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初政

哲宗元符三年春正月，帝崩。皇太后向氏哭谓宰臣曰：“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章惇抗声曰：“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似。”太后曰：“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莫难如此分别。”惇复曰：“以长则申王佖当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于次则端王佶立。”惇曰：“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毕，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尝与臣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蔡卞、许将相继曰：“合依圣旨。”太后又曰：“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于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群臣请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后以长君辞。帝拜泣移时，乃许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

三月辛卯，以四月朔日当食，诏求直言。筠州推官崔匽上书曰：“臣闻谏争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则近讪谤。夫为人臣而有讪谤之名，此谗邪之论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声，而以言为戒也。臣尝读史，见汉刘陶、曹鸾，唐李少良之事，未尝不掩卷兴嗟，矫然山林不返之意。比闻国家以日食之异询求直言，伏读诏书，至所谓言之失中，朕不加罪。盖陛下披至情，廓圣度，以来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闻不敢一吐，是臣子负陛下也。方今政令烦苛，民不堪扰，风俗险薄，法不能胜，未暇一二陈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为本。臣生于草莱，不识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为奸党者，必邪人也。使汉之党锢，唐之牛、李之祸将复见于今日，甚可骇也。夫毁誉者，朝廷之公议。故责授朱崖军司户司马光，左右以为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为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臣请略言奸人之迹。夫乘时抵巇以盗富贵，探微揣端以固权宠，谓之奸可也。苞苴满门，私谒踵路，阴交不逞，密结禁廷，谓之奸可也。以奇使淫巧荡上心，以倡优女色败君德，独操赏罚，自报恩怨，谓之奸可也。蔽遮主听，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讥，直谏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谓之奸可也：凡此数者，光之有乎。惇之有乎。夫有实者名随之，无其实而有其名，谁肯信之。《传》曰：谓狐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为忠，必以忠为佞，于是乎有谬赏滥罚。赏谬罚滥，佞人徜徉，如此而国不乱，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谅，闻于华、夷，虽古名臣未能过，而谓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诈凶险，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贼。贵极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为贼，岂非以其孤负主恩，玩窃国柄，忠臣痛愤，义士不服，故贼而名之，指其实而号之以贼邪。京师语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孙。谓惇与其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凶忍害人，根乎天性，随遇必发。天下无事，不过贼陷忠良，破碎善类，至缓急危疑之际，必自反复，畜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来，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喑默，以为得计。昔李林甫窃相位十有九年，海内怨痛，而人主不知。顷邹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观之，同列无一语者，又从而挤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乱安危所系，而一切若此，陛下虽有尧、舜之聪明，将谁使言之，谁使行之。夫日，阳也，食之者，阴也。四月正阳之月，阳极盛阴极衰之时，而阴干阳，故其变为大。惟陛下畏天威，听明命，大运干刚，大明邪正，毋违经义，毋郁民心，则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币，素服彻乐，而无修德善政之实，非所以应天也。”帝览而善之，以为相州教授。

召龚刔殿中侍御史，陈瓘、邹浩为左、右正言，韩忠彦等荐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邹浩复用，虑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独敢言，何为不可复用。”惇惧而退。陈瓘言：“陛下欲开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狂惑主听，规骋其私，若明示好恶，当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夏四月丁巳，复范纯仁等官。时纯仁在永州，帝遣中使赐以茶药，谕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宫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虚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医之。”纯仁顿首谢。徙居邓州，在道，拜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乙宫使。制词有曰：“岂惟尊德尚齿，昭示宠优，庶几鲠论嘉谋，日闻忠告。”纯仁闻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馀责。”既又遣中趣纯仁入觐，纯仁乞归养疾，帝不得已，许之。每见辅臣，问安否，且曰：“范纯仁得一识面足矣。”时苏轼亦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复提举成都玉局观。

乙酉，蔡卞罢。卞专托绍述之说，上欺天子，下胁同列，凡中伤善类，皆密疏建白，然后请帝亲札付外行之。章惇虽巨奸，然犹在其术中。惇轻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议论之际，惇毅然主持，卞或噤无一语。一时论者以为惇迹易明，卞心难见。至是，龚刔惇、卞之恶，大略以为“昔日丁谓当国，号为恣睢，然不过陷一寇准而已。及惇，则故老、元辅、侍从、台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贤者，一日之间，布满岭海，自有宋以来，未之闻也。当是时，惇之威势震于海内，此陛下所亲见。盖其立造不根之语，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惧，莫能自保，俾忠臣义士朽骨衔冤于地下，子孙禁锢于炎荒，海内之人愤闷而不敢言，皆以归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怀奸深阻，凡惇所为，皆卞发之，为力居多。望采公论，昭示显黜。”未报，台谏陈师锡、陈次升、陈瓘、任伯雨、张庭坚等极论卞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谢天下。乃出知江宁。台谏论之不已，遂以秘书少监，分司池州。

己丑，追覆文彦博、王圭、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三十三人官。韩忠彦言之，遂有是诏。六月，陈瓘论邢恕矫诬定策之罪，安置均州。

九月辛未，章惇罢。惇为相，专国复怨，引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张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责。由是正人无一得免，死者祸及其孥，屡兴大狱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灵舆陷淖中，逾宿而行。台谏丰稷等劾其不恭，罢知越州。

冬十月丙申，安惇、蹇序辰除名，放章惇于潭州。惇既罢，陈瓘等以为责轻，复论“惇在绍圣中置看详元祐诉理局，凡于先朝言语不顺者，加以钉足、剥皮、斩颈、拔舌之刑，其惨刻如此。看详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讽谕，迎合绍述之意，传致语言，指为谤讪，遂使朝廷纷纷不已。考之公论，宜正典刑。”于是二人并除名，放归田里，而贬惇武昌节度副使，居潭州。

蔡京、林希罢。时侍御史陈师锡上疏言：“京、卞同恶，迷国误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结交内侍、戚里，以觊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乱自是而分，祖宗基业自是而隳矣。”龚刔言：“蔡京治文及甫狱，本以偿报私仇，始则上诬宣仁，终则归咎先帝，必将族灭无辜，以逞其欲。臣料当时必有案牍章疏，可以见其锻链附会。愿考证其实，以正奸臣之罪。”皆未报。会中丞丰稷召自河南，初入对，与京遇，京谓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执法，今日必有高论。”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论京奸状，帝犹未纳。台谏陈瓘、江公望等相继言之，帝亦不听。稷曰：“京在朝，吾属何面目居此。”复力论之，始出知永兴军。言者不已，乃夺职居杭州。右司谏陈祐复论林希绍圣初党附权要词命丑诋之罪，乃削端明殿学士，徙知扬州。

丁酉，以韩忠彦、曾布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布初附章惇，凡惇所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与乖异。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荐引名士，且乞正所夺司马光、吕公著等赠谥。布以为无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盖欲倾惇，会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锐意图治，延进忠鲠，布因力排绍圣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学士肇引嫌出知陈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当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复起之萌。而数月以来，所谓端人吉士，继迹去朝，所进以为辅佐、侍从、台谏，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势异今日，必首引之以为固位计，思之可为恸哭。比来主意已移，小人道长，进则必论元祐人于帝前，退则尽排元祐人于要路。异时惇、卞纵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虑乎？”布不能从。布之拜相也，御史中丞丰稷欲率台属论之，遂迁稷工部尚书。稷力乞补外，不允，谢表有“内侍已成于怨府，佞人方剡于奏章。”之语，上问佞人为谁，曰：“曾布。陛下斥布则天下事定矣。”

己未，诏禁曲学偏见，妄意改作，以害国事者。

十一月庚午，诏改明年元，时议以元祐、绍圣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诏下，御史中丞王觌言：“建中之名，虽取皇极，然重袭前代纪号，非是。宜以德宗为戒。”时任事者多乖异不同，觌言：“尧、舜、禹相授一道，尧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尧不举元、凯而舜举之，事未必尽同。文王作邑于丰，而武王治镐。文王关市不征，泽梁无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为善继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孙当守于后，至于时异事殊，须损益者损益之，于理固未为有失也。”当国者忿其言，遂改为翰林学士。由是邪正杂进矣。初，曾布密陈绍述之说，帝不能决，以问给事中徐绩，绩对曰：“圣意得非欲两存乎。天下之事有是与非，朝廷之人有忠与佞，若不考其实，姑务两存，臣未见其可也。”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流星光烛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气起东北，至西南，中函白气，将散，复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岁之始，建寅之月，其卦为《泰》，年当改元。时方孟春，而赤气起于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为阳，夜为阴。以四方言之，东南为阳，西北为阴。以五色推之，赤为阳，黑与白为阴。以从事推之，朝廷为阳，宫禁为阴，中国为阳，外国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此宫禁阴谋，下干上之证也。渐冲正而西散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窃发之证也。天心仁爱，以灾异为警戒。陛下进忠良，绌邪佞，正名分，击奸恶，使小人无得生犯上之心，则灾异可变为休祥矣。”又言：“比日内降浸多，或恐矫传制命。汉之鸿都卖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监也。”

范纯仁卒，遗表言：“宣仁之诬谤未明，致保祐之忧勤不显。”又劝帝“清心寡欲，约己便民，绝朋党之论，察邪正之归”，凡八事。谥忠宣。

二月丁巳，贬章惇为雷州司户参军。初，任伯雨论章惇“久窃朝柄，迷国罔上，毒流缙绅，乘先帝变故仓卒，辄逞异志，睥睨万乘，不复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计得行，将置陛下与皇后于何地。若贷而不诛，则天下大义不明，大法不立矣。臣闻北使言：去年辽主方食，闻中国黜惇，放箸而起，称善者再，谓南朝错用此人。北使又问：何为只若是行遣。以此观之，不独孟子所谓国人皆曰可杀，虽蛮貊之邦，莫不以为可杀也。”章八上，未报。会台谏陈瓘、陈次升等复极论之，乃贬惇为雷州司户参军。初，苏辙谪雷州，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为强夺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问舍于民，民曰：“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后徙睦州，死。

三月，罢权给事中任伯雨。伯雨初为右正言，半岁之间，凡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权给事中，密谕以少默即为真，伯雨不听，抗论愈力。时曾布欲和调元祐、绍圣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当分党与，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致治者。盖君子易退，小人难退，二者并用，终于君子尽去，小人独留。唐德宗坐此致播迁之祸，建中乃其纪号，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觉之，徙为度支员外郎。

六月戊午，尚书范纯礼罢。时韩忠彦虽首相，而曾布专政，渐进绍述之说，讽中丞赵挺之排击元祐诸臣。纯礼从容言于帝曰：“迩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丰而非元祐。以臣观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当，以致病民。宣仁听断，一时小有润色。盖大臣识见异同，非必尽怀邪为私也。今议论之臣有不得志，故挟此以借口，以元丰为是则欲贤元丰之人，以元祐为非则欲斥元祐之士，其心岂恤国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纯礼沉毅刚正，曾布惮之，谓驸马都尉王诜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诜怒。会诜馆辽使，纯礼主宴，诜诬其辄斥御名，遂罢知颍昌府。

帝初政，虚心纳谏，海内想望，庶几庆历之治。曾布入相，遂右绍述。谏官陈祐六疏劾之，不从，赐罢，降敕以观望推引责之。右司谏江公望闻而求对，面请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为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谏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丰、祐政事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祸乱之源。”上意感格，业从之矣，会前太学博士范致虚上书言：“太学取士法不当变。”且言：“臣读《御制泰陵挽章》曰：同绍裕陵。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愿守此而已。”江公望又上疏言：“自先帝有绍述之意，辅政非其人，以媚于己为同，忠于君为异，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骚然，泰陵不得尽继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于熙、丰培养之馀，遭绍圣窜逐之后，存者无几矣。神考与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钩、斩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为名，必有元丰、绍圣为之对，有对则争兴，争兴则党复立矣。陛下改元诏旨亦称：思建皇极，端好恶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尝以示范纯礼，纯礼赞之，乞褒迁公望以劝来者。会蔡王府相告，有不逊语及于王，公望乞勿以无根之言加诸至亲，遂坐罢。

秋七月丙戌，安焘罢。时焘密奏“绍圣、元符以来用事者，假绍述之虚名以诳惑君父，上则欲固位而挟私仇，下则欲希进而肆朋附，并为一谈，牢不可破。彼自为谋则善矣，未尝有毫发为朝廷计也。当熙宁、元丰间，内外府库无不充衍，自绍圣、元符以来，倾府库，竭仓廪，以供开边之费。愿陛下罢无益之人，厚公私之积，早计而预图之，则天下幸甚。”又言：“东京党祸已萌，愿戒履霜之渐。”语尤激切。上不悦，遂自枢密院出知河阳府。

八月，陈瓘上疏言：“臣尝乞别修《神宗实录》以成一代之典，而不闻施行，盖绍圣史臣今为宰相故也。”不报。瓘议论持平，务存大体，不以细故借口，未尝及人晻昧之过，时兼权给事中。曾布专主绍述，取王安石熙宁间所记《日录》以为依据，欲引瓘附己，使人语瓘谓将去权即真。瓘语子正汇曰：“吾与宰相议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饵也。”明日，遂投书于布，论其“尊私史而压宗庙，缘边费而坏先政，违神考之志，坏神考之事。即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圣主不得闻其说。蒙蔽之患，孰大于此。”布得书大怒。瓘复录所上布书及所尝著《日录辨》、《国用须知》以上三省，且乞敷奏早行窜黜，遂黜瓘知泰州。瓘始著《合浦尊尧集》，为十论，尽辨其所纪载，犹未证言王安石之非。及北归，又著《四明尊尧集》，为八门：曰《圣训》，曰《论道》，曰《献替》，曰《理财》，曰《边机》，曰《论兵》，曰《处已》，曰《寓言》，始条分而件析之，无婉词矣。

冬十月，召陆佃为礼部侍郎。佃上疏曰：“近时士大夫相倾竞进，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以忠厚为重迟，以静退为卑弱，相师成风，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实在今日。夫善续前人者，不必因所为，否者赓之，善者扬焉。元祐纷更，是知赓之而不知扬之之罪也。绍圣称颂，是知扬之而不知赓之之过也。愿咨谋仁贤，询考政事，惟其当之为贵，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遂命修《哲宗实录》，迁吏部尚书，拜尚书右丞。

十一月庚辰，诏改明年为崇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