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浚六塔二股河

仁宗天圣五年秋七月，诏发丁夫三万八千，卒二万一千，缗钱五十万，塞滑州决河。六年八月，河决于澶州之王楚埽。八年，始诏河北转运司，计塞河之备。良山令陈曜请疏郓、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势，遣使行视之。庆历元年诏权停修决河。自此久不复塞，而开河分水之议起焉。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济渠，注干宁军。

二年秋七月，河复决大名府馆陶县之郭固。

至和二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诣铜城镇海口，约古道高下之势。先是，朝廷既塞郭固，而河势犹壅，议者请开六塔以披其势，故有是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上疏曰：“朝廷欲俟秋兴大役，塞商胡，开横陇，回大河于古道。夫动大众必顺天时，量人力，谋于其始而审于其终，然后必行，计其所利者多，乃可无悔。比年以来，兴役动众，劳民费财，不精谋虑于厥初，轻信利害之偏说，举事之始，既已仓皇，群议一摇，寻复悔罢。不敢远引他事，且如河决商胡，是时执政之臣不慎计虑。遽谋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万，骚动六路一百馀军、州。官吏催驱，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于道途。或物已输官，或人方在路，未及兴役，寻已罢修，虚费民财，为国敛怨，举事轻脱，为害若斯。今又闻复有修河之役，聚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馀里之长河，计其所用物力，数倍往年。当此天灾岁旱，民困国贫之际，不量人力，不顺天时，知其有大不可者五：盖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国家常务安静振恤之，犹恐民起为盗，况于两路聚大众，兴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数年以来，人稍归复，然死亡之馀，所存者几，疮痍未敛，物力未完。又京东自去冬无雨雪，麦不生苗，将逾暮春，粟未布种，农心焦劳，所向无望。若别路差夫，则远者难为赴役，就河便近，则两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议塞滑州决河，时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贫虚，然犹储积物料，诱率民财，数年之间，始能兴役。今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决之洪流，此一大役也。凿横陇，开久废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横陇至海千馀里，埽岸久已废顿，须兴缉补，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时，兴一大役尚须数年，今猝兴三大役于灾旱贫虚之际，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啇胡可塞，故道未必可开。鲧障洪水，九年无功。禹得《洪范》五行之书，知水润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则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势而疏决耳。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夺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旋回注，是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横陇湮塞已二十年，商胡决又数年，故道已平而难凿，安流已久而难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国家屡岁灾谴甚多，其于京东变异尤大。地贵安静而有声，巨嵎山摧，海水摇荡，如此不止者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虚发。臣谓变异所起之方，尤当过虑防惧。今乃欲于凶俭之年，聚三十万之大众于变异最大之方，臣恐灾祸自此而发也。况京东赤地千里，饥馑之民正苦天灾，又闻河役将动，往往伐桑毁屋，无复生计。流亡盗贼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罢，用安人心。”

九月，诏“自商胡之决，大河注食堤埽，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东饥故未兴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议，欲纳水入六塔河，使归横陇旧河，舒一时之急。其令两制至待制以上台谏官与河渠司同详定。”修又上疏曰：“伏见学士院集议修河，未有定论，岂由贾昌朝欲复故道，李仲昌请开六塔，互执一说，莫知孰是。臣愚皆谓不然。言故道者未详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缪。今谓故道可复者，但见河北水患，而欲还之京东，然不思天禧以来河水屡决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复之势，此臣故谓未详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则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开，而恩、冀之患何为尚告奔腾之急。此则减水未见其利也。又开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复横陇故道。今六塔止是别河下流，已为滨、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顾其害如何。此臣故谓近乎欺罔之缪也。且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臣不敢广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复之故道，言天禧以来屡决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馀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馀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议者度京东故道工料，但云铜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东去皆高，而铜城已上乃特高尔，其东比铜城已上则稍低，比商胡已上则实高也。若云铜城已东地势斗下，则当日水流宜决铜城已上，何缘而顿淤横陇之口。亦何缘而大决也。然则两河故道既皆不可为，则河北水患何为而可去。臣闻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则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其害少者而为之，犹愈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无利。此三者可较而择也。又商胡初决之时，欲议修塞，计用稍芟一千八百万，科配六路一百馀州、军。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则必用往年之物数，至于开凿故道，张奎所计，工费甚大，其后李参减损，犹用三十万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尺，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矣。且六尺之方，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胜。是则前功既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实。大抵塞商胡，开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国劳人。所举如此，而欲开难复屡决已验之故道，使其虚费，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复，此所谓有害而无利者也。就使幸而暂塞以纾目前之患，而终于上流必决如龙门、横陇之比，此所谓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则可无决溢散漫之虞。今河所历数州之地，诚为患矣。堤防岁用之夫，诚为劳矣。与其虚费天下之财，虚举大众之役，而不能成功，终不免为数州之患，劳岁用之夫，则此所谓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择也。大约今河之势，负三决之虞：复故道，上流必决。开六塔，上流亦决。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涩，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帝不听，卒从仲昌议。

嘉祐元年夏四月，六塔河复决。时，殿中丞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以致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河北被害者凡数千里。诏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视。内使刘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数千万人。穿土干犯禁忌，且河口乃赵征村，于国姓御名有嫌，而大兴锸㔉，非便。”诏罢其役。令御史吴中复、内侍邓守恭置狱于澶，劾仲昌等违诏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决溃。于是流仲昌于英州，馀各被谪有差。

五年春正月，议凿二股河。自李仲昌贬，河事久无议者。至是，都转运使韩贽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经，即《沟洫志》所谓平原金堤，开通大河，入笃马河，至海五百馀里者也。自春以丁壮三千浚之，可一月而毕，支分河流八金、赤河，使其深六尺，为利可必。商胡决河自魏至于恩、冀、干宁，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东至于德、沧，入于海。分而为二，则上流不壅，可以无决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图》。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浚二股河，以纾恩、冀之患。未几，又并五股河浚之。

神宗熙宁元年六月，河溢恩州，又决冀州枣强埽。七月，又溢瀛州乐寿埽。于是都水监丞李立之请于恩、冀、深、瀛等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御河。宋昌言谓“今二股河内变移，请迎河港进约，签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都水监复奏“庆历中，商胡北流于今二十馀年，自澶州下至干宁军，创堤千有馀里，公私劳扰。近岁冀州而下，河道梗塞，致上下埽岸屡危，虽创新岸，终非久计。愿相六塔旧口，并二股河，导使东流，徐塞北流。”便诏翰林院学士司马光、入内都知张茂则乘传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视六塔、二股利害。

二年正月，光入对，请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决河自魏之北至恩、冀、干宁，入于海，是谓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为二股，自魏、恩东至于德、沧，入于海，是谓东流。时议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听，卒用昌言策，置上约。会北京留守韩琦言：“今岁兵夫数少，而金堤两埽修上下约甚急，深进马头，欲夺大河。缘二股及嫩滩旧阔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涨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馀，则将束大河于二百馀步之间。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无兵夫修护堤岸，其冲决必矣。况自德至沧，皆二股下流，既无堤防，必侵民田。设若河门束狭，不能容纳涨水，上下约随流而脱，则二股与北流为一，其患愈大。”帝因谓二府曰：“韩琦颇疑修二股。”赵抃曰：“人多以六塔为戒。”王安石曰：“异议者，皆不考其事实故也。”帝又问“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何如。”安石以为可治。帝曰：“欲作签河甚善。”安石曰：“诚然。若及时作之，则往河可东，北流可闭。”帝然之。

七月，张巩等奏“上约屡经泛涨，并下约各已无虞，东流势渐顺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等州水患。”司马光言：“巩等欲塞河北流，臣恐劳费未易。或幸而可塞，则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致决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于沧、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间，东流益深阔，北流渐浅，塞之便。”帝曰：“今不俟东流顺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势改移，柰何。且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时当有成功。”光曰：“若上约流失，其事不可知。上约存则东流必增，北流必减。借便分为二流，于巩等不见成功，于国家亦无所害，何则。西北之水并于山东则为害大，分则害小矣。巩等亟欲塞北流，皆为身谋，不顾国力与民害也。”帝卒从巩议。

四年秋七月，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决，漂溺馆陶、永济、清阳以北。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卫州王供。时，新堤凡六埽，而决者二，下属恩、冀，贯御河，奔冲为一，帝忧之。是时，人争言导河之利，张茂则等谓“二股河地最下，而旧防可因。今堙塞者才三十馀里，若渡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镇河以析其势，则悍者可回，决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转运使开修二股河上流，并塞第五埽决口。

五年夏四月，二股河成。六月，河溢夏津。帝语执政“闻京东调夫修河有坏产者，河北调急夫尤多。若河复决，柰何。且河决不过占一河之地，或西或东，若利害无所较，听其所趋，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复淀塞。昨修二股，费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舄卤俱为沃壤，庸非利乎。况调夫已减于去岁。若复葺理堤防，则河北岁夫愈减矣。”

六年夏四月，置疏浚黄河司。先是，有选人李公义者，献铁龙爪扬泥车法以浚河。其法，用铁数斤，为爪形，以绳系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棹，乘流相继而下，一再过，水已深数尺。宦官黄怀信以为可用，而患其太轻。王安石请令怀信、公义同议增损，乃别制浚川杷。其法，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状，以石压之，两傍系大绳，两端碇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车绞之，去来挠荡沙泥，已，又移船而浚。或谓水深则杷不能及底，虽数往来，无益。水浅则齿碍沙泥，曳之不动，卒乃反齿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怀信先试之，以浚二股。又谋凿直河数里，以观其效。且言于帝曰：“开直河则水势分，其不可开者，以近河每开数尺即见水，不容施工尔。今第见水即以杷浚之，水当随杷改趋直河。苟置数千杷，则诸河浅淀，皆非所患，岁可省开浚之费几百千万。”帝曰：“果尔，甚善。闻河北小军垒当起夫五千，计合境之丁，仅及此数，一夫至用钱八缗。故欧阳修尝谓：开河如放火，不开如失火。与其劳人，不如勿开。”安石曰：“劳人以除害，所谓毒天下之民而从之者。”至是遂置司，将自卫州浚至海口，以虞部郎范子渊为都大提举，公义为之属。当是时，北流闭已数年，水或横决散漫，常虞壅遏。外监丞王令图献议，于北京第四、第五埽等处开修直河，使大河还二股故道。从之。

十年秋七月，河决澶州。自开直河，水势渐涨，田庐益坏，至是，遂大决于澶州曹村。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齐、郓、徐尤甚。遣使修闭。判大名府文彦博言：“河势变移，四散漫流，两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护东流北岸，希省费之赏，未尝增修堤岸。今者之决溢非天灾，实人力不至之咎。”

元丰元年夏四月，决口塞。诏改曹村埽曰灵平。五月，新堤成，闭口断流，河复归北。初，河决澶州也，北外监丞陈祐甫谓“商胡决三十馀年，所行河道，填淤渐高，堤防岁增，未免泛滥。今当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横陇二也，禹旧迹三也。然商胡、横陇故道，地势高平，土性疏恶，皆不可复，复亦不得持久。惟禹故渎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间，地卑而势固，故秘阁校理李垂与今知深州孙民先皆有修复之议。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员，自卫州王供埽按视，讫于海口。”从之。

四年夏四月，小吴扫复大决，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六月戊午，诏“东流已填淤不可复，将来更不修闭小吴决口，候见大河归纳，应合修立堤防，令李立之经画以闻。”帝谓辅臣曰：“河之为患久矣，后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碍。夫水之趋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则无违其性，可也。如能顺水所向，迁徙城邑以避之，复有何患。虽神禹复生，不过如此。”辅臣皆曰：“诚如圣谕。”已而立之言：“河流自干宁军至劈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东、西堤五十八埽。”诏从之。立之在熙宁初已主立堤，今竟行其言。

大抵熙宁初，专主导东流，闭北流。元丰以后，因河决而北，议者始欲复禹故迹。帝爱惜民力，思顺水性，而水官难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渊，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糜费财力，卒无成功。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降范子渊知峡州，中丞吕陶劾其罪故也。中书舍人苏轼作制词，有曰：“汝以有限之财，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时以为至言。

九月，诏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时河流虽北，而孙村低下，夏秋霖雨涨水，往往东出，小吴之决既未塞，又决大名之小张口，河北诸郡皆被水灾。知澶州王令图建议浚迎阳埽旧河，又于孙村金堤置约，复故道。转运使范子奇仍请于大吴北岸修进锯牙，擗约河势。于是回河东流之议起。十一月，问覆上言：“臣至滑州决口，相视迎阳埽，至大、小吴，水势低下，旧河淤仰，故道难复。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图亦以为然，于是减水河之议复起。既从之矣，会北京留守韩绛奏引河近府非是，诏问别相视。

二年二月，令图、问欲必行前说，朝廷又从之。三月，令图死，以王孝先代领都水，亦请如令图议。

三年十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禄等行河。时，王孝先请修减水河，王觌言其不便，安焘深以东流为是，上疏言之，于是诏“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宜兴役回之。”范纯仁、王存言：“使大河决可东回而北流遂断，何惜劳民费财以成经久之利。今孝先等未有必然之论，但侥幸万一，以冀成功耳。不可轻举也。”文彦博、吕大防、安焘等谓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力主其议。范纯仁又陈四不可之说，且曰：“北流数年，未为大患，而议者恐失中国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顷时西夏本不为迩患，而好事者以为不取恐失机会，遂兴灵武之师也。”于是收回诏书，而遣百禄等行视。

户部侍郎苏辙上疏曰：“黄河西流，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稍桩等物三千馀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今回河大议虽寝，然闻议者固执来岁开河分水之策。今小吴河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纵使两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费又倍矣。今建议者，其说有三，臣请折之：一曰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昔大河在东，御河自怀、卫经北京，渐历边郡，馈运既便，商贾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灭，失此大利，天实使然。今河自小吴北行，占压御河故地，虽使自北京以南折而东行，则御河湮灭已一二百里，何由复见。此御河之说不足听也。二曰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臣闻河之所行，利害相半，盖水来虽有败田破税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麦之利。况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赋役全复，此涨水之说不足听也。三曰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按河昔在东，自河以西郡县与契丹接境，无山河之限，边臣建为塘水，以捍契丹之冲。今河既西，则西山一带，契丹可行之地无几，边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议者尚恐河复北徙，则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为梁，便于南牧。臣闻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盖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势无徙移，此边防之说不足听也。臣又闻谢卿材到阙，昌言黄河自小吴决口，乘高注北，水势奔决，上流堤防，无复决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费一金，十年保无河患。大臣以其异已，罢归，而使王孝先、俞瑾、张景先三人重画回河之计。盖由元老大臣重于改过，故假契丹不测之忧，以取必于朝廷。虽已遣百禄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观望风旨也。愿亟回收买稍草指挥，来岁勿调开河役兵，使百禄等明知圣意无所偏系，不至阿附以误国计。”会百禄行视东、西二河，亦奏言东流高仰，北流顺下，决不可回。明年，使回入对，复言愿罢有害无利之役，未听。久之，乃罢回河及修减水河。

数月，尚书省复议回河。是时，吴安持、李伟力主东流，而谢卿材谓近岁河流稍行地中，无可回之理，上《河议》一篇。召赴政事堂会议，大臣不以为然。会李伟复言：“今河已分流，若兴工可令全复故道。朝廷今日当极力必闭北流，乃为上策。若不明诏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迁延，议终不决，观望之间，遂失机会。乞复置修河司。”从之。

五年二月，诏开修减水河。寻以外路旱暵，权罢。

七年冬十月，以大河东流，赐都水使者吴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监丞李伟再任。

八年二月，诏“北流软堰并如都水监所奏。”门下侍郎苏辙言：“水官之意，欲以软堰为名，实作硬堰，阴为回河之计，不宜听。”赵偁亦上疏曰：“臣窃谓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进其说。或见近忘远，徼幸盗功，或取此舍彼，诪张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听，下滋民患，横役枉费，殆无穷已。臣窃痛之。所谓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东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决，患水不能闭也：是三者，去其患则为利，未能去则为害。今不谋此而议欲专闭北流，止知一日可闭之利，而不知异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为力，而不知阚村方涨之势未可并以入东流也。夫欲合河以为利，而不惜上下壅溃之患，是皆见近忘远，徼幸盗功之事也。有司欲断北流，而不执其咎，乃引分水为说，姑为软堰，知河冲之不可以软堰御，则又为决堰之计，臣恐枉有工费而以河为戏也。请俟涨水伏槽，观大河之势，以治东流、北流。”不听。

十二月，监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缘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孙村口，见水趋东者，河甚阔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过杨家浅口复渡，见水之趋北者，才十二三，然后知大河宜闭北行东。乞下都水监相度。”于是吴安持复领都水，而吕大防力主其议，范纯仁、苏辙复争之，遂诏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详议，绍圣元年正月也。转运司赵偁议与纯仁、辙合，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须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沧、棣，始播为九河，以其近海无患也。今河自横陇、六塔、商胡、小吴，百年之间，皆从西决。盖河徙之常势，而有司置埽创约，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为分水。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亦皆西决，则地势西下，较然可见。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势，戾水性，臣未见其能就功也。请开阚村河门，修平乡、巨鹿埽，焦家等堤，浚澶渊故道，以备涨水。”大名安抚使许将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从北流，则虑河下已湮而上流横溃，为害盖广。若直闭北流，东徙故道，则复虑受水不尽而破堤为患。窃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尽闭诸口，以绝大名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观故道足以受之则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则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议，则民心固，而河之顺复有时，可以保其无害。”郭知章又言：“河复故道，水之趋东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视，逐司议论未一，臣谓水官朝夕从事河上，望专委之。”

十月，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丰溃决以来，东、北两流，利害极大。频年分争，国论不决，水官无所适从。伏自奉诏凡九月，上禀成算，自阚村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皆闭塞，筑金堤七十里，尽障北流，使全河东还故道。望付史官，纪绍圣以来圣明独断，致此成绩。”

元符二年六月，决内黄口，流遂断绝。司谏王祖道请正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之罪，投之远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