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这本书的起源：我认为，可以追溯至一个特殊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无论是在精神上或是情感上，我都是处于一种叛逆的状态，吸引我动笔写此书的主题、情节梗概、艺术效果等要素均是在这个时期里形成的。
事实上，我是凭着一股冲劲开始写这本书的，而且是一气呵成。不久之后，这本书到了公众手里，我发现有人责备我根本不应该写这本书。有些人的谴责很严厉，而另外一些人表达了很悲伤的腔调。虽然我面前没有摆着他们的批评意见，但我知道他们批评的大意，大体看，他们的批评的理由是很简单的，这点让我也感到吃惊。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过，并非非常久远。我必须承认，在1907年的时候，我基本上还是原来的那个朴素的、单纯的人。如今在我看来，即使是一个没有艺术修养的人也能看出，由于那个故事的背景很肮脏，而故事本身也很不道德，把这样的故事写成书肯定会招致某些人的批评。
当然，他们的批评是严肃的，但并不普遍。事实上，理解和同情的占绝大多数，批评的是极少数，不记得这点是很不礼貌的。我相信读者不会匆忙对我下结论，说我是因为感到了自尊心受伤或为人寡恩才这么说的。我觉得，一个善良的人会认为，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生性谦逊。不过，我并非仅是出于谦逊才选择用回击责难的方式来讲道理。不，确实不是因为谦逊。我敢肯定我不是个十分谦逊的人，但那些读完我的作品的人，会说我是个相当正派的人，不仅机智，还很圆滑，我怎么可能不去利用别人的话为自己唱赞歌呢？绝对不会的！我写这本书的动机是格外特别的。我总是希望读者能理解我写作的正当性。我不是想为自己做辩解，而只是解释。我不会坚持说自己是正确的，而仅是想解释我没有不正当的企图。在我内心深处，绝对没有隐藏着轻蔑人类感情的企图。
解释有使人变得乏味的风险，这也许可以看作解释的小缺点和小危险。世界对行动的动机不感兴趣，而对行动的后果却很感兴趣。只会笑脸相迎的人，肯定不知道如何去调查真相。他喜欢显而易见，他不喜欢听解释。不过，我现在就是要做解释。很显然，我并非真的需要写这样一本书。我没有任何压力必须触及这个主题；在这里，主题这个词有两个含义，一是在狭义上指这个故事，二是在广义上指人类生活的某种特殊展示。我完全同意这两种含义。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用描写丑陋的方式去震撼读者，或用简单的改头换面的方式让读者吃惊。我这样说，是希望读者相信，无论是从人物特征或是从我引入这些人物的理由看，任何人都能看出，整个故事不仅充满了义愤，还包含了潜在的怜悯和轻蔑，这证明我超越了故事中原有的不道德和肮脏。
我是在一段为期两年的艰苦创造期之后，开始构想《间谍》这本书的。在那两年的创造中，我完成了描写遥远的南美洲风情的《诺斯特罗莫》，以及绝对关于我本人生活的《如镜的大海》。在这两部作品中，第一部涉及了大量创造性努力，我认为我再也不能去写那么大视野的作品了。第二部无保留地描写了我与大海之间的深厚关系，以及大海对我半辈子生活的影响。也就是在这个写作时期内，我真实的感受能力有了两个鼎力合作的伙伴，一个是极高的幻想能力，另一个是敏感的情感，这两者都很诚恳、很忠实于现实。然而，我仍然觉得自己好像被遗弃了一样，沦落在大量无用的感觉的苎麻壳中，迷失在另外一个充斥低劣价值的世界里。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需要做出改变，改变我想象力，改变我对未来的看法，改变我的精神状态。我倒是认为，我的情绪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一种本质性的改变。我不记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写完《如镜的大海》，我知道我已经把我对自己和读者的真诚写入了这本书的每一行，于是我很不情愿地封笔不写了。就在这段空闲的时期，我肯定没有主动想找点丑陋的东西去写作，但《间谍》这本书的主题——我是说那个故事——却来找我了。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偶然与我谈起无政府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我们是怎样谈到这个话题的，我已经记不清了。
然而，我记得我们谈到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是一场毫无益处的犯罪，而无政府主义的学说、行为、心理状态也同样毫无益处。我们还谈到了，无政府主义分子半疯狂、半无耻欺诈的可悲本性，他们利用人类的苦难和容易轻信的毛病总是渴望走上自我毁灭的悲剧结局。这让我无法宽恕他们的哲学假说。这样谈论了一会儿后，我们又谈起一桩具体的实例，我们回忆起有人想炸毁格林尼治天文台的事。这是一件浸透着鲜血的荒谬事，荒谬到无法用任何理性思维过程去理解起真相，甚至连非理性思维过程也无法办到。虽说不合理的事有其自身的逻辑过程，但这桩暴行却不然，事实是一个人把自己炸成碎片，而天文台的外墙只有轻微的裂缝。这无论如何也无法与某种理念相联系，既联系不上无政府主义理念，也联系不上其他理念。
我向我的那位朋友指出这点，他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他那典型的虽然随意但显得无所不知的方式说：“那家伙比傻子还傻，他的姐姐后来自杀了。”我们当时确实就说了这么几句。这个消息让我感到极度震惊，半天说不出话来，而他则转去谈论其他事情了。后来，我也没有想过去问他是如何获得这个消息的。我敢肯定，如果他曾经有机会看到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的私生活，那会使他与黑社会建立起联系。他是个喜欢与社会上三教九流聊天的人，这些发人深省的内幕消息可能是他的第二手或第三手资料，比如说，从一名马路清洁工那里，或是从一名退役警察那里，或是从俱乐部某些诡秘的人那里，甚至有可能是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从一名国务大臣那里。
毫无疑问，这条消息具有某种启发意义。这就好像一个走出了森林，来到平地——确实看不见什么东西了，但光线充足了。这条消息确实没有什么好深入看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甚至没有想到要去再多看一眼。不过，启发性的印象却留在我的心中。虽然这个印象令我满意，但具有被动性。一周之后，我偶然遇到一位警察局副局长写的一本相当简洁的回忆录，据我所知，这本回忆录从来没有受到重视，这位副局长显然是个能人，性格中有很强的宗教色彩。伦敦在19世纪80年代发生过多起爆炸案，当时他担任伦敦警察局副局长。这本回忆录写得很有趣，也非常谨慎；不过，我现在已经忘记其中大部分内容。该书没有揭示什么真理，仅是浮光掠影地描绘事情。这本书中有一个小段落只有10行字，但很吸引我，不过我不想解释为什么我会受到吸引。作者（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安德森）在这段文字中记录了在英国下院大厅里与内务大臣进行的一次对话，当时发生了一系列无政府主义者暴行。我记得内务大臣是威廉·哈考特爵士，他很生气，而警官则连忙道歉。给我最大震动的话是哈考特爵士当时说的几句生气的俏皮话：“这些都很好。但你所说的保密，似乎就是为了使内务大臣蒙在鼓里。”这话很能反映哈考特爵士的性格特点，但传递出的信息并不多。然而，这件事中肯定有某种特殊的气氛，因为我突然感到受到了启发。于是我就做起了思维化学实验，就像学化学的学生那样，在装有无色溶液的试管中滴入点合适的试剂，然后观察结晶过程。
对我来说，最初是我的思维发生了改变，我那已经安静下来的想象力被搅动起来，一些不成熟的形式和梗概出现在我的思维里，就像那些奇怪的出乎意料的结晶体一样吸引着我的注意力。在这样的结晶现象面前，任何人都会陷入沉思——甚至对过去的沉思：南美洲，那是个太阳光暴烈，充满野蛮革命的大陆，有大片的盐湖，盐湖就像一面镜子，映衬出天空的皱眉和微笑，是世界光明的反射镜。一幅巨大城市的图像浮现出来，这是个畸形的大城市，其人口比某些大陆的人口都要多，城市内部集聚着巨大的人造威力，仿佛可以漠视天空的皱眉和微笑，世界的光明都被这座城市吞噬掉了。在这座城市里，有足够的空间讲任何故事，有足够的深度描绘任何激情，有足够多种类各异的场地放得下任何布景，有足够的黑暗埋得下5亿生灵。
我向不同的方向望去，各个方向都出现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视野。要想找到正确的方向，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似乎确实需要几年的时间……逐渐地，我在那巨大城市的背景中看到一片冉冉升起的火焰，那就是维罗克夫人热烈的母爱，这片火焰使那母爱拥有了神秘的热情，而那母爱反过来又给这片火焰染上了某种忧郁的色彩。最后，温妮·维罗克的完整故事形成了，从她的儿童时期，直至她结束生命。由于一切都还处于初始阶段，她的故事与其他部分相比很不协调，但我至少有了可以修改的基础。为此我花费了整整3天的时间。
这本书就是有关温妮·维罗克的故事，但她的故事情节有所删减，以便适应全书的需要，故事情节以荒谬残酷的格林尼治爆炸案作主要线索。这个写作任务，我不能说很辛苦，但极为困难，困难得引人入胜。我必须也要完成这项任务。这是我的一种需要。为此，我需要在温妮·维罗克夫人周围构想出一组人物，这些人物直接地或间接地与她的那个“生活经不住推敲”悲剧性的怀疑态度有关联。我个人从来不怀疑温妮·维罗克夫人故事的真实性，但她的故事必须从那座巨大城市的朦胧背景中分离出来，使之变得可信。可信不可信，我说的不是她的灵魂，而是她的身世；不是她的心理，而是她的人性。写她的身世，我的线索并不少。我必须努力地与自己的记忆保持距离，因为我早年经常夜晚孤独地在伦敦散步。我不能让这些回忆涌现出来，充斥这本书的每一页，因为当我处在严肃地表达我的思想感情的状态下，我的回忆会一幕接着一幕地浮现，这种情况在我写每行文字时都一样。从这点看，我确实认为《间谍》是一本很真诚的书。为了获得纯粹的艺术效果，我采用了讽刺的手法。即便如此，我写这些讽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我真诚地相信只有讽刺手法才能表达我的轻蔑或同情。这本书算是我写作生涯中一次小满足，因为我成功地实现了预定目标。我似乎真的把这本书从头到尾写完了。在这桩有关维罗克夫人的案子中必须要有人物，在创作本书的人物过程中，我也获得了某些小满足，因为我需要化解创造性工作必然会产生的大量的、让人难以忍受的疑问。以维罗克先生本人为例（他是个漫画人物造型），我曾经听到一个很有阅历的人说“康拉德要么与那个世界有联系，要么有极好的直觉”，因为维罗克先生“不仅在细节上可能，在本质上也是恰当的”。这话让我听了很满足。后来，一位来自美国的访客告诉我，纽约有各种各样的革命流亡者，他们觉得这本书就是一个很了解他们的人写的。这似乎是个很崇高的恭维，请想一想我的实际情况，与那位给我故事线索的无所不知的朋友相比，我与革命流亡者有比较少的联系。然而，我确信，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经几度变成极端的革命者，不过，我不认为我比他们更加信仰革命，但我心中拥有的目的性比他们要强烈，把他们一生的努力加起来也比不过我。我不觉得这是夸张。我仅仅是在专注于我做的事。我总是非常专注地写好我的每一本书。我能专注到近乎自我放纵的程度。我这样说，也不是在夸张。我别无选择，说假话让我感到厌倦。
本书中的人物，无论是守法的人，或是非法的人，都有各自的出处，也许读者已经发现了这点。这些人物都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我在这本书里并不想把他们合法化。至于我对罪犯和警察之间关系的道德评价，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至少是可以进行讨论的。
自从这本书出版以后，我一直维持着自己的态度，这一晃就是12年了。我不后悔我写了这本书。最近，外部环境发生改变，虽说这与我为这本书写注解无关，但迫使我把包裹在这个故事之外既愤怒又蔑视的文学外衣脱去，这件外衣是我几年前花费了巨大努力才给这个故事穿上的。可以说，这等于迫使我看这个故事的骨架，我承认这是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骨架。但我仍然要强调，温妮·维罗克夫人故事的惊人之处是故事充满了悲哀、疯狂、绝望的无政府主义的结局，就像我在前面所强调的那样。我不想故意侮辱人类的感情。
约瑟夫·康拉德
1920
