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1】，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2】，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3】?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4】，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5】，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遗意也【6】。而议者谓为非计【7】。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8】，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9】;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偪于黎阳【10】，几败北山，殆死潼关【11】，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12】，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闫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13】，突将、无前【14】、叟、青羌【15】。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16】，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17】，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18】。

【注释】

【1】偏安：偏于一隅，苟且偷安。

【2】量(liang)：估量。

【3】孰与伐之：与伐贼相比，哪一个好?

【4】思惟：思虑。

【5】不毛：不长庄稼的地方。

【6】奉：执守。

【7】非计：计谋不当。

【8】涉险被创：经历艰险，遭受挫伤。

【9】殊绝：极端地不同。

【10】偪：同“逼”，迫促。

【11】殆死：几乎死亡。

【12】驽下：疲笨低下。

【13】曲长屯将：曲、屯皆军队中编制，长、将是其长官。

【14】突将无前：“突将”与“无前”犹今之突击勇士。

【15】賨叟、青羌：古代西南少数民族。

【16】鞠躬尽力：弓身勤劳尽力。

【17】利钝：顺利或挫折。

【18】逆覩：预见。

【赏析】

世称诸葛亮有前后两《出师表》。《前出师表》指蜀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临行时向后主刘禅所上疏，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昭明文选》著录只称《出师表》，无“前”字。而《后出师表》既不见于《三国志》本传，亦不见《诸葛忠武侯文集》和《昭明文选》，只见于《三国志》本传裴注所引，说是出于张俨《默记》。《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说，吴主孙亮建兴二年(253)，诸葛瑾之子诸葛恪曾著论，称“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所指似乎是这篇《后出师表》，但既然身在吴国的诸葛恪能见到这篇奏表，而蜀国的陈寿于晋武帝泰始十年所上的《诸葛氏集》和他所写的《诸葛亮传》为什么都没有提到呢?人多疑《后表》为伪作，而这正是聚讼的原因。不过，《后表》的思想积极进取，与《前表》精神一致，直到今天对我们仍有启迪的意义，所以值得一读。

裴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说这篇《后出师表》是蜀建兴六年(228)十一月奏后主的。此前的情况是，建兴五年，诸葛亮屯军汉中。“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兵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于是“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由于用人不当，致有街亭之败，诸葛亮请自贬三等。这年八月，吴主孙权至皖口，“使将军陆逊督诸将大破(曹)休于石亭。”(《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冬天，“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蜀书·诸葛亮传》)。那么此表即作于这次出散关的前夕(《蜀书·赵云传》说赵云卒于建兴七年，疑误。据表中语，知赵云卒于诸葛亮上表以前)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自然段，说明自己要求再度出师的原因，在于受托讨贼。先提出先帝(刘备)的政治纲领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汉与曹贼势不两立，要想兴复汉室，就不能偏安于蜀，必须讨贼。第二步，是自谦才弱，诸葛亮从来就是很谦虚谨慎的，何况又新有街亭之败?但仔细玩味，他这自谦，是自留一退步，为了反跌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的主旨。既然才弱敌强，是坐以待毙呢，还是在战争中不断削弱敌人、争取生存下去?不如伐贼。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先帝才托孤给自己，自己是受先帝之托讨贼的。

第二部分即第二自然段，说自己既受托孤之重，因此寝食不安，忠心耿耿，临深履薄，为实现先帝遗志而努力。文中陈述了他的战略方针，“思惟北征，宜先入南。”由于军务繁重，他“并日而食”，两天只吃一天饭。他还指出了眼下的有利形势：“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疲于西”，指魏大将军曹真被蜀牵制之事;“又务于东”，指魏将曹休被吴将陆逊败于石亭事。这对蜀国正是有利时机，所谓“兵法乘劳”，乘其疲惫，正好进攻。而朝士颇生议论，以为出师非计，这大概也是后主刘禅的看法，所以诸葛亮特别写此表文，来论述这个问题。“谨陈其事如左”，就是恭谨地陈述其事如后。古人书写，皆竖行自右向左，所以说“如左”。

第三部分包括六小段，提出“六未解”。所谓“未解”，系就朝士的非议和后主的态度而言，对此，诸葛亮觉得难以理解。第一小段以高帝创业为例，说明不能避难就易、弃战求安。高帝明德，张良、陈平深谋远虑，也是经历无数险难才得天下。今天蜀国情况不及高帝之时，更没有理由与敌长久对峙，坐待敌人自亡了。第二小段是以刘繇、王朗的教训来开导后主，希望以他们的失败为鉴戒。汉末大乱，刘繇尝为扬州刺史，时袁术在淮南，刘不敢到任，被人接到曲阿，后来又被袁术、孙策攻击，跑到彭泽。王朗尝为会稽太守，孙策渡江略地，朗与策战，败，浮海至东冶，又被策追击，于是投降孙策。本文这里说他们“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云云，不详所据。大概这两人都比较迂阔，不能主动进攻，使孙策养蓄势力，自己最后落得失败。第三、四两小段以曹操为例，说以曹操之能，用兵如孙武、吴起，犹屡次挫败，后来才得“伪定一时”，那么以自己劣钝之才，怎能出战必胜呢?意谓如果认为出战只能胜利，不允许失败，否则就不能出战，这实际是作茧自缚，坐以待亡。“伪定一时耳”，指曹氏政权只是暂时定位罢了。诸葛亮以刘氏为正统，所以称曹魏为“伪”。这两小段引了些曹操战败的例子，“困于南阳”指建安二年(197)张绣败操于宛城事;“险于乌巢”指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时，袁绍在乌巢屯粮，操军粮少，险些失败。“危于祁连”大约指建安九年(204)曹操围邺(袁尚的巢穴)事。袁尚来救，操击之，乞降，不许。袁尚夜遁，保祁山，操追击之。复还攻邺，操出行围，袁尚部下审配伏弩射之，操几乎中箭。“偪于黎阳”指建安七年(202)袁绍病死，其子袁谭、袁尚屯于黎阳，操与之连战，谭、尚固守。“几败北山”指建安二十四年(219)，操将夏侯渊与刘备战于阳平，为备所杀。操自长安出斜谷与备争汉中，运粮北山下，备因险拒守。操军士多逃亡，乃退还长安。“殆死潼关”指建安十六年(211)操与马超战于潼关，操自潼关北渡河，超等骑兵追射之，矢下如雨。后操见诸将说：“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五攻昌霸不下”指建安四年(199)刘备初与董承等受献帝衣带诏，将反曹操。至下邳，遂杀徐州刺史车胄，举兵屯沛。东海昌霸反操，郡县多叛操而应刘备，操遣将攻之不克。“四越巢湖不成”疑指建安十八年(213)曹操进军濡须口(此处为吴所筑城堡，在巢湖东，以拒曹操)，号步骑四十万，与孙权相守月余，不利，乃撤军还。“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李服即《蜀书·先主传》里的王子服，他表面为操所用，暗地里却与董承等受献帝密诏，同谋杀操。建安五年谋泄，皆伏诛。“委夏侯，而夏侯败亡”指建安二十年(215)操得汉中，留夏侯渊屯汉中，自引军还。二十四年(219)春，刘备自阳平南渡沔水，于定军兴势作营。渊率兵来争其地，被黄忠打败，渊等皆死。第五小段说，自己从建兴五年(227)屯驻汉中以来，中间一年多，就丧失了赵云等战将精锐，这些精锐乃是数十年中从四方纠合来的，如果不趁现有兵力奋战图强，再过几年，就只剩三分之一了，就无法对敌了。第六小段说，现在虽民穷兵疲，但战事不随人的欲望可以停止，只要战事不停，与其被动作战，不如主动出击，两者劳力费用是一样的。欲守益州一州之地与操久持，是没有前途的。以上六小段，反复说明危而后安、战而后强的道理，指出了一味求安的严重后果。

第四部分开头说“夫难平者，事也”，“平”同“评”。这句意即事情结果很难评论判定。他举先帝的例子，说当初先帝被操追击，曾败当阳、奔夏口(这是建安十三年事，这一带是古代楚地)，曹操高兴地拍手，以为天下已定。但后来先帝联合东吴，败操于赤壁，西取巴蜀，举兵北征，消灭了夏侯渊，夺取汉中，使兴复汉室有了希望，这是曹操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失著。以后又是吴国背弃前盟，攻取荆州，关羽败死麦城，先帝伐吴，在秭归大败，北方曹丕称帝。事情变化如此，是人们难以预见的。这段话，说明未来难料，既包含了将来可能失败，但也包含着可能成功。总之，鼎是三分，尚不知鹿死谁手，因此不可妄自菲薄，唯须努力争取，死而后已。

综观全文，其写作目的是为申明出师的必要，而且指出时机宝贵，迫在眉睫。但朝廷对于出师有所议论，这些议论既反映思想问题，也反映了蜀国民穷兵疲的客观困难。对此做为蜀国丞相，诸葛亮不能不认真分析，以统一大家的认识。先提出蜀国政策的总原则，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是坚定不移的，否则先帝创业还有什么意义?然后说到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不伐贼，则坐以待亡;伐贼，或可取胜。即使伐贼失败，也胜过坐以待亡。这是诸葛亮的指导思想。不过，方针既定，还有个伐贼的时机问题。从魏国“适疲于西，又务于东”来看，是伐贼的好时机;从蜀国“才弱敌强”、“民穷兵疲”的方面看，又存在不少困难。由此又产生不少思想问题。本文用大量篇幅来讲安和危、胜和败的辩证关系，是为了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同时也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战略方针。一句话，他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主动出击，积极开辟新局面。这是本文思想精华之所在。过去的批评，都只肯定诸葛亮“鞫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品德作风，对本文所表现出的战略思想重视不够，所以这里有强调的必要。文章最后一段是结论，在阐明胜和败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指出曹操初胜，包含着后来的失败，随后又提到蜀国的失利，话就到此为止，至于今后蜀国命运如何，他没有说，这一点颇足玩味。但他的态度是积极的，所以有“鞫躬尽力，死而后已”的话。

这篇文章很朴实，没有华丽的词藻和惊人之笔，但层层剖析，逻辑谨严，很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