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来在中国发生了一件稀奇的事情，就是作家丁玲女士失踪的消息。这件事自从报纸传出后，从各方面探听，皆无这个人的下落。据外报的消息，则丁玲女士的失踪，出于政府特务机关的诱捕，用的是绑票形式捕去，捕去之后，从此即无踪迹。但消息传出以后，各方抗议营救的较多，上海公安局乃申明被捕者并无丁玲其人，然事实上则人业已被捕，且非由法律手续捕去。十几天前，她曾从另一人传出一个口信：“我已被人诱绑，不自由。”

被“捕”被“绑”不过是词义上的分别，她的失踪由于政治关系，毫无可疑。一个女人被绑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或者她生来很美，或者她特别有钱，但这两个理由，在既十分贫穷又非少女的丁玲女士，皆不能成为理由。上海绑票固已成为某种人的专业，但总想不到在政治方面，也居然有人采用这种手段，对于一个作家，使其忽然失踪。

我们对于上海市公安局的申明无可怀疑，因为拘留所若干年青政治犯中，当真未必有“丁玲女士”这个人的名字。这理由不出两点，极易明白：其一，丁玲被捉，不敢承认她是丁玲。其二，被捕由特务机关执行，直属南京某一方面，不必经公安局办理什么手续，公安局也难过问。两种理由必居其一，或者两种理由兼而有之，因被捕固非公安局正式会同租界探员逮捕，然失踪之后，则传闻曾一度拘留公安局也。

中国当前有两个危机，一面是国家那么穷，一面是国家那么乱。一切皆似乎毫无头绪可言。国民党为了自己政策的推行，弄死几个反对这种政策的人，并不算得什么稀奇事情。

因为拥护自己的主张，牺牲一些人，在共产党看来也一定认为十分平常。不过在共产党看来尚以为极不合理的“暗杀政策”，若国民党居然用来作为对付目前一个平常作家的手段，这种政策实在同愚蠢只隔一间。这种手段对于个人牺牲固不足道，对于各方面所得的印象和影响，将成什么结果？

照我个人看来，恶例一开，由于这种不聪明的政策所造成的局面，它的坏处恐怕将超乎我们所想象到的坏处以上。一面凡是用笔对政府表示抗议的青年人，皆有凭空失踪的可能，另一面是学会了用同样方法的报复。若必须到那时节再来清算过去错误，为时未免晚了一点。

政府应当明白，尽把一些稍有生气的青年作家捉去秘密解决，是不成的。这种愚蠢事作了不止一次，实在不应当再作下去。政府一面正在提倡法律，一面又这样蔑视法律。前些日子把年青人捉去时，还形式上尽些法律手续，如今对于一个无罪可坐的作家，居然用这种方法捉去，国民党中若还有知正义明道理的人，就应当出来说几句话。爱护国民党的人，若明白这是政府所作的一件事，也应当站起来说几句话。

政府应明白的是：对于作家秘密逮捕秘密解决的手段，不是一个明智的手段。作家没有一个兵，又没有什么党，他既只是用笔构成他的罪过于前，似乎也只能用笔写些什么抗议于后。但若同时大多数作者都来提倡政府的暗杀政策，提倡受迫害与被虐待者用暗杀来对付政府行为作报复时，政府得详细估计一下那种坏习气所产生的后果。

为这件事情抗议的作家，人已不少，其他暂时沉默的，也正在等候政府一个合理的处置。这个人不能用“失踪”作为结论，她若因此失踪，我的预言是，将来还会有若干作者，相信除了告年青人“自卫”且指示出自卫方法以外，别无再好的话可说。

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

（本篇发表于1933年6月12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84期。署名沈从文。——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