以举衰则升降具，镜成以照败则人事明，观变以著渐则几微彰，因事以察人则材品列，其于编年、列传，未尝不可合而见也。袁氏纪汉、唐，顾未及宋；枢本宋人，忌讳繁矣。国家于宋称近古，高皇帝规天条地，国势之强弱大小，法度之疏密，虽不可同日语，然三代而降，其纪纲风俗何遂能有加于乾德？“周监二代”，岂无有取于斯乎！即濂、洛之疏注，盖二百年用之矣。昔人谓三皇之事若存若亡，盖时运历今日而汉、唐之事亦若存若亡，汴都、临安之际，史亦犁然具乎，一何芜秽也。士欲修宋事之阙，不禀命素王，取裁龙门、扶风，而务为袁氏后劲，即事或有待，固未可知，毋亦以其胪列事体深切著明，盖亦论事之权兴，征往之符契耶！

余师临朐冯先生盖尝慨然于斯，稍为编次，凡例初具，天复不予。及余行部旧京，从京兆徐公所，得故沈侍御所辑《事纪》于其子朝阳，义例适与冯先生合，而删润未备，条贯稍遗。会余乡司勋陈公德远，博观二酉之藏，能以其精神疏观古人于千载之后，事惟择其关时，言无取于枝叶，或累牍而兼取，或单词以见意，即前人未发之指间一阐扬，而不穿凿附会以为高。盖以三公之手而书始成，其有光于建安可知也。

夫以两宋近古之事，方内外固不乏通儒，而削牍摩编，欲就而未决者又数百年，机缘偶值，聚于一日。昔人谓文章经国大业，岂偶然哉！士君子读天下书固将为世用，前事之师，自古谈之，徒区区务师心以游于轇轕，幸而后败，不可为训。要之，楫不从式，车不合辙，亦必未有能济者也。明治固号为雍熙，其间亦多故矣，姑以宋事证之，若灵州之议，澶渊之策，濮园之辨，洛、蜀之党，盖亦有仿佛于今者，而善败之故，一彼一此，斯亦可以备得失之林矣。善谱者不尽弈之变，然未有不学谱而弈者也。余承宗伯先生志，遂寿诸梓，而余有弟适为国子祭酒，以其本授之，列在学宫，令四方士得观览焉。

万历三十三年岁在乙巳春仲榖旦，京畿道监察御史南昌刘曰梧阳生父撰。

〈〔据万历三十三年原刻本〕〉

两汉而下代有史，史以征往训来，其不可废明甚。然当世学士雅以经术名，末流所渐，号称习史氏，百不能一，盖直弁髦视之，间或知所从事，则又苦浩博而乏淹通，即片言之笔削，曾于何有？譬之导江河者，徒涉津涯，概未得其原委，虽日事疏凿，奚当乎！南雍旧有建安袁机仲辑《通鉴纪事本末》，独阙《宋》、《元》，冯宗伯将续成之，屡易草未就。直指使者刘公，宗伯门下士也，岁甲辰弭节留都，乃属陈司勋德远，俾竟其事。然余闻故沈侍御者亦尝有所撰述，其子朝阳为京兆府弟子员，能守家学，则以语沈子并佐司勋。于是司勋括《宋史》，参伍二书，为之提本挈末，各以事系题，以论系事，其法一与机仲氏合，尤以宋多议论，少成功，于大奏议载述稍详，以俟论世者考焉。其文雅训，其事综核，上下三百馀年，累若贯珠，宁惟博洽之宗领，抑亦经济之前茅也。刘公受而卒业，喟然叹曰︰“语云：‘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信然哉！机仲氏号称硕儒，然恶能舍史臣世本别采摭？要以折衷群言，功倍作者，彼夫龙门、兰台各成一家之业，不妨并传矣！兹编寔补建安所未备。”遂与予共加校订，付之剞劂氏。异日者尚当编辑元书，使学士得睹全史，请胥后命。

万历乙巳仲春应天府府丞勾吴徐申书。

〈〔据万历三十三年原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